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父親王國維和他的時代--專訪一百零六歲王東明 (陳志明)

為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趕在二○一七年最後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紀念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隆重開幕。主辦方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校史館以及校檔案館等。臨近紀念展開展大約一周,通過多方周折,主辦方終於拿到了王東明特意為展覽親筆題字:「獨上高樓」。落款是:「王東明,二○一七,冬至。一百零六歲」。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撥通遠在台灣的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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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谷長春先生— 對〈當年的罪證,今日的文物〉一文的補遺 (胡顯中)

《明報月刊》十月號發表了我的回憶文章〈當年的罪證,今日的文物〉。當即複印數份分贈友人。其中有位很不客氣地指出:「文章中的『左派變右派』遺漏了一位重量級的大人物,是不敢寫吧?」答曰:「非不敢,乃不忍為也」。這位被稱為「重量級大人物」便是本文所要悼念的谷長春先生。何以被稱為重量級大人物呢?因為此人非等閒之輩,乃是原吉林省委副書記,副省級離休幹部(享受正省級待遇)。我乃一介寒士,何以結識如此位高權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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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逆日記」首披露與「十一姑」 (姚榮銓口述、 姚姚筆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新民晚報》文化版發了一則本報訊,主題是「汪精衛投敵日記今日上午露面」,引題為「歷史檔案中的一個謎終於大白天下」,副題是「上午對捐獻人進行表彰,日記將在有關刊物連載」。想當年,我是文化新聞版記者,別位同事都有專業分工,跑的範圍相對面窄些,而我除了跑滑稽、評彈之外,補缺拾遺,沒人跑的盡收囊中,因而文化版編輯李堅兄戲稱在下是「清道夫」。寫這條引人注目、後來還評為上海好新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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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裏的大象:讀石黑一雄《長日將盡》 (徐晞文)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形容他的小說「情感強烈,揭露我們與世界相連的幻象之下的深淵」(who, 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驟眼看來,情感「內斂」或「壓抑」可能比「強烈」更符合讀者對石黑一雄小說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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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罪證,今日的文物:丁酉之難倖存者的回憶 (胡顯中)

前幾年,結交了一位吉林大學校友。當年他曾經聆聽了一個重要人物的演講,經過了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仍然極有耐心地保存着這份講稿。不久前,他把這份講稿複印件送給我。打開一看,令我驚訝不已。這件「禮物」把我的思緒帶回到六十年前那些暴風驟雨、驚心動魄的日子,那個徹底改變我人生道路和生命軌跡的年代,那段令我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歲月。 被收藏了六十年的舊文件他給我的「禮物」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由東北人民大學(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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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筠與嚴叔夏的一段情緣 (高泗學)

福建皕年名校福州第一中學特級教師黃筠老師於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與世長辭了,享年九十七歲,高壽,稱得上圓滿人生。黃筠老師去世後,其身前生後一些事情也終於可以塵埃落定了。以前諱言的她的一段愛情故事,由於涉及名人,一直被禁忌,致使這段驚世駭俗驚心動魂的愛情更添淒美,更加動人。 黃筠年輕時戀上了她的老師嚴叔夏。嚴叔夏何許人也?八閩首屈一指的名人嚴復之子,其博學多才風流倜儻,時為福建協和大學校長、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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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伯伯嘴裏的哈同花園風波 (姚榮銓口述、姚姚筆錄)

寫《大班》的沈寂,是我的過房姐夫(他的夫人是家母顧蘭珍之過房囡)。因為愛儷園(即上海人叫慣的哈同花園)裏的靈芝伯伯與我家常來常往,所以沈家姐夫寫書前專門去尋伊採訪過的。可是那本書中沈寂惜墨如金,在那「三十六.愛儷園風波」,似乎只提了一句閒話:「她(哈同夫人羅迦陵)又另外雇傭一個寸步不離的貼身丫頭來服侍自己,還要這個丫頭改姓羅,又取了個吉利的芳名叫靈芝。」我小辰光見到伊時,梳個橫S頭,身穿質地相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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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與將軍夫人 (夏 陽)

八閩福州,活躍着一支楓葉時裝隊,裏面的角兒全是六十左右的婆婆媽媽,領頭卻是一位八十七歲的老太太。當這位八旬老人站在舞台上,走T台行貓步時,一舉手一投足間,神采風姿令人驚艷,讚歎不已—與其說是老太太,不如稱之為女神,一位不老女神。這位不老女神,叫蒙進霞,是大名鼎鼎的開國中將周赤萍的夫人。周赤萍中將,出生江西宜春,貧農之子,一九三一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任紅四軍班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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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維格之歌》的故事 (胡發雲)

