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下的特首新思維  曾蔭權、梁家傑政綱點評 (劉斯路)

「小人懷土,君子懷德」   第三屆香港特首選舉的戰幕甫拉開,曾蔭權和梁家傑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就有頗大的距離。民調顯示,曾蔭權的支持率在六成五左右,而梁家傑則在一成至兩成之間。許多評論都認為,民望差距大主要是因為曾蔭權的政綱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而梁家傑的政綱未能打動民心。這種評論,不能說錯,但深層次地看,「小人懷土,君子懷德」,一般市民多着眼於眼前利益,滿足了他們就會叫好。而行政長官是帶領整個香港前進的領袖,不能單單哄住「懷土」的市民便作罷。  第三屆香港特首之戰,本來就是沒有懸念之戰。在八百人選委投票的可控選舉之下,曾蔭權當選是沒有疑問的,而曾蔭權也是目前香港政治形勢下難有替代的人選。這種形勢之下,香港新特首之戰更應是「新香港」之戰、香港新思維之戰。除了因為特首是香港的領袖,歷史賦予他帶領香港前進的重任外,更因為香港正處在一個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格局,令香港的領袖不能依賴中央,也不能依賴內地,更不能依靠外國,他需有遠大的眼光和將美好的願景變為現實的能力。遺憾的是,在香港我們還看不到有這樣的領袖,也還看不到這樣的新思維。曾、梁的歷史包袱   「我會做好呢份工」,曾蔭權競選口號層次之低無須贅言;梁家傑的「爭取二○一二雙普選」更是「三幅被」。市民聽到這些口號,不會激動,不會振奮,不會思考,不會知道香港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依然渾渾噩噩,過一天是一天。  目前香港處於一種什麽環境?目前香港的定位是什麼?未來的香港要有一幅什麼樣的藍圖?兩位特首候選人都沒有告訴市民大眾。事實上,不管你是否只有「打工」的情懷,也不管你是否只有「一人一票」的理念,香港都離不開中國崛起這個「鐵桶」。中國崛起的步伐決定了香港的未來。  香港以「中國崛起」的思維去考慮自己的定位,那才叫順應歷史潮流;未來,香港若對中國崛起有所貢獻,就可以找到一片新天地;香港若成為中國崛起的一個包袱,香港將無可避免被邊緣化,淪為二流城市。一言以蔽之,以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思考香港的發展,就是香港的新思維;從中國崛起中發展香港,就是香港的新願景。  如果說曾、梁兩位候選人的政綱沒有談到香港和國家發展的關係,那是冤枉了他們,甚至連梁家傑的策略也是「只反港府不反中央」,他還指責曾蔭權要求擴大人民幣開放政策是擾亂了中央的貨幣政策。但是,兩人的立足點都不高。梁家傑的民主派包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國家觀念;但曾蔭權何嘗沒有歷史包袱呢?況且他已斷言香港處於「二十年來最好」的時期,可見即使他知道香港有什麼危機,也不能多說了。中央未將港納入發展藍圖   事實上,北京中央也並沒有真正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的藍圖,「十一五」規劃只是點綴式提到香港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北京是孤立地就香港說香港,而不是將香港擺入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去思考,但願「十二五」規劃可以改變這種「不自覺邊緣化」現象。原本,北京將「一國兩制」作為前所未有的一項事業來實施,但經歷金融風暴和二十三條立法挫折後,心態變為求穩。穩定是第一的,只要穩定,不給中央添亂就行,其他的就看着辦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反正內地不靠香港也可以崛起。  也許這樣說太負面,但即使從正面角度說,北京的治港人士也還在摸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尺度,所以香港的新思維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提出。香港提不出「新香港」的思維,北京也不可能越俎代庖。  其實,眼下香港處在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經濟界「春江水暖鴨先知」,已朦朧感覺到了,但他們不可能道出真實想法。《「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研究出來的大拼盤證明了這一點。高峰會固然有不少可行的具體措施,但是沒有綱,沒有靈魂,難免被批評為只懂得向中央伸手。