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神的溝通是否可能? (高宣揚)

  從古至今,與神溝通的種種事迹和傳說一直流傳。伊斯蘭教徒前往麥加朝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參觀梵蒂岡和耶路撒冷,都懷抱一種「實現與神溝通」的堅定信念。即使在西方哲學史上,也記載一部分哲學家與神進行對話的事迹。最著名的是西元四至五世紀的奧古斯丁,他的《懺悔錄》見證了他與神之間的心靈溝通過程。還有,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德國和法國神秘主義思想家們,也很生動地描述了他們與神溝通的親身體驗。他們生活過的修道院以及他們流傳下來的筆記和遺物,即使在科技突飛猛進的今天,依然成為人們「朝聖」的對象,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和教徒,激發起他們更加強烈的興趣。既是神學又是哲學本體論  無論科技發展到何種程度,「與神溝通」的問題從未跳出人們的視野,人們始終不停地探索「神」存在的可能性,關注神與我們的相互關係。首先,這是因為人與神的問題直接關係到人的本質、世界的本質以及生命的奧秘。第二,人們始終不滿足於現實世界,一直嚮往「彼岸世界」,一方面夢想與彼岸的「神」溝通,另一方面也期盼超越自身和現實世界,希望能在現實之外,找到現實世界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及其最終根源。哲學家把人的這個特點稱為「人的超越性」,認為這是人不同於一般動物和存在物的一個顯著優點。第三,它同人類的文化創造及思想探索緊密地相互聯繫,因為人類的一切創造活動,不管是在科學、哲學還是藝術上,在本質上都勢必要探索有限與無限的關係,都要解決與宗教相關的精神超越問題。  因此,不能簡單地否定有關「神」的問題,哪怕是打著「科學」或「理性」的旗號。事實證明,科學只能在一定限度內發揮功能,卻無法最終證實或根本否定「神」的存在。這一點,康德和休謨都是比較清醒的,因為他們都承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對待神的問題的最好態度,就是反對一切形式的獨斷論,只能是結合實際生活,實事求是對待,進行必要的反思;既不要回避,也不輕易否定,但也不隨便盲從,更不能因此放棄個人的創造努力。  這仍然不夠。我們還要意識到:解決和回答與神相關的問題是很難的,而且,探索這個問題的過程也將是反覆曲折和無窮無盡的。為此,人們必須謹慎耐心,不能因為思想的困頓和勞累,將這些問題擱置起來,因為它們既同好的生活密切相關,又同我們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困惑不可分割。我們固然不能為這些問題找到最終確定的答案,也不能奢求直接從他人口中或書本中得到既定的真理性答覆。在這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只能憑藉自己的堅持和感受,促使自己趨近富有神奇意義的可能世界,實現一再的「超越」,並在超越中同時完成一種令人愉悅的自我提升或遭遇精神煉獄般的思想磨練過程,另一方面又要認識到理性和人本身的有限,時刻謙遜地意識到自身對無限和完美的追求的必要性。所以,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宗教徒對全能的神的無止盡的渴望和祈求,同哲學家對世界的永恆「驚奇」是同樣的。重估啟蒙運動對神的批判  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到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代,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理性的勝利,對神的追尋和崇拜才受到系統的批判。絕大部分啟蒙思想家都主張把神的問題放置在理性知識的範圍之外,甚至把它與理性對立起來;而他們當中最激進的「百科全書派」思想家,如法國的狄德羅等,更主張無神論,把神當成「發瘋的鋼琴」加以否定。作為個人觀點,他們對神的否定是屬於他們自身的思想自由,無可非議。但這一思潮被片面地當成啟蒙運動的主流,長期影響著人們對神和宗教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現代人對神和宗教問題的極端化和簡單化傾向。  然而,即使在啟蒙運動時代,也存在一批思想家,不主張簡單地否定神的存在及其積極意義。在當時的法國、德國和英國,曾經出現圍繞對待神和宗教問題的激烈爭論,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德國。  德國的萊布尼茲和哈曼,先後生活在啟蒙時代開端和末期,他們都反對獨斷,以不同的態度謹慎地對待神的問題。  萊布尼茲在一七一○年出版的《神正論》中,針對法國思想家皮埃爾.貝爾對神懷疑的觀點,嚴正批判將理性與神對立起來的激進觀點,一再堅持「信仰與理性的和諧論」,強調人的思想與神的奇迹之間的可溝通性。  萊布尼茲的神正論的基本思想觀點,後來成為德國啟蒙運動中,同啟蒙理性原則相對立的重要思潮的基礎。在他之後的哈曼,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思想家和詩人。哈曼對宗教的興趣,更多是由於精神上的苦悶以及思想方面的超越欲望。哈曼於一七五八年發表《對聖經的沉思》,明顯地體現了他的思想的雙重性:一方面把宗教當成解脫精神壓抑、苦悶、失望的精神出路,另一方面,又把宗教當成思想創造和尋求精神自由解放的一個途徑;語言本身就包含神對人的啟示,宗教是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延長和補充,它和藝術一樣,滿足人對無限宇宙和無盡審美世界的好奇與追求。  由此可見,神是一種值得人永遠反思、揣想、設定、想像、期望和敬慕的對象,它可以引導思想的創造方向,可以給人類帶來希望,並有效地抑制和震懾一切惡,引導人們從平俗的世界中走脫出來,達到物質世界之外的崇高境界。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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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馬教皇的改革及教會的未來 (高宣揚)

