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帶來人類全新課題 (邱震海)

  維基解密網事件發生後,隨着各國輿論不斷跟進報道,可謂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所謂看熱鬧,是指許多人只是熱衷於關心該網站當天透露了哪些令各國政府難堪的機密材料,而並未深究由維基解密網和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所帶來的對人類價值觀和司法、政治制度的深層挑戰。公民揭秘:如何界定公眾利益?  隨着維基解密網與美國政府的角力升級,人們赫然發現,現有的西方司法制度實際上難以找到一個給阿桑奇和維基解密網定罪的理由,這也就是西方迄今只能以所謂的強姦罪或性騷擾罪這樣的近乎荒唐的理由,去通緝阿桑奇,雖然人人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西方政治權力試圖捕獲阿桑奇的一個無奈嘗試。  由此,引發出多個問題:阿桑奇大量披露被美國政府界定為國家機密的文件,究竟是否觸犯現有法律?如果說現有的法律尚無法找到法辦阿桑奇的理由,那麼阿桑奇此舉是否可看作滿足人民知情權,以及監督國家的公權力?如果接受到阿桑奇此舉體現了民眾監督公權力,那麼像他這樣以大量披露國家機密的方式,尤其是在一個尚無規範的互聯網世界裏,其方法是否有可議之處?  必須承認,從任何一個政府的眼光來看,阿桑奇此舉都泄露了國家機密,侵犯了國家利益,可能影響國家重大秘密行動,甚至因此而導致無辜人命的犧牲。但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究竟如何界定國家和公眾利益?按照美國建國之父的觀點,如果說國家生來就是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那麼所有憲政的設計其實都無不圍繞如何幫助人民擺脫政府的這一限制。尤其是:當公權力以國家和公眾利益的名義施行不義的時候,作為掌握國家機密的公民個體,究竟是以保護國家利益為名為虎作倀,還是勇敢揭秘並履行一個公民的義務?這些問題都不但涉及人類自古以來在自由、民主和憲政設計上的一些終極價值觀,而且也涉及人類從政治到司法制度如何相應作出調整和更新。網路時代:叢林規則重新整合  必須承認,在人類政治關係中,機密權是最為隱晦且具爭議的一個權利,公權力往往以此為由來實現目的。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掌握了國家機密的公民如何披露這些材料?如何保護國家機密才符合公眾利益?究竟如何的披露也才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隨着web2.0的問世,當人人都已成為資訊發布者,「公民記者」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時候,其實也在更深的層面上改變着權力、媒體與公眾三者的關係。在這樣的環境下,維基解密網和阿桑奇所做的一切,也可當作對未來的示範。  換言之,如果說人們大致上可以肯定阿桑奇揭秘的宏觀意義,那麼,未來又有一連串的問題提到了人們面前:一、無論是公民掌握了多行不義的國家機密,抑或公司員工掌握了不符公眾利益的公司內部機密,究竟如何予以披露?在披露過程中如何進行公眾利益的嚴格甄別?二、當「公民記者」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洪流時,互聯網的網民如何建立一種良知文化,並使之成為一切包括司法和政治制度在內的其他文化的基礎?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隨着互聯網的誕生和發展,人類自古以來的權力、公眾和媒體「三角關係」,正在經歷一個新的叢林時代的遊戲規則整合。人類現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設計,甚至包括人們的認知,顯然尚落後於這一趨勢。從這個意義來說,阿桑奇的維基解密網的所作所為,帶來了一個人類迄今的全新課題。雖然阿桑奇的作為並非在各方面都毫無爭議,惟其如此,人們才應更關注這一事件的發展。用台灣政論家南方朔對筆者的話來說,阿桑奇的官司打到最後,一定會打到哲學的層面。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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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釣魚台撞船事件的兩大錯誤 (邱震海)

  中日釣魚台撞船風波,日本將中國船長詹其雄按國內法司法程序拘留,不但導致中日外交風波,而且再次引發中國民間反對日本錯誤做法的浪潮。截至九月二十日,各地華人都有示威聲援之後,日方仍未釋放詹其雄,中日關係誓受考驗。利用釣魚台作博弈籌碼   首先必須指出,日本將此次撞船事件以國內法的司法程序處理,是完全錯誤的。由於中日在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日本的國內法完全不適用於釣魚台海域。雖然日方可以目前實際控制釣魚台,並否認中日存在釣魚台主權爭議為理由予以辯護,但誰都知道,中日關係極其錯綜複雜,目前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首次漫長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因此日方若有善意和誠意,面對這樣的突發衝突,最好的解決途徑就是尋求外交途徑溝通和解決,而不是使其進入司法程序,尤其是日本國內法的司法程序。  