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  我們為什麼要發表公開信? (杜 光)

  今年三月初,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開會前夕,六十一位曾經被劃為右派分子的蒙難者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三點要求:一、開放言禁,允許人們用多種方式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二、以適當方式鄭重宣布反右運動是違反我國憲法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三、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  這封公開信反映了這些劫後餘生的老人們的維權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的覺醒。有的青年人在看到公開信後不解地發問:你們為什麼要發布一封這樣的公開信?為什麼事情過去了五十年才提出這些要求呢?  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政治悲劇,是一場違反憲法、違背社會道德的政治大屠殺。從運動的醞釀、發動、圍剿、懲處、流放,到後來摘帽、改正,都是違棄了憲法和法律,用中共中央的文件來推行的,完全是以黨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至於所謂的「引蛇出洞」、「後發制人」,更是充滿了人治的陰謀氣息。這場運動不但把五十餘萬知識分子打入社會最底層,使他們備受二十多年的煎熬凌辱,而且扼殺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撲滅了民主自由理念的傳播條件。更為嚴重的是,破壞了全社會的道德底線,造成了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相互戒備、人人自危的惡劣風氣,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難以癒合的歷史創傷。反右運動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這場運動的回顧和總結,探索它的前因後果,分析它的性質和影響,從中獲取有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教訓。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就需要使這個歷史事件進入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視域,把它嵌入他們的腦海裏,引起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來注意這個問題,重視這個問題,反思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發布這封公開信的初衷和目的。這樣做,既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那麼,為什麼事過五十年才來發這樣的公開信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對反右運動的反思被封殺  當我們戴著「右派分子」、「五類分子」或「摘帽右派」的稱號,在社會最底層低聲下氣,忍受著人們的蔑視和凌辱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像普通老百姓那樣,抬起頭來,過上正常的、與別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因此,一旦得到「改正」,便有喜獲重生的解放感。由於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很多人甚至感激執政黨的英明寬大。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開放,大家的思想逐漸活躍起來,對於自己的遭遇和那場運動,開始有了較多的思索。  首先,是對那個認為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結論,產生懷疑、反感以至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進而要求對整個運動進行全面的再思考、再認識。一九八六年,劉賓雁、許良英、方勵之等發起在下一年開展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活動,其用意就在於重新評價這場運動,從中吸取教訓。這個倡議反映了廣大難友的心情和期望,但結果卻遭到執政當局的封殺,劉、許、方等被開除黨籍。接踵而來的「反自由化」和「八九鎮壓」,抹殺了一切質疑執政黨的條件和機會,重新評價和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呼聲,也就沉寂下去了。