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霍英東走了,李嘉誠跑了」說起:霍英東十周年祭 (何博傳)

高爾基曾在一個地方說過:「人的生命短得可笑。」 其實,一代人的命運亦如此。「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霍英東走了。想起霍英東和他的時代,確實太短了。令人特別感慨的是,正如大詩人海涅所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與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這個世界的歷史。」不過,生逢在兩個世界夾縫中的霍英東,其墓碑下,卻有這個世界兩部不同的歷史:香港資本主義世界崛起的創業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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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儒丐的《梅蘭芳》 (何華)

最近迷上了晚清、民初作家穆儒丐。穆儒丐是滿族旗人,但他更是奇人。他並不姓穆,穆來自他的名——穆都哩,在滿語裏是「龍」或「辰」之意,所以他自號「辰公」。儒丐,也是他的號,取「九儒十丐」之意,是自況,也有自嘲的意味。他曾留日六年,翻譯過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晚年,改名寧裕之。北京的好友知道我喜歡戲曲,向我推薦他寫的小說《梅蘭芳》,關於梅蘭芳的書層出不窮,我即使沒認真看過,也略知一二,倒是從未聽說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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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下,說自處 (何懷碩)

前幾天那個下午,剛剛有一點疏爽的秋意,多年沒聯絡的老友忽來電話,一時之間興奮得談個沒完。他對時局、人生深有憂慮。我說一切都來自價值崩壞。有兩個因素造成價值崩壞:商業化與大眾化。這一切歸因於近代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擴張的結果。你的憂慮不是你一個人的,乃是全球性的。世界早已一步步在劣化。我對世界非常失望,包括物質的地球,快不適人類生存了;也包括心靈的世界。一切有價值的,美好的東西都一一被摧毀,被虛無、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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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余英時先生講座  ——「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及「新亞書院與中國人文研究」 (何碧琪)

  二○一四年,是中國人文研究領域值得紀念的日子,也是回顧與展望的時刻。九月份,分別在台北及香港舉行了兩場余英時先生的重要演講,九月十九日是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獎人講座,題目是「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另一場是九月二十七日新亞書院六十五周年學術講座,講題為「新 亞書院與中國人文研究」,以視像直播由美國傳送至香港。兩次演講都座無虛席,當初錢穆先生等蓽路藍縷延續中國文化的生命,至今已果實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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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心路中的公義、關懷與承擔 (何懷碩)

  劉曉波因言論遭判刑與艾未未「被失蹤」事件,全球中文報刊多有報道。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應被「國家」隨便剝奪,是今日普世的共識。大國崛起,若只在經濟方面,而「國強民弱」,公民無思想言論之自由,則「人民共和國」仍須努力才能名實相符。  余杰《我盼望早日與艾未未自由辯論》一文(《明報月刊》五月號)表明支持艾未未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表明不喜歡艾未未的作風和他的「藝術作品」。啟蒙運動大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拼死也要維護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余杰不含糊的做到了。