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放活」農民工! (孫大午)

  三農問題,在二○○五年被列為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也被稱為「中國之重」。近年來出現的「農民工問題」,又被稱為「四農問題」。我想,「農民工問題」應該還屬於三農問題的範疇,是三農問題中的「農民問題」派生出來的,只有解決了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城鄉對立 農村發展受制  中國歷史上是不存在三農問題的。歷史上的中國農村,是個五行八作的鄉村社會。那時候,農村住的不僅是農民,還有釀酒的、榨油的、開藥舖的,亦少不得教書先生、小爐匠等等。如果社會順其自然沿革,也不會出現三農問題。  建國以後,我們搞了人民公社,隨着土地入社,農村的小作坊、加工廠或者大一點的企業也分門別類,紛紛進了城,城裏也成立了相應的管理部門如工業局、二輕局、商業局,食品局、衛生局等。設在農村的供銷社功能單一,基本上局限於農產品的購銷、工業品的下鄉,相當於城鄉之間的橋樑。農村五行八作的多元化社會格局基本上被破壞,城鄉之間二元結構的分化開始形成。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九八○年代,農村有十年左右的寬鬆的發展空間,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個體私營經濟也有了發展,農村充滿活力。到了九十年代,部門立法陸續出台、強化,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空間越來越窄,農村幾乎被管死了。隨着縣級以上有了開發區,大一點的企業又陸續搬到了開發區,農村的小企業迅速減少,資金和人才隨之流走。結果,城市發展越來越快,農村發展舉步維艱,城鄉二元對立越來越嚴重。  我在農村辦農牧企業二十一年,最深的感受就是農村發展受制約太多,人們就業難是因為創業難。也就是說,農民現在窮是因為農民有飯吃沒錢花,沒錢花是因為沒事幹,沒事幹是因為有事不能幹、不敢幹,想幹也幹不了、幹不成。不論是生豬屠宰、農資專賣,還是民辦醫療、民辦教育的審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總總的部門法規都不同程度地強化了「三農」問題,形成了「農村住的就是農民,農民就是種地」的社會格局。形象地說,就是「八頂大簷帽管着一頂破草帽」。讓農民定居城市行不通  由於農業科技的發展,現在種地已經不需要太多人手,農村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民在家鄉找不到出路,被迫進城打工。  進城的農民,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什麼技術,只能選擇當苦力。一些中西部落後地區的農民進城後,基本上只能選擇做建築工人。當然,城市的開發建設也需要大量的農民工。農民工進城,給城市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可以說,城市的大量財富是農民工的血汗堆積起來的。我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每個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每年的勞動價值不低於二萬五千元,但他們的平均年薪是六千至八千元。也就是說,每個農民工每年給城市的貢獻都在一萬五千元以上。現在的農民工大約有九千萬至一億,意味着每年給城市貢獻的就有一萬五千億。這樣推算下來,十五年就有二十多萬億,這僅僅是農民工留給城市的勞動價值,沒有算上城市佔有的農民的土地的價值,也無法計算農民工的勞動產值。可是,城裏人在計算人均產值時,卻並沒有將他們統計進去。甚至在進行教育、醫療以及其他福利預算時,同樣沒有將他們的保障考慮進去,也就是說,農民是享受不到這些財富的。  那麼,農民工能夠在城裏定居而享受這些財富嗎?我覺得很難。現在全國大約有一億農民工,如果他們拖家帶口在城裏定居,一億農民工就會給城市帶來一億個家庭,給城市增加三至五億人口。這麼龐大的數位,會對教育、醫療、勞保造成負擔,對城市的各個系統都會形成衝擊。即使允許一部分農民工先進城,城市也將近乎無限地膨脹起來,農民問題也會演變為城市問題。大部分農民工家庭會被邊緣化,生活在城市底層。我們已經看到,很多農民工家庭租住在石棉瓦搭建的簡易建築中,年幼的小孩在垃圾堆裏打滾,學齡兒童被勉強送到學費比較低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據說今年北京已經取締了打工子弟學校,很多農民工子女已經失學。這些農民工家庭過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無根生活,無論他們為城市的繁華作出多大貢獻,也只能是城市的匆匆過客,只有生存的壓力,沒有生命的尊嚴。  如果不允許農民工在城市定居,農民工問題就會演變成社會問題——我們已經看到,每年一度的民工潮、每年一度的災難性春運,不僅給城市和交通帶來巨大壓力,也給這個社會增添了很多不和諧的因素。  如果我們既不想農民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也不願農民問題演變成城市問題,那麼我們就必須搞好鄉村建設,放活農村,讓農民能夠在農村創業、就業,就地發展建設自己的家園。讓農民就地自主擇業   中央對農村工作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針,是非常好的。