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罷官  一個新時代改革先鋒的下場 (神州沉思錄-莫聞通)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在這一改天換地的澎湃浪潮裏,先後湧現了一批闖將,衝鋒陷陣、披荊斬棘,終於在中國大地上走出了一條新路。在深圳、海南兩個經濟特區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的梁湘,就是其中極其出色的一位。  梁湘是廣東開平人。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他還未滿十九歲,便奔赴延安參加抗日,日寇投降後隨軍到東北作地方建政工作,短時期擔任過遼北省西安縣(今吉林省遼源市)縣長。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隨四野軍隊入關南下接收廣州,並一直在廣州任職直至文革開始。文革中靠邊、被「解放」以後,一九七三年起重又在廣州擔任市委副書記等職。深圳拓荒貴在思想解放   在粵、閩二省建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尋找發展經濟的道路,可以視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役,深圳因為毗連香港而成為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中的排頭,十分引人注目。  一九八一年中,梁湘開始擔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他上任時,許多老幹部對特區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諸多指責和非難,說對外開放和改革是復辟資本主義;但梁湘不為所動。在人才和資金都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梁湘和市委一班人為了使深圳這個原來人口才一萬多人的小鎮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率先採用「外引內聯」的辦法作為特區籌集資金和招攬人才的辦法。「外引」,就是以深圳可以招來內地充裕的勞動力,以比香港低廉的工資、土地、商舖和廠房租金,加上減免稅項等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不僅籌集了建設資金,而且引進了先進管理方法和技術,為深圳培養了人才,還通過外資企業開拓了國際市場。「內聯」,就是歡迎全國各省、市的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到深圳單獨或合作辦企業,形成深圳的生產和科研網絡。一九八三—八五年間,內聯企業就有二千多家,為深圳輸入三十五萬多名各類人才和七十多萬名勞動力。內聯企業獲利二十多億元人民幣,匯回內地的勞務費更多達四十多億,創造了雙贏局面。勞動工資的改革和引進先進的技術,使深圳創造了三天就蓋一層樓的奇迹,被稱為「深圳速度」,在全國傳揚一時。  梁湘在深圳主政五年,全市國民生產的總產值超過過去三十年的總和,使深圳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現代化都市。中共中央當時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專門出版了由梁湘撰寫的《前進中的深圳》一書,向全國大力推介深圳。一九八五年北京出版的《半月談》,把梁湘推舉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開罪保守勢力黯然罷官   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南下到了深圳、珠海、廈門視察。視察時鄧只看不說。六月二十九日,鄧在北京接見外賓時說﹕「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是否對?還要看一看。總之,它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願望,不成功也是個試驗。」又說﹕「深圳特區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試驗。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不過特區開始才三年多一點時間,再過三年總會找出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然而香港和海外一些傳媒的理解卻不一樣。一家傳媒說﹕「鄧小平這番話是一顆炸彈,深圳特區人被嚇呆了!」有的報刊說﹕「深圳搞來搞去是假大空。」有的說﹕「深圳偏離了改革的正確軌道。」然而梁湘並沒有理會這些風言風語。他深知「發展是硬道理」的真義,依然雄心勃勃地和港商胡應湘經多番談判,簽訂了意向書,準備由胡應湘的合和企業,投資二十億港元,把深圳福田開發成一個佔地三十平方公里的新市區,以加快深圳建設的步伐。  但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正是談判香港回歸,中英發生爭議的敏感時刻。不少港人和在港的外商,對香港回歸中國後是否會改變香港現行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存在種種疑慮,不但港商中止了回內地投資的步伐,而且不少中產階級變賣房產,移民到澳洲和加拿大等地。在這一形勢下,胡應湘雖然和深圳簽訂了意向書,也因無法取得銀行的貸款,被迫中止了開發福田新區這一龐大的投資項目。