對維權的覺悟  但在右派難友中也有勇敢的先行者。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燕遯符一九九五年八月上書北大黨委會,要求他們為反右運動的錯誤道歉並賠償損失。二○○六年二月,她又致信北大黨委,重申前言。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趨勢,它反映了這些右派難友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於是立即寫就《右派索賠:權利意識的覺醒》一文,送到網上,加以宣揚。  這裏說的權利意識,指的是大家逐漸認識到,要求對反右運動重新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並且取得與所受損失相當的賠償,是我們這些受難者應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意識的產生和深化,是同整個社會的大氣候分不開的。  近幾年來,由於全國各地在佔地、拆遷、下崗等問題上黑幕重重,因此造成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許多切身利益遭到剝奪的弱勢群眾被迫上訪上告,卻又受到攔截、毆打、拘留,甚至判刑入獄。到處出現的壓迫和反抗,使分散的、無組織的群發性事件,匯集成為有目的的、群眾性的維權運動。維權運動由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許多仗義執言的律師的介入而理性化,他們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情、合理、合法,使運動開始由自發趨於自覺,由感性趨於理性。這個維權運動對於全國民眾都有不同程度的啓發和教育。對於五十年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更感到維權之可貴。  但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還不僅在於維權。它的主旨更著重於喚起執政當局和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希望社會不要遺忘這個歷史事件,在它過去了整整五十年的時候,能夠回顧、反思它對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的危害,認真地吸取教訓。這個主題可以從公開信的修改過程看得出來。公開信的修改過程  在公開信的初稿裏,第一條建議是否定過去的錯誤結論,第二條是依法賠償損失,第三條才是撤銷對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禁令。這個文字結構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要求對反右運動負有責任的執政者認錯,賠償,就運動本身作出正確的評價,並採取必要的補償措施。在提出這個要求的基礎上,再建議取消禁令,讓全社會對反右運動開展廣泛的自由的討論,從中吸取教訓。後來經過徵求意見,反覆修改,最後把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這是為了突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社會意義,因為它遠遠超過對反右運動本身的撥亂反正。特別是我們這些身蒙其難的當事人,現在大都已進入耄耋之年,體弱力衰,今後恐怕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運用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來為這個歷史事件作證了。  因此,我們迫切希望執政當局開放輿論,借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機會,讓全國各界和我們一起,探討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和歷史教訓,從中發現如何改革體制,消除隱患,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規律,以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這便是公開信的主旨所在,也是這個建議從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的理由。修改賠償建議的用心  從第三條建議的修改,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用心。賠償問題不但從第二條延後成為第三條,而且內容也作了實質性的修改。原來我們提出:對於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都應該進行賠償,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在反右運動後期的處理階段,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和傷害。