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書的思想 (李長聲)

  蝸居小書架的底層有幾種辭書,最厚重的四本是日本國語辭典:《廣辭苑》、《大辭林》、《大辭泉》、《日本語大辭典》。並非對辭書有什麼偏好,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渡以後,這些中型辭典(辭條數量大約是中國《辭海》的兩倍)或新編或改訂,先後上市,大概當時有志於精通日語,就相繼買下來。四本辭書各有特色,譬如岩波書店《廣辭苑》的釋義編排從本義到引申義,其他辭典則着眼於現在使用的意義。三省堂《大辭林》跟《廣辭苑》一樣堅守國語辭書的使命,黑白分明,而小學館《大辭泉》和講談社《日本語大辭典》則重視百科辭書的功用,圖文並茂,色彩斑斕。辭書選詞和舉例反映社會及時代  「字典」、「辭典」、「事典」在日語中音讀相同,難以區分,所以特意用訓讀。現存最古老辭書是空海和尚於公元八三〇年以後數年間編篡的《篆隸萬象名義》,收漢字約一萬六千,其實是中國字書《玉篇》的抄錄。十九至二十世紀歐美各國盛行編辭書,以統一國語,明治政府也為躋身於列強之列,將日語統一為國語,命大槻文彥編篡《言海》。費時四年完工,但事情發生在大清國戰敗賠款之前,政府拿不出錢來出版,大槻文彥於一八九一年自費付梓,為日本第一部近代化國語辭書。戰敗後日本政府改革國語,語言學家新村出堅決反對,一九五五年他編篡的《廣辭苑》問世,看見「廣辭」這兩個漢字被改成「広辭」,他痛哭了一夜。這個「広辭苑」至二〇〇八年修訂了六次,有國民辭書之譽。  辭書是一個民族的知識積累,國家統一、文化興隆則必編辭書。粗製濫造對於文化是破壞,罪大惡極。在出版事業中,編辭書是用功最苦的,故事也就多,讀來有趣,足以勵志。二〇一一年女作家三浦紫苑寫了一本小說叫《編舟》,意思是「辭書乃渡航詞語之海的舟船,而編輯打造那舟船」,二〇一三年改編成電影《字裡人間》上演,得了不少獎。  以前讀過新村猛的《〈廣辭苑〉的故事》,記述他父親新村出編纂《廣辭苑》的歷程。辭書提供知識,也普及教育。它的選詞、舉例反映社會及時代,釋義更具有思想性。新村出寫過一首和歌:翻閱《廣辭苑》,該收入霧霾一詞。「霧霾(smog)」由「烟(smoke)」與「霧(fog)」合成,一九〇五年倫敦醫生最先用來指污染的空氣。日本經濟大發展帶來嚴重污染,自一九六〇年代「黑霧霾」、「白霧霾」相繼為害,造成公害病「四日市哮喘」。大阪舉辦世博會的前一年(一九六九年)《廣辭苑》印行第二版,收入這個辭,而新村出已於兩年前去世。《廣辭苑》由「左翼」轉向「反日」  猶記來日本之初,見到一本書,名為《國語辭典中的女性歧視》,不由得驚奇,原來辭書裏還有這麼多說道。二十多年過去,最近又讀了一本書,題名更嚇人,叫《〈廣辭苑〉的陷阱》。所謂「陷阱」,作者水野靖夫告訴讀者們:《廣辭苑》「偷偷設下了會讓人討厭日本的陷阱」。全書有六章,除了一章日本近代史,五章分別是與朝鮮、中國、俄國(蘇聯)、美國的近代關係史以及戰後外交關係史,恣意揭發「被歪曲的近現代史」。日本的近現代史若撇開與外國的關係幾乎就無從談起。常有人佩服日本人,說他們寫歷史往往把日本或中國置於「東洋」的範圍來考察,但說穿了,某些人別有用心,彷彿這麼一來就可以相對地縮小中國的歷史價值及文化意義,放大或突顯日本了。  作者明言,此書的構思及立意來自他「親炙」的渡部昇一。這位以右翼聞名的論客經常滿嘴胡言,例如,說日本侵略中國、與美國打仗全都是中國和美國的陰謀。十幾年前渡部與盟友谷澤永一合著過一本《〈廣辭苑〉的謊言》,被人以損毀名譽控告,上市不久即絕版。水野靖夫在銀行勤務一輩子,退休後當日語教師。老而向學,古稀之年寫出這本書,當然不可能指望他的歷史學識。他也有樣學樣,關於中國,像渡部一樣言必稱支那。  關於「支那」,《廣辭苑》初版簡單地釋義為「指中國(源自『秦』的轉訛)」,第二版改為「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最初出現於印度佛典,我國江戶時代中期以來使用」,第三版又添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使用,近時避免『支那』的表記,多寫作假名」。《廣辭苑》在相當程度上是日本的良知乃至良心,但水野調查了初版到第六版,認定隨着版次的增加,這部辭書的思想由「左翼」轉向「反日」。例一是關於「安重根」的釋文。安重根擊斃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不久前在中韓首腦撮合下,行刺地哈爾濱為這位抗日義士開設紀念館,以資友好。《廣辭苑》第四版增加了「安重根」辭條,寫明「在韓國、北朝鮮稱作義士」;在「伊藤博文」辭條中,初版寫他「被韓人狙擊而亡」,第二版改為「被韓國人安重根暗殺」,第三版以後又改為「被韓國獨立運動家安重根暗殺」,對此,水野大為惱火,質問「《廣辭苑》為什麼如此奉承暗殺了我國功臣的恐怖分子」。  關於「尖閣諸島」(中文應譯作釣魚台群島),《廣辭苑》釋義為「沖繩縣八重山群島北方約一百六十公里的小島群,屬於石垣市,無人島。中國也主張領土權」。水野憤然攘臂,他要這麼寫:「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日本確認是無主島,劃入領土,後貸與民間人,進行做木魚等經濟活動。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海洋調查發表埋藏豐富的石油資源,台灣、中共政府相繼主張領土權,其後屢屢侵入我國領海、領空。」在他看來,敢於面對史實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都純屬日奸。  《〈廣辭苑〉的陷阱》內容大部分與中國有關,這也是日本人的無奈,因為在它還沒完全走出原始社會時,旁邊就給它備下了一個高度先進的文明。其實此書不值一駁,甚至不值一讀,不過,要知道的是,日本一些人豈止滿足於修訂幾本歷史教科書?  (作者是旅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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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友好的畫皮 (李長聲)

