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杯 (李 黎)

  小時候家裏的大人沒有宗教信仰,不曾帶我到寺廟教堂去燒香禮拜,因而對各類宗教儀式並不熟悉。直到長大以後當成民俗文化來觀察,才發現「擲筊」這個求神問卜的小小儀式很有意思。後來讀到一篇關於擲筊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從此每到廟宇看見供桌上那一對筊杯就有特別的感受。  據說擲筊的儀式最早是來自道教,但一般民間信仰的廟宇裏一定都有筊杯(不懂為什麼那毫不具有杯狀的物件叫做「杯」),木或竹製的新月形狀,一般都漆成紅色,一面凸起一面凹入,合起來正好是一對,視覺上相當有美感。求神問卜的人雙手捧住筊杯 ,默禱之後擲到地上,若是一陽一陰,即筊杯在地上是一面朝上一面朝下,叫做「聖杯」或「聖筊」,表示神明首肯了所求之事。若是兩個陽面,即兩個凹面朝上,稱為 「笑杯」,表示神明還未決定要不要准許所求之事。若擲出來是兩個陰面,即兩個凸面朝上,就是「怒筊」,表示神明不許可。  既然一陽一陰的組合有兩種可能,「聖杯」的機率就是四分之二,也就是一半機會了。不知這個規律是誰設定的,但二分之一正面機會總大過不確定的「笑杯」或否定的「怒筊」——那兩者都各只有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是攸關死生性命的大事,而那四分之一的機會是「死」,就會覺得四分之一的機率還是太大了。  我讀到的那篇令我震撼的關於擲筊定生死的文章,是沈從文寫的《辛亥革命的一課》,講述他小時候湖南家鄉一次失敗的「辛亥革命」之後,城防軍的反撲鎮壓行動就是恐怖的大屠殺。成千的農民,從四鄉被莫名其妙的抓來,然後就糊裏糊塗被拉到河灘砍頭。每天都有一兩百人遭到處決,一個月下來,河灘上常常堆積着四五百個來不及掩埋的屍首。  到了後來實在砍不勝砍,連官府都有點寒心了,可是已經定調為「苗人造反」不能不剿,便想出一個「選擇」的手續: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在神前擲竹筊決定生死。擲到一仰一覆的順筊,也就是「聖杯」,和雙仰的陽筊,也就是「笑杯」的人,都當場開釋。擲到雙覆的陰筊,也就是「怒筊」,就拉去殺頭。  那麼短暫的瞬間,那麼微小的動作,兩塊小到雙掌合攏可以握住的竹片,生命卻操在其中——說是你自己的手中也罷,甚至推給不可知的神明吧。其實是別的人制訂了遊戲規則,卻給你兩塊竹片,說:你自己玩吧,用你的性命做賭注。那些無辜的農民很可能從未聽過「革命」這個詞,卻是因這個莫名其妙的罪名枉送了性命。  四分之一的死亡機會,比俄羅斯輪盤的一顆子彈在六發槍膛裏的六分之一機會還大得多。然而,沈從文寫道:那些「應死的」人,「在一分賭博上既佔去便宜四分之三」,便也沒有話說,低下頭,自己向死亡走去。  當時才九歲的沈從文,目睹了那樣殘酷、愚蠢而且荒謬的情景,學到如此慘烈沉重的一課,長大之後竟然是個極溫婉柔和的寫書人,他的文字裏充滿對小人物的關愛和悲憫。而我自從讀到這個故事之後,每當看到那對新月形的紅色筊杯,總會想到那四分之一的機率:命運之杯。  辛亥革命一百年——無數真正是為革命而犧牲的先烈志士,他們用青春鮮血和性命爭取的,就是一個不再以那般荒謬殘酷的法則來對待生命的世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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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六八 (李 黎)

  「一九六八」這個年號在西方標誌為「撼動世界的一年」、「改變歷史的一年」,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發生的當下就已是煌煌的歷史,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它們深遠的影響中。  一九六八年初,我上台灣大學歷史系三年級。那年春天,我跟隨朋友去見形同隱居的殷海光先生。在他溫州街巷子底的家裏,我們喝他沖泡的咖啡,聽他談他的老師金岳霖。有一回送我們出門時,殷先生指着長長的巷子說:當年那些監視他的特務,就在那裏站崗。他的嚴肅和博學令我在景仰的同時也有點怕他,但不久之後我見到了他天真親切的一面。他的遭遇令我思索什麼才是理想的制度,從而引發了我對烏托邦文學的興趣。  也就在那時候,聽說作家柏楊被捕了。我感到詫異莫名:家中書架上有好幾本柏楊的著作,其中一本還是他簽了名的,因為高中時我曾給他寫信,他就寄贈了我一本書。就為了那些文字,一個作家竟然坐牢?  也是那年春天,聽說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刺殺了。