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謝韜—張勤德之爭」 (甘 陽)

  首先很高興謝韜先生與杜導正先生能到香港大學來,讓大家有機會作交流。我個人以前對共產黨內部的思想爭論不太了解,這次因為要作評論才看了謝先生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以及相關文章,也算是一個補課機會。以下我就簡單評論一下謝韜與張勤德之間的這場爭論,因為謝韜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張勤德的《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一文,而謝韜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後,張又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九大罪狀——兼議關於開好十七大的幾個焦點問題》,回應謝文。我並不了解張勤德是誰,但謝韜文章只引用了張勤德的文章作為目前中共黨內左派的代表,而張勤德文章也把謝韜作為黨內右派的代表,因此兩人的爭論可以看成是目前中共黨內左右之爭在十七大之前白熱化的表現,這也是為什麼謝韜文章引起很大反應的背景。我以為只有把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看,才能了解謝先生的文章,也才能了解目前中共黨內左右兩派的爭論。爭奪胡溫新政解釋權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共黨內這場最新的左右之爭,是從中共十六大胡溫上台以後開始,而在十七大召開之前愈演愈烈。這個爭論的實質首先是雙方爭奪對胡溫新政的解釋權。大家知道胡溫上台以來有很多新的提法,例如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等,這些說法可以被不同地解釋,從而服務於不同的政治目的。例如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自然可以被理解為隱含着批評他們上台以前的發展觀是不科學的,這正是張勤德的《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一文的意思,張所指的「庸俗發展觀」正是相對「科學發展觀」而言,亦即認為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對改革的反思,是要糾正「庸俗發展觀」。但在謝韜看來,張勤德對胡溫新政的這種解釋有全面否定改革開放之嫌,因此謝韜感到憂心忡忡,說「黨內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改變中央內政和外交的路線」。反過來,張勤德則認為謝韜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實際是要把中共引上前蘇聯共產黨的滅亡之路,因為戈巴卓夫就是以提出「民主社會主義」而導致蘇共和蘇聯瓦解的,因此他認為謝韜等人就是中共黨內的「戈派」(戈巴卓夫派)。我個人感覺,「謝韜—張勤德之爭」的背景之一可能是最近中共內部製作的電視紀錄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析「庸俗發展觀」   我們這裏有必要看一下張勤德所謂「庸俗發展觀」是什麼意思,因為現在對謝韜文章的報道似乎都不了解謝韜文章本來是批判張勤德的,這就無法了解謝文的針對性,也無法了解黨內左右之爭到底在爭什麼。從張勤德文章看,他對鄧小平改革是認同的,強調說「改革作為任務,作為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而他所謂「庸俗發展觀」似乎主要是指江澤民時代,特別是江時代後期。他的《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一文開頭說,「中共十六大以前的八、九年」亦即胡溫上台以前的「八、九年時間」是中國改革的「大災之年」,這個提法的潛台詞顯然是說,江澤民執政十三年時間的前期仍以鄧小平主導,但鄧小平淡出而江澤民全面主政的八、九年時期是「大災之年」。也因此,張勤德這個文章據說在大多數內地網站都被刪除,也就是不奇怪的了,他這個文章顯然也不可能在中共正式刊物上發表。相比較之下,謝韜文章特別強調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改革乃完全一致,強調胡錦濤並沒有改變江時代的改革方向,因此可以在黨內雜誌《炎黃春秋》上正式發表。這大概表明,中共黨內現在是黨內右派比較得勢,而黨內左派則基本比較邊緣化。但從謝韜文章的憂心忡忡看,他顯然仍然很擔心黨內左派奪權的可能性,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就仍然要回到張勤德的文章看,他們到底提出了什麼問題,讓謝韜先生等如此擔心。  簡單講,張勤德文章提出的實際是現在中國社會普遍感到的對改革往何處去的焦慮,張文引用內地網上流傳非常廣的一個帖子說:「如果醫改的結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的結果是老百姓的子女上不起學,房改的結果是老百姓買不起房,企業改革的結果是老百姓沒了飯碗,那還要改革幹啥?這樣的改革只能是少數人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大多數人的血汗養肥了少數老闆。」這個說法和感受,當然是我們所有人現在都非常了解,也是內地老百姓非常普遍的情緒。張勤德的文章認為,改革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原因就在於江澤民後期的改革不是「科學發展觀」,而是「庸俗發展觀」,他指出這種「庸俗發展觀」主導的經濟發展有如下九大特點:  一、是社會成本最高的一種發展。