  麻生太郎副總理有一張「撇式大嘴」,國民常以此特徵繪畫他的漫畫肖像,這張嘴以「失言」著稱。例如今年年初,日本人剛過完年,他就失言了。那是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國民會議上,撇着嘴就說:本來很想死,也被插上管子苟延殘喘,與其花政府的錢,不如趕快死掉的好。媒體向來對政治家的失言大感興趣,一哄而上,興盡而散。政治家雖然常藉此拋出心裏話,但這樣玩脫口秀畢竟有風險。  不過,五月四日在印度演講後答問,他說:「中國與印度在陸上、與日本在海上相鄰,但我們長達一千五百多年來,和中國的關係非常融洽的歷史大概是沒有的。」這卻並非失言,而是道出了一個史觀,足以代表他很多同胞。日本的亞洲外交欠缺長遠戰略性  麻生的惡言惡語撕掉了蒙在中日關係史上幾十年的友好畫皮。這畫皮主要是中國人創作的。其一是郭沫若,用他的如椽之筆,例如那首詞,祝中日恢復邦交有云:「堪回首,兩千年友誼,不同尋常」,「豈容戰犯猖狂,八十載風雷激大洋」。郭是史學家,卻罔顧史實,趨時應景,大概是出於政治需要。以史為鑑,那歷史應該是真實的。如風月寶鑑,歷史這面鏡子兩面皆可照人,往往正面是虛假的,反面才真實,瞧正面瞧多了,反要了卿卿性命也說不定。  小倉和夫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日本的亞洲外交》,概述了「過去日本和中國交了五次火,除了宋朝,中國的主要王朝或政權哪個都跟日本打過仗」。此人曾歷任日本駐越南、韓國、法國的大使,著有《巴黎的周恩來——─個中國革命家的西歐體驗》、《中國的威信.日本的矜持》等書。戰敗後日本的亞洲外交一直看美國的臉色行事,若不聽話就會被搞下台。近二三十年來美國鬆綁,日本也極力掙脫歐美的控制,欲重建亞洲外交。小倉認為,這就需要考察國際社會唯歐美馬首是瞻以前,日本是怎樣跟亞洲打交道的。剖析這五場戰爭,他的結論是,日本的亞洲外交始終受內政影響而欠缺長遠的戰略性。考慮戰略外交時,不能只是把國家作為物理的領土,而應視為體現某種非物理的精神空間。中日五場戰爭都與朝鮮半島有關  說到唐代,人們樂道遣唐使,兩國的關係給人以文化的、和平的印象,但史實是平安朝自公元六三○年遣使赴唐,三十年後中日之間就發生第一戰,即所謂「白村江之戰」。當時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唐軍救援新羅,滅百濟。遺臣泣於日庭,天智天皇先後出兵五萬餘,與唐軍海戰,被打得落花流水。據說此後日本遣唐有十八次之多(包括未成行),固然是修好之舉,但更要緊的是取經圖強吧。常有人說日本欺軟怕硬,可是從這場大戰來看,那時日本還叫倭,就敢於挑戰強大得多的大唐。  第二戰是「蒙古襲來」,時當鐮倉幕府時代。忽必烈的鐵蹄也要跟日本「通問結好」,數次遣使,但「日本國王」不答覆「大蒙古國皇帝奉書」,不僅不「感戴來朝」,甚至把來使砍了頭。元與高麗聯軍入寇,擄掠而歸。日本擬反守為攻,出兵高麗,未果。南宋滅亡後,忽必烈再度出兵。兵分兩路,江南軍從寧波渡海,戰船三千五百艘,兵馬十萬,主體應該是降元的宋軍。一場颱風襲來,溺斃過半,積屍成島。元軍大敗,只有少部分人逃回國。日本人相信風是神風,國是神國,而中國人留下了「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的印象。  第三戰在日本戰國時代。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覺得日本小了點兒,打算把天皇搬到北京去,他定居寧波,振興貿易。一五九○年遣使朝鮮,「假途入明」被拒絕。一五九二年出兵朝鮮半島。明軍入朝,與日軍交鋒。豐臣病亡,這場戰爭不了了之。  第四戰即明治時代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外相陸奧宗光給總理伊藤博文寫信,道:今日我對朝鮮之勢力猶不及支那之積威。為壓倒清,擴大勢力,主張清軍先撤走,引發了這場戰爭,清軍一敗塗地。  第五戰就是民國年間的中日戰爭了。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蔣介石兩度北伐,日本先後向山東增派兵力,而且攻擊濟南城,駐留的北伐軍死傷數千人,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  綜觀這五場戰爭,明裏暗裏都是與朝鮮半島有關。據日本史書記載,公元二○○年神功皇后懷着孕出兵朝鮮半島,「征伐三韓」。似乎從此日本人想到朝鮮半島,就是想干涉、征服、統治。「八十載風雷激大洋」,這是從甲午戰爭算起吧,此前的戰爭未發生在中國本土,就不記入侵「華」賬?釣魚台之爭或許能擱置,但朝鮮能否擱置倒行逆施就不好說了,只望它不再是戰爭導火線。  不打仗的歲月也不等於友好,可能不過是相安無事,甚至在臥薪嘗膽,醞釀下一場戰爭。共和國這一朝,友好叫得歡,但訂交四十年,摩擦不斷,當下甚至已劍拔弩張。戰爭沒有打起來,人們的心頭已罩上陰影。以後再破冰融冰,相逢一笑,也得給這笑找出些理由來,譬如右翼一小撮、破壞友好者云云。祖上也曾闊過的歷史給中國人養成了一種脾氣,那就是自以為是,最終欺不了人,只是自欺,自我安慰罷了。聽說日前有國人造訪新潟縣,縣府召集五六歲的孩子擊鼓歡迎,遠客大大地感動,就從懵懂無知的孩子們身上看見了中日之間的草根交流,看見了中日友好未來的力量。這正是中國人說夢。  (作者是旅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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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的史觀 (李長聲)