日本意在向世人證明,釣魚台是日本主權範圍,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染指。因此,日本此舉實際上具有極其重要的示範效應。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方在幾天內連續召見日本駐華大使,而且召見官員的級別也不斷提高。如果中國任由日本用國內法的程序審理這一事件,那就等於默認了日本對釣魚台的主權訴求。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民間此次也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從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來看,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曾提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路,並表示後人的智慧將超過這代人,顯示中國願意長久擱置這一爭議。最近若干年,隨着中國的崛起,中日關係日趨複雜,釣魚台問題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若干程度的質變,亦即由原來中日之間的主權爭議,演變成日本利用釣魚台來與中國展開戰略博弈的籌碼之一。認為中國僅止於抗議   以此次釣魚台撞船事件為例,日方沒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簡單事件,更在中方抗議一再升級的情況之下仍拖延放人。日方之所以這樣做,既有時任國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誠司的個人對華傾向強硬的因素,也有日本高層對中日戰略態勢和中國態度整體研判的原因。  近來,日方內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漁船進入釣魚台海域增多,是中國政府授意或默許所為;美國國防部內部也認為,中方的這些偽裝漁船與中國軍方的行為渾然一體,均意在實現奪取釣魚台的目標。正是在這些戰略研判的基礎上,日本加強對釣魚台周圍的警戒,並在此次撞船事件中採取包括國內法司法程式在內的異常強硬的態度。  日方所以有這一強硬和錯誤的做法,是因為日本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的戰略猜疑和敵意。近年,隨着中國整體國力的崛起,尤其是中國軍力的崛起,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猜疑不斷上升;再加上中美全球矛盾的地區化,日美安保也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驅動力。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和首相官邸對中國在此次撞船事件中的底線出現了錯誤研判,認為中國將僅止於抗議而已。如何制約日本?   面對日方的這兩個錯誤研判,中方應有相應的作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前原誠司已經成為新任日本外相,他的對華強硬基調不但在此次撞船事件上,而且也將在未來的日本對華政策中表現出來。中方的反制,最近已由之前的升級抗議擴大至實際的制裁,包括減少對日遊客、停止中日東海能源磋商及單方面開發春曉油氣田等。這些制裁若繼續擴大,顯然將對中日整體關係造成衝擊,而且也將面臨日方的反制,但還是對日本高層的錯誤做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作用。這種適度的強硬,也是中日關係整體調適過程的題中之義。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關係的適度改善,也將對於日本高層的錯誤做法起到一定制約作用。從更宏觀的意義上說,中美日三方的戰略互信,雖然在地區局勢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將十分艱難,但卻並非毫無可為。畢竟今天的全球和地區格局已非冷戰狀態,各方既有對抗,也有互相依存關係。中美日三方的戰略敵意,也只有在三方探索戰略互信的機制和過程中才能逐漸消除。  至於此次中日撞船事件本身,要求日方放人雖然是中方的訴求,但卻不應成為中方的最終目標。中方的最終目標,應是迫使日本放棄其強硬而又錯誤的立場,其一是完全否認釣魚台的主權爭議,其二是低估中方對日方錯誤做法的反應程度。  可是,由於前原誠司成為了日本新外相,即便撞船事件落幕,預料中日關係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裏經歷一些起伏。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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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默克爾訪華看中國對歐新戰略 (邱震海)