余杰與劉曉波反對以暴易暴的民椊主義。余杰批評艾青「以私誼取代公義」(引述白樺批判艾青「人格分裂」),遭到艾未未辱罵。所謂「知識分子」,除了正氣與率真、熱誠與敢言之外,還應有其他重要的品質。  在台灣「戒嚴時期」之末,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的空氣高漲之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丁邦新所長在《聯合報》發表了《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一文(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四月二十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與之抗衡。當時海內外各報刊有不少回應文章,形成一個「筆戰」。兩個月後台北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部分文章編輯而成《一些中國人的想法》一書。我當時批評丁邦新的心態是「以私恩取代公義」。一個受到「黨國」栽培的流亡學生,學而有成,感恩圖報。看到社會有批評政府的言論,寫文為政府說項,批評國民「訓政」不足,不足以享民主「憲政」。回想二十多年前那場筆戰,可知高級知識人亦不乏以私情取代公義的謬誤。  在艾未未「被失蹤」之前半年,我因應杭州中國美院之邀參加「林風眠誕辰一一〇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外寫了《林風眠與其成為名畫家的學生——中國美術今日與明日的思考》一文,發表於《明報月刊》今年一月號。文中有一段﹕「時代潮流主宰藝術的價值判斷,藝術家喪失獨立自主的判斷力而不自知。這是當代藝術界可悲的事。更可悲的是藝術界極少有覺悟或有抗逆當代荒謬潮流的勇氣與能力。許多人樂充新潮先鋒,當然也有人因依附潮流而名利兼得。典型的例子如已故名詩人之子,一方面是人權運動的勇者,一方面卻是充當西方後殖民文化的旗手而不自知。何其令人扼腕!」我不直書其名,因為基本上我對維護人權的勇者有敬意。  但是,我們對藝術家身份的知識分子為中國社會的公義發聲,表達支持與讚美;而對其藝術的良窳(非指其藝術成就的優劣,指其對中國藝術發展方向影響的良窳),我們也不能不加檢討。這才是理性和正確的態度。  二十多年來中國的藝術「新潮」,以西方的前衛藝術馬首是瞻,造成追隨、模倣、抄襲西方當代藝術的狂潮,以為那就是「國際性、世界性、全球化」的大道,就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正途。艾未未現在成為西方前衛藝術的新教主。而且因勇敢參加維權運動,更加聲名大噪。艾未未整理川震死難學生的名字和生日,在每個孩子的生日到來的時候,便將孩子的資料發布在推特上。「劉曉波說,這也許是艾未未最好的一件行為藝術作品。」(見上舉余杰文)西方當代藝術有所謂「行為藝術」、「觀念藝術」、「身體藝術」、「裝置藝術」等。中國藝術家把它當「令箭」,亦步亦趨,奉為圭臬。四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刊登艾未未在網絡發布一件「行為藝術作品」,稱為《一虎八奶圖》,是一張艾未未(一虎)與四個女子(八奶)全裸照片。這種「藝術家」,能因「維權」受到讚許,就連他的「藝術作品」也跟着「得道升天」,應該贏得讚美嗎?  這不能不使我想到過去一切都以「蘇聯老大哥」為宗師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都向蘇聯看齊。留學生以留蘇為首選,俄文為第一外語;繪畫也以蘇式油畫為範式。現在則棄蘇就美。艾未未曾「混迹紐約十二年」,其公寓「為許多中國未來藝術家在美國的中轉站」(見《明報月刊》五月號「艾未未簡介」)。這不禁使人猛省﹕為什麼中國新潮畫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多依附一時之霸權,所謂「強勢文化」,不是蘇聯,便是美國?真正的藝術家對外來之藝術文化,不是有批判的吸收,並創造出現代的中國藝術,卻是不管思想觀念、流派名稱、工具材料到表現形式,一概從西方全盤照搬,以與文化霸權「接軌」為達成中國藝術「世界性、國際化」之目標。這種毫無獨立主體性、西式的「前衛藝術」,豈不是如假包換的自我殖民化的藝術?與大國崛起的願景,是何等巨大的落差?  民族的生存發展依恃武力與經濟不可長久,文化的維護、發揚與不斷有新的創造,才是不可動搖的根基。  恐怖攻擊的產生,根本上是文化的衝突。歐美近世對異文化的霸據,在軍事的侵略和經濟的掠奪之外,文化的擴張,尤其是二戰之後,美國文化主宰全球的野心,以各種力量使全球「美國化」,來鞏固其霸主的地位,達到操控全球的目的。對異文化的輕視、敵視、壓迫、排擠、滲透、蠱惑與腐化,使回教文化各民族出現生存的危機。世界強權若不能自我反省,尊重而平等對待非我族文化,暴力報復將無止境。但希望強權反省遷善與希望恐怖攻擊放下屠刀,一樣困難。  假如中國的崛起,他日成為超強,但因為沒能維護傳統、創造新文化,而一味承襲西方現代文化,即使崛起也是枉然,因為只不過是一個西方式的中國。藝術是文化最高的象徵。二三十年來西方當代藝術駸駸焉成為中青年一代最「紅火」的潮流。