他引用美國《商業周刊》報道:「中國每年由於環境污染在生產力以及衛生保健方面大約損失一千七百億美元。」  二、是整體效益最差的一種發展。他引用《中國現代化報告二○○五》指出,中國「全員勞動生產力、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國際貿易、農業勞動力比重、服務業勞動力比重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等六個指標仍排名世界第八十以後」。  三、是泡沫水份最多的一種發展,他引用國家統計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就有百分之三十九以上的水份」。  四、是欠內債外債最多的一種發展,引用《改革內參》說中國是「全球最高的不良貸款水平」。  五、是貧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種發展,引用聯合國開發署數字說「中國目前基尼係數為百分之零點四五」。  六、是對外商外資依賴性最大的一種發展,「中國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為全世界之最。  七、是受國際壟斷資本剝削最重的一種發展,引用《中國工商時報》報道說中國出口的利潤是「外國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中國最多拿到百分之八」。  八、是腐敗最嚴重的一種發展:「官方統計的一九九九—二○○一年十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十四點九」。  九、是留下隱患最多最大的一種發展,引用溫鐵軍說現在「一年大的群體性事件就有六萬件左右」。  張勤德提出的這些問題其實是大家這些年早已耳熟能詳的事了,很少有人會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張的特點是認為所有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共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出了問題,因此他大談要認真落實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徹底糾正「庸俗發展觀」,要用胡溫的「人本主義」(社會主義)來糾正「物本主義」(資本主義)。而這裏的關鍵在他看來是要進行「黨內民主改革」,因為在他看來,「庸俗發展觀」導致中共黨內現在是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搞亂了黨的組織路線」,結果是有「四種人」在中共黨內最得勢:腐敗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資改派。他認為這「四種人」正在阻礙胡溫新政,其特點就是他們特別反對要對改革進行反思,強調胡溫只要「照着前人既定的做」,而張則要指出,胡溫的發展觀有別於江時代。可以認為,張勤德這樣的文章是想影響中共十七大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也正因為如此,才讓謝韜先生覺得是「黨內左派要奪權」,從而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這篇文章批判張勤德,其目的自然同樣是要影響中共十七大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謝韜理論令人費解   但謝文並沒有正面回應張文提出的任何具體問題,而是把所有問題歸結為中共是否要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謝先生的很多說法實在不是很容易懂,他提出的主要論點似乎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 馬克思主義正統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第二, 冷戰結束表明馬克思主義正統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取得了勝利。  第三, 不但歐洲全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且美國現在也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第四, 蘇共垮台和蘇聯瓦解就是因為沒有走「民主社會主義」。  第五, 中共沒有在蘇東歐劇變中垮台,就是因為鄧小平改革實際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改革,只不過「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在江澤民主持下,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而「胡錦濤主政……標志中國踏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謝韜先生這一系列斷言都非常令人費解,不過我理解他的真正目的實際是要說,如果張勤德等黨內左派得勢,那麼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的中國「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就會中斷倒退,如果這樣,那麼中共就會像蘇共那樣因為沒有走民主社會主義而垮台。