例如,香港說要鞏固金融中心地位,但是國家未必視香港為國家的金融中心。內地討論國家金融中心,從來是北京與上海之爭。理由很簡單,香港的貨幣是港幣,外匯流通又沒有任何限制。國家以人民幣為流通貨幣,而人民幣自由兌換還有漫長的道路,所以絕對不可能將金融中心放在香港。香港的集資作用,從大趨勢看,也會因為內地股市的逐步完善而削弱。因此,如果香港是從中國崛起的高度去看香港的發展,就不是去爭做什麽,而是配合做什麽,香港不要爭做國家的金融中心,而應配合國家的金融政策,發展國際性金融業務,做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未來香港與上海應該是各有分工、相得益彰的國家的金融角色。  應投入與內地聯繫的大基建   曾蔭權的競選政綱一出手就被「打工」綑綁住了。一個「打工仔」不可能是政治領袖。誰都知道「做好呢份工」是選舉語言,曾蔭權的選舉智囊希望拉近他與市民的距離,也是為他作替補特首時自詡為「政治家」的補充。然而起點太低,自然就限制了他的格局。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香港的財政運用。在曾蔭權的競選政綱出台前,他是支持推行商品銷售稅的,理由是香港的稅基狹窄,但一旦投入競選,他就承諾減稅。無疑,去年財政有盈餘,但並沒有改變稅基狹窄的事實,而社會各階層有壓力,作略微寬減也可理解。然而,政府現在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政府的財政是太緊而不是寬鬆。  從中國崛起中的香港新思維去看,要配合國家發展而不被邊緣化,最為迫切要做的是緊密與內地聯繫的大型基建,包括一橋(港珠澳大橋)、一路(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區(開放禁區),都要投入大量資金。僅港珠澳大橋,即使中央也投入,粵澳也積極投入,港府也要投入二三百億。如果新特首先將資金投向此處,那才是高瞻遠矚。可惜,求選票的政客窮追減稅,曾政綱和梁政綱只好屈從。  服從和配合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應是香港特首「呢份工」的總綱,沒有這個綱,就沒有靈魂,立意就低、格局就小。民主政綱各有兩難   其實,連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這個政治領域的最大問題,也只能放在中國崛起的總戰略下思考。只有捅破「中國崛起」這層窗戶紙,才可能有北京、特區政府、香港市民,還有香港左中右政治力量的共識,才可以邁出健康的第一步。  遺憾的是,兩位特首候選人都未能從這個高度去認識。梁家傑只能不斷重複「雙普選」的口號,○七不行轉一二,一二不行轉一七。另一方面,他有關選委會轉為提名委員會的建議也不能得到泛民主派的共識,因而並不能感動多數市民。曾蔭權呢?他則處於矛盾的境地,心裏很想佔領民主的道德高地,明確喊出「二○一二普選特首」的口號,但又知道左派和北京並不贊同。在兩難的心態下,他就很難真正提出一個有益香港同時有益中國崛起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梁家傑參選特首,泛民主派本來以為他是「假選」,不過起狙擊作用,誰知他是「真選」,希望樹立個人形象,準備二○一二、二○一七再戰。他要取民意,就必須拿出最符合多數民意的政綱,於是在民生、經濟等方面積極落墨,但民眾只認識他是一個大狀,更知道他從無行政經驗。於是,他只能打回普選牌。市民可以相信他推動普選的誠意,但他如果只有一個「愈快愈好」的時間表,並不能向全體香港市民說,他的民主是安全有益的,香港不會受到「民主」的傷害。這種民主政綱不但中央不會接受,香港市民也會擔心要承擔民主的風險。梁家傑的民主政綱,論其實質是全面修改基本法,也就難免成為了一紙空文。要記住李登輝的教訓   台灣的李登輝最近公開說﹕「我讓台灣民主化了,但我給台灣人民帶來幸福、快樂嗎?」李登輝近日「棄獨」又說「沒棄」,誰也不知道他的真正想法,但是他這句話真的值得香港人深省。民主不是目的,幸福、快樂才是目的,民主只是達到幸福快樂的一種手段。  梁家傑等民主派人士經常說,相信港人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選擇特首。其實,台灣開始「寧靜的革命」之初,不也是這樣說的嗎?當時,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格局是七三之比,李登輝首次推行直選總統有絕對把握,才「寧靜革命」,如果是今日的五五格局,相信他就不「革命」了。今日台灣的亂局,是政治人物通過民主的政治操弄,將台灣撕裂為對立的兩大板塊。這種惡鬥,其實就是內戰,不斷製造仇恨,不斷虛耗社會成本,這種藉民主之名進行的內戰,其惡劣的負面影響甚至比真刀真槍的短暫戰鬥還要大。梁家傑要記住李登輝的教訓。  香港現實中也存在隱形的板塊,傳統左派和民主派,商界和草根階層,另外還有中產階層和公務員。