一九七○年代「改正」後,沒有一個人得到應有的補償。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給我們這些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可以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補償;而其他方面的損失,從取消或降低工資,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則應該得到一定的物質賠償。如果說,當年「改正」的時候,國家經濟困難,我們應當體諒。那麼,現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完全有條件可以作出應有的賠償。  不過,我們提出這個要求的主要意義,還不在於經濟上的賠償。我們更注重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作為受害者,向加害於我們的責任者追索合理的賠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但是,在最後發布的公開信裏,這一條卻修改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開除公職、強制勞改、家破人亡等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至少使他們能夠得到安享和諧晚年的合法權利。」這樣修改的結果,就大大縮小了賠償的範圍,只要求對「至今仍處於困境」的難友進行賠償。國家在實施賠償的時候,可以少支付大量賠償費;同時也表明,我們不是為了索取賠償的個人利益,才向最高當局提出這封公開信的。下禁令是愚蠢的  有人問我:「既然你們是向黨中央提出建議和要求,你們直接上書不就得了,為什麼要寫成公開信呢?」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固然是要向最高當局提出我們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要喚起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使大家和我們一起來反思、總結這個歷史事件。長期以來,由於有關部門封鎖消息下禁令,不許反思和討論反右運動、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八九鎮壓」等這些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歷史事件,迴避真相,掩蓋錯誤,以致人們不能從這些歷史事件裏吸取應有的教訓,青年人更是不甚了了。這樣,就會對造成這些悲劇的根源——封建專制主義缺乏足夠的警惕,要肅清它就更談不上了。長此下去,人們就會失憶失語,就無法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我們把寫給最高當局的信公開,送到網上,就是要突破有關部門的封鎖,把這個歷史悲劇提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面前。  在我們沉重地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面對著的是有關部門禁止紀念、不許開會寫文章的禁令。我不得不指出:下這樣的禁令是十分愚蠢的,歷史真相是掩蓋不了的,真理更是抹殺不了的。愚民政策沒有出路!就執政者來說,通過對反右運動的反思和總結,找出導致反右運動的制度性根源,改革政治體制,建立起能夠嚴格地監督和制約政治權力的機制,實現政治民主化,才能避免今後重犯類似的錯誤。  一個真誠的、負責任的政黨,不但要正確地面對真相和真理,而且應該主動地揭開真相,讓老百姓在分析真相的基礎上發現真理,展示真理。五十年來,繼反右運動之後,由於執政黨堅持一黨專政,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的災害。對於過去的這些錯誤,從反右運動到「八九鎮壓」,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做出誠懇的反思和檢查,以求得人民群眾的諒解和理解。否則,是不可能繼續保持執政的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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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長江,水流殘月  淚祭羅隆基 (章詒和)

