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傳》出版感言 (鄭海麟)

為祖國做些有意義的事   拙作《黃遵憲傳》終在去年七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這本五百多頁、四十萬言的歷史人物思想傳記,斷斷續續花了我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  記得一九八○年代初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就讀,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黃遵憲思想研究》,屬於一般性的思想傳記。進入研究生時代,我轉到暨南大學歷史系跟隨朱傑勤教授從事中外關係史的學習與研究,而黃遵憲恰好又是中日關係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於是,傑勤老師指導我做博士論文時,要求我就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做深入的研究。因此,我的博士論文選題為《黃遵憲〈日本國志〉研究》。這一專題性的研究,與本科時寫的一般性思想傳記綜合在一起,加工後便成了一九八八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一書,學術界認為猶屬差強人意。筆者當時也想,自己對黃遵憲的研究應該告一段落了,畢竟前前後後也做了近十年時間了。之後,我選擇了海外遊學之路,決心追循黃遵憲的足迹,東渡扶桑,遊美加,過澳洲,下南洋。在遊學東西洋近二十年中,對黃遵憲的情懷一直「剪不斷,理還亂」。特別是在孕育黃遵憲變法改革思想成熟的日本,發現了不少在國內求學時沒有見過的新材料。其間,我與東京大學博士生、黃遵憲研究者張偉雄共同編校出版了《黃遵憲文集》,由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年代中期,我由日本移居加拿大,其間爆發了「第二波保衛釣魚台運動」,刺激了我研究釣魚台問題的責任心,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寫成《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一書,於一九九八年八月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熱情的詩人有謂「健筆雄於十萬師」者,認為以「文章報國」,傳承了黃遵憲的愛國主義精神,可堪告慰的是,自己身居海外,畢竟也能為祖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見識廣博的時代先覺者   黃遵憲是一位閱歷豐富、見識廣博且勤於動筆的時代先覺者,他集詩人、外交家、政治家和史學家於一身,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和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他的詩被後人廣泛傳頌和徵引;他的《日本國志》是近代中國人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明治維新的劃時代著作,海內外都有不少人將黃遵憲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然而,我最推崇的還是黃遵憲對梁啟超說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國」這句話,它反映出黃氏過人的思想見解和超前的歷史意識。一百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黃遵憲說的這句話仍不失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他的理想依然是我們這代人乃至下一代人仍需努力的目標。近讀金觀濤、劉青峰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號),文中提到近代「民主」、「民權」概念傳入中國始末,謂「『民主』也就是用來形容相應的政治制度,而那些由民選決定其元首的國家則被簡稱為民主國」。金、劉的文章還指出:根據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研究,「民主國」一詞最早出現在一八六四年由丁韙良(W. A. P. Martin)主譯、總理衙門出版的《萬國公法》一書,該書中「民主國」的原意為「共和」。可見「民主」與「民主國」並非同一概念。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   黃遵憲在未出國門(一八七七年前)時接觸過《萬國公法》,到日本後(一八七九—八○年),「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  黃遵憲這裏說的「民主國」,即為「共和」之意,也就是指由民選決定其元首的國家。可見黃遵憲的「共和」思想萌發得很早。儘管他到美國後,親眼見到美國的民選總統過程造成「大則釀禍亂,小亦成擊刺。尋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四《紀事》),於是認為「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並且對梁啟超說:「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今未改。」(一九○四年八月十四日《致梁啟超書》)但是,到了生命臨終之際,黃遵憲又對梁啟超說,「今日當道實既絕望,吾輩終不能視死不救。」提出應當避革命之名而行其實(見一九○五年二月廿一日《致梁啟超書》),明顯地具有同情排滿革命,追慕民主共和的傾向。在他臨終前寫的《病中紀夢述寄梁任公》詩中便有,「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之句。表明黃遵憲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革命派提出的二十世紀當廢帝制而行共和的主張有所接受,思想又還原到日本時期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國」。不久,黃遵憲便撒手人寰,在一九○五年二月廿三日終結了他的波瀾萬丈的生涯。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人境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人類社會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這兩句詩可以說是黃遵憲對他一生努力追求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理念的最佳注腳,也是這位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的政治改革家在上世紀之交留下的絕響。一百年過去了,我們這一代人能不加倍努力嗎?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