但謝韜的說法實在很難自圓其說,說蘇聯垮台是因為蘇共沒有搞「民主社會主義」當然是站不住的,眾所周知戈巴卓夫改革的旗號正是「民主社會主義」,而戈巴卓夫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當然要比謝韜的說法要更系統、更精緻、更有理論,唯一的問題是戈巴卓夫這個「民主社會主義」並沒有能拯救蘇共和蘇聯,而恰恰導致蘇共和蘇聯的全盤瓦解。謝韜先生現在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這個「救」的意思應該是希望中國能避免蘇聯那樣的全盤瓦解,如果這樣,那麼他就應該說明他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戈巴卓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同,有什麼比戈巴卓夫更高明的地方。至於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說美國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等等,我想沒有什麼人會當真,我就不評論了。政治改革並不具體   外界報道謝文給人印象其主要論點是主張「政治改革」,但我看了謝先生發表在《炎黃春秋》上的這篇文章,發現全文對政治改革其實只有一句非常籠統的老生常談即「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明報月刊》廣告上說謝韜主張「黨內三權分立」等等事實上並不見於《炎黃春秋》文章。(編按:謝韜主張「黨內三權分立」,見《民主社會主義與模式與中國前途》的網上完整原文《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原句為,「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與此相比,張勤德文章提出的黨內左派對政治改革的主張似乎比謝韜的主張更激進、更迫切,而且也更具體。張勤德強調「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推進平民民主,反對以精英民主否定平民民主,反對『戈派』像蘇聯的同行那樣由以權謀私發展到以國謀私,為了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而讓絕大多數人陷入災難之中」。為此他提出九條黨內政治改革措施,以及七條黨外政治改革措施。張提出的黨外政治改革特別強調要恢復憲法上「罷工」的權利,以及人民上訪的權利等等,而他提出的黨內政治改革要求則包括:各級黨的代表大會,都要大幅增加第一線普通黨員代表的比例,要切實使黨代會代表的選舉進一步民主化。應在部分地方、單位試行有指導的黨代表競選制;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擴大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重大問題比如十七大報告草稿,即使不像越南共產黨那樣交由全國人民討論,至少應交黨內縣團級幹部(包括離退休幹部)討論;各級領導幹部包括中央領導人,都要帶頭公布家庭財產;對各級領導幹部包括省部級,都要採取無記名投票等方式進行有普通黨員參加的民主測評,及時撤換不稱職者,等等。正統地位之爭毫無必要   總的來看,目前中共黨內左右兩派都主張政治改革特別是黨內政治改革,這當然是好事。但遺憾的是,雙方的語言都有文革語言的味道,都有黨內鬥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傳統思維方式,同時雙方都力圖爭得馬克思主義正統地位。我個人以為,中共黨內政治改革的第一條就應該是不要再爭奪馬克思主義正統,要爭唯一「正統」的話,就會又趨向黨內殘酷鬥爭的老路。此外,為了爭奪這種意識形態正統,往往導致不顧學理和事實,例如把美國、歐洲和中國,都說成是走向瑞典化民主社會主義,這只能把一切都搞得毫無必要的混亂。我希望,中共黨內的思想爭論能夠正常化、學術化,不要再採取那種極其老套的大引馬克思、恩格斯語錄來證明自己是正統的做法,例如謝韜文章用了很大篇幅引用恩格斯語錄來證明恩格斯晚年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這實在毫無必要,因為即使恩格斯晚年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我們也可以很簡單說,鄧小平比恩格斯高明多了,中國改革早已不需要恩格斯來指導,唯一需要的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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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陰影,勇克難關才是出路 (潘耀明)

  衡量一個政黨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要看它能否闖過其締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權力寶座的魅力領袖離開之後這一難關。(1)  ——亨廷頓  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去年接受南韓記者訪問時說:「美國無法阻擋中國前進的腳步。」(2)亨廷頓沒有對「中國前進的腳步」加以申述。「中國前進的腳步」,使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經濟起飛。中國經濟步伐的前進,應該是美國所無法阻擋的,其次是因經濟帶起的國力,是美國所不願看到也是無法阻擋的。根據亨廷頓過去的言論,「中國前進的腳步」還應該包括政治的發展。