  羅隆基終其一生都為了人權與法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能獲得穩固的地位而努力,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人權理論先驅和實踐者。他被劃為「右派」,孤寂而死。他的故居年久失修,對於修葺羅隆基故居以紀念羅氏的倡議,官方回覆說:「還不是時候」。幸好,天地間有文字——有一天,遺迹不在了,但是,心在,魂在,文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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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什麼?誰去「改正」?  我的「右派」生涯 (戴 煌 口述 戴 偉 整理)

  戴煌,兩次誤中「引蛇出洞」「陽謀」,包括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和一九六二年的「回顧」,都是在主動為國家暢吐肺腑之言的情況下「被揪出來」。「反右」五十年,戴煌口述五十年的辛酸,字字句句,「回看血淚相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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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畔隨想 (張信剛)

  今年五月,法國將選出新任總統。作者指出總統競選者的宣傳號召以回復法國昔日的光輝,或注意全球化引申的問題都不帶勁,那麼,法國人民最關心什麼呢?原來是以歐裔人口為主的法國主流社會與境內穆斯林人口的矛盾。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作者從居里夫人、史懷哲、李維斯陀身上找到答案,並指出開放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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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血寫的歷史 (潘耀明)

  中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彷彿離開我們很渺遠,從地域上和政治形態上確是這樣的。香港從港英時期以迄,並沒有真正實行過民主憲政,卻有很大的言論、出版自由空間。置身這個自由空間,港人既不能問鼎政壇,也不能推動民主制度,從而選擇了當「政治冷感的動物」。政治冷感是香港人一百多年的特性,也許這是英國殖民者所樂意看到,但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的遼闊後方——祖國太政治化的反動。特別是大半世紀以來,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不是槍頭對外,而是關起大門作窩裏鬥,鬥得天昏地暗、雞犬不寧。單是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便令人聞之喪膽。  香港人口之中,泰半是南來的移民,這些芸芸新移民之中,不同程度上受過政治逼迫之苦。在這個沒有民主、只有自由的香港,很多人厭倦了沒休止的政治鬥爭,自然選擇「莫問政治」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民主派有一個天真的想法,以為香港的民主條件已成熟,應該立即實行全面普選,其實這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因為不少南來的移民族群,他們並不熱衷政治,原因是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上,政治是與夢魘連結在一起的,對政治先天有避之則吉的心理障礙。  過去,中國內地老百姓對政治運動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以「反右」為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一百六十多名黨外人士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並首次提出「黨外人士可自由參加,不願意就不參加」,表明這次整風是針對黨內的。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同年五月四日,毛澤東親自起草《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開展批評的指示》,卻要求黨外人士參加,有人不願意參加或不發言的,都被積極動員,甚至登門造訪,好言相勸。天真的黨外人士,相信共產黨的整風是真心實意的,所以提出善意的批評意見,結果通通被「引蛇出洞」、打成大小「右派」,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毛澤東把黨內整風演變成黨內外整風,然後引發一場全民暴風雨式的「反右」運動。一場「反右」運動下來,單是民盟便有五千一百七十三人劃為右派。至於黨內外應毛澤東之邀而仗義執言者無一倖免。據調查,此次「反右」運動受害者廣泛,五十五萬五千多人被打成「右派」,加上被劃「中右」者,以及被株連的家屬,據估計不下三百萬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  五十多萬右派中,大都是黨內外的精英分子,以共產黨知識分子為主。