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天垂淚如連海 (冉雲飛)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北京大興區法院無辜冤判二年半,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甚至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這不是因為我心「硬」,而是鑑於我對黑暗現實的常規判斷所致,因為違法重判良心犯,實在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司法部門的一個「優秀」傳統,而且近年來越加有跌破司法底線而濫用之趨勢。若以前只是對思想犯和政治犯不留情面打擊的話,那麼近年來,對維權人士的嚴厲打壓和胡抓亂判,也逐漸成為對良心犯懲處的一部分。如調查「五.一二」大地震中死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被重判五年,那麼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判二年半,又怎麼會讓人感到意外呢?維穩人士才是動盪源頭   你會說這分明是違法胡判嘛,為什麼你還不感到奇怪呢?那是因為違法胡判,已成近年來司法部門在變態維穩藉口下的一大特徵。只要為了變態維穩,他們任何荒誕的判決都可以做得出來,完全不顧外界抗議他們知法犯法。也就是說,只要為了他們的所謂維穩,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壞事做絕,決不手軟。為什麼說他們的維穩是所謂的而且是變態的呢?就以趙連海被誣判二年半為例,趙的兒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利用正當渠道反映其訴求,在法律範圍內作抗爭,但利益關聯的各方充耳不聞,推諉扯皮。不但如此,而且利益關聯的各方聯合起來,官商勾結,威脅趙連海和各位持續抗爭的「結石寶寶」家長。由於趙連海的抗爭最為堅決且持久,加之他聯合其他家長一起抗爭,關心其他許多「結石寶寶」的命運,有相當的影響力,故有關方面必欲抓之而後快,最終以莫須有的「尋釁滋事罪」將其逮捕,欲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  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說:「那種認為衝突將不可避免的想法,可能會成為導致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換言之,那種將維穩變態化、視其無所不在的做法,本身就是維穩集團自利驅動的結果。維穩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誇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把那些用法律手段和溫和方式維權的人,描述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從而撈取更多的維穩經費,擴展自己的尋租空間。不誇張地說,維穩已成為一些人最為快捷的致富和撈錢手段,必然最大限度刺激他們作惡的積極性。最為荒誕的結局就是,那種非常起勁的維穩機構及人士,才是這個社會的不穩定乃至動盪的一大因素。我認為那些抓捕趙連海、無良審判趙連海的人固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像審判趙連海的幾個女法官,她們沒有孩子嗎?肯定不是的。因為法院不僅還美化作惡,而且作惡還有不菲的收入,就使她們枉法起來肆無忌憚——但其上峰的胡搞和整個糟糕的制度本身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深層原因。怕事父母必養惡政府 為自己及其他眾多受毒奶粉之害的孩子們維權,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絲毫幫助,而且正是政府為毒奶粉企業打掩護,替他們摒擋所有的批評,替他們撐腰說話,才使得毒奶粉企業更加有恃無恐,這就是為什麼毒奶粉至今仍在市場上暗湧。更為惡劣的是,政府不僅不支持民眾維權,不僅不尊重法律應有的尊嚴,還動用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來枉法違法打壓「結石寶寶」家長們正當的公民維權。一個政府不保護自己的兒童生命安全,反而打壓為自己孩子爭取權利的家長,這種雙重罪惡,世上有哪個政府曾經有過?遍查歷史,不管是德國納粹,還是意大利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斯大林政權,都不曾犯下過這樣雙重的罪惡。但各級政府打壓受毒奶粉之害的家長正當維權的雙重罪惡,並不始至今日。