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與劉賓雁晚年的兩次相見 (李木生)

  〇五年去美國,我就想見劉賓雁一面。但是,北京、廣州、上海,國內那些有可能知道他地址與電話的朋友,都已與他失去聯繫。到達美國,知道他得了癌症,要見他一面的心情更感急迫,最後終於輾轉打聽到他的電話。四月十七日下午,電話接通了,時空的隔閡頃刻消失。有生以來,第一次與這個人通話,可是他的聲音,竟一點也不陌生,我彷彿就站在自己的國土上,與自己的兄長拉呱兒。  電話裏,聽着他「想不到在國外已呆了十七年」的慨歎,真想一下子握着他的手,對他說:「國人都在想念他。」仍然談着中國的事情  五月十日上午九時許,來到他靠近普林斯頓的家。兩層的小樓與樓前泛着嫩綠的草坪,沐浴在慷慨的陽光裏,四下裏闃無聲息,讓人一下子感到一種清透的恬靜。主人是否還在休息?我遲疑地輕輕把門叩了一下便開了,朱洪老師身後,就站着高大的劉賓雁。他說:「等你好久了。」幾乎是落座的同時,他便詢問起大陸當下的情況,從官員到知識分子,從工人到農民。  疾病似乎拿走了劉賓雁大部分體力,只能躺倒在長沙發上傾聽、陳述與詢問。對於我所談到的國內情況,他讓夫人朱洪老師作記錄,間或在他認為重要的地方,提醒朱洪老師是否記了下來。  即使躺下來,即使全神貫注在大陸情況的傾聽與詢問裏,疾病的痛苦還是會打斷交談。每隔二十分鐘至半個小時,他都會撐起身子,困難地走進衛生間。我聽到從衛生間傳出的、被疼痛鞭打着的一聲兩聲的「哎喲」,這種「打斷」,到底還是不能打斷我們的交談。他的問詢是那樣的細緻,以至深入到民眾的表情、或者某一個農民的家境。本來打算半天的見面,延續至下午仍然意猶未盡,已經累得連說話都有些低緩的賓雁老師,決定第二天再次與我會面。談話期間,他曾接過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流利嫻熟的英語讓我吃驚。雖然我是個「英語盲」,但從他英語中嵌着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些人名,我知道他仍然談着中國的事情。  他是一個最熱愛中國的人。  他是一個最熱愛中國老百姓的人。欷歔談「六四」  翌日,依然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依然是話稠得幾乎無法中斷。他還是只能躺在長沙發上,身體似乎更加疲憊了,只有那眼睛裏的波光,透露着生命的熱烈與深邃。靠在客廳西壁桌、櫃上,放着的一排照片,從戴着禮帽現身於東歐的意氣風發青年,到「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帽子而現身於中國的海南,它們也記載着這個人的春秋,並通過他保留着中國半個多世紀來的真實的歷史。對於我「劉老師年輕的時候真帥氣」的讚歎,他回以朗亮的笑聲。交談之際,他接到了女兒小雁從國內打來的電話。電話中,他向女兒說病情有了好轉,「昨天夜裏只起了四回」。  不覺到了中午,朱洪老師要到學校接孫子,不得不放下記錄的本子與我告別。賓雁有些歉意地說:「朋友從國內來,總會在餐館請頓飯,今天看來是不行了。」我安慰他,並要求為他在家做碗麵條。他說:「家雜你不熟悉,太費工夫,咱們還是抓緊聊天吧。」  對於國內官員大面積腐敗、環境的惡化與破壞、下崗工人與農民的艱難,對於知識分子的妥協與不作為,對於部分民眾的麻木,他懷着深深的憂慮。他說除了官員,知識分子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無聲與妥協,不僅背叛了五四傳統,也背叛了中國兩千多年知識分子不平則鳴傳統。他舉出一個文學界領軍人物為例,說在一次全國政協的分組討論時,當吳祖光尖銳地提出要為八九年「六四」受害者與受難者平反的時候,這個主持會議的領軍人物便有意將話題轉移。說到此處,劉賓雁不滿地說:「這不叫智慧,說他圓滑都是客氣了,這實際上是一種知識分子良知的缺失。」緊接着,他又說起八九年「六四」之後全國政協會議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的另一位文化文學大家,竟然為開槍者張目,並以籃球賽為例,說學生們爭取民主的行動是犯規行為,犯規了就得吹哨被罰。  他回憶起四十年代去日本的經歷。一條街上,書店一個挨着一個,很高的書架上,排列着著名作家的書籍,包括《魯迅全集》。日本人在路途上,手裏總會捧着一本書或者一本雜誌,不會發呆。「我們呢?我們中國人家裏只有黃曆與灶王爺像。」短暫的靜寂裏,臉上掛着肅穆的神情,這讓我想到了那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先生。「第二種忠誠」油然而生  當然免不了要談大陸的執政黨。雖然有着諸多的否定與憤怒,但是一種真切的「第二種忠誠」還是油然而生。他重新談起共產黨為什麼特別重視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說,因為在這篇一九四二年寫就的文章裏,就有着一九四九以後的藍圖,就是把人變成黨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更加只能是黨的工具。所謂的「新中國」,並沒有將政權交給人民,還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國歷史的逆轉就是從迫害胡風開始的。他說,胡風的歷史作用、他的思想與文藝理論,還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認識(說到這裏,他說還有一個人應當與胡風一樣引起我們的重視與認識,那便是王若水)。