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權利 (李雅言)

  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葛雷(Hanna Gray)於近作《尋找烏托邦》(Searching for Utopia)一書中,探討大學的歷史發展(主要針對美國大學),並分析了兩種美國大學主流模式,分別是講求博雅教育的書院式和強調專科培訓、重視研究的多元大學模式。隨着二戰後社會結構的變遷,大學與社會越來越緊密,大學發展亦越來越受社會發展影響,例如六十年代美國的社會問題促使大學生搞社運,並開始探討大學在社會應擔當的角色。近年來大學越趨受制於經濟環境,導致越來越專業化、功利化和商業化;沒有具體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學系,所得的資源少得多。葛雷覺得,大學應是以批判與慎思為基礎的機構,講求學術發展,有需要時批判社會,但對於社會上有爭議的議題則要保持客觀和獨立思考,使社會更臻理想。葛雷之擔憂,可說是「老教授常談」。然而,近年越來越多頂尖大學校長與資深學者撰書探討大學理念、發展和危機等議題,為什麼忽然同時站出來說同類的話?可見問題十分嚴重。  以商業方式管理高等教育是否恰當?高等教育應否商業化?都是人們爭辯不休的議題,本文無意再討論;相反,本文先接受高等教育已經商業化的現實,以此為前提,進一步探究。  既然大學由市場主導,那麼學生作為顧客,對產品及服務有所期望,是理所當然。同樣道理,卓越的大學,亦需要提供卓越的「教學產品」讓付費的學生/顧客享用。酒店星級的標準,有客觀的共識;但「教學產品」卻無客觀的「國際標準」可循。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此先談談大學生應享的權利。「教育產品」不同一般消費品  教學最核心的價值,是老師以學生的整體利益為大前提,運用自己的所學所能來培育學生。任何教學活動,若有其他利益考慮滲雜在內,質素必會受到損害。  商業管理的治學模式,為大學定下兩大目標:擴張企業和爭取業績。大學企業擴張的一個方法,就是把課程設計和教學「民粹化」:盡量照顧大眾口味,博取學生歡迎和招徠更多學生。然而「教育產品」並不是一般消費品,並非靠基本感官接觸便可判斷優劣;顧客消費想要的,未必是實際上最有益於他們的產品;大學生有權要的,卻正是最有益於他們的教育。譬如近來有所謂雙學位課程,學生只要多讀一年便可「多拿一個學位」;亦有不少雙主科課程。這些課程有些表面上像是跨學科的,能擴寬視野,因此很能吸引「顧客」,而且兩個學位或主科總比一個更值錢。然而雙學位及雙主科課程是否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學科之間的關係?學生對兩個主科是否有足夠的認識?課程是否只是從已有的本科課程拼湊而成?另有一些課程則是根據教授的研究專題來設計,其收入用以支持教授本人的研究。專題研究本身也許很有價值,但學生沒有任何基礎便去學習專題,就像「未學行先學走」一樣,跑步總比行路更有吸引力,就像跑鞋公司為了促銷,便去鼓勵幼童只學跑步一樣。為了提高畢業率而放寬考試標準  負責任的老師,一方面會因材施教、考慮學生的整體發展,即使所教的科目不受學生歡迎,如果教材有益,亦會堅持教授,這往往吃力不討好。然而現在大部分大學都要求學生就教授的教學表現作評分,評分往往變成大學決定教授教學表現的唯一指標,甚至是加薪的根據。倘若教授為了確保教學評分夠高,而把課程通俗化,縱使教學水平不差,但已經失去教學的核心價值,不再以培養學生的整體發展為本位,更不符合教學的職業道德。  要爭取業績,必須先定下業績指標。例如學生畢業率,是決定大學排名的因素之一;畢業率當然可以作教育質素指標,但質素的大前提是考試及格的標準不能有絲毫放寬。為了提高畢業率而放寬標準,其實是把夠水準的好學生降格。同樣道理,教學科目的數量,以及其他所謂「非形式學習計劃」的活動,雖可反映本科教育的充實與否,但如果重量不重質,科目再多也是徒然。又如目前流行的海外學術交流,原來的目的是讓學生深入了解和學習外國的文化、生活,以及思考模式。要做到這些,必須長期浸淫。如果為了標榜出國交流項目的數量,而安排大量粗製濫造的短期計劃,其交流的意義就變得膚淺了,甚至淪為旅遊觀光,沒有絲毫學術成份。  大學教育不是數字裝點出來的門面;大學生不是業績規劃和資源調度的大棋盤上的棋子。人文學科研究需要自由和時間  從前的大學是「象牙塔」,資源上沒多大顧慮,自主權大得多;現在大學越來越受社會監察,而其發展亦越來越受社會意識形態的限制,尤其是公立大學,掣肘越來越多。但理想和原則總不能放棄,如果把非牟利機構變成牟利機構,其「產業」豈能不變質?  學術研究大概是二十一世紀最有價值的「產業」之一,甚至不少政客皆如是說。研究「知識」(有時只是資訊),當然是越多越好,於是不少大學便以研究報告多寡來評價研究人員的學術水平。教授和研究生當然要有「發表論文」的壓力,但這壓力容易造成一個反智的危險:部分學者做研究時被迫以湊數為目標。學者為何發表論文?其目的不是分享有價值的東西嗎?大學要求在指定時間內發表一定數目的文章,可以是做學問的動力,也可以是徹頭徹尾的本末倒置。發表大量論文也許在某些學科上較適用,但對某些學科則可能會幫倒忙。發表大量論文的要求會扭曲做學問的價值觀,甚至慢性摧毀學科。  社會期望大學能生產頂尖的研究,但也許不了解「揠苗助長」的道理:最有創見的學問,往往需要自由和長時間去孕育。