一國兩制的特殊形態,也天然造就中央和香港的矛盾。要調和這些基本矛盾,使香港變成人人必須維護的命運共同體,人人必須遵循的核心價值觀,還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香港「雙普選」的推進,必須先有路線圖,然後再有時間表。否則,破壞香港發展,也破壞中國崛起。事實上,香港已是國際勢力的角力場,民主也成了角力的工具。一旦香港社會分化,撕裂為激烈對立的板塊,那麽,香港的「內戰」會比台灣還要殘酷,對經濟的傷害還要慘烈。那時,四小龍之尾,就不是台灣而是香港。而中國的崛起也無可避免不受到阻礙。  事實上,一旦香港也撕裂為極端對立的板塊,民主派就是選上特首也同樣無法施政。而民主派企圖以香港民主影響大陸民主的想法,更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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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曾蔭權更了解中國  專訪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梁家傑 (葉國威、康杏旋 訪問整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戰如火如荼,候選人之一的梁家傑在二月上旬接受本刊編輯訪問時氣定神閒,談家庭談學生生活以及對祖國的情懷,讓讀者選民對他有更立體的認識。外間認為他輸定了,他卻自信地說,他比現任特首曾蔭權更加適合當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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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遺憾用詩來補償  談孔尚任的《桃花扇》 (余光中)

  余光中教授特地來港,為二○○七年度香港藝術節崑劇節目《一六九九.桃花扇》出力宣傳。余教授認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她的傳統不應該只掛在故宮牆上,或收在倉庫裏,而應該是日常生活裏每天可感受到的背景、氣氛。二月六日及七日一連兩天,余教授應香港藝術節邀請,先後在香港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作演講,論述崑曲瑰寶《桃花扇》的文學價值和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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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好事之徒」陸鏗 (潘耀明)

  讀到陸鏗先生可以回國的消息,曾與陸夫人崔蓉芝女士聯繫過,電話筒的另一邊傳來崔女士的語氣是悲欣交集的。喜的是陸鏗經過凡十八年漫長時間的交涉、爭取,終於得到回應。但是歲月不饒人,陸鏗已患上老人癡呆症、不辨東西了。對於這樁所謂喜訊,其實質意義是一次公義的伸張;對於八十八歲的陸鏗而言,不啻是慶賀他米壽的賀禮,但面對這份遲來的賀禮,他已無言以對。  陸鏗克盡一個報人的職責和使命。共產黨的祖師爺恩格斯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持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1)陸鏗無疑是敢於「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他對新聞採訪鍥而不捨的精神,有人會以為他是「好事之徒」。《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名記者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說過:「倘若一個新聞記者不是『好事之徒』,那就不如改去搞成本會計。」(2)②  陸鏗確實是個「好事之徒」,他的「好事」,是不苟且偷安,不裝聾作啞,不當馴服工具;是喜好帶著一顆良心去正視黑暗,批評腐敗,揭露專制面孔,關懷社會民瘼。可惜當今中國新聞界這種「好事之徒」太少,多的是一些無所事事、無所作為,只會睜一眼、閉一眼的新聞工作者和昧著良心的大小新聞官員。  有人許陸鏗為「中華民國記者第一人」,是有點局限了,他應該是「當代中國記者的第一人」,他的每一個細胞都滲透著記者的元素。  新聞記者是陸鏗終生的戀人,他得意時是新聞(採訪過不少國際的重大新聞),失意時也是新聞(為新聞坐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牢)。