這些人都是在大鳴大放運動中的搖筆桿者和能言善道者,他們白紙黑字的文字或發言記錄,凡是對共產黨提過意見的,即使是善意的批評,均被指為向共產黨進行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  一場「反右」運動弄得全國上下人心惶惶,老百姓對當政者真是刮目相看了——老虎的屁股是摸不得的,何況是真老虎。此後再沒有人敢直諫犯顏了。接踵而來的是假大空之風席捲神州大地,由群言堂變成一言堂,謊話成了真理,這一頁血寫的歷史,誰與評說?令人怵目驚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逼人而來,究其實,「反右」是始作俑者。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遺下的是血跡斑斑的車轍和輾轉在車輪下的無數冤魂。令人特別懷念和敬佩的是,共產黨終於出了個鐵肩擔道義的胡耀邦,「他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堅決以『兩個不管』粉碎了『兩個凡是』,大力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平反了全國大量冤假錯案,也使五十多萬『右派』消除了枷鎖。」(1)  「反右」運動沉痛的歷史教訓,是當官的好大喜功,當老百姓的不准講真話,馬屁精當道。眼下社會,官威餘焰不減,因缺乏監督機制,當官仍然坐大、呼風喚雨,逢迎媚上之風熾烈如昔,門面話、大話仍然大行其道,甚至此股歪風還颳到這個蕞爾小島,上上下下愛說空話、大話,坊間暴力語言甚囂塵上,這才是值得警惕的事。  由本期開始,我們將分兩期推出「反右運動五十年祭」特輯,讓「右派」當事人和「右派」的後人憶述「反右」運動這段慘痛歷史經歷,旨在反思,意在儆效尤,希望災難不再,人人可以講真話,盡吐心中塊壘而不被以言論入罪。注:(1)戴煌:《「改正」什麼?誰去「改正」?——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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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媒體對香港不再客氣了 (曹景行--國事縱橫)

  在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帶領下,四月上旬中國內地媒體相繼揭露香港黑店欺騙大陸購物遊客的惡劣行徑,如四月八日的《北京晨報》第五版,頭條大標題就是「香港遊野雞團專宰北方客」,還配上懷疑行騙者的照片。大陸同胞冤枉錢救港  實際上,只要在香港多住上幾年,誰都知道這類專門狠「宰」大陸遊客的店舖開在什麼地方。筆者見過一家鐘表店,門口經常停着好幾輛旅遊大巴,店面鐵閘卻一直關着。有位朋友曾想進去看看究竟賣些什麼名表,不料被把門的店員擋在門外,說是不對香港人開放的,要持別處的護照才能放行。其中的名堂,已經可想而知了。  這種欺騙、敲詐,就是犯罪,如果受害者主要是香港人,政府和有關機構豈會視若無睹,任其長期存在?但因為許多年來,上當受騙的大多數是外來遊客,特別是香港人一直不放在眼裏的「表叔」、「阿燦」,當局就一直不當一回事。反正大陸遊客人生地不熟,吃了虧也不知到哪裏去投訴,而且,簽證時間一到就要回去,一回去,事情也就結束了 。  真不知過去一二十年有多少大陸同胞,花了多少個億的冤枉錢,來支持香港市面的繁榮。好幾年前,我曾陪伴一位上海來的老人到銅鑼灣買了一架傻瓜相機,還有香港親戚在旁邊作「翻譯」,事後發現價錢比其他店舖至少貴了一半,連保養單都是無效的。所以,日前看到中央電視台記者的揭露,心中的想法是「今天你們這些人總算踢到鐵板上了」,很是痛快。內地遊客被迫住貴價酒店  但可惡的不只是那些黑店、黑旅行社,更有那些戴着各種頭銜的「業內」頭面人物。記得北京剛剛決定容許大陸居民到香港「自由行」時,不少人提出香港應該大幅增加中低價酒店的床位,以滿足大陸遊客的需要。而某幾個身居高位的男士、女士,卻以種種理由來反對,無非是為了某些特定行業的既得利益,逼迫大陸遊客多住貴價酒店。  看到今天香港酒店的入住率和房間價位,儘管他們可能已經不在其位,想必仍然樂在心中。至於大陸遊客在香港經常受到不公平對待,他們似乎從來沒有認真考慮如何從根本上去解決,反而搬出種種理由來應付搪塞,甚至擺出一臉的不屑和傲慢,還說自己對香港旅遊業作出這樣那樣的貢獻。  總算這次有中央電視台出頭,相關報道在內地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共鳴,香港「購物天堂」的名聲大受污損。由於未來五一長假期的大陸遊客人數可能因此而明顯下降,香港特區政府才着急起來,海關也對幾家「黑店」下了重手。但我倒要問:「早前你們就真的不知道有這種事情?除了被央視等內地媒體曝了光的那幾家,你們真的就不能掌握更多『黑店』的證據?」自毀楷模形象  這次內地重量級媒體對香港的連續負面報道,可以說是香港回歸十年以來的首次,這要比香港旅遊業會受到什麼影響,更需要香港人深思和警覺。也許從此開始,香港不再像是新入家門的「嬌客」,處處受到寬容和謙讓。  長期以來,內地媒體對香港不但褒多貶少,而且每每當作楷模來學習、仿效,箇中不乏溢美之詞。