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張吳朱三大家與滬三大亨 (杜維善 口述、董存發 整理)

家父杜月笙在世的時候,北方的很多事情,都讓吳家元去辦,是去北京找張家、吳家、還有朱家。當時,他們都是北方不可一世的大家族—有錢、有權、有勢力。這三家的情況,特別是吳家和朱家,與我父親一樣,很多都是傳說,流傳在民間、口頭,講得津津樂道也神乎其神的,但就是看不到專門研究他們的書籍。張家就是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及家族。吳家是吳俊升、吳泰勳(吳幼權)父子及家族,是張作霖重要的嫡系;吳家起家於東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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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同科兄弟顧嘉棠 (杜維善口述、董存發整理)

我父親杜月笙在杜美路蓋的杜公館洋房,現在是上海東湖賓館了。鄰居顧嘉棠的房子現在也變成了餐廳,他們自稱是杜公館。這個房子不是杜家的,是當年顧家的房子,我也曾住過。有一年我去上海,上海博物館的朋友,盛情帶我來到了東湖賓館旁邊的一個餐館吃飯,這家餐館以經營「杜家菜」聞名,這個杜家指的就是我們杜家。我很好奇地進去,裏面掛滿了杜家的一些老照片,我猜想應該都是一些複製品吧,不會是原件。吃過飯以後,餐廳主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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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府賬房先生黃國棟 (杜維善口述、董存發整理)

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陸去了上海,剛剛改革開放,上海龍華機場,幾乎沒有什麼燈,黑漆漆的一片。那個時候我們住錦江飯店,外賓和華僑一定要住錦江,其他旅館不接受,這是當時的規定。八十年代初,我第二次到上海,黃國棟剛剛從青海勞改回來,他和弟弟黃國樑到錦江飯店來看我,一見面就說:「哎呀,七少爺啊!沒想到我們還能再見面呀!」這話真是意味深長,說着話,兩兄弟就已經是老淚縱橫了。我在家裏排行老七,他們都叫我七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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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演化和變種 (杜水)

  據魯迅考證,當年阿Q未曾結過婚,更沒有「小三」,也無緣「嫖妓」,所以小尼姑罵他「斷子絕孫」確實罵對了。但不幸的是,阿Q終究是中國特產,不但沒有絕種,而且繁衍昌盛。  最無害的阿Q精神是自我陶醉。阿Q總忌諱別人提他頭上的「癩瘡疤」,不許別人說他的「負面」事,而多說「正面」便成為第一要緊之事。最近有媒體談到世界盃足球賽時這樣說:「雖然我國足球隊沒有打入世界杯決賽周,中國的產品廣告倒是進入了世界盃,隨處可見。」雖然話是不錯,但足球賽最重要的畢竟是足球,而非商品廣告。這報道讓人啼笑皆非。  阿Q精神最基本的特徵是處於弱勢而絕不承認,反而以種種理由聲稱自己其實並未失敗,反而是大大取得勝利了。近日網上有作者撰文稱我等「屁民」幾十年來被人當社會改造的實驗材料,如今傷痕累累、一無所有,不過實驗結果證明這條路走不通,所以我等雖一生盡毀,也算值得。這種阿Q精神比起祖爺爺來更有發展,老阿Q對趙太爺的壓迫尚有不平之氣,常罵「媽媽的」,如今的徒子徒孫何以連這點勇氣也沒有了——儘管同屬精神勝利的路數。不過現代阿Q也不是一點進步也沒有,他畢竟知道受騙了,明白此路不通,算是稍有點與時俱進,是半個「絕望的阿Q」。把這種「絕望的阿Q精神」發展到荒謬地步的,是內地某文化協會的「領導」。前幾年四川地震後,此人發表了一首詞作,內含一絕妙好句,大意是在這樣的社會裏,「縱做鬼,也幸福」。我素來不罵真正的阿Q,蓋因他們畢竟是受苦人,但我對他這種可稱為「偽阿Q」的君子,偏要罵一聲「媽媽的」!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本人沒有「做鬼」,還活着,甚至還因為經常發表這類言論而官運亨通,活得好好的。  當年阿Q最痛恨的人是「假洋鬼子」,本能上就討厭與「洋」搭上關係的任何東西。道理說不出,就是一味抵制「外來影響」,但正如當時的人一眼洞穿其行為矛盾多多:帶上洋字的東西一概排斥,可洋錢他倒又要了。阿Q曾想參加革命,或者說魯迅也設想過倘若阿Q革命成功後會怎樣,而他的結論是,那時社會將更加糟糕,因為滿腦子舊封建思想的阿Q掌權後首先要做的不外乎兩件事,一是「搬東西」,把舊主人家值錢的東西拿到自己手裏,包括女人;二是向從前和今後得罪過自己的人報復,王胡啊、小D啊,一概殺殺殺,改朝換代而已。中國有句老話叫「一闊臉就變」,至此,阿Q變得比舊主人更兇惡。  這類「一闊臉就變」的阿Q的典型表現是「擺闊」。大家該記得,當年阿Q離開家鄉外出跟人學習生財之道回來後,腰包鼓了起來,到熟悉的酒店喝酒時從中「摸出滿把銀的和銅的」,往櫃枱上一擱,喊道「拿酒來」,一時氣概不凡,大有老子今天翻身的氣勢,驚得在旁的酒客眼睛楞楞的。不過這還是小菜一碟。今日某商人到人家資本主義老巢紐約,擺出大把撒錢的姿態,錢的數目勝過當年老阿Q的擺闊不知多少倍,這才是真正的出氣。