不僅全盤「橫的移植」,在本土稱雄,而且衝擊了傳統一脈相承的本土文化,相當程度地扭曲、異質化與阻遏了中國藝術文化應然的發展方向。這是令人深深憂慮的極廣遠的問題。  我與大家一樣支持劉曉波、艾未未發展言論的自由,欽佩他們爭自由的勇氣與熱誠;但我覺得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生命的承繼發揚,還應有一份深切的關懷與承擔。寫此小文拳拳之意在此。我相信民主自由不可遏阻,必會逐漸實現;而中國文化若異質化,其深遠的悲劇,將如臭氧層的破裂,永遠難以補回。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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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風眠與其成為名畫家的學生  中國美術今日與明日的思考 (何懷碩)

  期望當代美術研究者,以林風眠等第一代與第二代學生的藝術差異為論題,深入比較研究,必能對中國美術過去的理解、今日的反省與未來的前瞻有貢獻。……西方自居世界先進的主流文化,以「世界性」、「全球化」的口號來迷惑、同化非西方文化。願向其輸誠者或臣服者,給予獎賞、晉封、加冕、鼓勵。設獎項、辦雙年展、邀請展、設策展人等,一切以虛妄的「世界性」為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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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義」 (何尚斌)

  閱《明報月刊》,二○○八年十二月號許家屯的「社、資演變統一論」,二○○九年一月號尹振環的《毛澤東的皇權專制主義》,還有沈衛威的《胡適思想的力量》,很有味道。  主義,是一種理念的設計,要以實踐加以檢驗,需要時間。真理,確實來之不易啊。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推進」,實際上講的是相對真理與認識的「飛躍」概念。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調整」與「演變」,看來是必然趨勢和規律。  三篇文章中,對毛澤東的思想基礎的剖析很透徹。但對毛的迷信、只有在中國這一塊土壤裏才能植根。因此,中國只能改變「土質」,才能杜絕愚昧。胡適的「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就是實事求是,科學就是講實事求是。只有大量的實事才能驗證真理,而不是為了「真理」而去「尋找實事」,毛澤東的「厚古薄今」就是一例。嚴格來講,他研究科學的方法是錯誤的。他缺乏馬克思的學者風範,「資本論」是馬克思學說之中的成功例子。許家屯的「演變中的統一」是事實,至於未來是否達至「統一」,有這個歷史發展的趨向,但需要時間驗證。  胡錦濤講「科學發展觀」,方向是對的,但每一項具體的步驟需要驗證。中國有了發展的啟動力,尚缺對權力運行的制衡力,但目前採取的制衡力是自我制衡的方法而命名為「中國特色」,我認為不宜斷然否定,而要經時間的檢驗,再來一個三十年,看看怎樣再下論斷。  二十一世紀是「主義」驗證的時代,而不是「輸出」或「強者至上」的時代。  (作者是本刊香港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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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並未禁止使用方言? (何友齊)

  容若先生在《排斥方言錯在何處?》(《明報月刊》二○○八年二月號)一文中說:「發達國家一般是民主國家,並無以強迫手段推行國語的事。以美國為例,更無所謂國語(英語只是通用語言,在法律上不能「統一」其他語言;反而州有州語,如路易斯安那州,以法語為州語)。」  路易斯安那以法語為州語的說法,不知有何依據?據我所知,路州並無法定官方語言,而日常通用的則是英語,根本不見法語的影子。州法中有關段落( ‘Louisiana’s Revised Statutes’ 43:204)僅說:有關法律程序的通告,應使用英語(shall be mad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可附以法語副本(may in addition be duplica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我十幾年前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讀語言學哲學博士學位期間,曾擔任本科學生的法語課程。其中不少是本州法裔學生,他們已有兩代以上不會說法語,除了法國姓氏,與一般美國學生毫無區別。原本以說法語居民佔優勢的州,已成為以說英語為絕對多數的州了。  路州法裔多為一七五五至一七六二年間遭英人排斥放逐的加拿大阿卡迪亞(Acadia)難民後裔,Cajun的稱呼即來自Acadian的諧音。