我不太能定義什麼是民權領袖,但我確信,這樣的人在台灣一定等不到被人刺殺就會先被關起來的吧。一個初夏的晚上,我跟幾個高年級的外系同學在一家咖啡店裏,有位男生神色凝重的走進來說:羅伯.甘迺迪被刺殺了。  我從小被教導:美國是我們的盟友,這個富強正義的國家不會做出錯事的。可是當時我感覺到,顯然有什麼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對了。我開始疑惑:自己究竟被灌輸了多少謊言?  然後就是那個難忘的夏天:長我十歲、從小到大一直與我非常親密的乾姐姐被逮捕了——竟然是涉及「共匪組織」之類的恐怖罪名。我想起她曾帶點炫耀地讓我看一眼朋友借給她的魯迅的小說,可是打死我也不相信她會加入什麼組織。她的那些寫作的朋友我也見過,聽說好幾位都出事了,其中有我最崇拜的小說家陳映真。忽然之間,那些遙遠模糊的恐懼變成一張幾乎觸摸得到的黑網,逼近籠罩在我的周遭。  在那時候,我的惶惑與煩躁不安更超過了恐懼。生活周遭忽然發生太多令我不解的事,而我知道,只憑着我能接觸到的書報和聽聞的片段,不可能得到解答。我也隱約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更多的事:大陸上在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一個個「匪酋」都成了階下囚;台北滿街是來自越南戰場的度假美軍,報紙上說越戰是一場反共的正義戰爭,但我已經學會把報上的話反過來看;彷彿聽說外國的年輕人都在抗議——他們過的日子肯定比我富足自由多了,他們在抗議什麼、要求什麼?  我渴望有一個知道真相的人能為我解釋這一切,但我不敢期待有那麼一個人會出現。我感覺自己是待在一間封閉的屋子裏,外面人聲鼎沸,我卻聽不真切更看不見,我焦慮地希望有人來把窗打開,卻又擔憂試圖開窗的人都可能被那張無所不在的黑網捆罩吞噬。  那年台大的《大學論壇》雜誌總編輯是森林系的王杏慶(多年後他的筆名是南方朔);我因為投稿而認識了副總編輯,一個同屆的念生物的男同學,名叫薛人望。他介紹我看一本英文書Brave New World。秋天我們升上大四,兩人決定動手把這本二十世紀的經典小說翻譯出來,因為這本「負面的烏托邦」描述的是極權統治者用高科技對人民的思想控制——這是我們當時最單純而直接的解讀。  一年之後《美麗新世界》出版,我們畢業,後來一起出國、結婚……那是後話了;但其後我的人生軌迹,該是開始於一九六八。  直到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一年裏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它們的歷史意義、它們對世界產生的影響:從一月到八月,是捷克短暫但壯烈的布拉格之春;三月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大屠殺,近五百名無辜平民喪生;那年美國有不計其數的反戰活動;更有學生、教師、黑人、婦女發動了一次次烈火燎原般的抗爭與訴求平權的運動。今天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弱勢團體的平等權益,正是那時一步步爭來的。  嚴密的新聞封鎖讓我對巴黎的「五月風暴」毫無所聞;我一知半解的讀「存在主義」,卻不知道沙特也支持法國學生運動。西德學生走上街頭,動搖了阿德諾政府;日本學生和工人憤怒抗議,反越戰、反「美日安保」;還有波蘭、北愛爾蘭,也都發生了對其後政局產生巨大影響的反抗活動。  大陸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年,據說成千上萬造反鬧革命的學生都被送到邊疆農村去勞動改造了——那個遙遠神秘的、我的父母之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好奇為什麼在「鐵幕」裏的學生竟然也可以造反?九年之後我第一次去了大陸,親眼見到許多那個年頭的造反者、受害者與倖存者——尤其是與我同齡的人,那一年也是他們命運的轉折點。  那年墨西哥奧運會上,兩名美國金牌和銀牌選手都是黑人,在領獎台上高高舉起象徵民權的拳頭。那個震撼人心的鏡頭出現四十年之後,一個黑人當選了美國總統。  雖然歷史真相的解答和長遠的意義,往往要在許多年後才逐漸顯現,但對於那個關在封閉室內的我,那些遙遠的隱隱雷聲也是外面世界的召喚——終於,我走出門外,去叩問真相、尋求解答。而一切都開始在一九六八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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