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是非得失與成敗悲歡 (杜 光)

  中共建國六十年,作者把前三十年劃分為毛澤東時代,後三十年為鄧小平時代。不巧,兩個三十年都是「從民主主義發端,卻以專制主義收場」。文革以後,雖然胡耀邦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但近三十年又再積壓了大量新的案件,展望將來,作者認為,應該再來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動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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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保衛公民社會  從「公盟」、「天益」等維權組織談起 (杜 光)

  在北京,繼許多維權律師被取消執業資格,劉曉波被正式拘捕之後,又陸續傳來了「公盟」被處罰,「天益網」被封閉,「益仁平中心」被查抄等出人意料、令人震驚的消息。這一系列剝奪公民權利、破壞公民社會的惡性事件,引起了許多關心國家前途的愛國人士的深切憂慮。「公盟」偷稅?   「公盟」全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中國公民在二○○五年創辦的。它實際上是一個民間社會團體。早在二○○三年,許志永和滕彪、俞江、張星水等曾發起成立民間組織「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但由於民間社會團體的登記成立有着嚴格的先決條件,必須經過「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而民間性的公益團體又不可能有什麼「業務主管單位」,所以他們被迫於二○○五年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履行作為一個企業而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煩。公司的名義、公益的實質,這種被扭曲的存在形態,是民間社會團體在公民社會遭壓制的條件下不得不接受的難題,以這種被扭曲的形態換取合法活動條件的民間組織,不只「公盟」一家。  「公盟」堅持「法治、理性、建設和非暴力」的原則,對許多具有制度變革意義的典型個案,提供法律援助、進行實證調查和法律研究,倡導公民行動,維護公平正義。它幾年來曾經參與許多意義重大的維權案件,如孫志剛案、孫大午案、南方都市報案、陝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在維權運動和法律服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北京市律師協會改選理事會,許多律師主張直選,「公盟」的律師也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使「公盟」贏得社會聲譽,成為幼弱的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活躍細胞,同時也成為專政體制必欲壓制加害的對象。  七月十四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一百四十九萬餘元,如不交納,「公盟」法人代表許志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所謂偷稅,是把「公盟」為研究專案而接受的資助,作為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活動;可是,研究專案沒有完成、研究經費沒有結算,因而稅額也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談得上「偷稅」呢?  過了三天,十七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派出二十多名人員,到「公盟」突擊查抄,理由是「公盟」下設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擅自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這個藉口十分可笑,一個已經在工商局註冊的合法公司的下屬單位,難道還要到民政局去登記才能開展活動嗎?查抄的結果,八台電腦、幾百份案件資料和「公盟」成立以來的檔案資料,連會議室的桌椅,都被這些「執法人員」劫掠而去。  二十一日,「公盟」公司所在地和許志永居處的房東先後打電話通知他們,要他們搬家。  二十九日早晨,有五名警察來到許志永的住處,把他帶走,下落不明。  八月十八日,許志永正式被逮捕,罪名是偷稅漏稅。  北京市的稅務、民政、公安三個執法部門緊密配合,對一個民間機構大動干戈,橫加迫害,這意味着什麼,是很值得玩味的。「天益」遭取締   「天益網」是一位年輕的北大校友郭瓊虎在二○○六年四月創辦的。此前他曾辦過「北大三角地」、「燕南社區」,都在聲譽日隆的情況下被查禁。「天益」是他新開闢的網站。天益網發表了大量高水準的學術論著,成為一個高品位的理論園地。出現在天益網上的文章,一般都是愛國知識分子自由思考、獨立研究的成果,既關切國家命運,貼近社會現實,又富有理論深度,具有啓蒙作用;在成千上萬的網路之林中,它是少有的彰顯理性、風格高尚的佼佼者。  在辦網的過程中,郭瓊虎一直保持着謹慎平和的低姿態、一方面向不同見解的作品開放,同時也拒絕過激的思想觀點。我近幾年發到國內外互聯網上的文章,有許多就因為出語尖銳、立論敏感而沒有被天益採用,這就充分說明他們選用文稿是十分慎重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學術思想水平、一向循規守法、謹慎從事的網路平台,七月中旬卻突然遭到取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從這個事件的政治社會背景裏,可以取得什麼樣的理性的認識?查抄「益仁平中心」   「公盟」和「天益」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這裏不妨再舉兩個例子。  北京益仁平中心也是一個旨在向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卻不得不以企業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的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它在二○○六年十二月由民間人士陸軍等發起成立,以致力於反乙肝歧視而聞名於社會。