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愧疚和一些念頭:選舉前後 (邵家臻)

九月五日下午一時左右,選舉主任在台上宣布,邵家臻當選為第六屆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我沒有太大反應,一來是早已筋疲力竭,二來是這四千六百零三票,真是教我慚愧,催我自省。先為公民後為社工七月十五日,我正式宣布參選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功能組別選舉,並以「帶社會工作的價值進入議會,令社工重拾尊嚴,令弱勢社群得以發聲,令雨傘精神得到延續,令每一位仍不肯放棄的香港人得到照應,也叫那些惡人不可囂張。」作為宣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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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催淚彈的一二事 (邵家臻)

  耳聞目睹過幾多國家大事,經歷過幾多文治武力,魯迅最耿耿於懷的仍是一件小事。這是關於人力車夫作為下層社會的一部分。他們既無銀子更無面子,只能坐在路邊赤膊捉蝨子,退到馬路邊餓肚子的悲慘社會故事。這也是關於透過人力車夫在交通意外後,勇於承擔責任,來讚美人力車夫的高尚行為,以及讀書人的反躬自省,令魯迅「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的一件小事。當香港人遇上催淚彈  我是佔領者。我是「咪手」。不知由何時開始,我將主持叫做「咪手」,而且還要盡量避免介紹自己,因為我認為運動比個人重要,主題比名字重要。九月廿七日,宣布提早佔中之後,公民廣場及立法會一帶都起哄,反對聲音不止是聲音,是反挫,是反提早佔中。學生們反應最大,認為學聯、學民思潮與佔中三子的協定是錯誤的,要不是「雙學」愚不可及,就是「三子」騎劫運動,結果開腔謾罵有之,憤而離場有之。「三子」避上大台,而我亦免做咪手,好讓「雙學」在大台盡量發揮,既重建領導的正當性,也重構群眾對運動的信心。九月廿八日,原本是運動最低落的時候。一整天,「雙學」都在台上走上走落,應付媒體、群眾、學生的追問以至指摘,好不辛苦。可是,警察封鎖廣場,准出不准入的行徑惹起圍觀者的公憤,幾次封路、開路、突襲;再封路、再突襲;再開路之後,群眾突然走上了、坐上了、佔領了夏慤道。密密麻麻,整整六條行車線在短短時間內坐滿人!  我們都哭了。先是戴耀廷、梁耀忠、朱耀明,然後是陳健民。健民帶着微濕的眼睛跟我說:「家臻,你都去看看,做咪手不能沒有這份感性的認知。」我懷疑這種學術高度在夏慤道是否仍大派用場,我的客觀描述是:淚流滿面。傍晚,「雙學」和「三子」正準備六時在台上召開記者會,就在五時五十七分,催淚彈來了,人群來了,眼淚來了,叫喊來了,抽搐來了,作為「咪手」,我大叫:「已經發射催淚彈,請戴上眼罩,用濕毛巾掩住口鼻,向海旁方向跑。」「我們貼近一點,再貼近一點,站立起來迎接催淚彈,我們不怕。」一枚、兩枚、三枚、四枚,直至八十七枚,間中還有「警察預備開槍」、「裝甲車入城」、「有人中了橡膠子彈」等謠言,台上有人呆了,如我;有人大哭,如馮檢基。驚魂稍定,我們都確認這是清場拘捕的訊號。  「這一刻終於到來,」健民說:「對一個抗命者而言,被拘捕是人生最高貴的時刻,在台的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若警察進場,請大家不用保護我們,請成全我們最高貴的時刻。」然而,高貴的時刻沒有來到,混亂在最緊張的一刻止住了。  這是關於催淚彈和香港人的一件事。當催淚彈變成謠言  我也有一件關於催淚彈的事。十月十四日,佔領運動已經去到第十七日,我如常在晚上八時於雨傘廣場的大台上當「咪手」。大約晚上十時了,節目接近尾聲,大台四周突然傳來起哄聲,聽清楚原來是關於龍和道警察與戰友開始衝突的消息,並且已經發射了胡椒噴霧!大家都緊張起來,一個個戰友衝過來報訊,一個個戰友站起來關心,一個個戰友走去聲援。就在這一刻,有一「口罩男」全速跑來,他汗流浹背,跳過鐵欄,作搶咪狀。我制止,他大聲喊:「警察已放催淚彈。」我驚魂未定,問他消息來源,他激動地說是自己親眼見到的。結果……我中伏了。  「龍和道已放了催淚彈,放了催淚烟,有朋友很緊張來告訴我們,催淚彈已經發放了,所以要支援的朋友,請帶毛巾、濕毛巾和眼罩。」兵荒馬亂,電光火石之間,我關心的,只是安全。去的人要安全,留的人亦要安全。我生怕龍和道太窄,去的人太多,所以呼籲去的人要小心,但亦請人留守在夏慤道。還加上一句:「夏慤道也需要我們守護,要留足夠的人力守護主台。」  十多分鐘之後,戰友和糾察們都傳來「根本沒有發射催淚彈」這個訊息。作為咪手連忙賠不是,盡快在大台上澄清。