  精彩摘錄:司馬說:俄國十八世紀以來對滿洲、朝鮮抱有佔領的野心,得機會還要佔領日本,即所謂南下,對於俄國的外壓,日本害怕並厭惡,惶惶不可終日。做夢而殺人,司馬把日俄戰爭定性為衛國戰爭。司馬所強調的外壓是主觀的,近乎「莫須有」。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可能被外國入侵,這種恐懼引發了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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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難測人作倀 (李長聲)

  東日本大震災,被稱作戰後六十五年來最大的國難,此難有三:地震、海嘯、核泄漏。特別是核泄漏,把日本乃至全世界攪得惶惶不安,打碎了最後的日本神話——安全神話。當事者東京電力公司和當權者菅直人總理一再說「想定外」,意思是沒想到竟然會這樣,也就是把責任歸之於天災,出乎意料,防不勝防。然而,真是不可預測嗎?到底是想不到,還是故意不去想?其實早就有人想到了,警鐘曾一再敲響。  畢業於京都大學工學系原子核工學專業的日共眾議員吉井英勝,曾多次在國會上提出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造成核電站危機,例如二〇〇六年十月他曾質疑:假如柴油發電機、蓄電池失靈,冷卻系統等不能起作用,那時反應堆怎麼辦?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篤之敷衍:正要求企業多方面採取措施。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長則斷言:有安全設計,不會出現電源中斷的狀況。執政黨總是把在野黨關於核電安全性論爭從黨爭的角度來消解,持不同政見的人,其科學論據也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政府到企業都不曾未雨綢繆,照樣推行既定的核電政策。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爆炸,危害空前,日本認為原因是安全意識落後,自詡高安全性。自一九六〇年代核電站運轉以來事故時有發生,但由於媒體未發揮公器作用,事故一再被遮掩過去,可以說,日本核電史充斥了欺瞞。據說,當年擔任東京電力福島核電站安全性檢證的技術人員曾從萬無一失的水準建言,要想到飛機掉下來正好砸在反應堆上的可能,被斥為千年一遇,也就是杞人憂天,不予「想定」。各種可能性全都被排除,剩下來的即所謂安全。現今日本出問題,各國都趕緊自讚自家核電站何等安全,恐怕還是多想想千年一遇的可能性較好,因為這一遇,未必在九百九十九年以後,也可能就在明天。事故前廣瀨隆一再敲響警鐘  日本反核電大有人在,其一是廣瀨隆。生於一九四三年,所學為應用化學,參加過學生運動,一度從事技術工作,一九七二年辭職,專事翻譯與寫作。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他從此關注核電問題,致力於反核電運動。一九八一年出版《把核電站建在東京!》,質問:如果核電站安全,為什麼不建在最需要電力的東京圈,卻不惜輸電成本,建在遠離東京的地方?一九八六年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翌年廣瀨隆出版《危險的話——切爾諾貝爾與日本的命運》,引人注目,媒體寵愛在一身。人們談核色變,核電產業一落千丈。但好了傷疤忘了痛是人的本性,近年來找到新理由,即二氧化碳造成地球變暖,而核能源有益於環境保護,於是重振為朝陽產業。民主黨上台,以「清潔政權」自許,更大力推動「清潔能源」,比自民黨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核電旗手」廣瀨隆幾乎被忘記,二〇一〇年七月久違地出版《崩潰二氧化碳造成變暖之說》,主張地球變暖的原因之一是核電站排出的熱廢水。  緊接着,彷彿有所預感似的,二〇一〇年八月又出版《核反應堆是一顆定時炸彈——害怕大地震的日本列島》,就大地震毀壞核電站的「核電震災」使日本破滅的可能性陳述己見,即:核電站會發生大事故;一旦發生大事故,日本基本上毀滅;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而可怕的起因是大地震。雖然拿出種種無誤的事實給讀者看,自信不幸言中的概率相當高,但內心還是希望所推導的結論是錯的吧。如果漫然接受現狀,不思慮未來,那就是日本人自己選擇的命運了。此書所言完全據「迄今所知歷史地震」預測,也多是專家的推斷,例如地震學教授石橋克彥率先提出了「核電震災」觀點。  時過半年,這種命運果真降臨到日本人頭上: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發生大地震,引發海嘯,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整個日本都不得安寧。