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造假 知識蒙羞  ——大陸學術論文作弊亂象及法規治理之思考 (東方話雪)

  據《明報》四月二日披露,英國大型醫療科學學術文獻出版機構——生物醫學中心(BioMed Central),在通過嚴格的「同行評審」後,撤銷了涉嫌造假的四十三篇醫學論文,其中四十一篇出自中國大陸,佔所撤論文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三,令人驚詫。然而,大陸的網站與報紙一陣喧囂過後,政界、司法界、學術界和醫學界又復歸沉寂,沒有任何追究責任的舉動,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論文造假、剽竊與抄襲,中外古來就有。唐朝的韓愈在《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中,曾指「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一詞不知道是不是韓愈的首創,說明他的前代或同代文人,已經有無能或無恥的偷盜者了。清朝昭槤的《嘯亭續錄》之《國史館》篇,更揭露雍正年間的史官「視其好惡,任意褒貶」,所修《八旗通志》缺錄豐沛世家不說,對蔡毓榮、蘇凌阿「幾至萬言,皆剽竊碑版中語」的個案。  當今學界,無論社會輿論和法規制度怎樣駐防把守,仍不斷有人鋌而走險。不過以大陸之大、人口之多、學校之眾、刊物之濫、學科分布之細密、教研人員之蕪雜、法律規章之曖昧、監督執行之疲軟等,造假亂象更不可思議!學術盜竊之風熾盛的原因  大陸學界(主要是各高校和各研究院所)論文作弊之所以猖獗,當然是相當一部分學人把持不了自己,而把持不住的原因,當然又是各種利益的強大誘惑。這些利益包括名譽、金錢、地位和前途,甚至可能與師門、友誼、情感、性關係和性交易有關。正因如此,有些現象被人發現了,而深層的原因卻永遠是個謎。你無從調查,也無從處理,這便形成了學術論文造假的黑洞。有一些吸力在當中旋轉,有一些漂浮者在裏面永遠也出不來,而外界的迷茫者永遠窺不透真相。他們見利而忘義(理想、正義、真理),也自然就忘忌(道德、科學、學理)和忘律(法律、法規、制度)。為什麼?很簡單,切身的、直接的利益,大大超過了那些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掛在網上的「不實之詞」。一九七九年,文學家、翻譯家羅大岡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科學界目前盜竊盛行,一是剽竊洋人的,二是剽竊本國他人的,這個風氣對學術發展很不利。我寫過關於巴黎公社和國際歌的書,後來發現有人整段整段抄我的。」為什麼七十年代末之後,學術盜竊之風比起前三十年熾盛起來了呢?一個方面是資訊多了,抄起來方便了;二是學人的晉升和評價標準越來越量化和功利化;更重要的是,商品社會成型了,理想被利益取代了,交換觀、索取觀、獲得觀、享受觀取代了希望觀與奉獻觀,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流行於學界的普遍心理。這種心理,助長了論文造假思潮,甚至嚴重影響到從專科生到博士生群體。有些高校的樹幹上、布告欄甚或洗手間,出現代寫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和學位論文的廣告,就是明例。像方舟子那樣的「鷹眼」有多少?  更可怕的是,因為儒家傳統,大陸的人治觀念遠遠大於法治意識,各種人物和利益糾結綑綁在一起,他們互相掩飾、撇清甚至庇護,那些剽竊或者抄襲的事件,永遠也不可能被揭露出來。因為,在學科愈來愈細,論題愈來愈窄的情形下,一篇論文是否造假或作弊,只有內行的人或內部的人才能覺察和發現。如果內行的人忙着,內部的人又閒着(善意或有意放任),再加上大陸學術雜誌的編輯基本上沒有督查的職能和習慣,不猖獗反而不正常。想想看,如果一所高校或一個研究單位的校長或所長造假,他的弟子與學生、研究團隊的成員也跟着造假,弟子與成員的朋友也會造假。從校長、所長到成員甚至成員的情人也造假,如此這般的連環造假案,是不可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除非有人「造反」,除非內部發生了矛盾,除非在那兒閒着的人因為一個機緣而有所發現。比如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苗懷明,指控首都師範大學呂小蓬的博士論文《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已先行公開出版),大量抄襲苗的博士論文《公案小說史論》,就是同行才能勘破的顯例。像方舟子那樣的「鷹眼」,全大陸有幾個?況且,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他仍然是一臉茫然。從近年公之於世的例子看,基於各種利益的驅使、糾葛與保護,正是論文造假不報、不查、難查,且查而難究、不究或輕究的主要原因。要明白「更重要」的道理  我的一個朋友在一所邊遠大學教書,他耳聞目睹了多位同事的抄襲事件,大多都不了了之。他神秘地講了一個非虛構的內參故事:該校法學院有一個美女副教授申報教授職稱,學院分委員會的一個評委仔細讀了其著作和幾篇論文,覺得其中一篇關鍵論文很眼熟。翻閱了數天,才發現跟本專業的學科帶頭人——當然是個男教授——五年前在北方某社科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相同,只是重擬了標題,重寫了內容提要、開頭與結尾,關鍵字也只是調換了位置。