之後,我們改變了通報的辦法,避免再次出錯:由資深糾察長駐台前,所有情報、訊息、告急,都先由他核實處理,再向咪手報告,就算因此而延誤了三四秒,也要如此。  連聲道歉是沒有用的,我的確錯了,有失體統,令大家受驚。之後諸般追擊、攻訐、侮辱、騷擾都可說是咎由自取,只是連累了大學和身邊人,有點不好意思。我有辭任咪手的念頭,但運動情況緊急,怕換咪手會添煩添亂,我唯有打醒精神,帶着歉疚,繼續下去。要做回一個理性的人  如何繼續下去?如何繼續做一個理性的人?當篩選被說成普選,當錯被說成對,當暴力被說成武力,當明目張膽被說成光明磊落,當保鮮紙被說成兇器,當被非禮說成是「出來社運就預咗」,當用雨傘抵擋胡椒噴霧被說成是用遮戳警察,當發射催淚彈被說成是施放催淚霧,當通宵佔領被說成是「通宵去玩」,當守護良心被說成是顛覆社會,當滿腔熱血被說成是搞事多事,當貪污瀆職被說成是在情在理都問心無愧,當致命暴力被說成是最低暴力,當被打到五勞七傷被說成是特技化裝,當……。  最醜陋的文字武力都用盡了,要做回一個理性的人,一點都不容易。不過,一個人的理性文明水平,不應只從平常、正常時候來衡量的,也要看它能否承受、處理非常時期的衝擊。只考慮「平常」而不規劃「非常」的社會,一遇到瘋狂、野蠻、腥臭,就很難阻止,連自己都變得瘋狂、野蠻、腥臭了。公民社會的真正意涵,乃是它必須是個以斯文為前提的集體。當政治沒有斯文來支撐,它就會淪為無事不可為的野蠻遊戲。  斯文於今天來說,除了知書識禮,也包括政治手段必須合宜,不能為了目的而無所不為,不能搞「不計成本也要勝利的政治」。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  一個理性的人在此唯有提醒當前有權力的人,永遠不要忘記政府機器和主流意見都不可能取代是非判斷。主政者不能沾沾自喜於自以為主流價值向自己傾斜,應該虛心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普通人前仆後繼走上街頭,走上衝突的最前線。真正明白這中間價值判斷的差異後,你就不會疾言厲色地老是罵人犯錯犯法,也許會考慮、甚至換個立場,接受民意。  一個反抗者也好,一個理性的人也好,他的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今日香港,一個人如果指出國王沒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評者;如果他指出民眾可能也沒有穿衣服,那麼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不難想像,早上出門時,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對弱者表示同情和對強權大膽批判,搏得了民眾好感;但晚上回家時,你可能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間渣滓」了,事關中午你發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接下來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反對者都想折斷你手中的筆桿,亦不准你再用麥克風。其實,你還是那個早出晚歸的你,而反抗者仍是反抗者,理性的人仍是理性的人。這世界,總有人相信你,有人不相信你,你的時間可是有限,不用糾纏。你只需認真思考和說真話,守護自己理性的城池,從容立世,保持一顆自由交流的心,便是了。  中國作家馮唐這樣說過:「錢可以比別人少,名可以比別人小,活得可以比別人短,但是心靈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軟流動,腦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想得更清楚,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把千百個文字碼放在一起。」當《我簡短而卑微的文字觀》遇上我跟催淚彈的一二事,特別對於身為「咪手」的我,真是「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作者是佔中十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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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者言 (邵家臻)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由去年一月十六日至今,逆勢而行,有人來了,有人走了,有閘落了,有行動了。事到如今,你問我佔中是成是敗?作為佔中者,在回答之前,我想起哈維爾(Vaclav Havel)。