不過細究起來其屁股後面拖出的那根阿Q的長辮子卻泄露了天機:原來仍然是阿Q的徒子徒孫,本性上沒有絲毫進化。說本性沒有進化不等於說花樣沒有翻新,創新之處在於這大把撒錢與當年的輸出革命有着某種遺傳關係。到紐約街頭擺擺譜,嘗嘗騎在「洋鬼子」頭上撒把尿的滋味,不也比當年阿Q在夢中了卻報復的念頭實在得多?  阿Q 「一闊臉就變」的另一典型症狀是欺負弱者,雖然他在沒有變闊之前亦不時惹事生非,想用欺負比自己弱的人來抵銷自己被欺後的屈辱心理,不過總是事與願違。現在好了,闊了,他想這下總可以真正實施從前不過嘴上唱唱的戲文「手持鋼鞭把你打」了,或至少恐嚇一下,哪怕向四方宣示一下也好,讓大家知道我阿Q今時唔同往日。不過且慢,阿Q兄,我倒要規勸幾句,雖然你今日體格有所強壯,但頭腦尚未進化,文明尚有欠缺,你若仍抱着幾十年前的等級制和恃強凌弱的觀念,恐怕妨礙你脫胎換骨,到頭來,哪怕你頭上沒了辮子,身上穿了西服,卻仍然要被人稱為阿Q。儘管口不離「打打殺殺」,誰不知道你心底的不踏實呢?最好還是先去學堂補點基本的現代文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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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樸無華的音樂家  專訪流行歌壇教父顧嘉煇 (朱耀偉、葉國威、陳 芳 訪問;杜遜寧 記錄整理)

  今年四月底,藝發局頒發終身成就獎給顧嘉煇先生。三月下旬,顧先生回港小住,其間仍然勤勤勉勉做音樂。四月十二日,邀得顧先生光臨本社訪談,他的創作篇章除了音樂,還有畫畫,無不教人神往;他的生活篇章,則教人感到可親可敬。藝術家的內心多麼孤獨,又多麼渴求知音?對於秉賦與天才,藝術家其實是自覺的,但待人處事又多麼謙厚溫文。——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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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是非得失與成敗悲歡 (杜 光)

  中共建國六十年,作者把前三十年劃分為毛澤東時代,後三十年為鄧小平時代。不巧,兩個三十年都是「從民主主義發端,卻以專制主義收場」。文革以後,雖然胡耀邦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但近三十年又再積壓了大量新的案件,展望將來,作者認為,應該再來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動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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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保衛公民社會  從「公盟」、「天益」等維權組織談起 (杜 光)

  在北京,繼許多維權律師被取消執業資格,劉曉波被正式拘捕之後,又陸續傳來了「公盟」被處罰,「天益網」被封閉,「益仁平中心」被查抄等出人意料、令人震驚的消息。這一系列剝奪公民權利、破壞公民社會的惡性事件,引起了許多關心國家前途的愛國人士的深切憂慮。「公盟」偷稅?   「公盟」全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中國公民在二○○五年創辦的。它實際上是一個民間社會團體。早在二○○三年,許志永和滕彪、俞江、張星水等曾發起成立民間組織「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但由於民間社會團體的登記成立有着嚴格的先決條件,必須經過「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而民間性的公益團體又不可能有什麼「業務主管單位」,所以他們被迫於二○○五年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履行作為一個企業而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煩。公司的名義、公益的實質,這種被扭曲的存在形態,是民間社會團體在公民社會遭壓制的條件下不得不接受的難題,以這種被扭曲的形態換取合法活動條件的民間組織,不只「公盟」一家。  「公盟」堅持「法治、理性、建設和非暴力」的原則,對許多具有制度變革意義的典型個案,提供法律援助、進行實證調查和法律研究,倡導公民行動,維護公平正義。它幾年來曾經參與許多意義重大的維權案件,如孫志剛案、孫大午案、南方都市報案、陝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在維權運動和法律服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北京市律師協會改選理事會,許多律師主張直選,「公盟」的律師也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使「公盟」贏得社會聲譽,成為幼弱的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活躍細胞,同時也成為專政體制必欲壓制加害的對象。  