近三年來,他們為許多病患者,如乙肝病毒攜帶者、愛滋病感染者、殘疾人、糖尿病患者、抑鬱症患者、色盲者等弱勢民眾提供法律援助,推動合法的、非暴力的維權運動;在普法健康教育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他們還積極參與立法修法工作,對《就業促進法》、《食品安全法》、《勞動合同法》等的制訂作出貢獻。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有兩名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便衣人員和一個警察來到益仁平中心,以中心「涉嫌非法出版」的理由進行查抄。經過八個小時的翻找、拍照、查驗、對峙、報警、抗爭,……他們終於在下午六點多撤走,帶走了被認為是非法出版物的九十多本《中國反歧視法律行動通訊》。這個《通訊》是中心自行印製、免費交流的雙月刊,已經出了六期。它主要報道我國社會各界推動公民平等權利、消除歧視的法律行動,傳遞立法建言的聲音,記錄民間社會的不同領域依法反歧視的腳步,促進民間的反歧視運動。它的豐富內容,為考察社會特定領域的問題和解決途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窗口。這樣一個有助於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實現社會和諧的出版物,卻被認為是「涉嫌非法出版」而被查抄,為什麼?收繳《往事微痕》   去年八月由謝韜夫人盧玉和右派難友鐵流創辦的刊物《往事微痕》,是以發表「五七」難友的回憶文章為主要內容的民辦刊物。它標明是「友誼交流,免費贈閱」,顯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在《往事微痕》上發表的文章,多數是作者回憶親歷的反右過程和被劃為右派後的悲慘遭遇。由於反右運動長期以來被列為回憶、反思和研究的禁區,《往事微痕》所披露的歷史真相和反思成果,受到了許多讀者、特別是劫後孑遺的右派老人的激賞,好評如潮。一年多來已印發了二十七期,印數從三百份不斷增加至一千五百份。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份西雙版納州「掃黃打非」辦公室在今年五月十一日發布的《關於查堵〈往事微痕〉等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通知》,下令「嚴禁在境內非法印製、複製、發行,違者依法從嚴查處」,「嚴禁任何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在校園內傳播,嚴禁校史室、校史館、圖書館接受右派人員贈與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加強對出版市場的嚴密巡查,加強監督,一經發現,全數收繳」。接着,我又讀到一條荊州區文體局關於《加強暑期校園周邊環境治理》的報道,其中也談到要「加大『掃黃打非』力度」,「重點查繳《○八憲章》、《往事微痕——北大專集》等政治性出版物」。從這兩則資訊裏不難看出,查禁今年二月印發的《往事微痕——北大專集》,是高層當局的統一部署。互聯網與公民社會   這幾個事件看起來似乎彼此毫無牽連,但聯繫起來考察,卻可以發現一個嚴重的政治趨勢:執政當局中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勢力,正在力圖摧殘欣欣向榮地發育成長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同市場經濟、國家機器,構成為現代文明的鐵三角,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鐵三角。目前我國三大架構的發展極不均衡:市場經濟因壟斷經濟仍然佔有主導地位而誤入歧途,公民社會因頻受擠壓而只能在專制政治的夾縫中生存,唯有國家機器因政治權力無限膨脹而強大無比。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改變這個三角長短不一、強弱不同的現狀。目前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使市場經濟擺脫壟斷企業的「主導」、並且加強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的同時,促進(而且要加快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我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怎樣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裏曾經提出:公民社會的主要構件有三:一是了解並能行使和捍衛自己的權利,並且自覺地履行公民義務的合格公民;二是社會團體;三是公共知識分子。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取決於這三個構件的發育成長。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裏,在相對開明的「胡趙體制」時代,比較自由的社會政治條件,孕育了最初的公民社會。八九年的機槍坦克,鎮壓了主張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化的民主運動,同時也就破壞了發育公民社會的政治條件。二十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畸形發展,國家體制的缺乏民主秩序和法治精神,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進入世紀之交的新時代後,一個新的因素介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這就是互聯網。它是一個處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第三世界,一個超脫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卻又滲透於一切領域的精靈。它的出現,大大地改變了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條件。十多年來,掌握網路工具的網民隊伍不斷擴大,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資料披露,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國網民已達三億三千八百萬人,這就是說,全國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公民可以利用互聯網來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表達自己的觀點,行使自己的權利。