那位劇作家、主領過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擔任過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最後仍以「持不同政見者」自居的哈維爾或許會這樣認為:「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注定是個失敗者,就像薜西弗斯那樣。知識分子成為勝利者的可能性總是令人懷疑。然而,在另外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上,儘管遭到不斷失敗,他仍然是個沒有失敗的人──這又像薜西弗斯。他實際上透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因此,他的地位是雙重的。不承認這種雙重性的存在,最終將意味着接受在勝利者所寫的歷史中的地位。」  有意見認為,由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傍晚開始,香港已經不是「Hong Kong is dying」,而是「Hong Kong is dead」。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的同時,與其說是「落閘封窗」,不如說是宣布一國兩制、民主回歸正式破滅。難怪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都說:「北京在香港耍齷齪手段(Beijing gets ugly in Hong Kong)」。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文明箍爛  什麼是「齷齪手段」?蔡東豪在「主場新聞告別書」中,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作分段標題。標題的次序可能已經說明真箇。其中最令我揪心的就是「我恐懼」──「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感到恐懼的,是他也是你和我。徐少驊一夜之間急轉彎,由私下淡出到公開表示完全退出,並接受訪問,以投名狀的方法,反對佔中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箇中原委,他不便說明。  至於我,則索性直視恐懼。我可以坦白承認我恐懼什麼:恐懼自身安全以外,就恐懼香港的未來。恐懼這種惡質政治已經來臨,它已經不再視你為對手,它視你為敵人。它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洼地,然後一起嘲笑「祟高」。它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所有文明箍爛:用最爛的方法搞全民簽名運動,結果就箍爛了全民投票;用最爛的方法搞和平普選日,結果就箍爛了和平普選日;用最爛的方法搞「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結果就箍爛了「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用最爛的方法搞「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結果就箍爛了「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最新最爛的方法,就是以「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之名搞舉報熱線,結果就箍爛了「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這已經不是「東施效顰」、「指鹿為馬」、「掩耳盜鈴」等批評就夠,因為拙劣的手法是無視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流,而鬥爛的手法則毀壞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此惡質政治,前無古人,後有來者。可以想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妖魔鬼怪蛇蟲鼠蟻都會肆無忌憚地橫行。  由「借來的地方和時間」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由過客到主場,由《主場》來了到《主場》沒了,由「十個救火的中年」到「八個救火的中年」,我的心情一時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一時又如蝴蝶一般自由。