一談到內地官員貪污腐敗,就會提到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法治;一談到住房問題,就會提到香港的廉租屋和居屋政策。就連北京交通阻塞,市長大人也要向香港取經求教。  深圳有個香港老闆善待員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就批示要全國宣傳;上海至今已引進一千七百多名「香港專才」,新華社認為引進香港專才,就是引進新的工作理念,而他們「認真、扎實的工作態度和作風,成了用人單位的最大收穫」。  去年香港迪士尼主題公園開幕後,香港多家報紙拿一些大陸遊客隨地吐痰、插隊等不文明、不守規矩的行為大做文章,北京的媒體不僅不以為忤,反而以此為例呼籲國民「不要把臉丟到境外去」。香港多家大學到內地招生,也被視作是對內地高校體制的一種觸動。例如香港大學錄取了一名北大、清華不能收錄的「高考移民」學生(為考大學而移居錄取分數線較低的省份);又如北京一些考生居然找不到考場,被香港來的招生老師批評為缺乏自主能力,都得到內地媒體的正面報道和評論。大陸遊客存點錢並不容易  可是,誰叫另外的那些香港人如此的不爭氣,如此欺負大陸遊客?要知道,這些年北京開放「自由行」,首先就是為了扶持香港的經濟復甦;我們更應該知道,多數大陸民眾才剛剛過上好一點的日子,有許多還是第一次出境旅遊,他們辛辛苦苦積了點錢到香港來買東西,表面看起來闊綽豪放,實際上並不容易啊!  香港人的平均生活水準本來就比他們好許多,卻還要昧着良心訛他們的錢,天理難容!現在到了報應的時候了,再不「改惡從善」,香港的旅遊業大概不會有什麼美妙的前景;而香港社會如果繼續庇護這些惡行,也同樣不會有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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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虹影 (蔡登山)

  「五四」反封建、反禮教,女子不再是「無才便是德」,受教育的機會大為增多,因之「才女」輩出,猶如潛沉已久的冰山,一時之間「浮出歷史的地表」。她們或出身於仕宦之家,或留學於異邦;她們上承古典閨秀,又別具西方新姿。她們經歷新舊交替的時代風雨,她們衝破了幾千年的沉悶死水,她們以其詠絮的健筆,幻化出絢爛繽紛的虹彩,形成新文學獨有而又讓人不可不看的一道風景。  這批所謂新文學的第一代女作家,後來為人所熟悉的有陳衡哲、冰心、廬隱、林徽音、凌叔華、馮沅君、蘇雪林、石評梅、陸晶清等人。而她們很多都是從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因為當時它是唯一的一所國立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招收女生要晚至一九二○年夏天。  在北京女高師作家群中,廬隱無疑是享有盛名的。她的《海濱故人》是早期的成名作,也是新文學運動初期不可多得的中篇小說力作。這篇小說反映了幾位女大學生的思想感情與戀愛經歷,極為真實而細微。廬隱在求學期間,積極地參加愛國運動,並與該校學生會主席王世瑛,文藝幹事陳定秀、程俊英結成了好友。這四位意氣風發的姑娘還以春秋戰國時的「四公子」自詡。而《海濱故人》就是以這四位女學生為原型的。  這四人皆能文之士。王世瑛就曾以本名及好友冰心為她取的筆名「一星」,發表諸多文章。據筆者蒐集到的有:發表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的小說《心境》、同年七月十日的論文《怎樣去創作》、七月二十日的小說《不全則無》、八月十日的小說《二百元》、八月三十日的小說《出洋熱》。另外還有發表於《晨報.副刊》的長篇遊記《旅行日記》,及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的赴日旅行而作的系列小詩《東京行》。  與廬隱同為文學研究會成員的王世瑛,同樣為「人生」而創作,但她更熱衷於寫身邊的瑣事,認為從「平常生活中取材」的作品,「才近情近理,村嫗都懂,而又耐人尋味」。因此她的小說已經擺脫古典小說注重故事情節的窠臼,直接逼視故事人物的內心世界,沒有刻意編造的劇情,但卻有著真實細微的觀察。例如《不全則無》寫兩個女孩子的論辯,利用大量的對話呈現女主角在感情上寧「無」也不要「不全」。作者以淡墨淺繪的筆法,刻畫出複雜的思維之網,不能不佩服她筆力的遒勁。  至於她多達五萬餘字的長篇遊記《旅行日記》,除了是一部極為優美的遊記外,更是不可多得的研究一九二○年代中日教育史的珍貴資料,它是王世瑛花了兩個月實際訪問考察的心得報告。據其夫婿張君勱言,「及畢業,遊於日本,所作遊記,在《北京晨報》,一時傳頌。」而當時王世瑛還只不過是個雙十年華的師範畢業生,我們不能不訝然其早慧的才華。  一九二五年,她和政治學家張君勱結婚,惜乎!從此相夫教子而不再寫作。她贏得「賢妻良母」的美名,但文壇卻從此少了一位寫手。可惜的是,她這些已發表的作品,也跟隨塵封八十餘年!人們早已遺忘了這位女作家,在文學史上也見不到她的名字,更遑論有人會對其作品作研究。她成為了現代文學裏一閃即逝的過客,在暮色蒼茫中,人們甚至還來不及看到她的身影。因此筆者從早已發黃的報紙中翻找出她的作品,編定這本文集,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因為在當時「寥若晨星」的新文學女作家中,她是其中的「一星」,而且是閃亮的一星!只是人們忘卻她近乎一個世紀了!文集的首度出版,將讓這「消逝的虹影」重回人們的記憶!讓早被遺忘的身影,再度「浮出歷史的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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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第六共和暢想 (陳 彥)

