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明威到高行健 (沈秀貞)

  近年來旅遊成為文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數年前,中文大學與明報月刊聯合舉辦「世界華文旅遊文學」研討會,聚集了各地學者,從諸如中國歷史、文學傳統、體裁和創作經驗等不同角度討論旅遊作為華文文學類別的特色。在一民族語言即華語框架下探討旅遊文學,固然可以突出華文文學的特殊性,然而弔詭之處,是旅遊作為當代文化研究的課題,當中一大特色是其跨越語言、文化時空的越界本色。論者固然可以將旅遊視為文學類別,但作為跨界行為,它同時是一種論述書寫和翻譯過程。  薩依德(Edward Said)曾指出文化理論經旅遊到了異地之後會產生轉變。例如西方針對工業文明、提倡自由意志的現代主義,旅遊到中國社會後,便往往成為反對傳統制約的抗爭武器。至於上世紀末興起的後殖民理論,本源於被殖民者向第一世界的殖民文化作出語言反擊,然而此理論經過旅遊和伸延,可廣泛用以批評任何強者對弱者的欺壓,如種族、階級、性別或發言權方面的不公。有論者指出,在後殖民時代,創作者在跨界及跨文化的邊際尋求創新,探索話語的第三度空間、擴大藝術的可能性之際,其語言大都曖昧不清,文本的理解和演繹亦成為一種翻譯過程。海明威﹕發掘跨文化政治議題  海明威的作品屬美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他自言最喜愛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山峰上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講述男主人公哈利偕同女友到東非坦桑尼亞的獵場度假,原希望藉非洲之旅「去掉靈魂的脂肪」,卻意外被植物毒刺刺傷,面對死神威脅。此故事描述動彈不得的哈利內心交戰。身為作家的哈利壯志未酬,自謂有很多故事有待完成。此外,他不滿自已過着小資產階級的布爾喬亞生活,既慵懶又貪圖享樂,不思進取。資產階級生活形態如酒精一樣麻醉精神生活,哈利以為非洲的貧瘠可以去掉靈魂的肥油,卻逃不出黑色的詛咒。腐爛的傷口正把他拖垮。連那虎視眈眈的非洲鬣狗亦感到他身體腐敗的味道。哈利最終不治。西方論者多認為,哈利作為海明威的化身,其犧牲造就了作者的藝術創作。哈利死前靈魂出竅,坐直升機飛往雪白的乞力馬扎羅頂峰,象徵作者英雄式的自我完成及獲得救贖的過程。  然而,此篇寫於三十年代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視為海明威重要代表作品之一的非洲故事,卻被美籍非裔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批評為「以黑為戲」的白人文字想像,是海明威塗上黑臉的白人演出。莫里森指責,在白人的主體描述下,非洲只是被凝視的客體。雖然被稱為非洲故事,但非洲是不在場的。非洲的靈山乞力馬扎羅只在故事的首尾出現,可有可無。黑人在故事裏亦無話語權,他們是沉默的侍從、挑夫、司機。然而,海明威寫於五十年代的自傳《乞力馬扎羅山下》(Under Kilimanjaro)於二〇〇五年完整出版後,有論者開始為他平反,指海明威在肯雅生活期間,極其投入肯雅部族生活,不但故意將自己曬得黝黑,還剃頭穿耳。他與部族女子結緣,藉以獲得部族接納為一分子。評論者指,海明威討厭殖民者欺壓非洲人,並重新解讀他的另一篇非洲故事《法蘭斯.麥岡伯短暫的快樂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此故事大致講述法蘭斯如何克服對捕獵的恐懼,然而最後卻被妻子誤槍射殺。傳統上法蘭斯一向被視為戰勝自己的美國英雄主義式人物,然而在後殖民論影響下,他由英雄變成殖民者的同謀。他在英籍的獵場管理人威爾遜的引導下,亦成為蹂躪非洲土地的一員。法蘭斯的妻子便指責威爾遜違法捕獵是無恥和虛偽的行為。法蘭斯的快樂「蛻變」遂成反諷。  法蘭斯和前述的哈利之死,在故事層面而言都甚為曖昧和荒誕。他們的死倘有任何意義,便是替作者贖罪。海明威不齒白人有閒階級好逸惡勞的生活形態,亦厭惡殖民者對殖民地施以侵略。然而,他本人愛好狩獵,他寫作的對象亦正是此等有閒階級。五十年代他曾受聘於英國公司替肯雅旅遊官方主持獵場,並受贊助撰文介紹獵場以吸引遊客。海明威曾在其《短篇小說技巧》一文中指出,他故意刪掉結局,故事在似完未完之際結束,讓讀者可以填寫空白。但其曖昧處並非純屬技巧,而是反映作者囿於三四十年代的殖民文化潛藏的矛盾。海明威的跨地域書寫,實包含有待發掘的跨文化政治議題。高行健﹕心靈層次的探索之旅  因《靈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其創作條件和時空與海明威截然不同,然而《靈山》作為自我放逐於中國西南部的旅遊書寫,卻在不同層次上與西方前輩越界呼應。此書是心靈層次的探索,但也涉及文化政治議題。《靈山》故事的主人公「我」備受政權話語的壓迫,希望藉旅遊排除內心的恐懼。「我」的靈山之旅爬了多個高山,卻終未能為心靈開脫。那揮之不去的黑暗無法排除,化成夢魘。它是虎視眈眈的巨眼,形狀恐怖的枝椏,吸血的蛆蟲。《靈山》以青蛙的禪語作結,但正如作者所言,心靈探索之旅並未完結。在一九九三年創作的《夜遊神》和上世紀末完成的《一個人的聖經》,作者分別以戲劇和小說形式,闡述那心靈深處的黑暗之所以揮不去,原因是它也植根於每個人心底。《夜遊神》 中的漫遊者無緣無故被捲入不知名的罪惡中,雖然無辜,卻也反映人性的脆弱。換句話說,在政權和話語壓迫下,人固然是受害者,但也是同謀。只有承認此點,才可以得到救贖。透過曖昧的藝術語言,作者呈現複雜的人性,並非單純是殖民者或被殖民者,迫害者和被害者的對立關係。  不少論者指高行健的作品標榜西方個人主義,又有學者指《靈山》中的「我」以漢族男性的視角看西南部的少數民族,是沙文主義,但也有人持相反論調,認同作者藉此書抗衡中原文化歷來對長江流域文化的壓抑。在八十年代中國高舉實行現代化之初,高行健作為旅遊觀察者,在《靈山》中替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發聲,批評官方的現代化生產模式破壞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可見其獨具慧眼及前衛的觀察。高行健的作品,一如海明威之小說可晉身為世界文學,並非純因其獲封文學桂冠,而是大抵此等作品均具爭議性,兼具普及性及特殊性,並經得起反覆解讀。由旅遊文學到文學旅遊,高行健的作品作為世界文學的部分,倘能多作越界的跨文化對話,相信更有助深入挖掘其文本內涵及多元意義,予以創新解讀。  (作者是香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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