由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波及的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四川中學生中展開。對這些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官方強行把他們分為四類,其中的三、四類同學不管成績多麼好,就是不能上大學。根據資料,這樣的人有約三千二百個,佔彼時四川中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此種對未成年人的迫害可謂史無前例。若說那時是以政治的形勢打壓未成年人,那麼今年便是用血鉛超標、黑磚(煤)窰、毒疫苗、毒奶粉等方式打壓未成年人。血鉛超標等本來是一些企業害人,但官方無所不在的袒護,造就官方既失職又作惡的雙重之惡。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雙重之惡——且不說血鉛超標等方面,單說毒奶粉受害者只以衛生部公布的三十萬為例——為何反抗者如此稀少?血鉛超標等的受害者家長之反抗者為誰,我不曾聽說過,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長反抗者我也只記得易文龍,毒奶粉的我則記得趙連海、蔣亞林、郭彩虹等人,除了傳媒不予報道和我了解相對有限以外,決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其他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為人父母者的息事寧人、怯懦膽小、恐懼怕事。當只是和企業進行正當維權的時候,有許多家長還不害怕,但當政府以維穩的手段來展現其官商勾結後,許多家長就知難而退了。換言之,有許多家長基本上沒有反抗,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就自認倒楣了事。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或者不出力去保護,不去抗爭,不盡父母之責,難道這樣的父母將孩子生下來,只不過是為了給奴隸主增加一個奴隸添頭嗎?事實正是如此,許多父母生孩子下來,只不過為奴隸主增添牲口一樣的奴隸數目,為奴隸主的利益添磚加瓦。一代代下來,子子孫孫,奴隸無窮,才延續如此古怪的千年專制加現代獨裁。《瞭望》雜誌評論道:「沒有一種犯罪比向嬰兒的犯罪更揪動人心。如果失去了對嬰兒的愛,一個物種失去的不只是文明,而是生存的底線。」一個嬰兒都保護不了的政府,它怎能為人民服務?一個自己孩子遭難都不敢出來持續抗爭的人,怎麼能為人父母?可悲的是,這樣的政府居然統治了六十一年,而這樣的「父母」亦多不勝數。面對如此黑暗的現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怕事父母,我不能不讚佩趙連海對兒子趙鵬瑞的摯愛。趙連海曾說:「別說被抓被判刑,即便屠刀架頭,或者人間消失,也無法阻擋我們為孩子追討尊嚴的勇氣和決心!不為什麼,僅僅因為我們幼小的孩子們叫我們爸爸媽媽!」趙鵬瑞是不幸的,因為毒奶粉之害;但趙鵬瑞又是幸運的,有如此愛他而敢為他及眾多患兒坐牢的父親,實在是他之大幸。中國多少父母只在為奴隸主添牲口,而你父母卻在為做個大寫的人而不懈努力,小鵬瑞的幸運是稀有的,想想都令人不勝欷歔!義人受難,國人恥辱 大多數國人本來就健忘,甚至善忘——官員教導民眾對歷史要宜粗不宜細,傳媒號召大家既往不究——民眾都像喝了孟婆湯,頻遭無數災難,但傷疤未好就忘了痛。正因如此,邪惡當道,永無真相,也不存在和解的可能,只有積怨越來越深。更加令人感到弔詭的是,每當一個地方發生災難,在網路傳播下,民意洶洶,無法完全阻遏時,官員們並沒有認真解決問題也絕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在坑蒙拐騙之術一併用上之後,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下一個災難的到來,好轉移視線。中國缺正義缺公平,但就是不缺災難,災難頻發的好處是用一個災難掩蓋另一個災難。災難多了以後,本來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心態的民眾,逐漸麻木冷漠。事實上民眾正如官員的盤算,他們馬上忘記了那些哪怕是令人髮指的災難性事件,如使三十萬(溫家寶說三千萬)兒童受害的毒奶粉事件。如果不是官方重判為孩子權利持續抗爭的趙連海,那麼毒奶粉事件早已為許多人所淡忘。我早就論證過「中國是個互害社會」,並進一步申說中國的制度是頭「咬人兼自噬的怪獸」。但很多人就是相信自己是一位幸運特選者,不會吃虧不會遭難,在他人受難時不出一聲,不伸出援助之手,更甚的是,有的人還幫助為惡者開脫。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人已經知道馬丁神父著名的語錄:「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但他就是相信倒楣不在自己身上降臨,寧願不做任何抗爭,當然他的結局,往往是消失得更加寂默無聲。