  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長久的感召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定期選舉開發出的巨大創新動力。  一次重要的選舉,不僅意味著除舊布新、政黨輪替的前景,也是擴大公共空間,加強民眾參與,讓社會對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全面反思的關鍵階段。總統選舉是法國最重要的選舉,對於經濟不彰、政治平庸的當今法國來說,無疑是一服及時的清涼劑。筆者注意到,本屆法國總統競選宣傳期間,一個重要的話題是關於法國政體或曰憲政設置的反思。  一般說來,所謂國體,是指一個國家政權的根本屬性,例如是專制還是民主,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至於政體則是指一個國家政權架構的憲政設置,例如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憲政設置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如果說美國的政制是較為典型的總統制,英國則屬於較為典型的議會制。這種區分當然是相對而言的,主要依據是國家的政治重心是在總統還是在議會。總統權大有如國王  法國既不屬於總統制,也不屬於議會制,人們稱之為半總統制。所謂半總統制,乃指總統雖為行政權力的最高決策人,但並非行政權力的唯一制訂者和決策者。對議會負責的總理也是行政權力的重要決策者。但是無可置疑,今天仍在延續著的法國第五共和的政治重心顯然偏向於總統:總統為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制訂者、不用對議會負責,卻有權解散議會、享有特赦權和任命總理權等。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總統選舉是法國人最重視的選舉。從一九六五年第五共和第一次總統直選以來的法國歷屆投票率看,總統選舉是棄權率最低的選舉。  法國第五共和政治制度的特點是總統居於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從憲政安排的角度上講,突出總統的作用可以追溯到一八七五年開端的第三共和。第三共和雖然設有總統,但政體仍然屬於議會制。第三共和憲法雖然規定總統具有重大權力,但卻對這些權力的行使增設有相當多的限制條件。從一八七五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法國第三共和存在的七十年間,總統、總理與議會之間的爭鬥與推諉成為第三共和決策乏力、政權脆弱的重要因素。經過短暫的第四共和的過渡,第五共和突出總統權力的憲政安排乃是同法國在二戰時出現了戴高樂這樣的傑出政治領袖分不開的。  相對於第三共和,第五共和的最大特點是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其權力來源同議會處於平等地位。總統無須對議會負責,卻有解散議會的權力,形成一種總統凌駕於議會之上,行政權不受立法權制約的態勢。  從人類文化學角度看,法國總統的強勢地位同法國歷史上長期的強大中央王權傳統有著一定的聯繫。今天的總統有點像過去的國王,只不過由世襲變成了普選。法國有輿論就直接將目前這種政體稱做共和君主制。強大的傳統慣性雖然可以解釋現實,但卻難以證明現實的合理性。法國輿論目前對這種總統直選的半總統制的批評日益增多。  戴高樂時代,總統雖然不受制於議會,但總統卻對全民公決的結果承擔責任。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戴高樂最後一次就政治改革舉行公民投票,投贊成票的僅達百分之四十七,戴高樂立即辭去總統職務。戴高樂的這一做法本來應該作為先例承傳下來,但卻於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為聲稱是他的嫡系傳人的希拉克所打破。當時法國總統希拉克推出歐洲憲法全民公投失敗之後,並沒有仿效戴高樂辭去總統職務。在此之前,希拉克於一九九七年解散議會,提前舉行議會選舉,結果事與願違,導致左派獲得議會多數席位。選民背棄總統,表明總統失去選民的信任,合法性不復存在。希拉克沒有面對事實辭去總統職務,而是繼續留任同左派主導的議會和左派總理實行所謂共治。希拉克的戀棧,一方面對第五共和強勢總統的傾向有所削弱,但更重要的是突出了總統既不對民選議會負責,也不對民意本身負責的弱點。正是因此,法國本次總統選舉理所當然地對總統的職權規範有所反思。