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迷城   ——有關內地教育改革 (任 玉)

  二○一二年高考前夕,一組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同學集體在複習時打吊瓶的圖片引起了內地社會的普遍關注,「吊瓶班」成為內地高考制度下背負巨大壓力考生的生動寫照。在內地,高考被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對於不少中西部地區學生而言,獨木橋一岸是貧瘠與落後,對岸就是榮耀與希望。  「無論高考制度如何受社會詬病,對我們這裏的學生來說,它是一條可以改變命運的路。」河南省汝州第一高級中學青年教師石一對《明報月刊》記者說。  同「吊瓶班」所在的湖北一樣,河南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高考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二○一二年,河南高考考生約有六十八萬人,居於全國各省份第一位,其中本科一類錄取四萬七千餘人,錄取率僅約為百分之六點九,高考競爭壓力之大可見一斑。  對於河南汝州第一高級中學的學生而言,一天的學習從早晨五點半自習開始,到晚上九點四十分自習結束,在這十六個小時當中,除了吃飯、上廁所,學生們幾乎都是在教室中度過。  對於不少內地中西部省份的高中生而言,這樣的作息會持續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段經歷會被不少人稱為「煉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樣的話語被不少十五六歲的孩子刻在課桌上作為座右銘。自辦學校 想逃卻離不了  離河南汝州八百多公里外的北京,是中國內地教育資源最為豐富的城市。二○一二年,北京一本(等於香港的Band 1學校)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是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數倍之多。然而,身居中國教育體系之中的至高點,北京的張喬峰先生一年前卻把剛剛讀了一個月小學的兒子從學校領回了家裏。  在絕大多數的學生和家長為獲得更好的教育條件而擠破腦袋的時候,張喬峰選擇急流勇「退」,決定逃離以高考為中心的教育體制,自己在家全職教孩子。  張喬峰二○一二年九月自己開辦了家庭學校「龍學園」,在龍學園的課程表上,除了傳統課程的語文、數學、英語,有着不小的自然科學、閱讀、手工等課程的比重。另外,課程表每天還安排了大量的戶外運動,周末則是到奧林匹克公園訓練。  包括張喬峰七歲的兒子張洪武在內,目前共有四名學員。其中一個孩子加入張喬峰的家庭學校前就讀於人大附小,這所幾乎是北京最熱門的小學,以素質教育和考試成績並重著稱,不少家長不惜花費重金為孩子爭取進入這所小學入讀的資格。  「我不準備讓孩子參加高考。」張喬峰說。這位戴眼鏡的中年人一九八三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生於福建莆田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他承認,自己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但現在的高考不一樣,幾乎成了全民『軍備競賽』。」張喬峰認為,以高考為指揮棒的應試教育已經滲透到了基礎教育的每個角落:「原本只是準備高考的時候需要『應試』一下,現在競爭則拓展到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升小。五六歲的孩子就已經上了戰車。」  在張喬峰看來,以高考為主導的應試教育不僅讓孩子辛苦,更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間。他認為,基礎教育階段,應多注重能力的培養,而非知識的灌輸。  「實際上,對孩子來說,能力的開發和培養是有時機的,比如,學習語言的最佳年齡是三至六歲,身體素質發展則是七至十三歲,過期不候。而知識是可以隨時獲得的。」張喬峰說。  但張喬峰的「逃離」卻並不瀟灑,內地教育體系環環相扣,與整個社會系統銜接嚴密,一旦脫離或許就沒有了回頭路,張喬峰不願讓孩子們在未來為父母現在的決定承擔過高的風險。  整個九月份,張喬峰都在為孩子們的學籍問題而奔波,作為證明一個學生學習身份的憑證,學籍在內地是參加中考高考必不可少的東西。  「渴望逃離,但又希望給孩子留個『後路』,就只能逃而不離。」張喬峰十分無奈的說。