互聯網成為公民社會得以蓬勃滋長的沃土,培養合格公民的大學校。公民意識的增長、社會團體的發展、公共知識分子的崛起,開始一點一滴地改變着社會的面貌,成為進入新世紀後的中國社會新景觀。  不久前發生的「綠壩軟件」事件,就是公民社會通過互聯網展示力量的典型例證。據媒體報道,國務院工業與資訊部出資四千萬元訂購綠壩軟件,七月一日後,市場上的所有電腦都要安裝這種軟件。這個資訊在互聯網上掀起了抗議的熱潮,表達意見的網民達一百餘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表示反對。面對如此強烈的民意,工信部不得不收回成命。但公民的抗議並沒有完全平息。有的網民揭露,工信部花國家四千萬元購買的綠壩軟件,開發費用還不到一百萬元!曾為楊佳案奔走的劉曉源律師向財政部遞交申請資料,要求公開綠壩軟件的採購資訊和有關法規;北京市民謝燕益就綠壩軟件問題,在七月三十日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控告工信部長李毅中犯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像這樣的社會新現象,在互聯網出現以前是很難想像的。公民社會依憲抗爭   「公盟」和「天益」是我國公民社會裏最活躍、最出色的成員,他們最近的遭遇具有象徵的意義:它反映了執政當局中的專制勢力和既得利益的權貴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  公民社會的發展壓縮了專制權力的空間,也壓縮了權貴勢力掠奪國家財富、侵佔民眾權益的空間,使既得利益的權勢集團不能再毫無限制地實現自己的貪欲,所以必然會遭到他們的無情打擊和壓制。從近幾年的許多事實可以看到,公民權利的維護、民間社團的活躍、公共知識分子的呼聲,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觸動統治集團的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引起或大或小的反應。例如前幾年「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的判刑入獄,維權律師鄭恩寵、高智晟、陳光誠遭到打擊報復,受構陷坐牢,今年的劉曉波因《○八憲章》被正式拘捕,都是專制勢力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統治權力的反映。最近發生的「公盟」、「天益」、「益仁平」及《往事微痕》等事件,就是這些惡性事件的延續和發展。  面對專制權力的打壓,許多公民和社會團體只好逆來順受,無可奈何地承受各種壓力和打擊。但值得高興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和民間社團走出在打壓面前無能為力的困境,敢於起來抗爭。如:為了規避官方的法規條例而拒不登記、自行其是的民間社團,雖有頻繁的「掃黃打非」運動而仍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非法出版物」,拒絕輿論導向的「山寨文化」,都是公民和民間社團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奮起抗爭的表現。益仁平中心被查抄後,中心創辦者陸軍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二日先後對主持查抄的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趙國明和郭松濤提出控告。因為陸軍在益仁平被查抄的過程中發現,趙國明的執法證件沒有通過年審,屬於無效證件,沒有執法資格。按照有關規定,文化市場執法必須有兩名執法人員在場;而當時具有執法資格者卻只有郭松濤一人。所以陸軍控告他們濫用職權,使益仁平中心及其工作人員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涉嫌刑事犯罪。這種在受到打擊壓制之後的「絕地反擊」,表現了民間社團的力量與自信,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法規違背憲法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民社會對專制政體的反擊具有依憲行事的合法性。許多律師參與維權運動,把運動引上合法的軌道就不必說了,即使是違反某些法規條例而開展的抗爭形式,也是依照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權利而進行的。倒是某些限制公民權利的具體法規條例,卻與憲法精神背道而馳。如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項自由權利,有關出版與結社的條例就應該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制訂,可是現行的有關規定卻限制公民行使這些權利,以致公民實際上喪失了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來實現自己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所謂「非法出版物」,和成千上萬拒絕登記的「非法組織」,是公民對違憲非憲的惡法的抗議。因為這些限制公民自由權利的法規條例,本身就違反了憲法,所以,被稱為「非法出版物」和「非法組織」而受到查禁的出版物和民間社團,「非」的是違憲的惡法,卻符合於憲法的要求,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所以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正因為如此,這些「非法」卻「依憲」的出版物和社會團體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專制主義的野火燒不盡,民主主義的春風吹又生。公民社會就是在廣大公民面對打擊和壓制的依憲抗爭中發育成長的。  在一個文明的、和諧的社會裏,「社會鐵三角」的三個支柱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任何一個支柱的發展,都可以推動另兩個支柱的進步。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裏,國家政權反而阻礙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呢?