廣瀨隆寫道:人們被大地震這一自然災害折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核輻射災害,構成最悲慘的狀況,然而在日本,包括疏散居民在內,事實上什麼對策也沒有。目睹東日本大震災一個月來的現實,不能不說完全被廣瀨隆不幸言中。於是人們要捧讀他的書了,三月三十日再刷,四月五日三刷,書店把他的書堆在了店頭。經歷了這番驚嚇,反對核能源的人會大大增多吧。國難當前,人心思定,東京都靜悄悄選舉知事,說震災是「天譴」的石原慎太郎年高七十八,第四屆連任,當選之後說,不能因這次事故而全面否定核電。原來東京都政府就是東京電力公司的大股東。  二〇一〇年四月廣瀨隆和鈴木篤之在《朝日新聞》上長篇對談,指出核電站的危險性。鈴木拿科學說事:這正是科學的進步,所以安全了。對於廣瀨隆的疾呼,核電推進派大都二字以蔽之曰:外行。日本原子能文化振興財團曾出書《〈危險的話〉的謬誤》批判。從專業來說,廣瀨隆確實屬於「外行」,但是反核電的人不乏專家,例如二〇〇〇年去世的高木仁三郎是原子能專家,一九九五年發表論文,明確指出福島核電站等幾處核電站耐震性劣化,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斷絕外部電力和冷卻水,呼籲加強安全對策。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  對於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人們往往以為這類人滿腦子科學,渾身上下是技術,卻忽略他們也是人,活在世上自有利益要維護。科學未必使人高尚,專家當中也不無卑劣之徒。廣瀨隆揭露,日本的電力公司建核電站,不是選地盤堅固與否,而是先定下地點,也就是大城市近便之處,然後找地質學家、地震學家來調查地質。這些人實質上充當電力公司的顧問,所以廣瀨隆告誡,「對左右我們生命的『某種專家』必須抱有嚴重的猜疑心」。原子能研究領域基本是核電推進派的天下,以各種名目得到電力公司的資助,作為回報,宣揚核電站的安全性。主導核電站建設的官僚們離職後,去處是電力公司的有關單位,共存共榮。這樣的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推行並實現政府的核電政策。京都大學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有一個「六人幫」,六位原子能研究者在反核電的立場上進行研究,亦即反體制,被視為另類。在學會裏坐冷板凳,得不到研究經費,職位也不能晉升,飽受歧視。他們一直像烏鴉一樣警告早晚會發生大事故,電視台若報道這類資訊,電力公司就用不登廣告來壓制。  廣瀨隆說:海嘯的天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日本的宿命,但悲慘的核電事故是人禍。該負責的不僅是電力公司,還有一直不作出警告的電視台,和那些上電視誇誇其談的專家。事故發生後,媒體上活躍的專家基本是核電推進派,即御用學者。當人人被要求冷靜之際,或許廣瀨隆說「也許日本真的完了」,這話才是「危險的話」。日本政府對核輻射泄漏的事故評價由四級改為五級,一個月後的四月十二日又升為七級,與切爾諾貝爾同等嚴重,對於人的健康與環境產生大規模影響。雖然廣瀨隆當初即指出福島核泄漏嚴重程度超過切爾諾貝爾,身穿防災工作服做宵旰狀的政府也不會給他一個國民榮譽獎。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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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語問題 (李長聲)

  內田百閒是夏目漱石的弟子,隨筆寫得好,灑脫有趣,據說為人卻極其固執。譬如一九六〇年代某出版社刊行《日本的文學》一百卷,標榜破天荒使用戰後新文字的文學全集,但內田抗拒文字改革,因此只有他那卷舊態依然。不過,死後十八年的一九八九年,遺屬終於背棄其遺志,改用新文字,雖然當前猶限於文庫版。日本漢字隨清朝衰敗而式微  日本內閣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頒布新《改定常用漢字表一覽》,計二千一百三十六字,比一九八一年制訂的漢字表增加一百九十一字。京都大學大學院教授阿辻哲次有漢字博士之稱,擔任文部科學省下轄的文化審議會國語分科會漢字小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常用漢字表》修訂。日前他出版了一本《戰後日本漢字史》(新潮社,二〇一〇),對戰後六十年漢字在日本的「受難」縷述甚詳,剖析得失也頗中肯綮。中國是漢字的本家,面臨西方文化的盛氣與威勢,漢字也被當作代罪羔羊,近代以降所受的磨難或許更多些,因而讀此書不單能知道些日本逸事,似乎也不妨加以借鑑。  日本語,這是日本對外的稱呼,對內叫國語。國語問題是日本的歷史問題之一。表意文字的漢字悠久地充當漢文圈核心,隨清朝的衰敗而式微,一八六六年幕府臣僚前島密向末代將軍呈遞了廢止漢字的奏摺,建言用假名(日本字母)普及教育。明治政府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禮試圖用英語取代日語。福澤諭吉在《文字之教》中主張對漢字加以限制,像當今核武器一樣逐步廢除。創造了哲學、自由、理性等詞語的西周倡議以洋字寫國語。以減輕國民生活中的漢字負擔為由,文部大臣監管的「臨時國語調查會」於一九二三年發表《常用漢字表》,計一千九百六十字,這是日本限制漢字之始。因發生關東大地震,未付諸實施。