這類情況,顯然是深圳市當局無法預料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人中,對趙紫陽、萬里在四川和安徽推行的農村改革思想上十分抵觸的不乏其人,認為這是滑到了資本主義邊緣;對引進外資搞經濟建設也並不積極。當他們知道港商中止開發福田新區時,便對梁湘嚴厲指責,說梁湘「居功驕傲」,「急於求成」;「深圳走快了,走遠了,攤子鋪得太大了。」並對梁湘計劃向銀行貸款開闢新財源以加快建設步伐的設想大加申斥。不久,由省政府新聞發言人出面召集新聞發布會,把梁湘這一系列「錯誤」公開披露,使梁湘無法下台,而且使深圳的建設頓時陷於困境。過了幾天,即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新華社發布消息,報道廣東省免去梁湘深圳市長一職;不久,廣東省委又免去梁湘深圳市委書記職務。使原來想在深圳大幹一場的這頭特區的「開荒牛」,空有凌雲之志,但卻無用武之地。開發海南苦於缺乏資金   儘管梁湘被廣東當局罷了官;但有膽有識的建設人才是不會被埋沒的。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將原來隸屬廣東的海南島單獨建省,並決定把海南辦成另一個經濟特區。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挑選海南省的一、二把手時,慧眼識英雄,他除了選中剛離休的中共廣州市委原任書記許士杰之外,還根據梁湘在深圳創辦特區的出色表現,把梁湘也選上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海南建省,第一任省委書記是許士杰,梁湘則被任命為省委副書記兼省長。  許、梁二人接受了籌建海南省的任務後,就在北京招攬人才。由於他們二人一向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加上改革開放已逐漸深入人心,很快便形成十萬英才下海南的熱潮,引起國人矚目。  海南創建經濟特區最大的困難也是缺乏資金。當時,香港的華人投資者基本上都回到和香港毗鄰的珠江三角洲投資,對離香港較遠的海南,投資的興趣不大。針對海南現實,梁湘等人提出了「成片開發,綜合補償」的方針,吸引外資。好不容易,梁湘才和日資的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拉上關係。經實地考察和多番談判,才和這家日商達成意向。海南當局將西北部原來一片鹽鹼不毛的洋浦半島,劃出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作為開發區,以七十年為期,將這片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熊谷組成片開發。這一招商引資開發大片土地的模式,是梁湘總結了深圳原來計劃開發福田新市區的做法提出來之後,並經海南省委討論同意,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中的一大突破。此外,梁湘和許士杰還最早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提出國有、外資、個體、民營等企業平等競爭;以及「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管理制度,這些後來都被北京當局陸續加以肯定和採用。租借洋浦徒招賣國罵名   然而好事多磨。正當梁湘準備以省長身份代表海南省政府,和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簽訂開發洋浦的意向書時,全國政協委員張維(前清華大學副校長、首任深圳大學校長)到海南考察後,在全國政協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會議上,從滿清政府割讓香港給英國談起,繼而說﹕「國恥未雪,如今海南又把相當於半個香港的土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地價——九千萬元人民幣,租讓給外國人,而且是侵略過中國的日本人。此舉何異引狼入室,開門揖盜!」這一煽動性的發言,一時間迷惑了許多不明真相的政協委員。有一百多名委員還簽名上書國務院,要求立即制止海南引資開發洋浦。香港和海外一些傳媒報道此事時,更說這是「外國租界重現,勢成新國恥」!有的報紙直斥「海南棄主權換錢是賣國行為」!上海、西安一些不明真相的大學生還上街遊行示威,聲討「海南賣國賊」。  這場洋浦風波,對梁湘和許士杰,造成沉重的壓力和巨大的衝擊。他們商量後,便向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趙紫陽、楊尚昆、王震、田紀雲匯報,以期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同時許、梁和具體負責洋浦開發的副省長鄒爾康,也在會上向政協委員們耐心解釋洋浦成片租讓開發只涉使用權不涉主權,自己開發大片荒蕪土地,沒有資金,不用租借辦法就只能繼續荒蕪,而開發洋浦會對海南全島的建設在資金、就業、管理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這使許多委員接受了他們的解釋,轉而支持洋浦開發的決策。  當時不在北京的鄧小平,對此也十分關心,並通過熱線電話對海南省委作了如下指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事不宜遲。但需向黨內外不同意見者講清楚,手續要齊備。」  中央多位領導人的支持,對海南省的領導是一個莫大的鼓舞,也給日本投資者吃了定心丸。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八日,海南省政府與日商熊谷組正式簽署了《洋浦經濟開發區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洋浦開發區實施封關運作。