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視「八十年代」 (朔石)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八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樣,絕不僅是一個普通的時段劃分。它們所蘊含的豐厚歷史文化意味,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是說不完、道不盡的。這使人們必定要從不同角度對之反覆憶及、審視、觀察、辨析,進而為現實提供度量,為未來提供參照。人文風氣鼎盛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訪談錄》是首部以八十年代為題的人文著作,一出版就受到廣泛關注。編者查建英旅美多年,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帶領留學生文學潮的代表作家。她對訪談對象的選定,都與其特定的閱歷、眼光及交遊有關。書中十一位受訪者分屬詩歌、小說、音樂、美術、電影、哲學及文學研究領域,且都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界的旗幟性人物,包括﹕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  除北島訪談一篇外,全書皆以對話形式帶出命題,邊敍邊議,牢牢保留了談話者的個性、氣質及對談時的現場氣氛。尤其可貴的是,這批風雲人物不僅儲存着寶貴的歷史記憶,還保留着昔日的思想銳度與熱切的情懷。  對於逝去未遠的八十年代,他們似乎不急於或熱衷地作出一個蓋棺論定式的總結,反而以散漫而鮮活的言說狀態觸及一些頗具啟示性的議題,並引出不少有關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深層詰問。故此,這部訪談錄兼具文化史料價值以及思想隨感的特質。  八十年代無疑是一個風雲際會、激情四溢的理想主義時代,也是文藝家與人文知識分子揮斥方遒、指點江山、引領時代潮流的文化高峰期﹔而九十年代後時代精神的遽然斷裂和逆轉卻令人始料不及——當物質主義甚囂塵上,技術時代降臨之時,中國知識分子所呈現的清晰的精神下滑線最是觸目驚心。  近年來,八十年代一方面被徹底疏離悖逆,另一方面又常被當作拒斥今天的一種模本而被神化和架空,這部訪談錄至少有助讀者從某種單向思維中跳離出來。其實八十年代誠如學者們所說,既「隔代遺傳」了五四的精神思想,又與文革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輪迴。而北島「我—不—相—信」與崔健「一無所有」的悽愴呼號,不僅傳達了他們對精神、信念的執着與堅持,也為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輪迴畫上了悲壯而輝煌的句號。  比之於歷史厚重的八十年代,這部訪談錄的歷史細節或許不夠深入豐盈,觀點上也有點枝蔓雜蕪。但筆者認為,對於八十年代來說,此書不過是一個開端,不過是一本有待不斷補充的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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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知青面目的「野史」 (朔石)

  魯迅先生曾說「如看野史和雜記」,對歷史則「更容易了然」。遺憾的是,真實而有價值的現代「野史」和「雜記」實在太少了。文革肇始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而對文革時期社會生活真相的揭示,對一代知青精神史的呈現,仍罕有力透紙背的深入書寫。知青文學的突破  《血色浪漫》卻是近年來知青文學在「野史」意義上取得的一次突破。一九六八年,紅色風暴掃蕩着從北京乃至巴黎的大街小巷——在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上,當革命的狂亂消歇之際,一群生長在北京軍隊大院的幹部子弟開始了他們荒唐而浪漫的青春——身懷利器,江湖論劍,追逐少女,傳閱禁書……繼而他們再歷人生跌宕﹕或下鄉插隊,或戎馬倥傯﹔當經濟巨浪撲面而來時,「血色」豪情倏然褪去,「浪漫」品質慘遭放逐,以號稱「背着菜刀的詩人」——主人公鍾躍民為代表的這一群體,無奈地退居社會邊緣,只得在張揚的個性意志與冷酷的生存現實中苦苦掙扎。  《血色浪漫》不是那種早已司空見慣的身處逆境仍自強不息的成功者志得意滿後矯情的俯瞰與回望,更不是苦大仇深者痛定思痛時對「傷痕」的自憐式撫摸。它粗礪而直率地跳出了早已俗濫的「史官」式的思維拘囿與話語模式,以逼近本質的獨特視角,對一段紛繁的歷史做出了雖尚嫌粗略卻獨具一格的還原。一方面,大家耳熟能詳的「老三屆」、「插隊」、「經商」都在其中被賦予了一些新的演繹,更重要的是,「流氓」、「頑主」、「憤青」這些悖逆主流形態的角色亦被進行了一番尋根溯源的解讀——書中的這類人物,實際上正是新中國出產的第一批「貴族」。他們貌似墮落,故作頹廢,實則憤世嫉俗﹔他們出言尖損,好勇鬥狠,卻不無俠義心腸﹔他們未成棟樑便遭放逐,欣逢盛世卻難成大業……由此,他們身上便暗藏了一種曲折而深刻的文化意味(或許這正是同名電視劇至今未能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原因)。這一奇特的落魄「貴族」群體,此番並非首次亮相,他們早就曾在徐星、王朔早期的作品中閃亮登場,近年來北島、徐曉、潘婧等今天詩派(亦稱朦朧詩派)同仁的追憶所展現的內在精神氣質,與此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呼應。目前這類散落各處的作品,均是最具「野史」意味的珍貴知青文本。  從藝術的角度來說,《血色浪漫》是風格幽默調侃的新「京味」文學的延伸與拓展,雖然概括到位與精雕細琢並非它的強項,但因其隱隱觸及到了掩藏在一個瘋狂時代下令人激動的「浪漫」特質,因而令人心神搖蕩,甚至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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