限制漢字可節省工本,報社尤為歡迎。一九四二年國語審議會提出《標準漢字表》,附有「簡易字體」,容許世間通用的略字或俗字,例如   (亂)、国(國),但當時正起勁鼓吹與中國「同文同種」,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風 ,限制漢字之舉遭軍政府反對,也未至施行。美佔領軍主張以羅馬字取代漢字  如果說以往八十年對漢字是自賤自殘,那麼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麥克.阿瑟將軍叼着烟斗走下舷梯,就是飛來美國人對日本文化的橫加干預與壓制。天皇本來是人模人樣的現世神,只好變回人,政治及經濟體制乃至所有領域都被迫進行史無前例的變革。為改革教育,請來「美國教育使節團」考察一通,報告其中有一章《國語改革》。以佔領為背景,使節團無視或輕視日本的傳統及國情,一心把歐美人的想法搬到日本來。他們認為,「日語大部分用漢字寫,記那些漢字對於學生是過重的負擔」,「在教育的最初階段,時間浪費於記這種文字的苦鬥」。於是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減少漢字數量,二是全廢漢字,採用某種形式的假名,三是漢字、假名全廢,採用某種形式的羅馬字。據他們判斷,「假名也不如羅馬字有利,羅馬字大大有助於民主主義的市民精神和國際理解的發展」,「相信漢字作為一般的書寫語言早晚應全廢,採用標音文字系統」。而「現在」,日本一敗塗地,一張白紙般沒有負擔,「正是邁出國語改革值得紀念的第一步的絕好時機,恐怕這種好時機今後多少代也不會再來」。  人心惶惶,對漢字的世論由限制一下子轉向廢止。甚至連被捧為「小說之神」的志賀直哉也發表廢除日語論,理由是日本人大概因使用日語而發動了戰爭,那就把日語廢掉罷,改用世界上最好的語言——法語。佔領軍下戰車伊始,便命令日本政府把車站、道路等的牌子用英文(戰爭期間日本稱之為鬼畜語言)標示。一位三十出頭的美軍軍官主管教育,讓日本人調查識字水平,水平低就證明漢字難,難就必須廢除。可是一調查,文盲僅為百分之二點一,為世界罕見,那軍官竟要求修改這一結果,日本調查者雖然是主張改用羅馬字的,卻不肯歪曲事實。  以作家山本有三為首制訂出《當用漢字表》(當的意思不是應當,而是當前,屬於日本人誤用漢字,在某種程度上漢字的日本特色就這麼形成),為一千八百五十字。此漢字表屬於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的過渡,在憲法公布十三天後,吉田茂內閣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匆匆頒布於世。它規定了法令、公文、報刊及一般社會使用漢字的範圍,表內若沒有就必須寫假名,對漢字純屬是一表限制。時值社會一片混亂,人們忙於在廢墟中找食物,誰還顧得上文字問題?說來天皇制和漢字那時候廢也就廢了,歷史上不乏先例,但日本是幸運的,美國很快又投入朝鮮戰爭,需要日本作幫手,不再過問漢字,即便是阻礙民主化的勞什子。日語文字處理機消弭漢字限制論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國也戮力推行文字改革,大有漢字不久將消滅之勢,影響及於日本,國語審議會熱衷於限制並廢除漢字,或者用羅馬字,或者用假名。但輿論並不是一致的,莎士比亞戲劇翻譯家福田恆存憤起反對。他指出中世因大量使用漢語才克服了方言差別,況且和漢字同樣,英語拼寫對於記憶也是個負擔。一九六六年文部大臣明言國語表記以漢字假名混用為前提,不考慮廢除漢字。一九八一年頒布《常用漢字表》,增加九十五字,計一千九百四十五字。此表不再是限制,而是一個寬鬆的標準,日常使用漢字相當自由了。內田百閒也可以我行我素,這種可貴的堅守卻也給生長於《當用漢字表》之後的世代平添些麻煩。  廢除漢字的理由之一是不利於國際競爭,對此,有保守派論客之稱的福田恆存一九六〇年寫道:可以充分消化漢字假名混用文的機械未必不會被發明。一九七〇年代末,日語文字處理機問世,長年主張限制漢字的語言學家金田一春彥痛快地轉向,說常用漢字數量可增至三千左右。電腦、網絡發展普及,文字由「寫」變為「打」,漢字限制論消失殆盡。有趣的是,閒字被略為閑,網絡上常把百閒打成百間。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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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之死 (李長聲)

  井上廈於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去世。據他女兒說,井上曾笑說:能寫了《組曲虐殺》,死而無憾。  《組曲虐殺》是評傳小林多喜二的音樂劇,二〇〇九年十月上演。劇中未出現共產黨之類的字樣,但誰都知道,小林是上世紀初葉的普羅文學家,著有《蟹工船》,被員警拷問致死。故事雖淒慘,但表現手法照樣是非常井上。滿堂笑聲,舞台上成功演繹了「為什麼連一隻螞蟻都不忍踩死的靦覥少年能成為忍受三小時拷問甚至不怕虐殺的青年」。井上也曾用戲劇為作家樋口一葉、太宰治立傳。年高八十五的哲學家梅原猛說:「從《葫蘆島歷險記》那時候就覺得井上君是驚人的逸才。他的戲劇充滿辛辣的社會諷刺與幽默,總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他創造了喜劇新形式,雖然思想不同,但我尊敬他。」電視是「顯像管監獄」   井上廈生於一九三四年,讀上智大學法語專業時,為淺草的脫衣舞劇場寫小喜劇,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淺草是東京老街,民眾演劇勃興於此地,那時主要演員有後來演「寅次郎的故事」系列電影成名的渥美清。