七月十四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一百四十九萬餘元,如不交納,「公盟」法人代表許志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所謂偷稅,是把「公盟」為研究專案而接受的資助,作為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活動;可是,研究專案沒有完成、研究經費沒有結算,因而稅額也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談得上「偷稅」呢?  過了三天,十七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派出二十多名人員,到「公盟」突擊查抄,理由是「公盟」下設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擅自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這個藉口十分可笑,一個已經在工商局註冊的合法公司的下屬單位,難道還要到民政局去登記才能開展活動嗎?查抄的結果,八台電腦、幾百份案件資料和「公盟」成立以來的檔案資料,連會議室的桌椅,都被這些「執法人員」劫掠而去。  二十一日,「公盟」公司所在地和許志永居處的房東先後打電話通知他們,要他們搬家。  二十九日早晨,有五名警察來到許志永的住處,把他帶走,下落不明。  八月十八日,許志永正式被逮捕,罪名是偷稅漏稅。  北京市的稅務、民政、公安三個執法部門緊密配合,對一個民間機構大動干戈,橫加迫害,這意味着什麼,是很值得玩味的。「天益」遭取締   「天益網」是一位年輕的北大校友郭瓊虎在二○○六年四月創辦的。此前他曾辦過「北大三角地」、「燕南社區」,都在聲譽日隆的情況下被查禁。「天益」是他新開闢的網站。天益網發表了大量高水準的學術論著,成為一個高品位的理論園地。出現在天益網上的文章,一般都是愛國知識分子自由思考、獨立研究的成果,既關切國家命運,貼近社會現實,又富有理論深度,具有啓蒙作用;在成千上萬的網路之林中,它是少有的彰顯理性、風格高尚的佼佼者。  在辦網的過程中,郭瓊虎一直保持着謹慎平和的低姿態、一方面向不同見解的作品開放,同時也拒絕過激的思想觀點。我近幾年發到國內外互聯網上的文章,有許多就因為出語尖銳、立論敏感而沒有被天益採用,這就充分說明他們選用文稿是十分慎重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學術思想水平、一向循規守法、謹慎從事的網路平台,七月中旬卻突然遭到取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從這個事件的政治社會背景裏,可以取得什麼樣的理性的認識?查抄「益仁平中心」   「公盟」和「天益」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這裏不妨再舉兩個例子。  北京益仁平中心也是一個旨在向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卻不得不以企業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的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它在二○○六年十二月由民間人士陸軍等發起成立,以致力於反乙肝歧視而聞名於社會。近三年來,他們為許多病患者,如乙肝病毒攜帶者、愛滋病感染者、殘疾人、糖尿病患者、抑鬱症患者、色盲者等弱勢民眾提供法律援助,推動合法的、非暴力的維權運動;在普法健康教育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他們還積極參與立法修法工作,對《就業促進法》、《食品安全法》、《勞動合同法》等的制訂作出貢獻。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有兩名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便衣人員和一個警察來到益仁平中心,以中心「涉嫌非法出版」的理由進行查抄。經過八個小時的翻找、拍照、查驗、對峙、報警、抗爭,……他們終於在下午六點多撤走,帶走了被認為是非法出版物的九十多本《中國反歧視法律行動通訊》。這個《通訊》是中心自行印製、免費交流的雙月刊,已經出了六期。它主要報道我國社會各界推動公民平等權利、消除歧視的法律行動,傳遞立法建言的聲音,記錄民間社會的不同領域依法反歧視的腳步,促進民間的反歧視運動。它的豐富內容,為考察社會特定領域的問題和解決途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窗口。這樣一個有助於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實現社會和諧的出版物,卻被認為是「涉嫌非法出版」而被查抄,為什麼?收繳《往事微痕》   去年八月由謝韜夫人盧玉和右派難友鐵流創辦的刊物《往事微痕》,是以發表「五七」難友的回憶文章為主要內容的民辦刊物。它標明是「友誼交流,免費贈閱」,顯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在《往事微痕》上發表的文章,多數是作者回憶親歷的反右過程和被劃為右派後的悲慘遭遇。由於反右運動長期以來被列為回憶、反思和研究的禁區,《往事微痕》所披露的歷史真相和反思成果,受到了許多讀者、特別是劫後孑遺的右派老人的激賞,好評如潮。一年多來已印發了二十七期,印數從三百份不斷增加至一千五百份。