美國獨立並買下路州以後,曾於十九世紀中葉和二十世紀一戰前後數度禁止法裔在公眾場合使用法語。說法語的學生在學校受到教師和同學責罰、侮辱、嘲弄。在家中父母也不再和子女說法語。二戰以後禁令不再,然而法裔已失去以法語為母語的傳統。  相形之下,大陸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並未禁止使用方言,更無消滅方言之意。各地方言一直廣泛自由使用,地方電台的地方話廣播和地方戲曲劇團也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反過來說,港、澳居民如今自動學習使用普通話,不正說明了普通話的用處?就連容先生也沒有用粵語來寫專欄文章,否則讀者豈不會少得多?容若回應   一、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面積十二萬多平方公里,居民(不論白人、黑人),世代使用法語,自一八一二年成為美國一州後,居民不斷被迫以英語取代法語在該州的官方語言地位,但他們不斷反抗,終於在一九六八年,州議會通過恢復法語在州內的官方語言地位,至今四十年。如果說路州「根本不見法國語的影子」,簡直發白日夢。這就等如說香港「根本不見粵語的影子」。該州何時變天?倒要請教何友齊先生指出具體日期。事實上,我寫路州一事已有多次,拙文備見各報,也曾為美國報紙轉載,幾十年來未見有人質疑。何先生是第一次。  二、大陸禁止方言,自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中共執政後,都有大量文獻可資參考。一九八六年趙紫陽當政時,才廢止這種政策,不過未能公然廢止,只是隱隱約約叫停,但這個「政策」從此名存實亡。關於這方面,我也寫過不少文章,僅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過不下十篇,不知何先生何以隻字不提?十年前,拙著《文學基本功》也略有說過,也是十幾年來,從未有人質疑。何先生也是第一次。我相信國人不會忘記中共禁止方言教學、禁止研究方言的書刊出版這些舊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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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宗--人生小語

在月色昏暗的缺夕,上弦靜默地把澎湃的心濤擺平,當我們還在欣賞皓亮滿月,可憾,下弦正悄悄蠶食高漲的情潮。別氣餒!新月已經近了。我們要常常感謝上蒼:因為星星永遠在浩瀚的天空閃耀,回頭一看,得到的恩典超出所想所求。天雖不常藍,人生的道路也時有彎曲,但我信愛是恆久,一鱗半爪的愛,匯集成為力量,往往會創出奇迹。只要常懷感激,遇上行善的機遇,便不吝伸出援手,定可喜樂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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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仁--人生小語

想像力  每天路過的一所幼稚園,校牆外總掛上一兩幅諺語警句,經常更換。一次,竟然是愛因斯坦的名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我第一回看見,納悶不已,這是小孩子懂得的道理麼?但多看兩回,也就明白辦學者的苦心。香港這些年來的教育,改了又改,急功近利,一副做買賣的脾性。從幼稚園開始講想像,這是因為我們生活的是一個失去耐性、越來越沒有想像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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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見懷鄉愛國心  在希望中懷念霍英東 (何博傳)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得助於外來的巨大推動,尤其得助於以香港為主的華商。霍英東是這股外來推動力最重要的代表,他參與內地事務的時間最長、關係最廣、影響最深。對希望的希望  霍英東近二十幾年來的思想路線說來簡單明白,那就是他常說的話:「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希望。」雖然這句話人人的理解都不同,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期望於此、思念於此、行動於此。  中國改革開放之日,適值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之時,珠江三角洲又處於經濟空前活躍的東亞新月地帶的中心,霍英東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深層聯繫。