囉囉唆唆,忐忐忑忑,彳彳亍亍,還是讀書好。  得意的人讀孔子,失意的人讀莊子,而我,則尋找存在主義的慰藉。電影《逆權大狀》說:「為了讓我的孩子們,不會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故事講八十年代初的一宗關於韓國的「國家安全法」官司,也關於窮小子變smart-ass再變成守護孩子的律師故事。其中一幕,警察拘捕大學生,搞到喊打喊殺,罪狀正是「他們在宣揚存在主義」這罪名。  我偏愛這罪名。存在主義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從法國傳流,感染了全世界,當時那些受過長期哲學訓練的年輕人,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和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像是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最「存在」的問題:我為何仍要活着?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無依、顫抖、焦慮?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嗎?如何保存這個我?如何活好每一天?……那些主流哲學明顯無能解決。這套反對哲學的哲學所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人家要誠實、勇敢地生活。在天要塌下來的當下,也應如此。拿不走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  存在主義者卡繆總是喜歡說他的「薜西弗斯的神話」。他用一貫獨有的模糊的曖昧,重新書寫薜西弗斯的永劫輪迴。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最有名的是他所受的懲罰。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天神宙斯決定要給他一種生不如死的處罰: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將一夥巨石推上車頂,但總在抵達山頂的一剎,巨石就滾落下去。薛西弗斯只好下山再一次將巨石推上去,再一次遭到巨石滾落的結果,如是者永無窮盡地、徒勞無功地、一事無成地重覆着。  卡繆花了很大氣力具象地描述受罰中的薜西弗斯。他身上每塊肌肉都繃緊着。他五官扭曲,面頰都貼在石上,肩膊頂住石頭上的青苔,全靠深陷的雙腳和沾滿泥土的雙手,經過不可測度的時間和不見天日的勞苦,大石終於推到上山。然而,他眼睜睜看着石頭轟隆轟隆又從山下滾去,直墮深淵。他必須下山,再把石頭推上來。他的臉看起來跟石頭沒有兩樣。他走下山,跨着寬廣的步伐朝向不知何年何日才可結束的折磨。就在這一刻,在卡繆眼中,卻看到薜西弗斯的誠實和勇敢,就連悲劇、命運和神的責罰,都拿不走他感悟又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正因如此,卡繆才會如是斷言:「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政治文化墜落成語言及動作遊戲  有意見認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個鬧劇。以喜劇始,以鬧劇終,也是不過了了。查實鬧劇是個大問題:「鬧劇」典出羅馬帝國時代,它的原意是一種雜拌食物,將各種肉糜、豆類、蔬菜混合,塞在家禽及魚類的肚腔內蒸烤。以這樣形態的食物為名,插科打諢的通俗小型音樂笑鬧短劇。鬧劇不同於悲劇和喜劇,後兩者無論為悲為喜,也不論諷謔或譏嘲,都仍然有一些執着,因此多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昇華及啟蒙功效,而鬧劇則否。鬧劇不是啟蒙,而是無所執着。它失去了座標,而是種不追求座標的笑謔。它只有語言的機巧和放肆,它是一種精神的虛空,它沒有意義。對於那種失去座標的無聊和扯談,而又熱滾滾的現象,都可歸類為鬧劇。  我們本可將政制改革視為一場鬧劇。政制改革大張旗鼓,一本正經,但箇中的政治文化墜落成無休止的語言及動作遊戲,soundbite充斥,動作不斷,所隱藏的都是權力爭逐的欲望,但卻就是少了政治的實體。而人們的生活文化,在有樣學樣的誘導下,自然也同步墜落。君不見政府不再是一種折衷均衡的力量,部門不再是這種專業紀律,市民不再是公民,市民變成了觀眾。香港看起來妝紅靨麗,滾動着力量,但所有的卻都是慌懼、混亂、消耗,意思在此停止。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  網上瘋傳中國詩人季業的一段話,它之所以廣傳,正是因為它擊中要害,拒絕鬧劇,拒絕關乎香港民主的政制改革的意義就此停止。