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份西雙版納州「掃黃打非」辦公室在今年五月十一日發布的《關於查堵〈往事微痕〉等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通知》,下令「嚴禁在境內非法印製、複製、發行,違者依法從嚴查處」,「嚴禁任何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在校園內傳播,嚴禁校史室、校史館、圖書館接受右派人員贈與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加強對出版市場的嚴密巡查,加強監督,一經發現,全數收繳」。接着,我又讀到一條荊州區文體局關於《加強暑期校園周邊環境治理》的報道,其中也談到要「加大『掃黃打非』力度」,「重點查繳《○八憲章》、《往事微痕——北大專集》等政治性出版物」。從這兩則資訊裏不難看出,查禁今年二月印發的《往事微痕——北大專集》,是高層當局的統一部署。互聯網與公民社會   這幾個事件看起來似乎彼此毫無牽連,但聯繫起來考察,卻可以發現一個嚴重的政治趨勢:執政當局中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勢力,正在力圖摧殘欣欣向榮地發育成長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同市場經濟、國家機器,構成為現代文明的鐵三角,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鐵三角。目前我國三大架構的發展極不均衡:市場經濟因壟斷經濟仍然佔有主導地位而誤入歧途,公民社會因頻受擠壓而只能在專制政治的夾縫中生存,唯有國家機器因政治權力無限膨脹而強大無比。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改變這個三角長短不一、強弱不同的現狀。目前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使市場經濟擺脫壟斷企業的「主導」、並且加強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的同時,促進(而且要加快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我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怎樣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裏曾經提出:公民社會的主要構件有三:一是了解並能行使和捍衛自己的權利,並且自覺地履行公民義務的合格公民;二是社會團體;三是公共知識分子。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取決於這三個構件的發育成長。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裏,在相對開明的「胡趙體制」時代,比較自由的社會政治條件,孕育了最初的公民社會。八九年的機槍坦克,鎮壓了主張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化的民主運動,同時也就破壞了發育公民社會的政治條件。二十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畸形發展,國家體制的缺乏民主秩序和法治精神,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進入世紀之交的新時代後,一個新的因素介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這就是互聯網。它是一個處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第三世界,一個超脫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卻又滲透於一切領域的精靈。它的出現,大大地改變了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條件。十多年來,掌握網路工具的網民隊伍不斷擴大,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資料披露,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國網民已達三億三千八百萬人,這就是說,全國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公民可以利用互聯網來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表達自己的觀點,行使自己的權利。互聯網成為公民社會得以蓬勃滋長的沃土,培養合格公民的大學校。公民意識的增長、社會團體的發展、公共知識分子的崛起,開始一點一滴地改變着社會的面貌,成為進入新世紀後的中國社會新景觀。  不久前發生的「綠壩軟件」事件,就是公民社會通過互聯網展示力量的典型例證。據媒體報道,國務院工業與資訊部出資四千萬元訂購綠壩軟件,七月一日後,市場上的所有電腦都要安裝這種軟件。這個資訊在互聯網上掀起了抗議的熱潮,表達意見的網民達一百餘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表示反對。面對如此強烈的民意,工信部不得不收回成命。但公民的抗議並沒有完全平息。有的網民揭露,工信部花國家四千萬元購買的綠壩軟件,開發費用還不到一百萬元!