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誠為讀者服務 (藍真)

  雖然久違,但一直記掛,鄒韜奮先生創辦的生活書店始終是出版人心中的一面旗幟,那旗上寫着:「竭誠為讀者服務」。  七月一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二樓上海廳,終見生活書店攜傳統而來,宣布重生。  這該是我國出版界的盛事,它的重生可以樹立起文化風標,負擔起社會責任。此次,我很榮幸作為生活書店的老職工代表參加慶典,在大會上發言,暢談舊事,緬懷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先生創業的艱辛事迹和竭誠為讀者服務的事例,這實在讓我感到自豪。  生活書店是鄒韜奮先生接辦《生活》周刊並成立書刊代辦部之後發展起來的,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抗日戰爭期間在全國各地發展了五十六家分店,一九三六年八月,還在香港以安生店號開設分店,後因鄒韜奮先生在香港辦的《大眾生活》停辦而停業。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在香港設分店,至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結束。同年九月,在新加坡設分店,但因為遭受國民黨政府派駐當地的監控騷擾而歇業。一九四七年,書店總管理處南遷香港,在總經理徐伯昕親自籌劃下,這家香港及海外最受注目的進步書店——生活書店香港分店於七月六日隆重開幕,直至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與在香港的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合併為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創立伊始至今,拳拳高舉「竭誠為讀者服務」的旗幟,辛勤耕耘,贏得廣大讀者的讚許。  上世紀三十年代,生活書店是韜奮先生進行政治鬥爭、文化鬥爭的堡壘,又是進步書刊出版發行的中心,韜奮先生是一位堅貞不屈的民主鬥士、傑出的新聞記者和出版家,他不僅編輯了大量進步書刊,十多年間先後出版了三十種期刊和一千二百種圖書,傳播先進文化和科學知識,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他還是竭誠為讀者服務的倡導人、實踐者,他用他的筆,他的愛心,回覆讀者來信,為他們排難解紛,分析、商討諸如升學、職業、戀愛、家庭等問題,提高讀者的思想,指導讀者前進的方向。試舉個我所知的實例:前香港《兒童報》周報創辦人劉惠瓊女士,少年時害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愛情病),寫信給韜奮先生求助,很快就收到八頁密密麻麻的親筆覆信,從而解決了煩惱。那八頁紙,她珍藏了一生。生活書店就是讀者的家  韜奮先生對於讀者來信,都認真答覆,不但從不感到麻煩,反而感到莫大樂趣,他自己說:「做編輯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讀者的來信,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討種種問題,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還說,「當時我們答覆讀者來信的熱情,不亞於寫情書,一點不馬虎,鞠躬盡瘁,寫而後已。」「韜奮精神」使周刊和書店同廣大讀者建立了密切聯繫,獲得千百萬讀者的支持、信任、愛戴。特別是青年讀者,當年有這樣的說法:「魯迅是青年人的導師,韜奮是青年人的朋友。」許多讀者把生活書店當做親人。韜奮先生曾有一段生動的敍述,他說:「他們(指讀者)每到一個地方,只知道這地方有生活書店,往往就想到『生活』;人地生疏,想到『生活』,往那裏跑;認不得路,想到『生活』,往那裏跑;找不到旅館,想起『生活』,往那裏跑;買不到船票車票,想起『生活』,往那裏跑……」生活書店就是讀者的家。  如果把生活書店和繼承它優良傳統的三聯書店,在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各種形勢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為讀者服務的事例,編成一本書,合當叫做「竭誠為讀者服務的故事」。  