事實上中國的災難之所以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眾不能結社、不能正常思考、不能勇敢地突破官方的諸種藩籬,樂於處於孱弱的個人原子化狀態所造就的。個人原子化不僅力量弱小,更要命的是健忘、冷漠、麻木,這種生活狀態,令專制獨裁者的統治變得輕鬆且成本低廉。我與趙連海沒有見過面,但在網路上有過交流,對他的俠肝義膽早有所聞。他知道我雜事較多,於是在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結石寶寶」一周年到來前的一個月,就請我一定要為「結石寶寶」們寫篇文章,批評加害之企業與政府,呼籲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因此我勉力寫了篇《國家的棄兒:獻給九.一一結石寶寶周年紀念日》,盡一個知識分子的批評之責。他在網路上有時忍不住批評那些很怕事的不抗爭的受害患兒父母,不乏疾言厲色,但其關心愛護之心卻躍然「網」上,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之風。雖然我們要盡量理解每個人在自己子女受傷害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但我認為持續理性的抗爭雖然艱難,卻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是為自己的子女討回尊嚴、維護權利,亦在客觀上使更多的兒童少受傷害。如是觀之,很多父母怕事到不能幫助自己的子女,更遑論做一個合格的公民了。由怕事父母和奴隸組成的國家,當然是獨裁者的樂園,更是民眾的地獄。我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很難想像自己的孩子如果遭遇毒奶粉之害和「五.一二」大地震豆腐渣校舍之難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但真的很敬佩趙連海的勇敢與毅力、耐心和愛心。這樣的義人受難,不僅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恥辱,亦是國家揪心的災難。面對受害兒童,我們只有悲憤地喊出「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面對受難的義人和良心犯,我們只有拿出自己的勇氣繼續堅持抗爭,直至他們獲得自由。(作者是中國作家。)

更多

兩會已成民眾災難  喝茶傳喚與截訪監禁 (冉雲飛)

  兩會代表十多天糜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終於落幕,這只不過是六十年來諸多愚民演出的延續,了無新意,於社會進步根本沒有助益。兩會代表基本上是以官員為主體、以商人為輔助、以部分精英為點綴的組成模式,其代表強勢利益集團的走向完全在意料之中。  一般說來,代表可分成三大類型:其一為雷人型代表,比如申紀蘭和倪萍,前者當代表五十五年未投過反對票,後者說愛黨愛國就不投反對票;其二為木偶型代表,從不發言不提議案,只是點頭哈腰並贊同;其三為侵害民眾權利的代表,嚴琦之主張政府辦網吧、沈長富之要求互聯網和手機安裝監視軟件、高萬能之要求網吧零點斷網、劉慶寧之要求修改《刑法》,增設「擾亂信訪罪」,無不是以侵害民眾權益為主旨。  至於說偶爾能講幾句真話的代表可謂稀如星鳳,至於能提出像樣的保護民眾權益的議案,少到近乎沒有。申報財產慢 限制利益快  兩會代表均不是納稅人公開推選的,就注定了這些代表並沒有真正的代表性,沒有代表性卻硬要代表民眾進行一系列「表演」,那就只有在官方的統一組織下,遮罩真相、搞輿論一律、愚弄民眾,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民眾要求代表提議並盡快制訂法規,敦請官員申報財產的時候,從普通人大代表到監察部長都出來表態說,公布官員財產還不是時候。但當他們要出台限制民眾利益條款的時候,卻是相當迅捷而準確,可謂雷厲風行,效率奇高無比。兩相對照起來,可謂雷人且令人瞠目,但在當下中國卻已成為一種常態。在民眾沒有選票實現真正民主選舉之前,如此兩會開得越多,只能糜費納稅人更多錢財,並使民眾損失更多的權利。政府機關刁難民眾   兩會代表帶給民眾的困擾遠不止於此,民眾不只不能選舉真正的兩會代表,利益受到嚴重剝削,而且在兩會期間有許多民眾受到政府權力機關的多方刁難。從三月初開始,我在網路上收集兩會期間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共得不完全名單二百七十一人。為什麼說名單「不完全」呢?除了我個人視野有限,更主要的是我採用實名制,有名有姓有事實,才納入名單。所以對於那些群體性人數中的「等」(如王潔等農民工學校師生)、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之類不具名的,我都沒有收納。