他說:「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裏,我希望盡我所能,為社會做些實事。」  這就是他對希望的希望:「做些實事」。於是他毅然放下香港業務,選擇一個新目標。正是這個希望,伴隨他走到生命的終點。一士固難求  這位曾因戰亂和貧困而被迫轉學的知名人士,踏入社會後便飽經坎坷,或當苦力,或做店員,或探海,或擺船,風險浪惡,歷盡艱辛,卻總不忘學校生活的一頁。他信奉先賢的哲思:「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他認為歷史上的民族精英,都從興旺發達的官學、書院、私塾中走出來。可惜到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教育要拖現代化的後腿。」霍英東只好著手在這方面做一點實事。  正是帶著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使命感,多年來,他為振興中國教育事業和培育後繼人才,在各地奔走呼喚,鼎力運籌,先後多次撥出鉅款,設立各種全國性或地區性的教育基金和獎學金,支持建設現代水準的學生體育訓練基地與運動場館,優良的教學樓、圖書館、新宿舍,設備先進的研究中心與各類學術研究機構,全新的旅遊培訓中心,並直接組織、策劃、操辦各種具體的培訓、研討、交流與訪問活動。  在霍英東基金會、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的工作之外,他還發起組織培華基金會(與李兆基等合作)和銘源基金會。前者以香港為基地,到目前已培訓出散布全國城鎮與邊遠山區的一萬三千多名內地州縣級、處局級以上幹部。以我所見,這批幹部對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絕不在當年由容閎牽頭的一百多名留美學童對當時的影響之下,只可惜至今並無系統研究。後者以五嶺粵贛湘紅三角為基地,建成四十六所包括擁有兩所學院、十所中學在內的希望學校,並連續十幾年在此地區親自組織學生參加體育、文學、藝術比賽,年年看到進步。僅韶關地區每年就有六十多萬學生參加「英東杯」比賽活動,每到年終決賽,霍英東總是親臨現場,與當地師生全情投入。慮及教師和家長,對一代山區人的影響,難以計量。  在中國急需培育人才而在教育方面又碰到重大困難時,在全民族均需對教育有一個全新認識、更需盡早提高整體文化素質以應對全球挑戰時,在大批學童失學、教師棄教、全民為中國教育事業的前途感到深深憂慮時,霍英東不僅先後撥出十六億港元鉅款,而且以其熱情和耐心,在中國發起一系列振興文化教育的行動,舉國注目。其影響範圍遍及內外﹕從高層決策者到莘莘學子;從發明創造名家到還在襁褓中的幼兒;從貧困山區窮孩子到大洋彼岸華裔精英。無論是實際影響,還是潛在的歷史意義,霍英東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對振興中國教育所做推動工作有口皆碑。直到去年,他還帶著重病之身,親臨香港科技大學,撥出八億港元與科大合作在南沙建研究院,著力培育內地人才。強國必須強身  霍英東對強身健體與振興國運的關係,有深切體會。他說:「強國必須強身。我希望中國成為體育強國。」他又談到了希望。為此,霍英東先後投入十幾億港元支持體育活動。  他認為「運動是生命的保險」,自己於籃球、排球、足球、網球、乒乓球、高爾夫球以及慢跑、賽車、騎馬、游泳、健身等無所不好。他有體育天賦,曾在香港甲組足球隊當主力中鋒。在足球場上獲得「波王東」美譽的同年,霍英東執拍學打網球,隨之又連續六屆奪得全港網球公開賽雙打冠軍寶座,其間還作為第一位中國人參加了英國溫布頓元老網球賽。在高爾夫球場上,他曾有一桿入洞記錄。他說:「我的成長,全靠奮鬥精神和堅持運動。」  早在一九七○年代初,霍英東便排除種種阻力,全力策動恢復中國在國際體壇中合法地位的工作。幾經艱難,這項工作不僅取得了圓滿結果,還開創了解決體壇國際爭端的一種協商、合作、以和為貴的重要方式。霍英東亦由此獲得「中國民間體育大使」稱號,並在我國贏得二○○八年奧運舉辦權作出重大貢獻。正如原國家體委顧問榮高棠所說,霍英東「對祖國體育事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令人難以忘懷!」萬頃良田一斗米  霍英東曾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過名言:「萬頃良田一斗米,千間大廈半張床。我的胃納還算不錯,自問一頓飯也吃不下一斗米。財富來自社會,也應該回饋社會。」  一九七八年他首次回內地尋根問祖,之後便對家國故園夢縈難斷。他頻頻回內地考察,並決心要振興地區經濟,造福民眾。為此,霍英東在中山、廣州、番禺一帶開始,投入巨大財富,從經濟到社會,從文學到藝術,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科學,從海內到海外,帶頭發動、策劃、組織與實施一系列公益事業﹕開賓館,捐校舍,設基金,贈醫院,建場館,修渡頭,開港口,造船廠,鋪橋架路、挖土填方,築堤起壩……同時又支持研究中心、文學藝術協會以及各種文化、宗教、婦女、行政事務機構活動,從各個方面,公益社會,奉獻民生。  霍英東對各項善舉,更非一捐了事,而是抱著學習、鍛練態度,事必躬親,傾心興辦。