走筆至此,驀然想起新知書店前輩徐老雪寒曾在一篇悼念韜奮先生的文章裏寫過兩句詩:「為雪國仇身先去,收拾山河待後生。」就讓我與重生的生活書店的同事們共勉:「竭誠為讀者服務」!  (作者是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名譽董事長、資深出版人。另參見頁一一三「文化網絡」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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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閃耀的光亮  「持恆函授學校」與「生活書店」 (藍 真)

  講起香港出版界六十多年來的一些往事,就不能不提起「生活書店」創辦的「持恆函授學校」。  「持恆函授學校」(簡稱「持恆」)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在香港誕生,是當時在中共工委指導下,由「生活書店」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創建的二線教育機構。執教的導師均是知名學者。辦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提高海內外地區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校址設在北角英皇道四八九號四樓。  「持恆」最高領導機構校務委員會由當時「生活書店」總經理徐伯昕、名教育家孫起孟、哲學家胡繩、經濟學家沈志遠、婦女活動家胡耐秋組成。徐伯昕擔任校委會主任,孫起孟擔任校長。職員有溫知新、張佩蘭、黃壁、鄭新、陳嘉耀、藍真。「持恆求真,精進不懈」  「持恆」主要奠基人徐伯昕,當時負責「生活書店」繁重工作之餘,又為「持恆」傾注了大量心血,如籌借辦費、租賃校舍、聘請導師、釐訂計劃、刊登廣告……,事無大小,都落在他身上。居功至偉,令人難忘。  校名原為貫徹「生活書店」創辦人鄒韜奮為自學青年服務的遺志,擬取名「韜奮函授學校」,後來考慮到這個名字太響,不利內地(國民黨統治區)青年參加學習,故定名為「持恆函授學校」。寓「持恆求真,精進不懈」之意,也是「持恆」的校訓。  「持恆」是一所新型的函授學校,分設專修部和中學部。專修部設哲學概念、社會科學、經濟學原理、文學作品選讀與習作、中國通史、現代國際關係、中國經濟問題、會計學等課程,分別由胡繩、曹伯韓、沈志遠、邵荃麟、葛琴、宋雲彬、張鐵生、狄超白、鮑錦逵等名學者任教。中學部設國文、英文、數學、常識,分別由孟超、吳全衡、戴依南、徐舜英、方華、吳立民等擔任教師。  各科教材,由學校自編,哲學、社會科學、國際關係等科,都結合社會的現實問題,講唯物辯證法,講國內外形勢,講經濟情況;文學作品則選讀現代名家名作。提倡學習結合實際,學以致用,學習的目的不僅在於認識世界,還要改造世界。  教學方法,是由任課教師根據一周內的教學內容編《學習指導》提示要點,布置作業,學生照《學習指導》學習,通訊研究,按時寄交作業,經教師批改後發還。僅通訊一項,教師就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除函授外,校方還為香港學生舉辦各種講座,邀請郭沫若、胡愈之、胡繩、鄧初民、喬冠華、張鐵生等著名學者專家主講,如張鐵生講「西歐聯合」、胡繩講「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反帝反封建」、鄧初民講「新政協」、喬冠華講「三大戰役前的國內形勢」、孫起孟講「青年修養」等。  「持恆」日常的校務十分繁重,人手很少,事務繁多,職工自覺地加班加點,日以繼夜忘我工作,視之為尋常事。校方經濟奇缺,職工工資極低,內部的管理及各項制度與「生活書店」相同。每人每月交十五元伙食費,在校住宿,其他一切費用全免,類似供給制。學校二位主任胡耐秋和程浩飛,也只領取原「生活書店」職級的工資的一半。生活條件雖苦,但大家團結齊心,愉快、堅定地貫徹「竭誠為讀者服務」和「團結就是力量」的韜奮精神。忍痛宣布停辦  一年來先後參加「持恆」學習的學生總人數共達二千七百餘人,學生分布地區廣闊,除香港、澳門、廣州外,還遍布海內外各地,北起瀋陽、天津、北京、上海;南至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緬甸;東到台灣、日本;西及重慶、貴州、太原;遠至美國、英國、加拿大……,影響深遠,但令人遺憾的是,開辦不到一年,財政上虧損纍纍,即使開展愛校捐助也無濟於事,難以維持下去。