如果以往的大師級學者(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勞思光都曾在中大教過)復活,把現在大學「研究表現」和「國際化」的要求加諸其身,相信他們一定無法寫出舉足輕重的巨著!人文學科的學者早有共識:書比論文重要得多,而寫一本有價值的書更要求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是短期能夠速成的;而科學研究的要求是,一有成果必須盡快發表,其論文發表的數目可以和研究者的努力程度正比。現在的總趨勢顯然越來越向科學看齊;人文學科早已靠邊站了。  以企業方式去管治大學、強迫大學「達標」來爭取優秀業績,本來就是不尊重學者和學生的表現,當然也不尊重大學的學術獨立和自由。它反而害苦了大學,特別是人文學科。要對大學排名斤斤計較嗎?  大學的學術表現和標準由誰去決定?如果是外行人,根本不夠資格,因為他們不明白大學的本質;如果是內行人,則難免有利益衝突之嫌。即使內行人沒有私心,其看法是否客觀,也很難說,因為這和他們自身的教育背景與訓練有關。好的大學能容納不同的看法,包括對學術標準的看法,但基本上其管理階層是「識貨」的,能幹的校長和院長對各系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優缺點,雖不能說瞭如指掌,但至少有全盤的掌握,如此才有資格決定將來發展的藍圖。我的母校普林斯頓的前校長伯文(William. G. Bowen)甚至記得各系的教授姓名,在校園碰面會直呼其名,這是曾在普大任助理教授四年的李歐梵親口告訴我的。在伯文的近著《一個大學校長的反思》(Lessons Learned: Reflections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中,他提到做校長的各種經驗,包括如何應付各方面的挑戰,如大學內部的教授和學生以及外部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唯獨沒有提到企業管理和指標。數年前美國某雜誌發表大學排名榜,普大名列第一,普大的另一位校長Shirley Tilghman來港訪問時,有校友問她對此有何感想,她的回答是:「我不同意這種方法,但同意它的結果。」言下之意,除了驕傲外,也幽了所謂「排名」一默。美國的其他名校也從來沒有對排名斤斤計較。  香港各大學及其高級管理階層有伯文校長般的大學管理思維和理念嗎?研究生不是教授的家臣  不僅是大學管理階層,大學教授也應該自我反省。  訓練研究生,首要是學問的啟導。但是壓力當前,教授為了自己的研究和發表文章,必須爭取研究經費,而招收的研究生人數與研究資源也有一定關係,所以每年要收一定數目的研究生,以便當自己的研究助理,於是教授雇用研究生便變得順理成章。這未必一定是壞事,關鍵在於教授有沒有在教育上啟導研究生。這是一件很花時間和耐心的工作,需要時常跟研究生討論研究、解釋學術,令他們明白研究的每項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並鼓勵他們多思考,找出有價值的新研究議題。在校方層層管理壓力之下,教授有這麼多時間嗎?  研究生不是廉價勞工,也不是聽主子使喚的家臣,研究生應該享有導師引導其發展學術事業的權利。事業發展,當然部分取決於外在的供求因素,但指導教授的關注和提拔更是關鍵。博士指導老師也許應該捫心自問:自己的事業能一直「往上爬」,在過程中得到過什麼機會?而現在的初入行者是否仍然享有同樣的機會?標準化讓好的壞的同時去掉  最後值得討論的是博士課程的標準化問題(包括修讀的年期限制和畢業要求)。標準化當然有助於「保證學術質素」,亦有利於資源管理,但同時也會埋沒創意。標準化可能剪掉一些不夠水平的研究,但尖端的開創性研究亦會同時被扼殺。好的壞的都同時去掉了,剩下來的便是平庸無奇的「成果」。無論是人文或自然科學,真正的學術研究也有失敗的風險,但失敗亦是學習的一部分;如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兼且要限時交貨的話,研究生便只會作保證於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研究,沒有時間和空間另闢新見。有創意的學術突破,往往在長期研究中不經意的情況下發生,所謂「無心插柳」,它和原先的假設和構想不合,而在反省失敗的過程中,豁然開朗,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對研究過份有計劃,嚴格要求按時交卷,便不能有新思維了。西方不少高等研究學院為研究員提供清靜、無壓力的研究環境,去自由發揮鑽研,理念亦出於此。  目前在香港訓練研究生的目的是,有了博士或碩士頭銜後將來可以找到工作。然而,縱使大肆生產的研究生在畢業後能憑其發表文章的數目找到工作,這就代表成功嗎?找到工作就能成為真正的學者嗎?如果把這種「標準化」的方法視為常規,「學研只是打工、交功課」的話,學術研究還會有何前途可言?學院只會演變成生產量越來越豐的「高等平庸」(high mediocrity)訓練所。  總而言之,即使我們承認學院是一種企業,辦學為了利益考慮,做生意的基本要求——顧客至上——亦不容忽視;學生既是大學的基本成員之一(另一是教授),也是顧客,他們受教育的權利不應該被剝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創院輔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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