他也在這個專業裏吃飯,不敢直言,悄悄向校長報告了,因為校長兼任學校學術委員會主席。這位評委教授等了好幾天,沒有什麼動靜。卻原來,那位美女同事不但是學科帶頭人的情人,也是校長大人的姘婦!雖然抄襲的內部消息不脛而走,鬧得滿院風雨,但當事人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懲處。校長和學科帶頭人通過各種運作,讓各級評委明白了更重要的道理:全校社會科學至今沒有一個碩士點,而民商法學近幾年引進帶頭人,又引進博士女副教授,為的就是全校社會科學碩士點的突破,如果有差錯,所有的努力和投入都是白費,大家的學術前途也只好等着瞧了。評委教授也接受了同樣的教育,這樣說來,他也是利益攸關者,還懼怕繼續投訴換來的「負面清單」讓他吃不了兜着走,就不再出聲了。後來美女副教授評上了正高職稱,又執掌了該學科的大權,抄襲的事,自然就在合理的選擇中被人們遺忘得乾乾淨淨。剽竊、篡改、假冒和看不見的手  大陸學界的論文造假,種種手段層出不窮。近些年的確加大了力度,可是打假的人卻似乎不知所措,而造假的人則越打越聰明,越打越隱蔽,也越打越囂張。有機構在國家的支持下,在互聯網上建立了搜索系統,但被發現造假的情況仍然屈指可數。為什麼?海量的資訊與幾個關鍵字的比對,是很難辨別千奇百怪的造假與作弊的。不成立像中央巡視組一樣的專門機構,分期分批向各高校、各研究單位和學科領域派駐稽查人員,大量的學術腐敗仍在地下「繁榮昌盛」。  大陸的《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概括了三類造假行為,即剽竊、篡改和假冒,後者又分為「在他人作品上署名」和「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作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兩種。事實上,漏洞多,造假的「高人」也很多,上述三類手法還是不能精確描述學界第三隻手甚至很多隻「看不見的手」。比如,將同一論題的多篇論文,分節分層分段打散,經過造假人自己稍微改寫後,再分節分層分段組合,思想、觀點和材料全是別人的,論文卻是他自己的,怎麼來命名這種用心良苦的拼湊手法呢?又比如,有一次會議談到學術不端行為,一位來自西安的青年老師告訴我,他在上海讀碩士的時候,教翻譯課的一位青年副教授,將一部外文書分章分節交給學生,名義上是做作業,實際上,兩年之後,老師以他個人的名義編譯出版了。還算他有些良心,在後記裏提示得到了「部分學生」的幫助,卻沒有一個具體的編譯者站在他署名的同一行。這位副教授還不斷創造着令人驚異的學術記錄,一年可以出版近十部各類著作,五年可以出版二十多部,而每部書到年終的時候,都可領取較可觀的獎勵或補貼。當同事們驚詫莫名的時候,他說:「我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真是學術領域的亡命之徒,梁啟超、錢鍾書等在世,都會嚇呆的。全文照搬的真實例子  當然,最肆無忌憚的造假,還是全文照搬。這樣的人,不能叫亡命之徒,簡直就可以稱為「天降大任於斯人」的勇士了,用韓愈的話說,是典型的「剽賊」。王力等編纂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釋「剽」,第一義就是「搶劫」,引申為「剽竊,抄襲」。大陸真有照抄全文而敢於公開發表的嗎?北京某單位一位研究現代戲曲的專家,告訴了我一個實例,不妨奇文共欣賞。  一篇作者為宋劍華,題名為《論「文明戲」興衰的歷史啟示——為紀念「春柳社」誕辰八十五周年而作》,發表在江蘇省《藝術百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近七千字;另一篇作者為常彬,題名為《關於「文明戲」的再思考》,發表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下稱《叢刊》)二○○○年第二期,字數基本相等。逐字對照下來,只有幾點不同:一是論文題目,宋文有主標題和一個副標題,常文只有一個正標題,但最核心的關鍵字都有「文明戲」。不過,你要在網上「谷歌」(Google)或「百度」「文明戲」或「文明戲論文」,基本上是查不出來的。二是署名不同,但宋文比常文整整早了八年,誰先誰後是一目瞭然的。有一個區別是,宋文在文末沒有注明作者單位,而常文注明為「海南師範學院」。三是全文從觀點、結構到詞句驚人一致,只是因為編輯、校對、排版等技術問題,有幾點稍有差異:比如年號的表述方法,宋文較早,那雜誌用漢字表述;《叢刊》用阿拉伯數字;比如外國作家的姓名,《叢刊》可能採用了新標準,在論文第二段第八行,用「斯托夫人」代替了《藝術百家》的「畢采•師陀夫人」;又如常文第二百四十七頁(原雜誌)上的「正欲與世界大國,較長爭強」,取代了宋文的「正欲與世界大國,較長增強」,前者當然是正確的,但那個「爭」字,有可能是常彬自己修正的,也有可能是編輯修改的,這樣的情況還有好幾處。四是注釋:兩文注釋的方式和內容也基本一致,唯有一點,常文注了十四條,而宋文多了一條,有十五條,注在全文最後一句的最末尾,內容是:「請參見拙作:《論胡適對中國現代話劇運動的貢獻》,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常文抹去了這個注,顯然是有意的,因為她沒有寫過這樣的論文;也不便注出參見宋劍華的論文,那樣就引導了讀者將二位作者進行聯想、比對,文章漏餡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剽竊十五年竟無人波及  常文對宋文公然的搶劫,至今已過了整整十五年,學術界竟然沒有一絲動靜,這樣的秘密、神密和保密,真正是匪夷所思!