而國民黨當局對香港寄發內地的講義、書刊嚴格檢查,留難扣壓,學生被警告、被傳訊、被拘捕的事不斷發生。再加上執教的先進學者專家,陸續奔赴解放區工作,於是「持恆函授學校」不得不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忍痛宣布停辦。  停辦後,香港學友翟暖暉、藍真、張永年、陸正誼、許顯、包孝均、邱國忠等集資租用九龍廣東道六一九號六樓,於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持恆之家」,推選翟暖暉為「家長」,並繼續出版《持恆學友》月刊,學習政治和文化,舉辦各項文娛活動,廣泛團結當地學友,招待迎送海外學友,支援各項愛國事業。「持恆之家」歡送一批批學友回國參加粵桂邊縱和東縱教導營,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同時又支持一批批學友參加當地的文化工作,建立出版社、開辦書店、出版刊物等。不少學友參加了「生活書店」和「三聯書店」,長期從事出版活動,弘揚中華文化,成為真正的出版人,為香港出版事業的拓荒、耕耘、發展努力不懈。  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持恆函授學校」辦學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也鮮為人知,但在匆匆而過的歷史上留下一點閃耀的亮光,在「生活書店」、「三聯書店」的店史上,也寫下了一頁令人難忘的篇章。  二○一二年七月十日  (作者是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名譽董事長、資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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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公和三聯書店的友情 (藍真)

  前兩天收到北京三聯書店前老總小董(董秀玉)有關苗公(黃苗子)西行的三份材料:《黃苗子簡介》、《黃苗子遺囑》、《致各界朋友》,遺囑是八十年代初寫的,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提出兩個「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堅決反對在我死後開什麼追悼會、座談會,更不許宣讀經過上級逐層批審和家屬逐字爭執,仍然言過其實或言不及其實的叫做什麼「悼詞」。否則,引用鄭板橋的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憑藉我這個已經無從抗議的魂靈去偽裝這個活人頭上的光環,那麼仍然引用鄭板橋的那句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苗公的孩子謹遵《遺囑》,不舉辦任何追悼活動,不留骨灰、不設靈堂,讓他飄然西行,去和愛妻和朋友聚會了。  苗公是我敬愛的師友,為了給他送行,引用趙樸初老的遺詩給苗公三個兒子匆匆發去唁電——「百歲苗公,飄然西行,明月清風,何勞尋覓?生也欣然,死也無憾,謹請節哀。」我認為樸初老和他的為人都純真豁達,心境相通。  苗公是美術史家、藝術評論家、漫畫家、書法家,眾人皆知,這方面我也說不好,但他與三聯書店的友誼,我是不會遺忘的。  苗公大哥祖芬,是前中華中學校長,香港有名的教育家,也是三聯的好友。苗公原名祖耀,小名「貓仔」,後除掉偏旁,而成「苗子」,這名字響了幾十年。  一九三二年「八一三」時,他偷偷離家到上海參加抗日活動,首次畫了兩幅抗日漫畫投稿給鄒韜奮先生主辦、在中國名氣最大、銷數最多的《生活週刊》,韜奮先生發表了漫畫,並鼓勵他繼續投稿。韜奮先生關愛默默無聞的小青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後就成為生活書店親密的讀者和朋友。他曾回憶說:「生活書店的書刊,是推動我思想進步的階梯。」