我和曉波有許多共同的好友。我遠在外省,深居簡出,多年以來,和他只見過一面—這匆匆一面,在兩個重要事件之間。第一個事件在二○○七年。八月上旬,我收到一份郵件,是他發來的一篇文章,《〈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二○○八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徵求我的意見,並希望我參加簽名。很久之後,我才看到他發在海外的一篇文章—《有感於著名作家胡發雲支持四十人建議書》,看內容,是收到我的覆信之後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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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有本《自傳》是「講故事天才」寫的 (姚榮銓口述、姚姚筆錄)

誰人不知,哪個不曉,香江有個赫赫之功的「復康之父」方心讓。內地一般叫「康復」,方博士說國際上習慣稱之謂「復康」。我相識方老,是由他大嫂方召麐熱心介紹我去看足疾。到他的聖保祿醫院的院長辦公室,進門抬頭望見牆上掛的不是什麼醫學博士證書,而是一份社會學博士證書,在鏡框裏閃閃發光。他很機靈,見我在瞧他背面的那鏡框,就開口講了個他行醫哪成想會拿社會學博士的故事。他是外科醫生,不時會醫治和接觸到因工受傷的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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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八十後對文革的反思 (封楚寧)

對悲劇的遺忘幾近人類歷史之常態。親歷者往往或迴避,或難以超然於自身悲憤理性思考,後來人則難有深究的動力與耐心。相較於個人人生,人類社會所歷苦難可謂無邊,為了心態健康,實不可苛求常人沉浸於往昔的罪惡與悲痛中。不論曾多麼天崩地裂,悲劇總會隨時間流逝而褪色為一個抽象符號;只有憑藉在心中對這些抽象符號賦予價值、加以排列,人們才有望形成關於歷史的些許洞見。能有意識避免重蹈覆轍已經很好,而若能析出更高明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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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另一張面孔(下):從白樺一本文革詩集看「七二○事件」 (胡發雲)

整個相處中,我們大家都默守一個規矩,不探問關於這次避難的由來與相關人事。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這次行動是新華工上層的安排,還是某個人的私下策劃。他們挑選了附中的何帆,何帆又邀約了我,而我們兩個都不是新華工的組織中人。白樺他們三個也從未說過此事的來龍去脈。數日的相處,我們發現了互相之間的許多相同相通之處,於是許多可能的隔膜—年齡、身份、經歷、聲名,以及恐怖年代常有的戒備或猜忌都很快消散了,或許根本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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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過客(徐榮昌)

那天到古物店,本想找一個錫製茶葉罐盛裝朋友送的上等老茶。老闆一看到我就問:徐先生,有沒有「酸枝」?旁邊一位看似老闆的朋友立刻糾正他:你怎麼會這麼沒禮貌?客人進門是要買東西的,怎麼會問客人有沒有東西賣給你?「徐先生是我的老客人,這年紀還有什麼要買的?」「之前買的早也該把玩夠了,現在已經要漸漸出清才對!」老闆擺着一副有我這樣的好友為榮的樣子。那位朋友則好奇地看着我會有怎樣的反應。「是啊,一點都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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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另一張面孔(上):從白樺一本文革詩集看「七二○事件」(胡發雲)

半個世紀前的那小詩冊近來,常有人談起當年的一部詩集——《迎鐵矛散發的傳單》,讓我驚異於那本薄薄的、印數只有兩三千的小冊子,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有這麼多人記得。文革五十周年前夕,朱學勤來武漢講學,主題是「七二○事件」,鑑於我是本地人,大體了解那個事件的基本過程和發生背景,便邀我同台對談。開講之前,我們交換了一些各自的資訊和看法,我說,文革結束之後,官方對這一事件的敍說與結論,是政治的,不是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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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光明面 (徐榮昌)

房子落成之後,潘先生來台洽公之便,專程來了一趟新竹,他要實地看看之前在《明報月刊》刊登一篇有關「綠建築」寫的這幢建築物。一進門看到六米的長桌前配置一排各不相同的椅子,好奇問我:「這是一件『裝置藝術』嗎?」我說這些都是「流浪椅子」;在台灣,有很多被棄養的「流浪狗」,我家就收養了兩隻。因此「流浪」這個詞也被我引用在其他的地方,譬如:我常到朋友開的畫廊回收畫展開幕之後棄置的祝賀盆栽,就是我說的「流浪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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