又過了六年,印尼金光集團控股的新加坡亞洲漿紙業有限股份公司投資十二億八千三百萬美元,年產六十萬噸全漂白木漿項目在洋浦正式動工。  令人十分遺憾和惋惜的是,許士杰在創建海南經濟特區時,因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體內癌細胞擴散,在洋浦開發前就已逝世。而梁湘這頭特區的「開荒牛」,則患上了另類「癌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中蒙上不白之冤,又被罷官羈押。「六四」罷官成政治犧牲   事情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下旬和六月初,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北京民眾,針對一些高幹及其子女的貪腐行為,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在悼念中共原任總書記胡耀邦時,以示威、絕食等和平行動,反貪腐、反官倒、要求民主。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局常委和高幹,主張要冷靜、理智、克制、有秩序,採取民主法治的方針,用對話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這一主張,在各地相當一部分幹部和民眾中得到支持和擁護。香港就有上百萬人上街遊行,其中包括中資機構的外派幹部。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更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遠在中國南端的海南島,也受到這股風暴的影響。《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除了從自己的渠道對北京的風暴有所了解之外,又看了海外媒體的報道,思想上是支持民眾的。他請示了當時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主持工作的梁湘,便在報上支持趙紫陽。因此當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被逼下台,並被定性為「支持動亂」、「分裂黨」之後,《海南日報》便被中央宣傳部門斥責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加以清查和整肅。程凱知道風聲便逃亡海外,北京當局知道他是請示了梁湘才敢如此膽大妄為的,便把梁湘召到北京「談話」。「談話」內容就是要梁湘交代他和趙紫陽的關係。  梁湘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早經風雨,他在深圳被廣東省委變相罷官後,趙紫陽敢於起用他到海南擔任要職,是心存感激的;但他對「六四」事件中,中央有兩派不同意見,則全不知情。所以他回答審問時,堅持說﹕「趙紫陽當時是黨總書記,一直是我的上級,我作為他的下級,擁護上級,有什麼錯?」  鄧小平、李鵬對梁湘這種強硬的態度十分惱火,認為梁湘資格雖老,工作也好,但不能再用。於是便決定再罷梁湘的官。可是,經過多方查證,也找不出梁和趙在「六四」事件中有任何聯繫。不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北京的當權者決定由國家監察部新聞發言人出面,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向中外記者宣布梁湘犯有「以權謀私」的錯誤,決定「撤銷梁湘同志中共海南省副書記、省委常委、委員和海南省省長職務,並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何時才能討回公道?   十餘年後的今天,回看梁湘的罷官海南,「支持動亂」、「支持趙紫陽」只是個由頭,這個由頭因查無實據而擺不上枱面。「以權謀私」的「嚴重錯誤」也只是些既不犯法,又不違規,諸如出國做了幾套西裝,宴請吃了幾頓酒飯之類的雞毛蒜皮,擺在枱面上除了要人明白何謂「欲加之罪」,還能是什麼?  梁湘被罷官後,回到海南仍被軟禁在武警的營房內,喪失人身自由,逼他繼續交代問題,但依然一無所獲。過了一段時期,江澤民上台後奉鄧小平的旨意,把「六四」事件從「反革命動亂」,降低調子叫「一場政治風波」,後來更降為「一場風波」。然而對在這場風波中被罷官的梁湘仍不肯也不敢公開平反,一九九〇年只是同意他離開海南,回到深圳「養病」。此後的八、九年,梁湘疾病纏身,輾轉廣州、深圳各大醫院之間,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病逝廣州。  筆者是在時任《深圳特區報》社長區匯文先生的陪同下,曾在深圳探望過梁湘。當時他因病重已不能言語,只能張口示意,而且潸然下淚。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冤無處申啊!難怪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于光遠,不久前在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尖銳提出要「重評梁湘」。一位名叫辛業江的海南省現職官員,也為這本雜誌著文,題目叫「哭梁湘」,為梁湘「抱恨終生」而哭。這兩篇文章都要求為這位創建深圳、海南經濟特區的「開荒牛」梁湘討回公道。梁湘去世已近十年,如果有更多的人努力為他討公道,他討回公道的日子想必不遠了!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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