他說:「如果天總也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別去照亮別人。但是──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我們不是蛆蟲。落閘之後,反抗依舊。「佔中者」就是說「不」的人。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他就成了一位「佔中者」。不管是已經習慣接受命令、接受斥責、接受鞭打、接受恩惠、接受賞賜的奴隸,平日都只能背對主人,有一天,他突然轉身過來,對他的主人說:「不」。這個「不」,表示不可以、不接受、到此為止。這一刻,奴隸就成了一個「佔中者」。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說不的時候,奴隸其實是在重新界定與主人的關係:那裏有一定的行為限度,有一條到此為止的界線。在觸犯這條界線之前,我可以忍耐,我一直在忍耐,但那卻不意味着我必須承受一切。不管反抗的對象是誰,觸動反抗的原因是什麼,一定要有這麼的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意味着有些東西我不願交出去,有些東西你不能奪走,有些東西不能被取消,否則雙方的關係再沒有意義了。  佔中諸君,相濡以沫,不如共聚於「馬路」。囉唆一句:「去到我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  (作者是佔中十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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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布斯與不喜勿插 (邵家臻)

  言論向來風風火火的《黑天鵝效應》作者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在其新作《黑天鵝語錄》中有一句玩味十足的話﹕「當別人對你缺席的關注慢慢超過對其他出席者的注意,你就知道你開始有影響力了。」那麼,當全世界的人對你辭世的關注遠遠超過對所有社會精英的注意,你就知道你真的成為教主了。天才是不可量產的  你是喬布斯。你就是那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的人,你的好奇心絕對不單改變了資訊科技,還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於是,在你死訊傳來的星期四早上,不少人再次感到多年前聽到約翰.連儂被槍殺時的感覺,並非因為是意料之外,而是因為世上好像從此失去了一些價值,一些說不出來的「東西」。  「第一個蘋果誘惑了夏娃,於是有了人類;第二個蘋果砸醒了牛頓,於是有了物理;第三個蘋果被喬布斯咬了一口,於是有了科學。這樣看來,與其拔苗助長喬布斯,倒不如精心培育出產蘋果的沃土更有意義。」話說得再帶勁也好,這個由浙江寧波市政府提出將五年定為一個周期,斥資五千萬元人民幣培養一千四百名創新型領軍人才的所謂「喬布斯培養計劃」,只會被人奚落,那些滿腦子想將喬布斯量產的人,都是活在山寨裏的人,他們一出生就被放進一個框框之中;回家後住在一個框框裏頭;他們靠着勾選框框學習功課;去一個叫「工作」的框框裏上班,坐在一格格的小框框裏面;他們開着一個昂貴的框框在路上四處招搖;去框框般的健身室坐在一個框框裏頭;他們愛談思考要「跳出框框」;死後被放進一個框框之中,風風光光。一切都是框框,絕對符合幾何原理的平整框框……。  框框內的人,無法知道天才是不可量產的,而將你的天才視為左腦天才、科學天才也是捉錯用神,甚至連商業奇才也有點貶意。畢竟,我們斷不能因蘋果在華爾街收市時市值衝到二千二百二十億美元,以些微優勢超過微軟的二千一百九十億美元,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值錢的IT公司,而乾脆將你當成生金蛋的禽畜。天生的右腦動物  別人所謂的哲學,我稱之為文學;別人所謂的文學,我稱之為新聞報道;別人所謂的新聞報道,我稱之為八卦;別人所謂的八卦,我稱之為偷窺欲;別人所謂的偷窺欲,我稱之為抓糞癖。至於你,別人稱你為左腦天才,我稱之為右腦動物。而你的成功,正是未來學家常掛在口邊的「右腦顛覆左腦」的示範案例。  你的辦公室內幾乎什麼都沒有,只有房中間的一個坐墊,是用來打坐的。你每天禪修的習慣已經持續多年了。在決策前,會先閉目靜坐,然後叫下屬將相關產品設計一併放到墊子的周圍,才下決定挑選哪個放棄哪個。當心定下來的時候,你的直覺會非常清晰、敏銳。