或能啟迪中華民主實踐  如果說民主選舉要解決的是權力來源問題,憲政設置要解決的則是權力的分割與制約。一種好的憲政設置應該一方面使權力的行使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要使權力獲得必要的制約,發揮其積極效用,抑制其負面因素。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法蘭西共和憲政史表明,憲政是一個不斷嘗試、不斷完善的過程。第三共和所顯示出的脆弱特點到了戴高樂時代才獲得較好的克服。第五共和至今已歷經五十年,半總統制在戰後顯示了其優點,到目前總統缺少制約的問題則日益暴露。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憲政設置所帶來的權力內部的緊張既是權力制約的根本,又是憲政改良的動力之源。而憲政的不斷改進與完善之所以可能,除了民主制度保障的足夠的公共空間,自由思想、自由探討、多黨並存、多元競爭等常規外,更是由於政權通過民主選舉所得以實行的定期的合法的轉移。選舉中候選人的競爭,不僅僅是各候選人為自己爭取盡可能多的選民,同時也為各種思想,各種政綱系統亮相提供了舞台。此次參加法國總統選舉的幾位重要的候選人,都表示應該改變第五共和總統相對超越又不負責任的格局。用媒體流行的話來說,即是結束第五共和,創建第六共和!  法國關於憲政設置的反思對於中華文明的民主前景和民主實踐也應該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從專制向民主轉型隱含著突變和不可預測性,憲政設置卻是理性設計與歷史磨合相結合的產物。憲政設置的合理與否,關係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後的政治和諧與社會公正,但對憲政安排的思考和研究,卻必須從當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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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無限好,只是…… (陳求德)

  全球氣候正在暖化。全球人口亦正在老化。  目前香港男性的平均壽命是八十歲,而女性則是八十五歲。  歲月增添,有得也有失——老年人長了經驗、智慧,然而體內骨骼的骨質亦會慢慢流失,造成骨質疏鬆。  這裏有三個與老人骨骼問題有關的故事跟各位讀者分享。  故事一﹕李婆婆在家中廁所摔倒,左大腿上端受傷,不良於行。老人家堅持不讓送院治理,兒子唯有請跌打大夫上門為李婆婆治病。如是者每天上門敷藥,過了九個月,患處痛楚不堪,以致不能站立,一切個人衛生活動都要在床上進行。  兒子來診所求助。我說必須送院照X光。照後證實是左股骨上端的股骨頸有骨折,並有移位,而且沒有癒合。  從西醫骨科角度看,患者應接受手術,切除已壞死的股骨頭,代之以金屬植入物,並讓病人馬上站起來,慢慢走路,消除痛楚。而在手術前,李婆婆已染上尿道炎和坐處滋生褥瘡。  手術後李婆婆接受物理治療,漸漸恢復行走的能力,不用在床上如廁了。  故事二﹕許婆婆在街市買菜時不慎滑倒,屁股着地,接着腰骨劇痛,不能坐直。不幸中之大幸是腰椎附近的神經線沒有損傷。  X光檢驗顯示許婆婆腰椎體一、二、三,三截皆有壓縮性骨折,原來是長方形的,被壓扁至呈三角形的模樣;骨折之外,骨質亦有疏鬆。  治理方法是先臥床休息一段時間,然後進行物理治療和用藥物止痛,讓身體慢慢恢復功能。跟着便要核實骨質疏鬆的程度,看看是否需要服用防止骨質流失的藥物。辦法是做一個叫DEXA的檢查,即雙能量X光吸收儀譜檢驗。  故事三﹕張老太在巴士上跌倒,右手掌着地。其後右手腕的部位腫起來,非常痛苦。由於右手腕活動受限制,手指也腫痛不堪。X光檢驗證實是右前臂下端的橈骨(radius)骨折,出現移位和少許碎骨。  西醫骨科會提議用手法復位和外加塑料固定(也可用石膏)的方法來治理。如骨折十分不穩定,可以考慮用手術內固定的方法,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處理。  骨折處約需六個星期左右癒合,癒合後要拆掉外固定物料,並且接受物理治療的功能鍛煉。  以上三個故事說明了一個現實﹕人長壽了,伴隨歲月增長而來的老人骨質疏鬆症,往往容易使骨骼折斷。老人家的平衡力和腳力無復當年勇,摔交的次數往往較年輕時多。  受傷之後,除了痛楚,還有不良於行或不能進行日常活動的後遺症,那種無助感和沮喪,身邊的人要多加體諒和支持。  老人家骨折之後,最理想的是有家人照顧和支援,或聘請外傭幫忙,又或求助老人院或護理安老院。醫院和醫生主要是提供醫療支援,其他的支援和病者自己的鬥志對康復亦很重要。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黃昏也有黃昏的美,不是有人說過「人間重晚晴」嗎?  讓我們這個文明社會,老有所依!  順帶一提,預防勝於治療。預防骨骼出現問題,一方面是多做「負重」運動,適當的曬太陽,吸收新鮮空氣,吃鈣質豐富的食物如青菜和豆漿。另一方面是訓練腿功和平衡力,使身體不容易跌倒。打太極和行山都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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