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桃姐」 (周蜜蜜)

  許鞍華導演,葉德嫻、劉德華主演的電影《桃姐》,成為一時焦點。「你一定要看啊,那拍攝的實景就在你的居處附近。」先睹為快的友人說。  這部電影還沒有開拍時,我在一位電影導演家的私人聚會中見到許鞍華,大家稱她為阿Ann。離開的時候,我們一起去乘地鐵。閒聊中,她談到日常生活,聚焦點是她上了年紀的日裔母親。我以前看過她自編自導的《客途秋恨》,當中描繪的就是她母親的形象,非常鮮明,令人難忘。她告訴我,母親是在中國東北認識她父親的,後來輾轉到了香港,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現在她的父親已經不在了,母女二人相依生活。母親雖然上了年紀,但依然非常活躍,常常自己外出,尤其喜歡去友人家打麻將。畢竟是老人家,單獨行動難免會磕磕碰碰,前不久就在商場撞到玻璃牆,受了傷……所有這些,都令她非常擔憂。殊不知,她講得太過專注,忘記了面前的玻璃門尚未開啟,竟一頭撞了上去,我正為她心痛不已,她卻笑言這一下和母親感同身受了!我想,以阿Ann這樣一位能深切了解老年人感受的導演,拍出來的影片一定會是特具深度的吧。於是,我走進電影院看《桃姐》。那天觀眾很多,差不多滿座,這是港產片上映所罕見的。  電影中的「桃姐」與雇主之間,以情為重。她出於本性,極抗拒別人說的「妹仔(丫鬟)命」,樂於讓主人稱為「契媽(義母)」,事實上,主僕之間,相親相愛,情如一家人。  《桃姐》的宣傳廣告上有一句話:每個人的身邊,都有一位「桃姐」,看着許鞍華的《桃姐》,我也情不自禁「淚眼朦朧」,我自己的「桃姐」,也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記憶中最真切的是她,叫做「八嬸」,她說死去的丈夫排行第八,人人叫她「八嫂」,小孩子嘛,就順應的該稱她為「八嬸」了。  八嬸的個子不高,身形可說是「小巧玲瓏」,行動格外麻利,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眼關七」,一邊做飯,一邊洗衣,還能打掃花園,餵養小雞,同時照顧我們四個姐妹兄弟的生活。  根據八嬸說,她以前是在西關的粵劇名伶家中幫傭的,能做得一手好菜,什麼「九大簋」、鮑翅宴都是她一人主理,亳無難度。她未曾上過學、讀過書,卻非常熱衷於睇大戲,什麼《六國大封相》啦,《紅樓二尤》啦,戲文、劇情可以一套一套的道出,表明她很早就已經接受了「大戲文化」的教育了。因此,她判斷社會上的是非忠奸,都會以這種大戲文化的觀念為準。  八嬸也是一個很要強的人。那時候,人們都把西關這個歷史上的商業繁盛地視為高尚住宅區。八嬸把歷年掙下的錢,在西關的荔枝灣一隅,買了一塊小小的地,建了一座小小的樓房。八嬸在樓房剛剛落成的時候,興高采烈地帶着我和妹妹去看。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小的樓房,用八嬸的話來說,是「豆腐潤那麼大」。樓分三層,每一層僅可放下一張牀,就應了那首兒歌:「世界真細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  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父母都被派到遠在粵北的幹校去,工資也凍結了,八嬸不能再留在我們家。她含着淚,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做飯、燒菜,然後黯然而別。那時候,我十三歲,是家裏老大,最小的妹妹才七歲。八嬸走了之後,我們也在家呆不了多長時間,就跟隨就讀的學校,到農村分校去。  在那些年間,當我們分校放假,八嬸得到消息,就會來給我們買菜做飯,分文不取。再過幾年,八嬸的小樓房被拆遷了,兒子把她接回英德的家住。不久,我們得到允許到粵北幹校去探望父母親。  那是天寒地凍的日子,我坐上北上的火車,心裏比天氣更冷。  火車到站,只見八嬸和她的兒子一起出現!原來她接到我媽媽的消息,特別來接我去她家住一天再上路。就像是見到久別的親人,我的心溫暖起來。我在八嬸和兒子的家舒舒服服地住了一夜,又吃到她做的熱湯、好菜。從此,這裏就成為我去幹校探望父母的「中轉站」,後來,還惠及了更多的人。其中有著名作家秦牧、紫風夫婦。在文革中,秦牧最早被批鬥,紅衛兵一天抄家五十次之多。他們夫婦分別到幹校接受「改造」,已經沒有家。當幹校批准他們放假的時候,八嬸和兒子的家,就作為他們夫婦暫時小聚的住所,為此,他們非常感激。  我敬愛的「桃姐」,因着許鞍華的電影,在眼前變得鮮活起來,那麼可愛,那麼可親,只為有情在,人間的不公不平,相信都可以化解,她們就是很好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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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段  記海星 (周蜜蜜)

  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凌晨,曾在「六四」後參與營救民運人士而被判囚的羅海星因肺炎病逝,享年六十一歲。羅海星太太周蜜蜜為悼念丈夫,特在本刊撰文,記下與羅海星共同度過的「片段」,也是羅海星長存於心底的記憶。羅太亦提供一些珍貴的照片給本刊獨家發表,讓讀者一同懷念羅海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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