道理很簡單,能夠同公民社會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是民主法治的而非專制的國家政體,是自由競爭的而非壟斷的市場經濟。  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需要民主法治的國家體制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過來,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政體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同樣需要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特別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完善和健全,同公民社會的完善和健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我們的國家機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法治,不能沒有公民意識的覺醒、民間社團的活躍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大量湧現。所以,執政黨內一切真誠地主張民主法治的開明力量,都應該支持、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風窗》上發表的文章裏,談到「今天公民社會的成長面臨體制性的障礙」時說:「每一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他們比一般人更加熱心公益,甚至把公益事業當成自己的終身職業。他們關懷弱勢群體,從事社會救助,開展慈善活動,維護社會正義,監督政府權力,推動社會進步。這樣的人是現代文明社會所必要的,他們所做的事情,絕大部分是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有積極進步意義。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給他們充分的發展空間。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面對這一可喜的現象。」  「公盟」就是由這樣的群體構成的民間團體。它的創辦人許志永在二○○八年末的「公盟」五周年年會上說:「我們懷着一種簡單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文明的中國。它的根基不是陰謀,不是血腥和暴力,而是自由、法制、理性和愛。」他還指出,「因為我們的國家充滿了太多的暴力的氣息,所以需要我們很多人一起推行非暴力的理念。」五年多來的實際情況表明,許志永等人一直在實踐着自己的理念。旅澳作家楊恆鈞最近也在一篇文章裏說,他們「以微弱的力量試圖把走入邪路的社會推回到法制的軌道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政治更和諧,更適合民眾,不那麼骯髒,變得更好」。高呼保衛公民社會   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公民,我對最近發生的打壓「公盟」、封閉「天益」、查抄「益仁平」、收繳《往事微痕》等一系列摧殘公民權利的法西斯式暴行,表示嚴正的抗議。這些被打壓的社團,都是公民社會的最積極、最富活力的成份,是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積極力量;他們所從事的都是利國、利民、利社會的事業;他們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是一些真正的愛國者。打壓他們是明目張膽地破壞社會穩定和諧、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行為。我殷切地希望最高當局能夠明辨是非,糾正這些錯誤的做法。為了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和諧,我要求:第一,撤消打壓「公盟」、「天益」、「益仁平」、《往事微痕》等不利於社會和諧和國家前途的政府行為;第二,釋放許志永、劉曉波、高智晟、陳光誠等所有因維護公民權利而被拘捕或判刑的愛國人士;第三,建議人大常委會重新審議有關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的法規條文,把限制公民權利的條款,修改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法規。  公民社會處於危機之中,希望明智的當政者和廣大公民能夠了解和警覺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上下同心,排除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保衛公民社會!  二○○九年八月九日(作者是原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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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  我們為什麼要發表公開信? (杜 光)

  今年三月初,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開會前夕,六十一位曾經被劃為右派分子的蒙難者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三點要求:一、開放言禁,允許人們用多種方式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二、以適當方式鄭重宣布反右運動是違反我國憲法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三、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  這封公開信反映了這些劫後餘生的老人們的維權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的覺醒。有的青年人在看到公開信後不解地發問:你們為什麼要發布一封這樣的公開信?為什麼事情過去了五十年才提出這些要求呢?  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政治悲劇,是一場違反憲法、違背社會道德的政治大屠殺。