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繫泛民一念間 (田北俊)

  經過兩年的爭議,香港政制發展終於來到關鍵時刻。立法會就政改方案表決在即,究竟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能否於二○一七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全繫於有否至少四五位泛民議員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從理想歸回現實支持方案,好讓全港市民有個做「老闆」的機會。普選之下 泛民才是「造王者」  一直以來,我不時都有跟泛民議員溝通,包括討論政改方案,所以我多少也理解他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然而,理想歸理想,我覺得在這關鍵時刻,大家都必須實事求是地思考一個問題:縱然擺在眼前的並不是一個完美方案,但這又是否一無是處、棄不足惜呢?  說到底,當前的政改方案雖在提名方面受到限制,但終歸給予全港市民一個前所未有的選舉權。如果說方案是個「爛橙」,那麼目前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委會去選特首就不是「爛橙」嗎?需知道,在現行特首選舉辦法下,全港市民連選舉權也沒有!如果兩個都是「爛橙」,又可否選一個沒那麼「爛」呢?所謂「兩害取其輕」,相信泛民議員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事實上,泛民過去時常指責選委會選特首是一場「小圈子選舉」,許多選委都是唯中央之命是從,選舉結果全由中央操控。既然如此,我認為泛民更應該將眼前的政改方案「袋咗先」,因為就算中央的影響力再大,也肯定無法直接影響到五百萬選民的抉擇。反而誰對五百萬選民有號召力,誰就對特首的產生有影響力,從泛民議員在往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數字來看,我相信只要他們支持誰,甚至為誰站台,誰就有很大機會勝出。簡單來說,在特首普選制度下,泛民才更有機會成為「造王者」,更有本錢與特首候選人討價還價,爭取其作出對泛民有利的競選承諾。  一旦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對泛民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記得這兩三年來,特別是「佔中」期間,泛民對特首梁振英的不滿可謂有增無減,要求其下台的呼聲不絕於耳。若梁振英尋求連任,眾所周知,他在一千二百名選委當中的成功機會一定遠比在五百萬選民中為高,泛民否決政改方案,豈不是成為梁振英的得力「助選團」?即使梁振英不尋求連任,現制度亦只會選出新一個「六八九」,延續泛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僅為選舉權 亦要「袋咗先」  退一步說,我認為即使單單為了選舉權,泛民亦應該「袋咗先」。正如陳弘毅教授所說:「選票的威力不容低估」,觀乎上屆特首選舉,雖然只有一千二百名選委有權投票,但兩位熱門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依然鬥至難分難解,一個跑到深水埗街頭表現親民,另一個就走上劏房探訪居民;一個提出將生果金加倍,另一個就說要另設三千元退休津貼才足夠。凡此種種,不外乎是要爭奪民意支持,因為中央其實也看民意,決不希望所委任的特首是一個民望低落、施政困難的特首。  試想,一場市民「有份看、無份選」的選舉,候選人爭取民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如果市民每人都有一票,候選人「拜票」會激烈至什麼程度?我相信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到時民意只會更受尊重,候選人的政綱亦會更貼民情。特首有兩個老闆 合乎一國兩制  若將特首比喻為一個打工仔,在現行選舉制度下,這個打工仔需要服侍的「老闆」只有一個——就是有最終任命權的中央政府。這樣便容易造成如今局面,特首施政時往往首要考慮中央政府的旨意,忽略了港人的意願。  但是倘若政改方案獲通過,二○一七年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便可讓香港人成為第二個「老闆」,而將來的特首就需要同時向中央及市民兩個「老闆」負責。雖然在提名和最後任命過程中,中央政府仍然是一個「大老闆」,但是候選人若要當選,就必須爭取五百萬選民的支持。這樣選出來的特首,除了聽取中央政府的意見,亦要顧及用選票支持自己的市民的感受,不能過於偏重一方。屆時,特首將要更好地擔當香港與北京之間的溝通橋梁,而這樣是更合乎一國兩制的精神。   以我為例,雖然我出身商界,但同時也是三萬多新界東選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這些選民中不乏打工仔,因此在許多議題上,我必須在不同持份者之間做好平衡。例如增設男士侍產假,我除了要考慮僱主的負擔,亦要體諒準父親的實際需要,從而作出平衡雙方利益的立場。  在這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關鍵時刻,我很希望泛民議員能夠實事求是地再考慮投票取向。目前的方案肯定不是政改的終點站,與其原地踏步,不如向前走一步,將方案「袋咗先」,將來就可以有基礎進一步優化制度了。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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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二十三條一役 (田北俊--見證回歸十年誌)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正式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彈指間已經歷了十個年頭。