  德國總理默克爾周前訪華,被中國總理溫家寶稱為「歷史性的訪問」,也有中國媒體將默克爾稱為「老朋友」。默克爾從〇七年會見達賴受到中方強烈指責,到今天被稱為「老朋友」,其中的戲劇效果及其背景十分值得探討。人性角度感受中國崛起  中歐關係近年發生的變化,有隨着中國崛起,中西關係態勢發生整體變化的原因,也有歐洲新一代領導人的成長背景及其個人風格的原因,同時更有中歐原先被掩蓋了的雙方文化思維的不同,以及這一不同在新態勢之下的重新顯現等多種原因。但中歐雙方如何研判雙方關係的這些變化,如何研判中歐關係的本質及其在雙方外交戰略中的定位,並如何從戰略角度展開彼此關係的調適,十分考驗雙方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  首先,中國崛起給西方世界造成的心理衝擊有相同和不同的兩面。相同一面是,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感受到中國崛起在能源、市場和勞動力方面的衝擊;但美國政治精英更多地是從中國未來能否或如何挑戰美國的角度來評估中國崛起,因此美國對華思維中必然糅合着相同程度的政治和戰略成份;而歐洲則更多是從人性的角度感受到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  美歐之間的這一差異來自雙方國際定位的不同及其與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差異。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歐洲則早已跨越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大國角逐階段,改為以地區整合和融合來替代民族國家間的利益爭鬥。而從中國未來的發展雄心和邏輯而言,中國的發展決不僅止於成為一個地區大國,而是成為全球大國。因此,中美潛在戰略衝突是必然的,但中歐則不存在這個前提。  但是,在歷史文化和民族性格上,歐洲的理想主義色彩,在未來將是導致中歐之間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只不過,這層差異在過去的歲月裏,或是為冷戰框架以及中歐互為需求的情況所忽略,或是為中國尚未崛起之時中歐之互相欣賞所掩蓋。如今,當中國崛起,歐洲的這一層理想主義色彩就可能從深層浮上表層,並在連歐洲人自己也無法理清的情緒之下得以爆發。  另外,除薩爾科齊和默克爾等人的個人因素外(如默克爾成長於前東德,並曾是前東德的民主運動積極成員等),這一代歐洲新領導人的成長環境也與其前任們有相當的不同。老一代歐洲領導人登上政壇及其中國觀形成之時,正是冷戰時期以及中國與西方的戰略蜜月期,當時中國在西方眼中是「最好的共產主義國家」,但冷戰結束後這一態勢產生逆轉,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先後出現「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而這時恰好是新一代歐洲領導人登上政壇及其中國觀成形之時。美中歐鼎立的格局    現在的默克爾和薩爾科齊其實十分類似於小布殊八年前剛上任時的牛仔風格,其根源是既缺乏外交經驗,同時又對中國缺乏認知和興趣;而這兩個特徵在中國崛起給西方造成整體心理衝擊的基礎上,就很容易轉化成以機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中國。  因此,面對歐洲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挑戰,中國方面是應該回應的,但同時也不應由此而模糊了對歐美本質差異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崛起期整體戰略需求的研判。  中國崛起期的整體戰略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必須在未來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為中國長遠發展尋找合理的支撐點和環境。  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無論在歐洲還是中國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歐洲來說,美歐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歐洲在包括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等一系列問題上,依然有着與美國不同的利益;恰恰在這方面,歐洲迫切需要來自另一個重要經濟體,即中國的協助和協調;對中國來說,如果說美國必將在本世紀與中國存在十分微妙的戰略競爭關係,那麼中國就必須嘗試爭取另外一個戰略夥伴,而非樹立一個新的戰略競爭對手,即是歐洲。  當然,由於歐美的同質性大大超過中歐,尤其是面臨中國崛起,歐美的協調大大增加,其各種針對中國的反應從表面上看,也有日趨相似之處。中國需要準確研判的是:一、中歐關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二、中歐關係持續受損,最終受損的到底是誰?三、如何在堅持自己立場的基礎上,維持一個基本平穩、對中國具有戰略建設意義的中歐關係?  今天的歐洲,是一個理想色彩濃重,但卻與中國沒有本質戰略利益衝突的大陸;而今天的美國,則是一個實用主義至上,但卻可能與中國存在實質性戰略衝突的國家。在這一研判的基礎上,中國如何與歐洲展開巧妙的戰略互動?如何既維護自身立場,同時又不失去戰略迴旋的空間?這些都是十分考驗中國對歐和全球外交戰略的問題。而默克爾訪華被中方稱為「老朋友」和「歷史性的訪問」,可見中方的對歐戰略正在發生調整。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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