從運動的醞釀、發動、圍剿、懲處、流放,到後來摘帽、改正,都是違棄了憲法和法律,用中共中央的文件來推行的,完全是以黨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至於所謂的「引蛇出洞」、「後發制人」,更是充滿了人治的陰謀氣息。這場運動不但把五十餘萬知識分子打入社會最底層,使他們備受二十多年的煎熬凌辱,而且扼殺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撲滅了民主自由理念的傳播條件。更為嚴重的是,破壞了全社會的道德底線,造成了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相互戒備、人人自危的惡劣風氣,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難以癒合的歷史創傷。反右運動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這場運動的回顧和總結,探索它的前因後果,分析它的性質和影響,從中獲取有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教訓。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就需要使這個歷史事件進入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視域,把它嵌入他們的腦海裏,引起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來注意這個問題,重視這個問題,反思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發布這封公開信的初衷和目的。這樣做,既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那麼,為什麼事過五十年才來發這樣的公開信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對反右運動的反思被封殺  當我們戴著「右派分子」、「五類分子」或「摘帽右派」的稱號,在社會最底層低聲下氣,忍受著人們的蔑視和凌辱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像普通老百姓那樣,抬起頭來,過上正常的、與別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因此,一旦得到「改正」,便有喜獲重生的解放感。由於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很多人甚至感激執政黨的英明寬大。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開放,大家的思想逐漸活躍起來,對於自己的遭遇和那場運動,開始有了較多的思索。  首先,是對那個認為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結論,產生懷疑、反感以至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進而要求對整個運動進行全面的再思考、再認識。一九八六年,劉賓雁、許良英、方勵之等發起在下一年開展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活動,其用意就在於重新評價這場運動,從中吸取教訓。這個倡議反映了廣大難友的心情和期望,但結果卻遭到執政當局的封殺,劉、許、方等被開除黨籍。接踵而來的「反自由化」和「八九鎮壓」,抹殺了一切質疑執政黨的條件和機會,重新評價和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呼聲,也就沉寂下去了。對維權的覺悟  但在右派難友中也有勇敢的先行者。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燕遯符一九九五年八月上書北大黨委會,要求他們為反右運動的錯誤道歉並賠償損失。二○○六年二月,她又致信北大黨委,重申前言。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趨勢,它反映了這些右派難友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於是立即寫就《右派索賠:權利意識的覺醒》一文,送到網上,加以宣揚。  這裏說的權利意識,指的是大家逐漸認識到,要求對反右運動重新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並且取得與所受損失相當的賠償,是我們這些受難者應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意識的產生和深化,是同整個社會的大氣候分不開的。  近幾年來,由於全國各地在佔地、拆遷、下崗等問題上黑幕重重,因此造成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許多切身利益遭到剝奪的弱勢群眾被迫上訪上告,卻又受到攔截、毆打、拘留,甚至判刑入獄。到處出現的壓迫和反抗,使分散的、無組織的群發性事件,匯集成為有目的的、群眾性的維權運動。維權運動由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許多仗義執言的律師的介入而理性化,他們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情、合理、合法,使運動開始由自發趨於自覺,由感性趨於理性。這個維權運動對於全國民眾都有不同程度的啓發和教育。對於五十年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更感到維權之可貴。  但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還不僅在於維權。它的主旨更著重於喚起執政當局和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希望社會不要遺忘這個歷史事件,在它過去了整整五十年的時候,能夠回顧、反思它對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的危害,認真地吸取教訓。這個主題可以從公開信的修改過程看得出來。公開信的修改過程  在公開信的初稿裏,第一條建議是否定過去的錯誤結論,第二條是依法賠償損失,第三條才是撤銷對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禁令。這個文字結構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要求對反右運動負有責任的執政者認錯,賠償,就運動本身作出正確的評價,並採取必要的補償措施。