懷念陳可焜教授 (劉蜀永)

  年前參加中華書局的一次茶敍,洪清田博士告訴我,陳可焜教授去世了。回到家中,立即到網上去搜索,但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打電話去問畢業於廈門大學的老友陳佳榮,他說陳教授已於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逝世,廈門大學校友會發過一則簡短的訃告。陳可焜教授是香港經濟問題專家,一位極其關愛香港的知名學者。他的去世竟然在香港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在悲傷之餘,我不禁感到十分困惑與失落。  陳可焜教授是福州人,一九二八年生。一九五○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一九五二年研究生畢業。一九七九年移居香港,任香港《經濟導報》編輯、總編輯,一九九八年退休後任該報高級顧問。著有《香港經濟論叢》、《有人則成》、《香港經濟一瞥》、《港事港情》、《香港風物漫話》等。除了經濟學方面,他對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了「香港學」的概念。他在一九八四年的《港澳經濟》雜誌上,提出把「香港學」作為一門學問,對「歷史的香港、今日的香港和未來的香港」進行研究。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由北京赴香港大學參加首屆中國海關國際研討會。承蒙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楊國雄安排,由廣角鏡出版社總編輯李國強出面,在灣仔一家酒樓請我與幾位對香港素有研究的專家會晤。出席者中有梁濤先生和陳可焜教授。這是我第一次與陳教授見面。此後,每次訪港我都要去拜訪他。他也經常將有用的報刊資料剪下來寄給我。  二○○四年,嶺南大學陳坤耀校長、劉智鵬博士和我推動召開「香港地方志座談會」時,他特意前來參加,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主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經濟》一書出版時,他欣然應邀作序表示鼓勵。就在中風之後,他還曾在《明報月刊》上撰文支持香港地方志工程。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不禁感慨萬分。  目前香港進入了後佔中時期,一國兩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士,都在反思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徑。在這種背景下,紀念陳可焜教授具有特別的意義。期望有更多的學人投入香港研究,推動香港學的發展,號對脈,下對藥,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動香港社會的平穩發展貢獻各自的力量。  (作者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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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德學院與中國知識分子 (劉蜀永)

  在達德學院創辦六十五周年之際,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劉智鵬教授編著的《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以下簡稱《達德》)一書最近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香港地方志系列」叢書中的第三本專著。一所被遺忘的新型民主大學  高度商業化的香港是一個善忘的社會,很多本來不該遺忘的人和事都被遺忘,達德學院是其中之一。達德學院其實是在中國現代革命史、香港教育史以及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一所大學。《達德》一書系統介紹了該校建校緣起、教育方針與課程班制、學風、師生狀況和學校生活。  達德學院是國共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蔡廷鍇將軍別墅開辦的一所大學,實際上是香港第二所大學。該校名師薈萃。擔任行政和教學工作的有李濟深、陳其瑗、鄧初民、沈志遠、黃葯眠、陸詒、侯外廬、千家駒、許滌新、胡繩、鍾敬文、翦伯贊、杜國庠、劉思慕、張鐵生、章乃器、曾昭掄等;到校作專題講座的有喬冠華、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等。港督葛量洪曾在向英國政府提交的報告中指出,達德學院教職員的質素明顯高於香港其他教育機構的同業。  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在國共內戰的動盪年代,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竟有一批有理想、有抱負的左翼文化人士在達德學院這個近似烏托邦的教育園地,傳承弘揚「科學與民主」的五四傳統,提倡和實踐自由、民主和開放的教育理念和社會理想,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也許會有人以為這是天方夜譚,但這確實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相信讀過《達德》一書後,多數讀者會認同筆者的看法。達德師生命運令人深思  達德學院創辦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港英當局關閉,在短短兩年零四個月時間內,培育了約一千名學生。《達德》一書記述了離開校園後達德師生的曲折經歷和歷史命運。  達德學院師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過重要貢獻。約二百多名學生在華南游擊區參加戰鬥,並有十八位成為革命烈士。部分學生曾參與南方人民銀行的創辦,並隨軍進入廣州,參與接管國民黨的金融、財政、海關等部門。學院領導和教師中,李濟深、陳其瑗、沈志遠、章乃器、曾昭掄等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要職。  但是在隨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特別是在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多數達德師生卻是命運多舛。在反右派鬥爭中,原達德學院的四位系主任當中,有三位(沈志遠、黃葯眠、陸詒)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達德學院教師之中的「右派分子」還有曾昭掄、宋雲彬、章乃器、鍾敬文、費振東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鬥的,則有千家駒、司馬文森、周鋼鳴、胡繩、高天、許滌新、劉思慕等。翦伯贊、梅龔彬等則被迫害致死。許多達德學生也有類似的經歷。校友謝一鋒總結他們的命運說:解放以來,達德師生,除了極個別外,由於極「左」路線,幾乎無一不在歷次運動中,以「莫須有」罪名被整,挨批挨鬥,包括「三反」「五反」,特別是在「反右」、反地方主義和十年浩劫中,含冤九泉的,並非個別。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達德校友,特別是地處廣州、深圳、福建等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達德校友再次遇到報效國家的大好機遇,迎來了他們政治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堅持「民主治校」和「民主辦校」  《達德》一書還對離開校園後達德師生命運大起大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書中除了討論一九四九年後「左」傾路線形成的大環境外,還指出:達德學院的辦學理念強調民主教育、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種教育內容和「左」傾的國家政治思想路線產生極大的分歧。大力主張這種辦學理念的達德教師自然受到打擊。書中提到,達德學院的師生一直堅持「民主治校」和「民主辦校」的理念,且院務委員會在實踐民主的理念上得到非常滿意的效果,因此,不少達德學院的教授在後來的崗位上都堅信民主治校是理想的辦法。書中舉了黃葯眠教授的例子。他主持起草了《我們對學校領導體制問題的建議(草案初稿)》,雖然不支持「黨團退出學校」和「教授治校」的主張,但因提出「要加強黨的領導,民主治校」的建議,因而被認定是右派分子,被迫在《人民日報》進行自我檢討。  《達德》一書也分析了國家改革開放後許多達德校友能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的原因,認為這是由於改革開放的舵手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把過去在政治上極「左」的方向改正過來,國家的政治局面比以前寬鬆了,黨也調整了知識分子政策。中共中央明確肯定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  達德師生的命運令人深思。它從一個側面使人們認識到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到知識分子的命運是與國家的發展和命運密不可分的。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國家的發展就會受到窒礙;尊重和善待知識分子,國家的發展就會一日千里。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達德》一書是歷史內涵十分豐富和厚重的一本新書,值得知識階層閱讀,並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作者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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