他在代表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經濟增長、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特別又是西方價值觀念在城市知識界的傳播,將自然地激起民眾參政欲望的提高。一個政府強大與否,穩定不穩定,全憑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與擴大群眾參與水平二者之間求得最佳值,適時適度地調整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使之處於和諧狀態。(3)  中國內地目前正具備着經濟高速增長、生活改善,中產階級隊伍壯大和高級知識分子躍增等因素。據杜導正先生指出,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已有六千萬。(4)這一新的發展趨勢,勢必激起民眾的參政的欲望,所以一直強調穩定的中央政府,如果要維持和諧的局面,端賴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與擴大群眾參與水平二者之間求得最佳值」。  最近在內地因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而激起巨大波瀾的謝韜教授,提出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與政治政策脫節的問題時,特別指出,要解決這一矛盾,應向瑞典借鑑。他九月初應本刊邀請的演講中,認為中國要發展,「改變了理念,認為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公平不再是哪一個階級所有,而是人類社會發展智慧的結晶,具有普世價值。」「而改革開放,則是從本質是官有制的公有制改為社會所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從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從官僚專制統治改為憲政、民主、法制的體制改革;從意識形態的專制到民主寬容,現代科學精神的改革。科學與民主是現代文化的偉大成果,缺一不可的!只有科學,沒有民主不行!」(5)  亨廷頓曾認為,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改革應採歐洲模式,即先建立強大的政府,然後過渡到民主憲政。他指出:「基於特殊歷史原因,美國民主的道路是先行擴大民眾參與,政治現代化後才發生,這與歐洲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正好相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如果要較為有益地汲取西方民主制的示範效應,歐洲的歷史經驗或許更有參考價值。」(6)  亨廷頓的歐洲模式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模式,而謝韜則提出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西歐模式更接近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北歐模式更接近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等,實行的是自由經濟市場,但也實施了全民的社會福利,特別是政府對工人、低收入的國民有優厚的社會津貼和照顧,甚至對失業者也有周全的安排和補貼,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其社會福利制度的優越性,比起社會主義國家更實至名歸。  改革開放已經近三十年了,鄧小平之扭轉乾坤,是他堅決擺脫了毛澤東的巨大的陰影,從而使中國展現一片蔚藍的新天。相反,隨着社會的發展,胡、溫體制如要使國家有新的發展,非擺脫鄧小平時期的陰影不可,惟其如此,中國才會與時俱進,開拓一個嶄新的局面。這正如本文開首援引亨廷頓所指出的,「衡量一個政黨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要看它能否闖過其締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權力寶座的魅力領袖離開之後這一難關。」這也是胡、溫體制所要面對的大難關,只有攻克這個難關,才能丟掉沉重的包袱,輕裝地邁進。注:(1)(3)(6)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2)《美國無法阻擋中國的騰飛,中國將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位置》,《北韓日報》,二○○六年十一月九日(4)杜導正:《小步有序地實行政治改革》,《明報月刊》,二○○七年十月號(5)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關於中國改革前途問題》,《明報月刊》,二○○七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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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永熙--人生小語