可以看出,即便十七年被拒之家門之外,他還是在心底裏對這個執政黨有着一份解釋不了的情感——他堅持認為不能簡單將中國共產黨看成青面獠牙的惡魔,他說這不符合事實,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人身上的一塊肉。還有,他說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一個人,而否定了人民創造歷史這一事實。  我們談起不久前,國外的流亡作家為他八十壽辰所開的祝壽會、所出版的那部必將在歷史上留下印痕的大書《不死的流亡者》,以及為他所塑的那尊青銅雕像。對於自己,對於海外流亡者的現狀、處境,他都有着清醒的認識。他說就是在流亡者中,就是在祝壽的朋友間,也存在着思想、精神與認識差距很大的人,這些差距甚至是根本的差異。比如有人就說「劉賓雁是待價而沽,隨時準備接受招安」,並認為「體制內的反抗終究不行,還是死胡同」等。劉曉波早在一九八八年就準備召開「劉賓雁現象批判會」。對於八九年「六四」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劉賓雁認為他們在思想、精神與人格上,必將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帶來新的動力和收穫。他還談到,其中也有一部分被裹挾而出的人,走向了一種末路。這部分人便是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的十年中,沒有在民主與自由的啓蒙工作中做過貢獻,只是被「六四」民運捲進來,出國後因為沒有思想的積累、又不通外語,不能接納新的思想等而處於一種思想混亂的悲慘境地,有的甚至成了追名逐利之徒。所謂「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對於真正的真理的追求者、為了中國的未來而甘願獻身者,對於在艱難的流亡生涯中孜孜不倦地進行着精神與思想的建樹者,他們得到了天空,也沒有失去大地,因為這塊大地,終會接納他、感激他。而那種追名逐利、實則走入末路的人,則是既失去了大地,也無法得到天空。患癌症卻被拒絕回國  十七年流亡期間,劉賓雁就像一個老農一樣,為了他所愛的土地與人民,在精神的田地上耕作不止。是他自覺擔負起揭露真相、宣示民主自由的責任,但政治並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在生命的終點站上,他回憶起對他非常重要的三位偉大女性:母親、姐姐與妻子。母親撫育和教誨他,姐姐在最困難的時候供他上學,妻子在他人生最為黑暗、準備跳樓自殺的時候,以她的堅強與忠貞將他拽了回來。  歸國和回家是免不了的話題。談到這個話題,他的語調無意間變得柔和、憂傷和絕望。他清楚自己的生命正在倒計,卻因為一種傷天害理的拒絕,令他無法實現自己最後的願望,回到那個讓他傾盡心力所愛着、牽掛着的土地上和百姓前。他去世後,夫人朱洪的文章《賓雁的遺願》,更證實了他的痛苦、憂傷與絕望。朱老師在文中寫道﹕  知道自己罹患癌症以後,賓雁非常希望回到中國治病,同時親歷、親炙中國大陸社會的實際現實。為此,他一再給北京的最高層領導人寫信,提出回國的要求。——先是給江澤民寫,後是給胡錦濤寫,給溫家寶寫,並且托可靠的關係把信件往上送。我們明確獲悉信件已經遞交上去,被有關領導人收到。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其實,早在一九九二年,我們的中國護照馬上要過期的時候,曾向紐約中國領事館提出護照延期的申請,就遭受到護照被無理扣押的待遇。賓雁曾經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害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回不了家,他在心裏痛苦,是一種煎熬,也是一種酷刑。而這一切,全都源自他的忠誠與高尚。他雖然痛苦,又患重病,心裏想的依然是國家的苦痛與他人的苦痛。也許他知道就要告別了,又囑託我要辦妥一件事情。他說他離開大陸之前,曾赴山東棗莊,採訪過一對烈士的遺屬。這對烈士在戰爭中,因為黨內鬥爭而被自己人活埋。當時,他們的兒子也被扔進挖好的墳坑中,只是一位戰士突然良心發現,覺得孩子畢竟是無辜的,才使其倖免於難。這個孩子在「解放後」走上了為自己的父母喊冤申訴的漫長路,並終於使父母得到平反昭雪。「太殘酷了,太殘酷,大批的中華兒女的精英,就這樣被無辜地毀壞掉了。你想法去採訪這個人吧,要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弄清楚,為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佐證。」他說罷便陷入沉思裏,眉頭藏着苦澀。我默默地點頭,好久才向他保證:「一定。」  終於到了告別的時候。世界一片寂靜,兩隻手握着,兩顆心通着。我知道,這肯定就是永別,淚水不禁在眶中湧起。再望一眼因分別而神色黯然的劉賓雁,我突然記起錢鍾書專門寫給他的那幅書法: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作者是作家、高級編輯,曾從事詩歌、散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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