為使事情獲得最好效果並取得經驗,他不惜嘔心瀝血,竭智盡力,更多次公開聲明:「我本人不在內地做生意,內地的利潤,基金會一塊錢也不取!投資、捐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國家興旺,民族富強。」  最有戲劇性的公益捐贈是鍾南山院士主持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英東重症監護醫學中心。中心二○○二年月十二月十八日落成,當時為全國最先進的同類中心,霍英東親自去剪綵。四天之後,「非典」劫難悄然突襲。中心接收了全國首位「非典」患者,隨後在驚心動魄的抗擊「非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中心專收危重病人,治癒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為全國之最。中心既救治了許多寶貴的生命,也成就了鍾南山的英名。霍英東為抗擊「非典」,先後損出近五千萬港元。  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曾有條幅書贈霍英東:「嘉樹長垂百畝蔭,育材從古勝贏金;杜陵廣廈崢嶸際,最見懷鄉愛國心。」霍英東對家國故園,對社會公益的貢獻,功高益世,情動天下。改革開放之光  霍英東最大的熱情,傾注在改革開放事業之中。  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傳出了改革開放資訊的第二天,霍英東就著手籌劃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專案。在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困難多多,風險極大的情況下動手,兩年之後的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第一個中外合資項目、被楊尚昆主席譽為「改革開放之光」的中山溫泉賓館便開業了。鄧小平第一次肯定經濟特區的成功,並說:「不走回頭路」,就是在這裏會見霍英東之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了震動全球的風波,國際間對中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霍英東再度把風險置諸腦後,六月九日,南沙新城建設,按原計劃正式動工。  霍英東基金會捐贈、支持的專案,涉及二十八個各類大型體育場館與二十多個有關體育運動的基金、獎金、組織等機構,十五家各類高級醫院及有關的醫學研究機構,八家高級賓館,十二座大橋,四條主幹公路,大量各類文化藝術和社會公益,以及目前仍在實施之中的南沙新城建設的龐大計劃。這大小近二百個精心策劃的工程,連同其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珠江三角洲的投資環境,甚至改寫了一些地區的人文地理圖景,並在全國各地和海外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以橋養橋 以路養路  霍英東時常講到廣州沙面通清平市場的一條小橋。白天鵝賓館建成後,賓館後面突然冒出一個很小的清平市場。霍英東立即捐款修築一條小橋連接賓館與清平街兩岸。不出所料,一條窄小的清平街,似乎一夜之間成了廣州最大的一個沒有圍牆的超級市場,一個改革開放的視窗,一個真正接近現代意義的商品市場。上海的大閘蟹,洞庭的水魚,宜興的紫砂壺,洛陽的牡丹,西藏的紅花,還有泰國水魚,越南烏龜,緬甸玉器,美國龍蝦,僅藥材就有幾百種之多。真是天上地下,無貨不備,無奇不有。大量的貨物從各地往這裏集中,又從這裏向全國各地轉移。這個小街市場先後接待過包括尼克遜、基辛格在內的四十多個國家的政要人士。霍英東關於「路通財通」的思想,首先在這裏得到啟發和驗證。這為後來他在番禺和珠江三角洲竭力推動架橋鋪路工程,改善地區的投資環境,推動民眾發財致富,明確了方向。  由於霍英東直接介入,解放後三十多年來從未建成一條橋的番禺水鄉,僅八十年代就建成大小橋樑一百六十多座,改建和擴建公路五百多公里,並推動了全省路橋建設熱潮。匆匆十餘年間,全省建橋近四千一百一十多座,總長超過九點五公里,成中國建橋史上空前一頁。這不能不歸功於霍英東「以橋養橋,以路養路」的倡議和帶頭行動。成就一個空前的榜樣  一個人一生,如果在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健身強國、造福鄉梓、公益社會、架橋鋪路、開拓新領域以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促進地區繁榮興旺等方面,能夠做成一兩件有意義的實事,殊屬不易。霍英東卻在所有這些方面,同時作出了非凡貢獻,在海內外華人愛國愛鄉史中,成就了一個空前的榜樣。  雖然霍英東要看到北京奧運開幕的最後希望未能實現。我們仍然在滿懷希望中懷念霍英東,因為他使我們確切地看到,為推動改革開放做點實事,會使我們看到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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