是的,作為天生的右腦動物,很多舉措都來自直覺和突發奇想,而非數據報告。這樣的人,真是難為知己難為敵——既羨慕你天馬行空的右腦,又害怕你怪誕不經的性格。在你眼中,人不是天才就是白癡,更慘的是今日被讚美作天才,明日被貶斥為白癡。你喜歡大肆裁員,對人幾近苛刻。為蘋果服務七年的主廚就是被你無情解雇,只因為做不出你喜歡的豆腐。  在你的網上帝國內,有些內容是你永遠看不到的,例如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漫畫作家Mark Fiore把自己創作的諷刺漫畫擺上蘋果商店銷售,兩小時後卻被職員無理刪除。後來,這幅漫畫得到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新聞獎而引起社會關注,也令Mark Fiore成為首位被蘋果封殺的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問題是,檢查的標準從何而來?為何你對諷刺奧巴馬的漫畫大開綠燈,卻對老虎.活士的諷刺漫畫集體消音?你的精英集體與科技創新業所相信的分權模式有沒有背道而馳?  你當然是個時代人物,你帶領我們開啟未來。但think different嘛,你被「教主化」、「神格化」的地步跟這個吹捧創新經濟的年代有什麼關係?在這個高唱「創新」的年頭,科技創新的結果令蘋果、Google、Facebook、亞馬遜等公司富可敵國,但把所有雇用的人數加起來,也只有八萬三千人,而科技產業的發源地加州,如今更是債台高築瀕臨破產。你的創新與成功,是象徵着那百分之一的成功,以及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挫敗,還是其他?  純粹閒聊,不喜勿插。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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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者生存? (邵家臻)

  你說,你發覺自己近月來漸漸失卻了安靜的空間,沒有思考的寧靜,終日在「事工」中打轉,連平時看書思考都是「事工性」,這種「異化」的感覺很難受,很想有靜下來看書寫文章的空間。好需要一線屬於自己的時間。你不奢求,你說只要給你一線,就滿足。  的確,「終日在事工中打轉」是一項陰謀。它只有一個項目,就是不讓你感覺生活還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從最初的亢奮到全然的鄙夷,你發覺再也不想看見它、品嘗它、嗅聞它、觸摸它。因為你已經受夠了。你無法忍受你的生活處處充斥它的陰影。如何擺脫「事工」,你的眼神透露出一種焦躁,想要在三秒內與它決裂。再過六十秒,周邊的人都明白你的苦衷,然後一齊用力而認真地揑住它的骨頭,經由肌肉的疼痛傳達對它的恨意。最後,它轉身,永遠離你而去。  寫過《玫瑰的名字》的意大利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也被無休止的「事工」搞得生活一塌糊塗。在《每天一小時四十分鐘》的短文中,艾可以一貫幽默睿智的筆觸,為自己的生活盤點。一個正常人每年有八千七百六十個小時,假設每天睡眠八小時,花一小時起牀整理儀容、穿衣着鞋,半小時寬衣和上廁所,不超過兩小時的時間吃飯,我們就用掉了四千一百九十七點五個小時。此外搭車、趕路、塞車也得兩個小時,每年就要七百三十個小時了。花在大學教三門課和給學生個別指導的時間,是二百二十個小時,外加二十四小時考試、十二小時閱讀論文、七十八小時開系務會議和委員會會議,平均每年讀五篇論文,開六次論文會議,單單閱讀加上初步討論就得花上許多時間,他以每頁五分鐘計,總共是五百六十九個小時。  還有編輯符號學評論刊物和一兩本有關學術系列的專書,以及每周在雜誌專欄上爬耕,未計那些排山倒海的未覆郵件,已足足花去艾可一共八千一百二十點五小時。從每年的八千七百六十個小時中減掉,就剩下六百三十八點五個小時。換言之,每天是一小時又四十分鐘,可以用於做愛、跟家人朋友交談、參加葬禮、看病、購物、運動、看電影。至於旅行,艾可利用旅行的時間閱讀,三百二十三個小時,五分鐘一頁,他就有可能讀三千八百七十六頁,約相等於三百頁的書一百點九二本。還有抽烟呢?每天六十支,如果設每支烟要花半分鐘,一共就是一百八十二小時,那太蠢了。艾可唯有戒烟。  幽默歸幽默,如此生活不獨折騰了這位當代哲人,這根本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體溫。營營役役,一方面不斷把經歷觀念化,以吸收大量知識,應付各項「事工」;為了應付大量資訊,就必須對事情麻木、抽象化。所以時間倏忽而過,卻沒有多少事情與生命本質有關,於是覺得寂寞,覺得自己的大腦功能不復存在——由於瀏覽網頁擠佔了我們用來讀書的時間;由於收發短訊擠佔了我們用來遣詞造句的時間;由於網絡連接不斷跳轉擠佔了我們用來沉思冥想的時間。