現在,「少取」已經變為不取,「多予」正在大張旗鼓地做,下一步工作的難點就在「放活」。  城市裏大量的居住人口二十年前還是農民,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城市應該反哺農村,支持農村建設。反哺農村,不僅需要加大對農民的照顧,更重要的是放鬆對農村的管制,開闢農民在農村創業的空間,讓農民就地自主擇業。  去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在三月六日的講話中強調:「取消一切限制農民創業的政策規定,革除一切束縛農民創業的體制弊端,激發農民自主創業的潛能,營造鼓勵農民幹事業、幫助農民幹成事業的社會氛圍。」這說明中央領導對農村問題已經有了清晰的思路,也在努力解決中。  讓農民在農村就地自主擇業,就意味着不僅給農民種地的自由,還應該賦予農民從事各行各業的權利,如允許農民進入養殖業育種、加工農畜產品的加工業、生產經營物件面向農村的工商業和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行業。現在的農村是有大量的事沒人幹,可是又有大量的人沒事幹。比如:醫療,按部隊每一百名戰士配備一名衛生員計算,河北省有五萬個村莊,接近五千萬人口,就需要五十萬個醫生;金融,以每一百戶有一個小規模的金融合作社來看,河北省農村能容納的就業人口也在五十萬。依此類推,僅此兩項全國就有二千萬個就業崗位。可是,目前,一方面是廣大農村缺醫少藥,一方面是醫科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他們甚至要在家賣糖葫蘆為生。而農民沒有金融合作社,沒有自己的造血機制,創業的活力和潛力也無從談起。發展農村小城鎮   生產能力過剩是現代社會的通病,生產能力可以過剩,勞動力卻永遠不能過剩,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更不應該過剩。如果勞動力過剩,那一定是缺乏勞動、抑制了勞動。這個「勞動」是什麼概念?它就是人為人而工作,人與人互為勞動,這恰恰不僅是第一、二產業的概念,重點是第三產業的概念。現代社會的標誌之一就是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根據二○○三年公布的數位,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僅達百分之三十二點三,明顯存在着巨大的勞動空間。如果給農民勞動空間,讓農民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就地互為勞動,建設自己的家鄉,農村就會有若干個小城鎮發展起來。  讓農民就地互為勞動,就是解放勞動、發展勞動。所謂解放勞動,就是讓農民進入第二、三產業;所謂發展勞動,就是提高勞動的層次。比如一個賓館服務員,從掃地淨化房間的簡單勞動提升到插花來美化房間,之後還可以進一步提升,這種第三產業範疇內的勞動發展空間是無限的。簡單地說,如果農村真的能達到一個人種地,九個人為他服務,那麼十個人全都富裕了。  農民在農村的勞動受到限制與我們國家的部門法律有直接關係。國家大法着眼大局,有很多保護農民權益的內容,但是各部門立法卻不同。部門立法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加強管制,加強對農民勞動的審批和限制。我曾建議出台的《臨時鄉村法》,在一定區域內取消一些部門法規,給農民以自由勞動的空間,讓農民自主自願地選擇自己的出路。窮人最後的財富就是雙手,如果給農民勞動的自由,他們才可以創造出巨大的財富、改變貧窮的命運。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是一九八五年從一千隻雞,五十頭豬起步的,我們依靠周邊村莊的一千多名農民,不等不靠,絕地求生,滾動積累發展了二十一年,把一塊荒地建設成一個祥和富裕的鄉村社區。我的體會是,農村不缺資金,不缺人才,也不缺市場。只要資金能留在農村,能在農村流動,農村就能發展起來,農民就能富起來。  現在農業機械化已經普及,有的地區已達到「噸糧田」了,農民一年只有幾天時間在地裏播種、收割。我們的農業勞動力早就面臨着大量的轉移,但農民的代言人在城市裏,決策者也在城市裏,他們似乎看不到農民的就地需求,總是認為,農村就需要「居住者有其田」,似乎「居住者有其田」才能使農村穩定,農民不失業。或者認為農民的出路在城市化,甚至發出「讓農民進城」、「讓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呼聲。我認為,首先,大量農民工的離鄉背井流動已是農村不穩定、農民失業的標誌;其次,讓農民城市化是脫離實際、不合中國國情的一個夢想。  我在想,我們寧肯讓城市發展慢下來,也要讓農村活起來、發展起來。我看一些大城市,弊端已經顯露,一座座鋼筋水泥的森林,正在遠離人們的居住理想,並且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現在西方的富人已經開始分散到鄉下居住,回歸自然。回歸田園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可是我們還在步工業化的後塵,甚至走得比他們還遠,令人憂心。  按照世界趨勢,特大型城市應該停建,大中型城市應該緩建,中小城鎮的建設可以加快步伐。讓農民在家鄉建設自己的家園,在農村放手發展第二、三產業,是解決「三農」問題,也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釜底抽薪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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