曾為楊佳案奔走的劉曉源律師向財政部遞交申請資料,要求公開綠壩軟件的採購資訊和有關法規;北京市民謝燕益就綠壩軟件問題,在七月三十日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控告工信部長李毅中犯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像這樣的社會新現象,在互聯網出現以前是很難想像的。公民社會依憲抗爭   「公盟」和「天益」是我國公民社會裏最活躍、最出色的成員,他們最近的遭遇具有象徵的意義:它反映了執政當局中的專制勢力和既得利益的權貴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  公民社會的發展壓縮了專制權力的空間,也壓縮了權貴勢力掠奪國家財富、侵佔民眾權益的空間,使既得利益的權勢集團不能再毫無限制地實現自己的貪欲,所以必然會遭到他們的無情打擊和壓制。從近幾年的許多事實可以看到,公民權利的維護、民間社團的活躍、公共知識分子的呼聲,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觸動統治集團的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引起或大或小的反應。例如前幾年「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的判刑入獄,維權律師鄭恩寵、高智晟、陳光誠遭到打擊報復,受構陷坐牢,今年的劉曉波因《○八憲章》被正式拘捕,都是專制勢力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統治權力的反映。最近發生的「公盟」、「天益」、「益仁平」及《往事微痕》等事件,就是這些惡性事件的延續和發展。  面對專制權力的打壓,許多公民和社會團體只好逆來順受,無可奈何地承受各種壓力和打擊。但值得高興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和民間社團走出在打壓面前無能為力的困境,敢於起來抗爭。如:為了規避官方的法規條例而拒不登記、自行其是的民間社團,雖有頻繁的「掃黃打非」運動而仍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非法出版物」,拒絕輿論導向的「山寨文化」,都是公民和民間社團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奮起抗爭的表現。益仁平中心被查抄後,中心創辦者陸軍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二日先後對主持查抄的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趙國明和郭松濤提出控告。因為陸軍在益仁平被查抄的過程中發現,趙國明的執法證件沒有通過年審,屬於無效證件,沒有執法資格。按照有關規定,文化市場執法必須有兩名執法人員在場;而當時具有執法資格者卻只有郭松濤一人。所以陸軍控告他們濫用職權,使益仁平中心及其工作人員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涉嫌刑事犯罪。這種在受到打擊壓制之後的「絕地反擊」,表現了民間社團的力量與自信,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法規違背憲法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民社會對專制政體的反擊具有依憲行事的合法性。許多律師參與維權運動,把運動引上合法的軌道就不必說了,即使是違反某些法規條例而開展的抗爭形式,也是依照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權利而進行的。倒是某些限制公民權利的具體法規條例,卻與憲法精神背道而馳。如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項自由權利,有關出版與結社的條例就應該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制訂,可是現行的有關規定卻限制公民行使這些權利,以致公民實際上喪失了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來實現自己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所謂「非法出版物」,和成千上萬拒絕登記的「非法組織」,是公民對違憲非憲的惡法的抗議。因為這些限制公民自由權利的法規條例,本身就違反了憲法,所以,被稱為「非法出版物」和「非法組織」而受到查禁的出版物和民間社團,「非」的是違憲的惡法,卻符合於憲法的要求,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所以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正因為如此,這些「非法」卻「依憲」的出版物和社會團體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專制主義的野火燒不盡,民主主義的春風吹又生。公民社會就是在廣大公民面對打擊和壓制的依憲抗爭中發育成長的。  在一個文明的、和諧的社會裏,「社會鐵三角」的三個支柱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任何一個支柱的發展,都可以推動另兩個支柱的進步。