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浩劫看此墓碑  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 (柳 蘇)

  三四十年前,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三千六百萬人活活地餓死了。也就是說,有超過五個香港這麼多的人口都餓得活不下去。因飢餓造成出生率下降,當時出生的人數估計減少了四千萬之多,死去和未生而死的,加起來就是七千多萬,這就比十個香港的人口還要多了。你說恐怖不恐怖?  這樣恐怖的事情,香港人是不會明白的,至少是不清楚有多恐怖,因為不是發生在香港,只是散布在全國各地。官方不說,人們就不知道,就以為真的天下太平。立碑記「過」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當時在深圳和廣東曾經發生過逃亡潮,每天都有難民逃來香港找尋生路、找一口飯吃。人們看到的只是香港的一角、廣東的一角,卻看不到遠離廣東的中國內地。  內地許多人是怎麼活下來的呢?先吃草根、樹皮,這些都沒有就只有活活等死。這本書的作者楊繼繩是湖北人,他父親就是最後餓了三天,活活餓死的。那些更遠的地區,如西北地區,人們就更難逃過餓死的命運了。  人死了,活著的人為他立碑,以作紀念。作者眼見這許多餓死的人,禁不住著書代碑,記載其事,豎在人們心裏,叫後人知道人間竟有如此餓死人的大悲劇。古代人立碑以記功,他這樣的立碑卻是記「過」,追記六十年代中國曾經大量活活餓死人。而且此事非小,餓死的是三千六百萬人,時間長達三四年之久。  為什麼會這樣?官方的說法是:三年的自然災害,影響收成;蘇聯的背信棄義,停止援助,撤走專家,影響生產。事實又如何呢?照專家的意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雖說不上風調雨順,卻是一般的常年,而不是凶年,並沒有影響到糧食的生產。至於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那都是有關工業的事,和農業並沒有什麼關係,而且蘇聯這樣做,已是中國出現大饑荒的一兩年之後,根本談不上是蘇聯的危害了。  中國的大饑荒既賴不到蘇聯的頭上,也賴不到老天爺的頭上,那主要是自己要「大躍進」、「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自討苦吃。「人民公社好」,鄉人辦食堂,日日吃三餐,把米都吃光了。領導們還在口沫橫飛,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這才發現糧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少得不夠吃了。那就少吃吧。先是少吃,繼而沒得吃,爆發各種疫症,百姓紛紛餓死病死。官方沒有勇氣認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在四五千萬之間,雖然比中國大饑荒死掉的三千六百萬為多,但這是發生在歐洲、亞洲、非洲三大洲之間,而且是七八年之久的事,不像中國在三四年之間就死掉這麼多人;中國抗日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大饑荒的死亡數字竟然超過中國抗日戰爭的死亡數字。  這麼重大的死亡事件,中國官方至今還沒有正式承認過,只是把這三四年的情況,說成是「三年困難時期」。困難,當然是困難了,但豈僅僅是普普通通的困難?冒政治風險著作   這上下兩厚冊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是第一次的文字記載。作者楊繼繩是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二○○○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這書不在北京,而在香港出版,固然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小小的證明,但人們不能不問,為什麼不能在北京出版?其實能在香港出版也是好的。這至少證明,官方並不準備對天下人都諱言其事,不準備對香港的中國人諱言其事,也不準備對一般的中國人始終諱言其事。  但就連本書的作者本人,也對他這書的前途不敢作出什麼肯定。他在本書的前言中用的標題是《永久的墓碑》,有著多重意義﹕一是為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碑,四是為自己立碑。他說:「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可見他是知道這有「政治風險」,他自己可能因此有「不測」。  謹向這巨大無比的「墓碑」致哀!並向這史無前例的《墓碑》的作者致敬!  (作者是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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