網上搜常彬詞條,發現其現為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而該校(其實更可能是她本人)的長篇介紹,特別列出了第三項「職稱晉升」:二○○○年副教授(為海南省高校當時最年輕的副教授);二○○四年教授(為海南省高校當時最年輕的正教授)。再看第八項「學術論文」列舉,介紹文字隱去了《叢刊》上那篇極其重要的論文,卻列出了二○○○年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七篇論文,好一點的刊物應該算是《河北學刊》,影響小的應該是《廣東職業師範學院學報》了。如果僅憑這樣的七篇論文,在堂堂的省級師範大學,想評上副教授是很難的,而《叢刊》是中國大陸現代文學領域最權威的學術期刊,那篇論文顯然在作者遷升副教授的天平上加入了重重的法碼。作者為何在她光榮的履歷中,特別提到了上述的兩個「最年輕」,而又故意隱藏了造成第一個「最年輕」的學術條件呢?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提示與逃避,其心理術值得好好探究!  大陸學術界造假的黑水如此之深,明明是公然的剽竊,十五年來卻無人也無半句文字有所波及,我想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原作者真的不知道;第二,原作者知道了,不好說也不便說(網上搜宋劍華,赫然發現常彬全文偷盜並發表論文的時期,他就是那個學校同一個系的教授);第三,原作者和剽竊者已達成某種交易,如私下賠償等;第四,因為個人或集體的某種利益,被權力掩蓋了;第五,雜誌也好、那個學校的專業也好、評委也好,其實並不關心專業和論文,只關心論文之外的東西;最後,現代戲曲界的學者都是謙謙君子,他們只關心友誼與聲譽,不關心學術和法規的尊嚴;或者,他們只讀自己的文章,不關心本學科的論文以及每一篇文章的來龍去脈。學術到了這般自我化、功利化、醜惡化的時代,剽抄作弊大行其道,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世風日下矣,知識蒙羞矣!亂世必須用重典  不能相信人都是惡的,但也不能相信人都是善的,想讓每個人都成為規規矩矩和遵紀守法的人,那是純粹的道德理想主義。鑑於此,近十年大陸教育、科技、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和各大專院校,都對學術不端行為制訂了各種「處理辦法」,最嚴重的處罰措施就是「降職」、「解聘」甚至「開除」。但現實中,各高校和研究院所極少動用這些「酷刑」,一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由於複雜的學術門派與人事糾葛,不少案例只能通過司法來裁決。連教育部二○一二年十一月審議通過的《學位論文作假行為處理辦法》,最後也只能將「終審權」轉移:「學位論文作假行為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問題是,目前大陸從憲法、法律到行政法規,對包括論文造假在內的知識產權法存在兩大缺陷:第一,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在內的知識產權條款,主要設定為民法範疇,有假冒、篡改、剽竊行為的,也只負有「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四種「民事責任」。只有直接與經濟收益有關,且直接「損害公共利益的」,才「構成犯罪」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在法理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在經濟社會,沒有一種行為及其結果,不與經濟有關。而且,知識及其產權具有最廣泛的公共屬性,連「盜竊公私財物」都要入刑,像上述的全文剽抄事件,對國家文化創新事業的傷害,難道比一樁或多樁實物盜竊案的價值和意義還小嗎?亂世必須用重典!論文造假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必須果斷分級,一部分可由高校和研究單位批評教育;一部分則入民法體系調整;另一部分剽竊、拼湊、篡改等案件,則入刑法。酒駕入刑之後,大陸醉酒駕車的大大減少了,許多鮮活的生命保全了。為了中華民族文化與知識生命的繁盛與久遠,知識產權領域用重典理所當然!第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知識產權案例及論文造假入刑,必須有憲法依據。但《憲法•總綱》第二十條和二十二條,關於發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事業;關於文學藝術、新聞廣播、出版發行等文化事業,缺乏明確表述,只需加上「公民尊重、國家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字樣,就可以為論文造假入刑鋪開一條大道。下一步,就是如何修正相關刑法與民法文本的具體事宜了。  本文相信,沒有完整、公正、公平的法治,民將不法,國將不寧,知識將退化,復興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也將是一句空話!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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