在提出這個要求的基礎上,再建議取消禁令,讓全社會對反右運動開展廣泛的自由的討論,從中吸取教訓。後來經過徵求意見,反覆修改,最後把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這是為了突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社會意義,因為它遠遠超過對反右運動本身的撥亂反正。特別是我們這些身蒙其難的當事人,現在大都已進入耄耋之年,體弱力衰,今後恐怕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運用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來為這個歷史事件作證了。  因此,我們迫切希望執政當局開放輿論,借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機會,讓全國各界和我們一起,探討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和歷史教訓,從中發現如何改革體制,消除隱患,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規律,以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這便是公開信的主旨所在,也是這個建議從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的理由。修改賠償建議的用心  從第三條建議的修改,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用心。賠償問題不但從第二條延後成為第三條,而且內容也作了實質性的修改。原來我們提出:對於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都應該進行賠償,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在反右運動後期的處理階段,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和傷害。一九七○年代「改正」後,沒有一個人得到應有的補償。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給我們這些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可以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補償;而其他方面的損失,從取消或降低工資,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則應該得到一定的物質賠償。如果說,當年「改正」的時候,國家經濟困難,我們應當體諒。那麼,現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完全有條件可以作出應有的賠償。  不過,我們提出這個要求的主要意義,還不在於經濟上的賠償。我們更注重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作為受害者,向加害於我們的責任者追索合理的賠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但是,在最後發布的公開信裏,這一條卻修改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開除公職、強制勞改、家破人亡等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至少使他們能夠得到安享和諧晚年的合法權利。」這樣修改的結果,就大大縮小了賠償的範圍,只要求對「至今仍處於困境」的難友進行賠償。國家在實施賠償的時候,可以少支付大量賠償費;同時也表明,我們不是為了索取賠償的個人利益,才向最高當局提出這封公開信的。下禁令是愚蠢的  有人問我:「既然你們是向黨中央提出建議和要求,你們直接上書不就得了,為什麼要寫成公開信呢?」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固然是要向最高當局提出我們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要喚起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使大家和我們一起來反思、總結這個歷史事件。長期以來,由於有關部門封鎖消息下禁令,不許反思和討論反右運動、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八九鎮壓」等這些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歷史事件,迴避真相,掩蓋錯誤,以致人們不能從這些歷史事件裏吸取應有的教訓,青年人更是不甚了了。這樣,就會對造成這些悲劇的根源——封建專制主義缺乏足夠的警惕,要肅清它就更談不上了。長此下去,人們就會失憶失語,就無法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我們把寫給最高當局的信公開,送到網上,就是要突破有關部門的封鎖,把這個歷史悲劇提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面前。  在我們沉重地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面對著的是有關部門禁止紀念、不許開會寫文章的禁令。我不得不指出:下這樣的禁令是十分愚蠢的,歷史真相是掩蓋不了的,真理更是抹殺不了的。愚民政策沒有出路!就執政者來說,通過對反右運動的反思和總結,找出導致反右運動的制度性根源,改革政治體制,建立起能夠嚴格地監督和制約政治權力的機制,實現政治民主化,才能避免今後重犯類似的錯誤。  一個真誠的、負責任的政黨,不但要正確地面對真相和真理,而且應該主動地揭開真相,讓老百姓在分析真相的基礎上發現真理,展示真理。五十年來,繼反右運動之後,由於執政黨堅持一黨專政,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的災害。對於過去的這些錯誤,從反右運動到「八九鎮壓」,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做出誠懇的反思和檢查,以求得人民群眾的諒解和理解。否則,是不可能繼續保持執政的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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