他曾說過,無論什麼時候,佔心中主要地位的是新聞。當他坐共產黨牢的時候,有獄友被槍斃,他自忖死神遲早也會向他招手,他已在心裏構思「陸鏗死了,新聞標題怎麼做」?結果他想出一個自鳴得意的標題:「萬人爭看殺陸鏗」。  陸鏗的諍友是柏楊先生,後者也坐過政治牢,同樣是一位面對強權、敢於放言高論的正義之士,兩人都是性情中人。柏楊在飯桌上曾公開批評陸鏗的感情生活,陸鏗不但沒有惱羞成怒,反而默默聽訓。三年多前,陸鏗八十五歲在台北過生日,柏楊趕去祝賀,陸鏗這次反客為主,當堂數落柏楊一番,以下是台灣報紙一則報道,很有意思,不妨摘錄如下——  號「大聲」的陸鏗扯著大嗓門說,柏楊怎麼當起總統府資政?陳總統是個「現實主義者」,柏楊去當資政太可惜了,「每個月多領這幾十萬元,有什麼意思?」陸鏗還自嘲,陳總統稱他是「中華民國記者第一人」,他有什麼資格稱第一?  柏楊則「老神在在」一旁聆聽老大哥的「教誨」,陸鏗話一說完,柏楊平靜地表示,他是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的資政,不是陳水扁的資政。柏楊說,很多事因為當了資政才可以提出建議,做人、做事其實是有選擇性的。他並強調,他是永遠的反對派。(3)  陸鏗與柏楊的交往,體現出「道義相存,過失相規」的精神,可惜這種朋友之道,在現實社會中已是鳳毛麟角了。正如陸鏗喜歡引用麥克阿瑟(MacArthur)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在這個昏庸的社會,因為有一些像陸鏗、柏楊一樣的諤諤之士,華人社會才煥發一片生機。  對於眼下的浮華世界,陸鏗已漠然了,但是崔蓉芝女士堅毅地表示,一俟春暖花開的時分,她將偕陸鏗返去家鄉雲南保山,「償他十七八年的心願」。無言的陸鏗返家鄉,在某些人看來是有點匪夷所思,但此舉是對他晚年宿願的實現,是具有象徵的意義的,他返回祖厝的這一權利,恁地誰也剝奪不了的!注(1)恩格斯《新萊茵報審判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A Time of Charge , by Harrison E. Salisbury(3)台灣《聯合報》,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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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生--人生小語

過冬之後是聖誕,聖誕之後是新年。元旦過後,大家又準備迎接農曆新年和元宵佳節了。雖然以前過年總要添置冬衣,如棉襖和領巾之類,現在卻像春日和暖、嚴冬不再了。氣溫雖有變化,但節日氣氛還是存在的。四時變化,與年中佳節,往往觸動心靈,傷時感舊有之,倍覺溫馨亦有之。時序的變化透過大自然對心靈的感染,是上天的禮物;節日的紀念及其勾起的回憶,是前人與歷史給我們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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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導彈與美國的石油  小布殊國情咨文對中國的警示 (丁果)

  中國發射反衛星導彈,躋身美、俄之外第三個可以在外太空擊落衛星的大國,全球震驚。中國太空武器的防衛性目的  平心而論,從太空武器的質量和數量而言,中國仍然遠遠落後美國,這次太空武器的亮相,一方面是要展示實力,成為美國尊敬和重視的對手,另一方面還是想得到一種防衛性的阻嚇作用。因為在北京看來,二○○七年是反台獨的關鍵年,要阻擋陳水扁貿然走向台獨之路,避免北京在動武和不動武之間抉擇,最佳辦法就是釜底抽薪,讓美國成為最終的剎車閥門。而北京冒著令「中國威脅論」在國際社會中再度高漲的危險,進行太空武器試驗,目的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介入台海爭端必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從而遏制陳水扁鋌而走險,確保二○○七年太平無事,使二○○八年的北京奧運能夠順利舉行。   北京的這招險著,在台海問題上將獲得正面效應。但在其他方面,則可能要付出較為負面的代價。不過,還有什麽會比兩岸一旦開戰對中國發展帶來的致命打擊更大呢? 美國石油政策的針對性目的  雖然美國對中國發展外太空武器沒有說重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甚至要求白宮不要跟北京進行太空軍備競賽,但是,小布殊政府仍在長期的國家戰略考量上,提出了暗中針對中國的重要國策。  