  原為德國樞機主教的約瑟夫.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於二○○五年四月被選為第二百六十五任天主教羅馬教皇,繼任因病去世的約望.保祿二世。這位新教皇深知自己面對危機重重的世界和衰落中的教會,肩負重任,一方面必須進一步整頓教會,強化教會的組織和制度,進行靈活的改革,使天主教會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針對世界的各種危機,主張不同共同體之間的理性對話,盡力維護世界和平。所以,他上任後不久,在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對聚集於梵蒂岡廣場的教徒們說:「我願意自稱為本篤十六世(Benoit XVI ),使我的心靈緊緊的與教皇本篤十五世聯繫在一起,因為正是他,在時局艱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教會渡過重重困難;他不愧為勇敢卓絕的和平先知,先是全力以赴試圖避免戰爭,然後則竭力減少戰爭造成的不幸影響。」改造教會 面對世界   本篤十六世顯然意識到,當代世界雖然正淹沒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但充斥於全球的恐怖主義和緊張競爭有可能導致危險的戰爭。所以他強調,他要以本篤十五世為榜樣,以宣揚理性原則為己任,為實現世界和平及和諧的社會秩序而獻身。  問題在於,當代社會生活的消費形態和休閒主義,使傳統的教會活動和禮儀逐漸淡化。根據法國天主教會最近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徒在周日前往禮拜堂望彌撒。各地教堂已經沒落,嚴重缺乏新生代神父和教士。天主教會禁止離婚和墮胎的規定使教會越來越遠離當代世俗的公民社會。  為此,新教皇上任後一再強調「理性治教」,鼓勵多方面靈活的對話,包括與教會內部諸教派、與天主教會外部的佛教和伊斯蘭教的理性對話。二○○五年當梵蒂岡新教皇返回德國時,德國弗萊堡的赫爾德出版社發行了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教皇的對話集《世俗化的辯證法:論理性與宗教》。新時代的宗教世俗化   這本書從哲學和神學的理論高度論證宗教與理性的和諧辯證法,強調新時代宗教世俗化的特徵。哈巴馬斯和新教皇各自從自身的特殊身份出發,一致確認康德的實踐理性倫理原則的普遍有效性,並重申合理的溝通對重建世界秩序和文化的必要性。教皇認為:任何一個自由的國家,儘管其具體首要任務是以正義的標準確立政權的正當性,維持合理的秩序,但仍不可避免地需要以「前政治的道德原則」作為基礎。  教皇在這本書中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形勢的變化,指出當前首要任務是避免恐怖主義、核戰爭和基因造人技術的威脅,重新喚醒人性中的宗教力量,並確信它的不可戰勝的威力。  其實,人性中的宗教根源是深不可測和強大無比的。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玆(Gilles Deleuze, 1925-1995)深刻地指出:「哲學、宗教、藝術和科學是人類實現『超越』的四大途徑」;而當代符號學家兼女性主義思想家朱利亞.柯利斯迪瓦(Julia Kristeva, 1941-)也在她的新作《深不可測的信仰需求》一書中論證道:「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渴望信仰是深深隱含於人性底層的難以控制的精神力量。」所以,現代人參加宗教活動和實行宗教禮儀的興趣雖然大大減少,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如果從實質上來看,教會還是有充分理由對未來抱樂觀的態度。  早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時期,德國的「虔信派」(Pietismus)就主張不要苛求禮儀和形式方面的規定,只要內心忠實於教義,在行動上符合教徒的標準,盡力地實踐道德理性原則,就可以成為好的教徒。在這繁囂的消費社會裏,教會應該照顧到實際生活的忙碌和急速節奏,主要從心靈方面進行教化,重點要求教徒「心中有上帝」就足夠了。  從歷史上看,當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實現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時,馬克斯.韋伯就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深刻地揭示了基督教倫理對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同樣的,當人類社會跨入二十一世紀而實現全球化的時候,人們也沒有理由全盤否定基督教精神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科學與宗教充滿悖論   本篤十六世在今年九月中旬訪問法國聖母瑪利亞顯聖地盧爾德(Lourdes)時明確地說:「當代社會的世俗化不但不會與信仰相對立,而且還是信仰的一個重要成果,因為基督教是一個普世性宗教,它必將呈現於所有的國家,並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宗教的前途來說並非絕對悲觀,而是充滿悖論:一方面,其成果越加證明舊教義的過時性質,但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卻證實人的認識能力的發展無限性及其矛盾性——知識越發展,固然擴大了人的視野,但同時又發現越來越多難以預測的不確定性、風險性和偶然性。