原本用來支持智力功能和精神追求的腦筯逐漸弱化,並且開始分崩離析了。  讀書人總會有個微小的願望,希望能夠有清靜的環境,充裕的時間,全神貫注默默記誦,這些都是「深閱讀」賴以進行的條件。只是如今,只餘下容許粗略閱讀、三心兩意、浮光掠影般草草瀏覽的學習環境。問題是,在忙着生存的氛圍下,支持我們思考的大腦功能亦漸次失敗。偏偏,「事工」只在訓練我們的大腦去關掉無用的廢物。而這,正是對我們智力的最大致命傷。  「深閱讀」一度是普遍實行的閱讀習慣。在這種閱讀活動中,寂靜是書中含義的一部分,寂靜是讀者思想的一部分。可惜,「深閱讀」將會式微,有可能變成規模越來越小的少數知識精英群體的專屬活動。而你,想有一線專屬自己的閱讀空間,我自然不敢打擾。  (本欄由潘國靈、陳寧、邵家臻輪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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訕笑之後 (邵家臻)

  對陳志雲的訕笑像鐵軌一樣長。  三月十一日清晨,廉政公署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有員工涉及串同製作公司董事,從中收取利益,拘捕五名懷疑涉案人士,其中包括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事件當然轟動,無綫要封城,雜誌出號外,各大小傳媒總動員跟進。  不過,今回的電視城風雲,固然值得關注,但達到這種程度,說穿了,都是因為陳志雲這個人。那張口罩遮住下半臉的新聞圖片,將會連同他那醒目的煲呔和深邃的笑渦,成為香港人又一集體回憶。  回憶裏頭,盡是訕笑。或者,以訕笑作為回憶。「志雲犯局」、「志雲犯罪」、「迷雲黨」、「迷雲陣」、「志雲末路」、「志雲風暴」、「志雲飯聚」……不一而足,當然還有些粗鄙不堪的嘲弄,完全是幸災樂禍的心態。  「志雲風潮」,算是個頗準確的說法。它的來、它的去,都是匆匆的。自二〇〇六年開始,陳志雲已經佔據了報章、電台、電視,也填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像是任何人都可以為此發表議論。然而,他的聲線,我們分不清楚;他的職銜,我們經常弄錯。不過,儘管如此,仍未阻礙他踏上「名人」之路。  「名人」有很多種,有些由於世襲得來的優勢,成為「世襲名人」,例如英國威廉皇子;亦可以憑着過人技術和才幹,成為人中之龍,亦即是「打拼名人」。不過「陳總」跟這種「名人」有所不同,他更接近「小報名人」。專研名人的文化研究學者認為,隨着媒體與資訊爆炸,需要大量且快速的消費名人的文化需求,於是媒體名人工業日漸壯大,媒體市場滋生了對於新故事、閒話與名人照片的需求,也因而出現了「小報名人」的現象。所謂的「小報名人」,這種壽命短暫的公眾人物,他們吸引媒體一天的注意,第二天便遭遺忘,這也像是「拋棄式名人」的概念。「小報名人」的生命周期愈來愈短,如同酒精揮發一樣,一去不回頭。  在這樣的名人文化消費的利誘下,媒體正式參與了這一場認同與欲望的文化建構。「陳總」的媒體表述,則是大部分媒體的娛樂新聞頭條內容,由電視傳媒到電子傳媒,再到文字傳媒;由每月到每星期,再到每天的追蹤訪問以及偷拍式報道,都在說明「陳總」的熱潮是媒體強力配合、大幅報道、共同炒作出來的媒體事件,處處充滿着媒體製造的痕迹。另一方面,這個由媒體主導的明星建構計劃,也改寫了明星概念的意涵和想像。這種所謂明星建構的結構性轉變:從精英到平凡。人們一面慶祝名人的本質平凡性,一面又膜拜名人的菁英地位的非凡價值,使名人論述出現詭異和矛盾的怪相。  檢視「陳總」的媒體再現,便會發現香港社會的名人論述不無這種詭異和矛盾性。傳媒一面搜羅「陳總」優秀的一面,毫不吝嗇地對他的學歷(八三年港大一級榮譽文學士畢業)、履歷(政務主任、商台副總經理、無綫電線史上最年輕的總經理) 如數家珍,甚至用上「才子」、「靚聲王」、「精英中的精英」等讚美之詞,延續了名人天生異稟、不可企及的非凡價值。另一方面,又會發現有關「陳總」的流言蜚語只會嫌多,不會嫌少。他的性取向、注重外表、用人唯親、招搖作風、烟視媚行,更令「陳總」聞名。這跟以往的聞名之路大相逕庭。古代無論任何社會,聞名皆與「立德」、「立功」、「立言」有關。儘管名人可能有醜事,但成名的人多少都會受到較強的社會規範約制。但來到今天急劇轉變的社會,規範性減弱,庸俗性增強,漸漸地使「名」與「德」分離,最極端的甚至出現「不管好名臭名,聞名就是好」的聞名文化。  陳志雲被捕是一回事,陳志雲被瘋狂訕笑卻是另一樁值得細嚼的文化現象。究竟是香港社會對「小報名人」的厭惡,還是只在乎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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