國際輿論都在嘲笑、懷疑、調侃小布殊的國情咨文演講,對小布殊陷入伊拉克戰爭泥沼不表同情,甚至將小布殊著眼於國內政策的演講,簡單解釋為轉移視線,卻沒有看到,小布殊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建議,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這個建議是﹕在十年間削減國民高達兩成的汽油使用量計劃,以在二十年間把美國的戰略性石油儲備增加一倍。這樣,一旦出現緊急情況,美國無法從外國進口石油的時候,就可以有維繫九十七天的石油存量,以應付危機。   這絕對是一箭多鵰的戰略措施。在能源緊張的今天,大幅減少國民用油量,對美國來說,簡直就是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要知道近百年來,美國發動戰爭介入全球事務的最大理由就是「維護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包括這次伊拉克戰爭在內;而國際社會質疑美國中東政策的合理性、公義性的最大依據就是,美國要霸佔中東地區的石油。如今,減少國民汽油消費,節能環保的正面效應自不待言,同時也等於告訴世界,美國為石油貿然發動小型戰爭的機率也會大幅下降。  但與此相反,戰備石油儲量的增加,又對美國進行大規模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中美發生戰爭,或者中東石油輸出的管道被封鎖,美國的石油存量可以支撑三個月,那麽,北京能撑那麽久嗎?中國的消費模式向美國靠攏  與小布殊要削減國民用油量的計劃相比照,中國則越來越向美國的消費模式靠攏,汽車的急劇增加就是明顯的象徵。開慣了汽車的國民,還能回到「自行車時代」嗎?大量消耗石油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之後,一旦油源發生問題,中國會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用武力向外擴張嗎?中國的發展日益依賴大量的能 源,但居安思危,是否也要在節能以及石油戰略儲備上痛下決心,並有所作為呢?   發展外太空武器固然重要,但扭轉無休止消耗能源的生活模式,開發新的能源,尤其是綠色能源,也是中國目前刻不容緩的課題。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沒有理由輕視小布殊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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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笑 (林文月)

  深夜,斜臥牀榻,隨手抽取一本小几上疊放的書漫讀助眠,已是常年習慣。書宜輕巧易掌握,內容勿過於深奧嚴肅,否則刺激興奮,反失效果。左右兩側牀頭櫃,日久累積的書籍,多屬此類賞覽多益的類別。  那一夜,原本已在左側案上拿到一本書,忽又變心,翻身到另一側書堆裏抽出了體積特小的日本岩波書店口袋型書。是一本關於文學的書,曾經閱讀過一部分而未竟,書頁間還夾着一張書籤,大概是某一夜讀到這裏就睡着了吧。  姑且從有書籤的那一頁讀起來。翻閱兩三頁後,忽有一張小小的比書籤還短的紙片滑下,落在被子上。那上面印着淺淺好看藍紫色的日文鉛印字﹕   山笑 語言的寶匣(3) 根據《廣辭苑》  俳句的季節語。謂眾樹一齊吐芽的華麗的春季景致。相對的,「山眠」指枯槁失卻精彩的山,「山粧」則是被紅葉裝扮的山,各為冬、秋季節語。見於北宋畫家、兼山水畫理論家郭熙的「四時山」。《廣辭苑》雖未採入,但青青的夏季的山是「山滴」。  這幾行文字是什麼呢?雅極了,但無緣無故,與我手中捧讀的書全不相關。  我把紙片反過來看。背面的正中央印着岩波書店新印製的《廣辭苑》書脊樣本。 其上有較粗大的字體﹕「信賴與實績」,在此五字之下有極小的字排印着﹕「日本語辭典的No.1」,書脊樣本下方,亦有極小的五行字,標示五種不同大小的版本及其價格。也都是淺淺含蓄的藍紫色。  《廣辭苑》,是當今日本的重要辭典之一,由岩波書店編印,而岩波書店則是一九三八年創辦的老牌出版社,其普及版袖珍型叢書更以攜帶方便,為一般民眾所喜愛。  原來,正面那雅致有品味的藍紫色文字,是為新的第五版《廣辭苑》所做的廣告。  然則,廣告何以題為「山笑」,又引用郭熙「四時山」的字句呢?從「語言的寶匣③」看來,在此紙片之前,或許曾有過②及①,不同的廣告內容吧。辭典是追究語文的書,確實可以稱為「語言的寶匣」。而根據《廣辭苑》,「山笑」一詞,是俳句(日本古典短詩)的季節語,典出於北宋郭熙的「四時山色」。到底原文是怎樣的?按捺不住好奇,我索性從臥房走到書房去查究。那《山水訓》的原文是這樣的﹕  真山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欲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雖然日文的廣告詞引述的文字,把原文的「如笑」、「欲滴」、「如粧」、「如睡」改為「山笑」、「山滴」、「山粧」、「山眠」,以適合其語言習慣,而且文章的次序也略有變動,但郭熙的絕妙比喻,卻被如此生動地化為一則其實是含帶商業性質的文字裏,不得不令人佩服!