井上本打算就此幹一輩子,但他試圖組織工會,要求加薪,被資方指使地痞給打了出去。不過,一年之間他掌握了淺草的笑、用笑鬥爭的方法,日後為同樣出身於淺草的北野武的一本書寫後記,說淺草時代是「黃金時代」。他另謀生路,給出版社倉庫打更,並起勁寫腳本四處應徵,兩年裏應徵一百四十五次,平均每月獲賞金一萬四千多日元(當時小學教師起薪為八千日元)。《糊裏糊塗三十,晃來晃去四十》獲得藝術祭腳本獎勵賞。NHK約他做廣播劇改編及創作。日本自一九五三年開播電視,一九六四年東京舉辦奧運會,彩色電視機借勢普及,就從這一年開始,NHK播映井上廈與人合作的木偶電視音樂劇《葫蘆島歷險記》,連續一千二百二十四集。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三年,井上廈幾乎天天去NHK,就像在NHK就職。廣播尤其是電視業使他富起來。東京奧運會開幕後,井上廈為NHK寫了一個廣播劇《吉里吉里人獨立》,也就是後來大暢銷的小說《吉里吉里人》的原型。故事是東北地方一個被經濟高速度發展所拋棄的窮村莊宣布從日本分離,建立理想的獨立國家,日本發生一場大混亂。小說還獲得日本SF大賞,但問題是現實,不要忘記NHK是半官方的。井上廈後來在隨筆中追述:「廣播劇的主題和故事展開當然與小說相同,但那反響卻非常驚人,全部是惡評,而且所有的論點都一樣,是這樣的:通過奧運這一宏大的活動,日本如今終於名副其實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戰後二十年來日本人努力奮鬥,這次世紀性盛典可說是其成果,我們感到驕傲。可是,為什麼播放對日本懷有不滿、一部分日本從日本分離獨立的混賬話?玩笑也太過份了。」另一個廣播音樂劇,寫的是老鼠國,有一集買房騷亂,執政黨政客認為影射了政府的住房政策而施壓。大概這些事情使井上「從電視世界一點點撤步抽身,疏遠了之後再回顧顯像管世界,甚至覺得它不就是『顯像管監獄』嗎」?  關於電視,他進而寫道:「現在一手承擔這個國家的大眾娛樂的,不消說,是被叫作電視的、整天發出青白光的、擺設在各家最好的地方的、那個四方四角的箱子,但這箱子為我們提供的笑貧寒得可憐。為寫這篇小文,某日從清早到深夜我在這箱子前度過,卻沒碰上一次能紓緩我心的笑。」甚至說:「我這十幾年間以提供劇本的形式和電視打交道,如果從這十幾年間的經驗來說,覺得『電視是諸惡之源』。」喜劇被誤認為沒有思想   與其受制於權力,不如轉而寫舞台音樂劇。用一年零四個月的工夫寫成《日本人的肚臍》,毫無信心地去看舞台排練,「笑得太過份,竟然從椅子上跌倒。一瞬之間甚至沒弄明白,這麼有意思的戲是誰寫的。其實就是這時候,我下了決心:戲劇這東西這麼有意思,那就認真搞下去罷。」此劇於一九六九年上演。井上徹底脫離了電視世界,一九七二年以《道元的冒險》獲得有戲劇芥川賞之稱的岸田國士戲曲賞,一九八三年成立「小松座」劇團,專門演出他的劇作,直到今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政治年代,日本風行小劇場運動,與那些帶有火藥味的戲劇相比,井上廈的喜劇或許被諧音、俏皮之類語言遊戲的笑遮掩了思想,或許被人無視嘲諷,抹煞了思想。一九七〇年上演《表裏源內蛙合戰》,貌似敦厚的井上廈居然在劇場說明書上撰文,說:「『十分有趣但不能否認底蘊淺』 ,『確實易懂但沒有哲學』,『沒有思想但異想天開,才氣煥發,也不妨有這樣的東西』,這是有識之士對我的戲劇的看法。別人說什麼那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但是把有說成無,我實在生氣,而且對不起寒舍書架上一大排《世界大思想全集》和日夜愛讀的《現代日本思想體系》等書本。」讓普京小布殊當「人質」   井上廈談思想:「簡單說來,『我們這個世界將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對於自己或者對於人們來說更幸福(以上是價值觀念)。於是,一同考慮不那麼的,不這麼的(這是知識),最好這麼的,應該這麼做。』這是思想。更通俗地說,『最好是這個樣,所以要這麼做』是思想。」 實際上,井上廈是一位甚至有點過於有思想的社會活動家。不僅擔任過日本筆會的會長,在他主持下,筆會的反戰色彩尤為鮮亮,而且是呼籲世界和平七人委員會委員,「不改變、不許改變誓不再戰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九條會召集人之一。他的活動就是到處講日本如此這般會更好,所以反對天皇制,也不妨礙他出席天皇主持的茶話會。他幻想的「吉里吉里國」有高超的醫學,近年更主張日本要做出國際貢獻,其中一個就是要有世界最好的醫學,以至全世界的醫生都要用日語寫病歷,從普京、小布殊到各國富豪都要來日本看病,他們都成了「人質」,就不能攻擊日本,於是和平。  創作四十年,井上廈文學品質穩定,實屬罕見。以翻譯莎士比亞戲劇聞名的戲劇評論家小田島雄志稱讚:「在日本,所謂文學,一般認為是志賀直哉所代表的那樣,把多餘的語言都砍掉後剩下的東西,相反,井上是語言豐富得簡直可以說過剩的作家。啊,日本也出了莎士比亞。」  井上廈把藏書捐贈給家鄉,建立了一個「遲筆堂文庫」。那裏懸掛着他的手迹:「難的要寫淺,淺的要寫深,深的要寫得有趣,有趣的要認真寫。」因為有拖稿的怪癖,總是讓編輯或演員等米下鍋,所以他給自己起了「遲筆堂」的筆名。還曾想改用電腦,但好像終未實行。他的字很耐看,有一種童趣。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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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一瞬,美一生  福原義春的「文化資本」經營理念 (李長聲)