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學生和老師,這當然有問題。」對於高考制度的弊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一針見血的指出。  儲朝暉認為,分數在教育評價體系中應該處於金字塔的底端,中間段是社會活動,考察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團隊配合能力,「人格特質才應該是評價體系中的頂端部分」。  著名教育學者、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教育的本質是讓人生活更美好,讓每一個個體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得到成長,「不是把學生納入一個跑道上去比較和選擇,不是讓甲和乙比,是甲和甲自己比,為所有的學生創造一個發展空間,為了學生的終生成長,是公民的教育、平民的教育、生活的教育,而不是現在的競技教育,把學生變成奴隸的教育。」  作為內地應試教育的象徵,以高考為導向的唯分數論為社會各界所詬病,但在深圳中學高二語文老師張秋陽看來,放下諸多不是,高考仍是現階段符合內地現實情況的、並且能夠兼顧社會公平的相對合理的人才選拔制度。  張秋陽認為,高考並不等同於應試教育,學校應該也有能力在培養學生真正人格和能力的同時兼顧到高考。  但更多的聲音表示,行政化的學校在升學率和高考的導向之下必然會將教學重點聚焦在分數上,讓教育回歸人本的關鍵在於從招生制度上入手,改革相應的考試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招生錄取標準。  以美國高等院校招生為例,被稱做「美國高考」的SAT考試成績是高校招生錄取的基礎依據,但SAT成績在不同院校招生環節中所佔比重各不相同,越頂尖的學校給的比重越小,像哈佛大學這樣的頂尖學校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解決問題的思路是將對知識的考試轉向對能力的測試,學校根據學生的成長發展規律和自身特點來招生。」在儲朝暉看來,多元化的招生考試制度是內地教育改革的出路,但是實踐起來卻並不容易。  在美國,高校招生都有獨立而專業的招生委員會,而在中國則是並不專業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執行招生,並不具有專業的鑑別能力,依據分數來甄別考生自然是最容易、也是目前唯一的做法。」儲朝暉說。  在目前內地教育體系下,教學、考試、招生這三大環節均在政府教育部門統一管控之下,所以任何的多樣化探索甚至逃離都有陷入體制困境的風險。  以張喬峰的龍學園為例,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適齡兒童必須在學校接受義務教育,而「在家上學」無疑是與現行義務教育法相抵觸的。在沒有相關法律規範的情況下,處於灰色地帶的「在家上學」也很有可能變成「在家輟學」甚至是打着「在家上學」旗號的非法辦學。  當下部分內地高校施行的自主招生政策,也都無一例外與全國高考集中錄取相接,無法脫離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  「究其原因,在於制度調整本身缺乏內在動力,雖然提出了很多概念,但跟教育主體之間的需求有脫節,在學校行政化的現實下,學校領到的是基於分數和升學的行政任務,沒有進行改革的內在機制。」儲朝暉指出。關鍵是要向學校放權  對於教學、考試、招生一體化的弊端,教育界對此其實早有討論,也已達成一定共識,其要害在於政府教育部門的自我改革,通過相對獨立的考試、招生程序引導學校自主開展多樣化的教學實踐。但是,「目前為止卻沒有任何東西得到落實,這是最大的問題。」熊丙奇感歎道。  熊丙奇指出,教改的關鍵是教育部門要向學校放權,「讓中小學自主教學,大學自主招生,考試由社會機構來組織,讓高考從現在指揮棒的功能變成一個評價服務的工具,對基礎教育提供評價服務,對高等教育提供評價依據」。  然而對於教育部門而言,多年來由其主導的包括「素質教育」、「減負」、「課改」在內的多次教改方案均在遇到放權與否關鍵時期無疾而終,建立起教育部門必須放權的法律機制成為部分教育界人士訴諸的方向,「改革教改的模式」在推進教改的輿論呼聲中漸漸浮現出來。  「通過人大立法,推進教改方案形成法律,建立對相關教育部門的問責機制,或許不失為超越各方既得利益體、真正推動教改方案實施的一個可選途徑。」熊丙奇說。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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