這種悖論和矛盾,從另一個角度更有力地顯示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及其積極意義。  而且,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危機,恰好有利於宗教的復興和發展,因為人類歷史的經驗已經充分說明,危機時代恰恰是宗教復興的最好時機。為此,教皇二○○八年秋天在法國盧爾德聖地滿懷自信地說:「在這個時代,成為一個基督徒是美麗的!」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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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是人類文化的原初基礎  慶賀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施特勞斯百年華誕 (高宣揚)

  當人類跨入二十一世紀並幸福地享用科學技術的成果的時候,還有誰會相信人類文化原本是以無意識的神話作為基礎的?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根據他從一九四○年代以來的研究發現,提出堅定不移的理念:不管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到何種驚人的程度,也不管當代思想文化已經達到怎樣極端複雜的程度,人類思維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也只能是最原始的神話創作機制:一種穩定不變的「無意識」的思維創造結構。原始人最質樸的思維方式  今年已達百歲高齡、仍然健在的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百年華誕前夕接見友人時,以幽默的態度和遊戲般的語詞,緩慢而又自信地說:「面對現有的一切文化和科學成果,所有的人,都絲毫不應該忘記由我們的遠古祖先所奠定的神話創作原則;我們始終要感恩原始人,因為正是他們,為我們創造並保留了我們共同的祖先最樸素和最自然的思維方式。」  列維—施特勞斯指出:「所謂神話,就是從自然向文化過渡的原始人的真正故事,是人類尚未與動物完全區分開來時的一段歷史」;神話,實際上是人類童年時代的「集體性無意識創作的夢」,是人類原始祖先進行文化創造過程的最樸實的紀錄,因此,它為我們提供了人類思維模式的原型,提供了全人類從事各種文化生產過程所共同遵守的思想運作機制的基本結構。  列維—施特勞斯說:「從沉積於歷史最底部而冒現出來的神話,作為文化的最可靠的保證力量,它向我們提供一個放大鏡,以大量具體而形象的形式,反映出思想運作所遵循的基本機制。」所以,人類思維的創作機制,不是立足於同自然對立的理性原則,也不呈現為邏輯主義及歷史主義所描述的連續演化過程,而是自然萬物相互間,在一定間隔內保持協調的整體性原則的模擬或重演。如同自然原則一樣萬古長青和恆久穩固,人類文化的內在創作機制,也呈現為穩定不變的結構。各個歷史階段內的不同文化形態,不過是文化的統一穩定結構在不同環境下的間斷性重演,就好像地層中的不同化石都表現出同一物質結構一樣。世界本可避免一切悲劇   一九九一年八月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五百周年前夕,列維—施特勞斯發表新書《猞猁的故事》。當時他說:「五百年前,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印第安人舉起雙臂歡迎大西洋彼岸的來訪者……但白人征服者的態度恰恰相反。」從此以後,白人入侵者對印第安文化的破壞,導致了永遠不可彌補的歷史錯誤。列維—施特勞斯感慨地說,如果白人像印第安人一樣以友好和認真的態度進行文化交流,那麼現在的世界本來是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悲劇,人類文化也會健康地發展起來。  列維—施特勞斯在印第安原始文化中所發現和肯定的那些「深層結構」,在他看來,正是全人類整體性文化建構的基本模式。由神話所顯露的思維創造基本結構,是以「男女間的性交換」和「食物的交換」為兩大主軸而運作的。「性」與「食」成為了人類全部文化創造的基本內容和出發點。  由於列維—施特勞斯的整個理論始終都強調以原始人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思想結構,所以,人們把他的理論稱為「結構主義」。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的「結構」,可以在各種歷史的和現實的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社會組織以及各種文化產品中,以這樣或那樣的經驗形態體現出來,但它所指的,毋寧是在這些經驗形態背後、生產各種精神創造活動的基本動力結構。所以,列維—施特勞斯指出,他所主張的「結構」,指的是符合以下四個要求的模式:「第一,結構展現一個系統的基本特徵;結構是由某些因素所構成的,其中的任一因素,在系統中的任何其他因素沒有改變以前,就不能實現任何變化。第二,對任何一個既定的模式來說,應該存在發生一系列變化的秩序的可能性;而這些變化是同樣類型的一群模式的轉變的結果。第三,當結構的一個或多個組成因素發生某種變化的情況下,結構的上述性質,使我們有可能預見上述模式將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性變化。最後,模式的建構必須直接有助於理解一切被觀察到的事實。」  結構主義的發現過程是曲折複雜的。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列維—施特勞斯獲得機會,接受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院長、著名社會學家謝列斯汀.布格列(C??lestin Bouglé, 1870-1940)的推薦,到巴西聖保羅大學任社會學教授。