  二○○七年十月,一些擔憂日本未來的有識之士,成立了文字.活字文化推進機構,以提升讀、寫、說、聽的綜合性語言能力,目標是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喜愛活字的國家。這機構的會長由資生堂名譽會長福原義春擔任,他在文化方面又多了一個頭銜,增加了一份責任。經營與文化交織的人生   以前翻閱過福原義春的幾種著述,各有所得,而當中的《文化打造極致創意》(中譯本名稱)是自傳,可以隨人生歷程更明晰透徹地了解他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勵人生之志,開經營之竅,獲益尤多。原書名為《我的複線人生》,或許可以說,這就是經營與文化如何兩條腿走路的人生。  資生堂已有近一百三十年的歷史,起家時是當時罕見的西藥舖,名為「資生」,昭示其儒教的經營理念。店舖、廠家用創業者的姓氏命名是日本傳統,家族經營體制在日本根深柢固,福原義春是資生堂創立者的孫子,所以人們總以為他進公司就是為了接班。其實他是趕上了機會,正好大學四年級時資生堂第一次招聘大學畢業生,他覺得自己上過英文打字學校,英語多少算是強項,但老闆面試時,問的是會騎腳踏車嗎?會打算盤嗎?進了公司要跑街,蹬車送貨。「工作日復一日,負擔也逐漸沉重,必須為自己的壓力找個紓解的出口,否則很難忍耐」。多年後他受命去美國開發市場,英語也終於派上了用場。做了二十五年員工,四十六歲時當上董事,又過了將近十年,升任老闆。任職十年後讓位,給自己的成績打五十分,但考慮到同甘共苦的員工,在這部「定本」自傳中提高到七十分。四年後又讓出會長的位置,掛名為名譽會長。企業成員共有的價值觀   從世俗觀念來看,辦公司就是為了賺錢,但福原義春主張,企業是人的組織,企業組織內必然有文化蓄積,即使是感性的。企業絕非只依賴金錢,蓄積的文化資產甚至更重要。資生堂存續這麼久,很大程度上靠文化的力量——並非把文化當手段來利用,而是始終在創造、引導下一個時代的文化。這就形成堅固的企業標誌,充當經營的脊樑骨。公司要守護一種文化,堅持一個目的,資生堂的目的就是美、健康以及和平。  企業文化是企業成員所共有的價值觀、規範、信念的集合體。它不是自生自滅的,而是在企業歷史中培育只能在那個企業蓄積的、獨具特色的「知」。福原就任老闆後,每當年末都會送給員工一張賀卡,上面寫了全員共勉的話語,例如:「這裏是你的公司,由於你的成長令公司更美好,並得以回饋社會」、「人人既期待變化,也畏懼變化。讓我們自己成為落實理想與變化的主人翁。」中國經濟大發展,公司如雨後春筍,不管大小,流行叫什麼什麼「總」,可能老闆們聽得入耳,而福原告訴員工:經營改革的基本原理很簡單,以前員工都只是向上看,今後把視線橫着看社會和顧客,所以要直呼其名,不必叫他老闆。日本上班族下班後聚飲,被視為日本公司的習慣或文化,福原卻不佔用員工的私人時間,晚上從不讓員工跟着去喝酒。文化性創造有助於經營   企業文化不止是企業內部的文化,應該在文化上與環境、社會融為一體。從資生堂歷史能看到,把文化活動納入公司的經營,文化加深了公司與社會的聯繫,進而提升了公司形象,公司得以發展。反思日本近代史,明治近代化把舊東西全盤否定,毫不留情地拋棄,致使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文化力喪失,不但不能再發展新文化,反而只能揮霍過去的資產。因此,早於荷蘭的克羅馬教授和澳洲的史羅斯賓教授,一九九九年福原義春已從經營的角度提出了「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即,文化性創造有助於經營。以往的創造像投資積累一樣成為下次創造的台階,對於經營來說,文化也具有資本的作用。  資本也就是本錢,與文化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按經濟學分析,資本主要有三種形式,即工廠、機械之類的「物質資本」;屬於人的技能、經驗的「人的資本」;以及自然資源及生態學過程的「自然資本」。而「文化資本」可算作第四種形式,把文化性價值具體化、蓄積、並供給。文化資本又分為有形(建築、藝術作品等)與無形(集團的觀念、習慣、價值等)兩種。文化資本所具有的文化價值能轉化為經濟價值。像自然資本一樣,文化資本也需要投資來維持。當然,文化不可能量化計算投下多少資本而得到多少利益,但並非無效果,所得的是公司信譽、人們對公司的認知等無法定量測算的附加價值。  文化的核心是人。重視文化就是重視人。一切在於人,一個人就是文化,就是文化資本。福原義春給員工寫過這樣的話﹕「我們要從住慣的大陸出海尋求其他島嶼,沒有海圖,只能倚靠星星,那星星就是顧客。」東京銀座的三越百貨店一樓有資生堂專賣櫃枱,近來時見一大群人圍觀,或倚或伏,遠遠一看那姿態便知道是闊起來的中國人。他們對資生堂的認識深,這是福原義春早在一九八○年就進軍中國市場的成果。櫃枱那裏最好再掛上資生堂非常文化的語錄:美一瞬,美一生。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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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事始 (李長聲)