很多年後他在《三聯書店的朋友》一文中寫道:  真正成為三聯的朋友,應該是從一九八○年開始的,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第一次到香港,住在香港三聯書店的紅磡的招待所,並經常與當時香港三聯書店的老闆藍真交流,談文化,談國家情況,談香港歷史掌故。我在香港的朋友很多,經常受到邀請參加一些活動,因為長期往來,藍真便給我一個香港三聯書店的高級顧問的聘書。說起來慚愧,沒有給三聯作出什麼貢獻,白白掛了近十年的名頭,但藍真夫婦,成為郁風和我的好友,長期互相通問往來。  其實,苗公所說的「白白掛了近十年的名頭」是自謙,不說別的,他交遊廣、朋友多,在那段日子裏,就帶我認識了眾多大陸、港、台好朋友,特別是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壯大了三聯書店的作者隊伍。恰好這時,北京三聯書店老總范用來港公幹,我介紹他倆認識。書癡相會,一見如故,結成好友。一九七九年四月,三聯書店的《讀書》月刊創刊,它是改革開放後在思想領域裏一個標準的誕生物,聚集了當時大陸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參與其事,「讀書無禁區」的號角衝破長期的精神世界禁錮。范用、陳翰伯、陳原是《讀書》的創辦人,苗公自然也是其中的參與者和作家。  范用退休後接任的沈昌文,也是個極喜歡朋友的三聯老總。苗公是位中上賓,交往頻密,苗公說:「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想見一面不容易,就在他那麼吆五喝六,安排一番,老朋友敍餐一頓,真是一大快事。」中韓未建交率先辦書畫展  一九八九年,董秀玉來港出任香港三聯老總,也是苗公的好友。他第一本在三聯書店出版的作品《無夢庵流水帳》,就是小董在港安排的。小董的強幹、婉媚甚得他夫婦喜愛,郁大姐曾向我讚賞:「小董似乎沒有什麼辦不了的事情。」確實如此。從大陸派來香港的「表嬸」(從前一些人對大陸外派的女幹部的貶詞),帶着三聯書店喜交朋友的好傳統,居然在香港乃至台灣、韓國、日本各地廣交友朋,打開一片新天地。例如她在中韓尚未建交的情況下,通過韓國漢城金明壕教授開辦的「韓國三聯書店」(金教授極喜中國三聯書店的出版物和經營作風而給自己的書店起名),為苗公夫婦舉辦書畫展。苗公夫婦應邀主持開幕儀式。這是中國第一次在韓國舉辦書畫展,打開了中韓漢學家和書法家的溝通往來。  苗公曾和我談起三聯的人和事,稱讚三聯人有「敬業」精神,還說不只「敬業」,更感一個「誠」字,而且是「竭誠」,這是苗公對三聯人的鼓勵,「竭誠為讀者服務」,是三聯創辦人韜奮先生提出的店旨,「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作為三聯人,應自警、自省、自勵。  去年六月初,我們夫婦到北京探訪老友,第一件事,就是由小董和大剛(苗公小兒子,現在北京三聯書店任編輯)陪伴到朝陽醫院探病。這時苗公每周要洗腎二次,每次四個鐘頭,九十八歲的病人,可還是那麼幽默樂觀坐在沙發上海闊天空和我們暢談兩個小時。二○一二年秋天是生活書店成立八十周年,我說希望到時給苗公推輪椅,一同前往參加深具歷史性的慶典。苗公緊緊握着我的手說:「就這樣定了!……」現在苗公走了,無法踐約,但苗公和三聯人深厚的友誼是不會失去而是永存的。那天,他還給我們夫婦寫了一幅字作為紀念:   地球很大,萬里不隔。  喜藍公遠道來訪書此留念。  這幅字,是他寫給我最後的墨寶,可能也是他留在人間最後的墨寶。  臨別時,明亮寬敞的病房外,斜陽遍地,楊柳依依。  (作者是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名譽董事長、資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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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叔交往的日子 (藍 真)

  司徒華先生生前描述與藍真先生交往:「好些老愛國,未以我被謾罵『漢奸、走狗、賣國賊』為嫌,彼此毫無芥蒂,我很心領。」二人結識於二〇〇一年,時在泳池相遇,坦誠交談,互贈書刊,並有書信往來直抒胸臆。藍先生並把司徒華先生書信手迹交本刊,我們挑選四封,鄭重刊出。淋漓墨瀋在,故人意纏綿。——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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