《明報月刊》特意提出想我談談二○○三年二十三條立法的事件,我也樂意跟大家一同回顧這段歷史,談一談當中的所思所想。為「二十三條」奔走京港  二○○三年,金融風暴陰霾還未消除,香港經濟仍在谷底徘徊,但想不到,更壞的日子仍在後頭。那一年三月,神秘的沙士病毒靜悄悄地入侵香港,社會上普遍瀰漫着惶恐、不安和焦慮的情緒;加上脆弱的經濟亦陷於崩潰的邊緣,大大增加了負資產、裁員失業潮對巿民所造成的苦困,也加劇了社會上的怨氣。  就是在這個低沉的社會氣氛下,特區政府按其原本計劃,向立法會提交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擬就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並訂了在七月九日二讀及三讀草案。可是,草案在立法會審議期間,爭議不斷升級,結果在草案恢復二讀前,引發了「七一遊行」——七月一日回歸紀念日那天,多達五十萬名市民,冒着烈日當空,上街表達種種不滿,包括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不同意見。我認為,姑勿論他們如何理解草案的條文,政府都不能輕率地繼續原有的立法程序,否則只會令市民有錯誤印象,以為政府想強硬推行立法,威脅到市民的人權、自由和生活。  鑑於事態嚴峻,當時的我不但在行政會議中,以行會成員身份表達了自由黨的關注,還前赴北京,向專責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反映了有關情況。之後,我就公開提出了我的意見,就是希望政府押後二讀《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至二○○三年底,讓廣大市民有更多的時間深入了解及討論草案。請辭行會 心情沉重  在七月五日,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先生回應社會的訴求,宣布政府會對草案作出三項重大修訂,但還是決定如期立法。然而,自由黨透過多方面諮詢,及聽取過公眾的評論及意見後,發現總體來說,社會還是想有更多時間,讓大家更詳細了解及討論草案,故不支持草案在七月九日通過。因此,自由黨再次向政府提出,要求押後恢復二讀草案。由於行政會議是採取集體負責制的,而就是否如期在七月九日恢復二讀《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自由黨的取態與政府的決策並不一致,身為自由黨主席的我便於同一時間宣布辭去行會成員一職。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假如自由黨一方面在立法會反對政府的法案,但另一方面黨主席卻要投票支持政府,實難以言之成理,何況法案在失去自由黨的絕大部分票數後,亦根本無法獲得通過。在此情況下,如果我仍勉強留在行會,被迫跟從政府意向投票,對政府和自由黨都沒有好處。  老實說,對於請辭行會一事,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複雜的,因為董建華先生除了是特首之外,在我心目中也是朋友。他很重視自由黨,邀請我加入了行會。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情況下,我覺得辭職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是唯一的選擇。雖然,我覺得有點無奈。  在我宣布辭職的消息公布之後,行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所有成員深宵十一時許,齊集政府總部緊急磋商善後。之後,董建華先生於七日七日凌晨一時許發表聲明,宣布決定押後恢復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並接納了我的請辭。不曾感到「英雄」的歡愉  七月七日各報章均頭條報道政府押後就二十三條立法的決定。對我的決定,外間反應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有報道把我說成是「人民英雄」。當日我如常返回寫字樓上班,但無論走到街頭或巷尾,巿民都是報以親切的笑容:有的士司機路過看見我,停下車向我豎起大姆指,讚我聽取民意;亦有人專程送上鮮花以表示對我的支持。但是,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更沒半點感到被捧為「英雄」的歡愉,並且不忘在傳媒訪問中,公開對董建華先生轉達了歉意,及對行會的同僚要連夜開會討論我請辭一事而致歉。  讚美的背後,我亦承受着各種批評。例如,傳媒出現了很多說法,有的指我倒戈相向,出賣政府;有的指我令政府一度以為有足夠票數可以如期在立法會通過草案;更有謂我曾以請辭來「要挾」政府押後立法、贏取民意。但正如我先前所言,自由黨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贏取掌聲,做什麼英雄,當時的決定只想着要設法保住香港的繁榮安定,不能讓亂子出現。其實,自由黨跟特區政府都認為立法是必須的,問題只是是否一定要在當年七月九日通過。  對於我當年在二十三條立法一事上所作的決定,有人認為對,有人認為錯。現在回想起來,我並不感到後悔,事實上即使當時沒有就二十三條立法,香港四年來也未曾出現過任何分裂或顛覆國家的活動,而社會也漸漸回復和諧,負資產、經濟衰退等問題減退,市民對特首及中央的支持度也愈來愈高。  經過二十三條一役,公眾對自由黨的認識和支持加深了,我和副主席周梁淑怡於二○○四年分別參與新界東及新界西的地區直選。結果我和周太均雙雙告捷,成功循直選取得了立法會議席。我很感謝選民的支持。  在回歸十周年的今天,在港人共同努力下,香港熬過了最艱苦的歲月,經濟重拾升軌,我在這個歡喜快樂的日子,祝願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大家攜手,同闖未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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