至於在四季不同的山色中特別擇取「山笑」為題,從我原來閱讀的書印刷發行時間推斷,應是配合其春季版的效果,也是神來之筆。  中古時期以來,日本汲取中國文化以滋養其本土文化。他們的文士不僅寫作漢詩文,即使和歌、俳句也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一段《廣辭苑》的廣告詞,可以為證。  查得這些文字的來龍去脈,我心中釋然。雖則睡意全消,卻經驗了一次愉悅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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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不再沉默了! (胡化)

  章詒和與楊繼繩都是當今中國大陸最優秀的作家。章詒和的成就在人物散文和戲曲研究,楊繼繩的成就在新聞評論和當代歷史。他們在最近一段時間,卻成了推動中國憲政進程的標誌性人物。  在中國,新聞出版是公民的憲法權利受傷最重的領域之一。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但當局根本無意讓公民享受。新聞出版業完全由國家壟斷,民營出版社和報館一家也不准成立。由於出版社的國營性質,其上級領導——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就可以自定家規,以內部紀律約束他們。不聽令者馬上處罰,美其名曰「言論有自由,出版有紀律」。這樣,中國公民在出版方面的憲法權利實際上被懸置,成為看得見摸不着的鏡花水月。  在章詒和的著作被封殺之前,後極權時代的文化秩序已經延續多年。每年,中宣部或新聞出版總署的高官都會以內部通氣的方式,點名禁止出版一些公民的著作。年長的如李銳,年輕的如余杰,早已被列入他們的黑名單。這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的文化常態。他們的處罰方式有幾種﹕最嚴厲的是查封出版社;其次是停業整頓,或撤銷社長總編的職務;較輕的一種是不准評論,不准加印,責令出版單位寫檢查。久而久之,這種對編輯出版的蹂躪已經習以為常。那些有血性、有追求的社長、總編,在一次又一次蹂躪過程中被依次淘汰。存活下來的,不是曲意順從者,也是小心謹慎者。正是這種體制,養成了官員的驕縱與蠻橫。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絕非唯一的惡吏。中宣部出版局局長張小影,並沒有讀過楊繼繩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只看到廣告,就下令封書。雖是女性官員,在出版界也是「威風八面」。  面對這種局面,中國的作家和學者只有無奈。一開始,章詒和也選擇退守,不讓她說今天,就寫往事;不讓她寫政治人物,就寫戲曲人物。然而,鄔書林這樣的官僚,把這種克制當成好欺侮,竟然說出因人廢書這樣無理的話。章詒和終於忍無可忍,以命相拼,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憲法權利。一石激起千層浪,她的反抗得到全球正義之士的聲援。  鄔書林頂不住了,於是想改口,不承認自己說過的話。還迂迴地求見和章詒和同時被點名的另一位老作家袁鷹,說明自己是如何喜歡他的著作,外面的傳言都是誤會。這當然騙不了人。禁書是一種有嚴重社會後果的行為。出版社已經受了罰,別人能不知道?你要真有誠意,就應當用行動糾正自己的錯誤。  一方面是作者被封殺有冤無處伸,一方面是出版社像小媳婦捱打受氣不敢出來作證,一方面是作惡官員心虛理虧想溜號。這時,楊繼繩又站了出來,把中宣部封殺他著作的前前後後和盤托出,讓禁書真相進一步大白於天下。  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面是通往憲政的光明大道,一面是走向極權的黑暗深淵。有人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學古巴,學北韓,這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路。章詒和、楊繼繩以自己受害的事實和果敢的抗爭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沉默:我們一定要選擇光明,拒絕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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