接着,列維—施特勞斯親自到亞馬遜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進行調查。他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一九四九年發表的《親屬的基本結構》,以及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憂鬱的熱帶》等重要著作,都是以這一時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為基礎而寫成的。五十年代後,他繼續發表許多重要著作。  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發展史上,佔據特殊的地位,它可以說是當代法國哲學一切理論革命的最重要思想基礎。不了解結構主義,就不可能了解整個法國當代哲學的基本精神。但是,結構主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思潮和思想派別,它不只向人們提供了觀察社會和人類文化現象的基本觀點,而且也為人文社會科學提供了進行科學研究的新方法。結構主義的產生首先是在語言學和人類學的領域中,然後迅速地擴展到文學藝術界以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多學科的廣泛範圍;而在它的理論和方法中,又涵蓋着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文學和精神分析學等多學科的特徵。人類文化自我創造   列維—施特勞斯認為,對於人類學研究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並不只是面對、搜集和觀察現有的各種經驗的文化事實,而是要進一步說明人類文化何以如此多元化卻又永遠不斷更新?人類文化不同於自然界各種事物的地方,正是在於人類文化以自然事物無可比擬的發展和更新的速度,同時又以自然事物無可比擬的多樣化複雜形態,不斷地、甚至永遠地在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產。換句話說,人類文化的特性,不在於它的靜態存在形式,也不在於它在某個歷史階段中所呈現的特殊形態,而是在於它自身內在地含有自我創造和自我再生產的動力結構。所以,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的結構,從根本上說,是指各種文化產品所賴以形成和再生產的人類思想的創造運作模式。  文化是由各種各樣象徵性系統所構成的整體,而其中的首要象徵性系統,就是語言、親屬關係、經濟關係、藝術、科學和宗教。由此,語言及其論述性話語,就成為了結構主義研究的重點,也成為「解構」人文社會科學及其主體中心主義的基礎領域。  作為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出發點,語言及其論述性話語是揭露傳統「主體論」的奧秘的關鍵。在結構主義看來,個人的「主體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適用於一切歷史時代文化創造的穩定結構;而語言結構則是這種穩定結構的典範。  由此看來,結構具有「共時性」(synchronism),而不是「歷時性」(diachronism)的特徵;文化發展並不是連續的鏈條,而是斷裂式和中斷性。  結構主義的上述基本觀點和方法導致西方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的思想大革命,也直接地推動了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藝術的新思潮的誕生和不斷更替。  在一九六○年代受到結構主義的啟發而深入研究文化和女性主義的朱利婭.克利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在談到結構主義對她的啟發時,很激動地說,是結構語言學和結構人類學對主體的解構威力,使她的思想發生根本性轉向。她特別欣賞當時法國結構語言學家埃米爾.本維尼斯(Benveniste, 1902-1976)的這樣一句話:「正是在語言中、並通過語言,人才使自己建構成主體。」這樣一來,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研究的重點和基本方向,不是探討如何建構邏輯主體或如何圍繞它進行真理的探索,而是深入揭示語言及其基本結構對人的思考及其文化創造的決定性影響。  結構主義的最大理論貢獻,就在於它以新論述模式,取代原來西方傳統思想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模式及其主體中心主義原則,因而徹底地顛覆了貫穿於整個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基本觀念及其「正當性」基礎。(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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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生命奧秘的真正根源  紀念梅洛—龐蒂百年誕辰 (高宣揚)

  今年是法國思想家、傑出的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一九〇八—一九六一)誕辰一百周年。他只比薩特小三歲,兩人基本上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也經歷類似的學術生涯,只是梅洛—龐蒂過早去世,以致未能完成其重建當代哲學之宏願,更無緣親歷二十世紀最後四十年整個世界所發生的驚天動地的歷史巨變。但他始終都是名副其實的二十世紀卓越思想家,並在當代西方哲學史上佔據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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