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裏,國家政權反而阻礙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呢?道理很簡單,能夠同公民社會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是民主法治的而非專制的國家政體,是自由競爭的而非壟斷的市場經濟。  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需要民主法治的國家體制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過來,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政體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同樣需要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特別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完善和健全,同公民社會的完善和健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我們的國家機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法治,不能沒有公民意識的覺醒、民間社團的活躍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大量湧現。所以,執政黨內一切真誠地主張民主法治的開明力量,都應該支持、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風窗》上發表的文章裏,談到「今天公民社會的成長面臨體制性的障礙」時說:「每一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他們比一般人更加熱心公益,甚至把公益事業當成自己的終身職業。他們關懷弱勢群體,從事社會救助,開展慈善活動,維護社會正義,監督政府權力,推動社會進步。這樣的人是現代文明社會所必要的,他們所做的事情,絕大部分是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有積極進步意義。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給他們充分的發展空間。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面對這一可喜的現象。」  「公盟」就是由這樣的群體構成的民間團體。它的創辦人許志永在二○○八年末的「公盟」五周年年會上說:「我們懷着一種簡單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文明的中國。它的根基不是陰謀,不是血腥和暴力,而是自由、法制、理性和愛。」他還指出,「因為我們的國家充滿了太多的暴力的氣息,所以需要我們很多人一起推行非暴力的理念。」五年多來的實際情況表明,許志永等人一直在實踐着自己的理念。旅澳作家楊恆鈞最近也在一篇文章裏說,他們「以微弱的力量試圖把走入邪路的社會推回到法制的軌道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政治更和諧,更適合民眾,不那麼骯髒,變得更好」。高呼保衛公民社會   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公民,我對最近發生的打壓「公盟」、封閉「天益」、查抄「益仁平」、收繳《往事微痕》等一系列摧殘公民權利的法西斯式暴行,表示嚴正的抗議。這些被打壓的社團,都是公民社會的最積極、最富活力的成份,是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積極力量;他們所從事的都是利國、利民、利社會的事業;他們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是一些真正的愛國者。打壓他們是明目張膽地破壞社會穩定和諧、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行為。我殷切地希望最高當局能夠明辨是非,糾正這些錯誤的做法。為了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和諧,我要求:第一,撤消打壓「公盟」、「天益」、「益仁平」、《往事微痕》等不利於社會和諧和國家前途的政府行為;第二,釋放許志永、劉曉波、高智晟、陳光誠等所有因維護公民權利而被拘捕或判刑的愛國人士;第三,建議人大常委會重新審議有關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的法規條文,把限制公民權利的條款,修改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法規。  公民社會處於危機之中,希望明智的當政者和廣大公民能夠了解和警覺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上下同心,排除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保衛公民社會!  二○○九年八月九日(作者是原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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