  黃禍,早年就知道這個詞了。覺得說的是中國,卻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不是落後捱打的麼,何禍之有?後來又得知,乃是指蒙古鐵騎,試想把歐洲踐踏得不成樣子,信以為然。在日本又撞着這兩個漢字,說是指日本人,聯想到珍珠港事件,非禍而何?從網上查閱,日本的解釋是這樣的:黃禍論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半期在美國、德國、加拿大、澳洲等白人國家出現的蔑視黃種人的觀點,是一種人種歧視;近代黃禍論的矛頭主要指向日本及中國,而日清戰爭後,三國干涉、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以及美國排日移民法等,尤其針對日本。而中國有這樣的解釋:黃禍尤其是對中國的偏見的一個用語。兩國好像都在爭當「禍首」,那麼,黃禍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忽爾有志於學,找來了一本《黃禍物語》,著者是專攻政治思想史的橋川文三。此書是日本第一本有關黃禍的專著,一九七六年出版,二○○○年印行,岩波現代文庫版。黃禍源自西元前十世紀   黃禍,歐美有多種說法,日本直譯為「黃禍」、「黃患」,用橋川的話說,「表現了白色人種對黃色人種的恐怖、厭惡、不信、蔑視的感情,是屬於人種偏見、人種歧視範疇的現象。」他首先寫了一章《黃禍論前史》﹕「似乎可以說,黃禍論是人類社會所傳承、形成的各種歧視人的心理複合體之中花費最長歷史製造的龐大『神話』。西歐黃禍論諸說豈止起源於十三世紀(蒙古入侵),通常上溯到西元前四至五世紀(匈奴人進攻)的歷史經驗,更極端的,甚而從西元前十世紀以前探究。那就是主張,有史以前,人類產生之時黃白人種就命運注定要互相鬥爭。」一九○五年中國人谷音在《辯黃禍之說》中指出近代率先散布黃禍論的是Bakunin。據說此人從流放地西伯利亞脫逃,經日本回到歐洲,揚言日本一心學習西歐文明,不出幾十年畢業,與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聯合,黃色蠻族將如潮氾濫,傾歐洲之兵也難以抵擋。最廣為人知的黃禍論者是德皇威廉二世,他信奉白色人種優越論,據說曾買下幾千本H.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的基礎》,這是鼓吹人種歧視的經典。甲午戰爭以中國徹底失敗而告終,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簽下了《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當年七月十日,威廉二世寫信給沙皇尼古拉二世,鼓動俄國轉向亞洲。他還動之以「圖」:「我把它(黃禍)畫在紙上。和一個一流畫家一起畫出這個底稿,做成版畫,以廣為散布。上面畫的是歐洲各國的形象被天使米迦勒號召,抵抗佛教和野蠻人的入侵,守護十字架。」  一九○四年日本與俄國開戰,打了一年半,小日本打敗大沙俄,黃種人打敗白種人,這下子黃禍論甚囂塵上。橋川文三懸想,若沒有這場勝利,或許黃禍論不過是歐美的一個專門性、技術性用語,至少不會通過媒體擴散到民眾之間。他們本來正抱怨自己的生活,於是遷怒於身邊的移民,起哄排外。對於黃禍論,日本人群起反駁,例如文學家森鷗外,一九○三年兩次演講《人種哲學梗概》和《黃禍論梗概》:「所謂流行,不限於人的髮型、服裝,學問、藝術上也有所謂流行。當然,若是學問或藝術,不能把某種流派、某種傾向的真正隆盛叫流行。這裏所說的流行是還沒被特別承認的,近來歐洲流傳的人種哲學也屬於此類。」但是如作家安岡章太郎所言,森鷗外越講越含糊其辭,因為日本人心底對歐美有一種劣等感。相比之下,岡倉天心底蘊更足些,他在寫給歐美人看的《茶書》等著作中反唇相譏「白禍」。福澤諭吉就有點卑劣,他總是撇清日本,把所謂黃禍的屎盆子扣到中國、朝鮮的頭上。更有人暗自高興,日本已成為令人害怕的強國,並借此黃禍論,把日本的侵略戰爭描繪成黃白人種之戰,叫囂侵略鄰國是為了解放亞洲。把心魔投在中國人身上   黃禍論的矛頭所向是日本和中國,而二次大戰後主要指向中國,中蘇論戰時蘇聯也揮舞過這根大棒,《黃禍物語》對此縷述甚詳。歐美人說過,「中國要是有拿破崙,一定會統治世界」,可問題正在於拿破崙是歐洲才有的,他們把自己心中的魔影投在了中國人身上。黃禍的「禍首」隨時代環境及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九七○年代日本猛然變成了經濟大國,被人追趕的不安,對自己走向衰退的預感,使歐美視日本為黃禍的輿論騷然再興。此論難以根除,今夕何夕,不知口沫又將唾向誰?  橋川文三參考過的《何謂黃禍論》一書是德國近現代史家Heinz Gollwitzer撰寫的,一九九九年出版日譯本。序章論述黃禍是怎樣產生的,而後是一國一章,從一八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用當時的言論和書籍,多方面考察英美俄法德的黃禍論。  二○○七年有日本人翻印黃禍論英語文獻,第一期為《英國黃禍論小說集成》七卷。據說英國作家Shiel. M. P.於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小說The Yellow Danger是英國黃禍論小說的濫觴,橋川文三在書中略為述及這個「大傳奇小說」:主人公燕賀是中日混血兒。某日,中國突然宣布把版圖瓜分給歐洲各國,結果它們互爭權益,衝突起來。燕賀取代李鴻章,與日本結盟,乘機大舉進攻歐洲。俾斯麥叛變,黃禍論的元兇威廉二世亡命英國。下文如何,橋川沒讀完,估計是英國出了個大英雄,拯救歐洲罷。回顧歷史,上下兩千年,中日這兩個民族從未聯手過,但好窩裏鬥,何須白種憂天傾?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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