因為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在目前沒法證實的情況下,只好從略。其次,如溫育群夫婦(爺爺、奶奶、大哥)共同上訪,雖然可以確定上訪的人數,但我也只羅列了溫育群一人。這樣的情形並不只有溫家一例,雖然這樣做可能減少了對受迫害者人數的統計,但這樣的名單經得起各方的挑剔和檢驗。  換言之,實名制是為了有案可稽,數據可靠,使得這樣的資料無論從反映當下現實還是作為將來的歷史紀錄,都有相當高的真實性。與此同時,我盡量在名單之後,羅列出主要的資料來源及網址,以便有心者查證。兩會結束後,我會再一次總結和羅列此一名單,以便全程觀察兩會到底有多少人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以便將來有機會搜集另外一些敏感日的名單,做對照觀察,以分析政府管制的力度。個體訪民 沒有組織   從二百七十一名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名單來看,大約百分之九十是一些為爭取自己權益的個體訪民,這說明上訪者既沒有組織亦沒有抽象的政治目的。其中更有兩位是小朋友,分別只有四歲和七歲,他們是跟着父母一起上訪受到了驚嚇和脅迫的。  從職業結構上講,他們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少數為農民,其中有數名退伍軍人因不滿其安置工作而上訪,也有數名被辭退的湖北警察。  除了百分之九十的直接維權者外,還有一部分是道義行動維權者,如陽光公益的劉安軍、鄭琳、史大磊、王冰等人都是因為救濟貧困人士和流民,而被強行監禁或者強迫「旅遊」。  此外,還有道義言論維權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異見人士。他們大多關注言論自由,關注弱勢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努力,幫助那些實際維權者,將他們的聲音和努力擴展開來,讓世界上更多人和新聞傳媒知曉,利用實際行動的力量和言論傳播的力度,形成一股對侵害權利者的壓力,使更多人的正當權益得到保護,亦為社會的良性發展在客觀上做出貢獻。  至於我,也可說說自己的經歷。二月二十八日元宵夜,我們一家人早早吃過湯圓和晚飯,一起步行去游泳。晚九時已過,游完泳,在四處鞭炮聲和漫天孔明燈中,與家人很享受地步行回家。還在到家的路途上,我就接到屬地派出所片警的電話,說她和一位副所長想來看我。我當然也知道想來「看我」是什麼意思。雖然心裏不高興,但想他們也在節日中,於是讓他們來,在我家院子門口站着說了二十分鐘。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不說你也應該知道。」我說:「我知道什麼呢?你們的敏感點太多了,我根本猜不出來。」於是他們說,兩會快到了,請不要亂說亂動。不要亂說嘛,就是不要動不動就批評兩會;亂動嘛就是去外地要告知,北京當然是不能去。我當然覺得這樣的要求很可笑,但我想他們是基層警察,也懶得多說,於是匆忙結束這場沒有喝茶實質的「喝茶」。  雖然我沒有統計過去幾年兩會時期,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但憑我的記憶,以及對網路舊帖的搜索,我認為今年兩會期間的管制——保守估計「被維穩」的人數可能近千人——遠甚於前幾年。只要制度不朝着良性的方向發展,沒有民主自由之改革,權利受損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其波及面將難以估量。「灰色收入」被去掉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資料來印證此點:從這幾年《政府工作報告》接受兩會代表的修改意見來看,二〇〇七年共修改三十三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二〇〇八年共修改三十二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而二〇〇九年只修改了十七處,重要改修只有七處。這證明了向左轉的強硬姿態,與他們對維權人士的強硬打壓一脈相承。  值得一提,報告中最為「搞笑」的是,把第一稿的「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修改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說明「灰色收入」四個字,讓官方覺得敏感,從中不難看出他們害怕民意之一斑,因為灰色收入已成為許多公務員特別是官員收入的主要來源。  如果不在制度上加以切實的改革,使兩會代表逐步由民眾選舉,以便能真正代表民意,那麼每年的兩會不僅是一場浪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也是民眾利益受到侵害的因由之一。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