  近日受美國次按危機的影響,香港股票市場大幅波動。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沉迷於股票「投機」,凡事量力而為,有餘錢時可以投資優質的股票,買了就盡量長期持有,最重要的是以平常心對待每天股價之波動。閒時多點關心家人,多進修及多做公益事業。錢是重要的,但足夠便可,多一點、少一點分別不大,正所謂「知足常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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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回歸常識 (曹景行--國事縱橫)

  距離中共十七大舉行,大約還有半個多月的時間。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媒體都比幾個月前平靜許多,常常接連好幾天看不到重大新聞話題。但實際上,儘管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力增長舉世矚目,社會中一種對現狀和未來的不安情緒和不確定感,仍然不時浮現出來。  筆者不久前到內地某市採訪,下午經過市內一個風景區。那裏常會聚集不少市民,打牌、遛鳥、練功、唱戲——各自成羣,悠閒中尋找樂趣。但這次我意外發現好幾個「議政」的圈子,二三十人一組,認真而熱烈地討論着當前中國的政局,有些言論相當鋒利,與周圍的寧靜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也叫我有點吃驚。  固然,這件事表明中國老百姓的言論自由空間比以前大了不少,議論朝政國事不再大逆不道,但從他們的議論看來,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信任危機」不應低估。如果中共十七大主要只是解決高層的人事進出,而不能正面回應民眾的疑慮和不滿,不能有效排解因社會利益分化而積聚的民怨民憤,不能讓老百姓看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景,實際上也就違背了胡錦濤「六二五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堅定不移」。把中國變回行為正常的國家   胡錦濤的「六二五講話」,應該就是他在十七大要宣讀的政治報告的初稿。講話之所以引起黨內外的高度關注,還因為他提出了「四個堅定不移」,特別是把「堅定不移解放思想」放在了首要地位。為什麼要這樣?外界多有揣測,但至今還沒有看到有說服力的解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胡錦濤如此強調鄧小平二十九年前提出的主張,難免叫人聯想起當年的情景。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周刊》就認為:「當此之時,中國行至戰略機遇期與矛盾突顯期的關鍵地帶,重溫解放思想的歷程,檢視往昔的精神財富,無疑可以增加我們前行的力量與智慧。」  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兩次主張要「解放思想」,都同堅持改革開放緊密相扣。那麼,究竟解放思想的實質是什麼,怎樣才算解放了思想呢?九月中旬那期《瞭望東方周刊》的封面文章,把解放思想解讀為「常識回歸」並且「讓這樣的『正常』成為不可逆轉的進程」,頗有見地。  確實,那時中國改革開放所做的全部事情,無非就是擺脫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的畸形扭曲,讓老百姓過上正常的日子,把中國變回到一個行為正常的國家。學生升學要考試,農民過好日子要賣力種田,企業要有利潤和效益,人可以有七情六欲而不須「狠鬥私字一閃念」,社會運行應該既競爭又合作而不要天天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公民有自由流動、選擇和追求夢想的權利,有條件的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而不應成為終身依附於某個「單位」的「齒輪和螺絲釘」。權力必須受監督   正如上述周刊所說:「幾乎所有在今天人人皆知、並推動中國進步的規則,都是當年經過不尋常的努力才換來的常識回歸,皆源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更重要的是,「捍衛常識不需要高深的理論,需要的是勇氣、膽識和高瞻遠矚」,這又非平庸之輩能夠做到。  那麼,今天中國要解放思想,又應該如何回歸常識,需要回歸哪些常識呢?  在我看來,起碼有這麼幾條吧:權力不能獨攬,必須要受到監督,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無論有多大本事,不受監督一定會腐敗做壞事,而監督的前提是人民要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一定要有相應的法治體制,權力一定不可以同金錢利益結合成為「特殊利益集團」;人有貧有富,但都應有讀書、看病、居住、打工等基本權利;經濟要發展,財富要增加,但不要把中國變成子孫後代無法生存的窮山惡水……  說到底,所謂「科學發展觀」,所謂「可持續發展」,所謂「和諧社會」,都不需要高深的理論,都只是常識的回歸,但都需要超越鄧小平三十年前的「勇氣、膽識和高瞻遠矚」。當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幾乎破壞了全國所有人的基本利益,弄得誰都沒有什麼「既得利益」可以維護。但今天不同了,中國已經變成一個極為龐大的「利益共同體」,馬克思早年所說的「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早就不適用於今天中國的現實。  下面「摘發」朋友傳給我的一個手機段子,說的是山東一省的事情。「山東濟南不平靜,年初雙規(青島一把手)杜世成,七月濟南爆炸聲,老段(人大主任)炸飛(情婦)柳海平,禍事不斷接連起,天降暴雨淹省城(枉死三十多人),八月汶河水潰堤,華源煤礦成水坑,魏橋集團事故猛,鑄鋁車間變蒸籠,可憐二百多兄弟,稀裏糊塗把命送……」其中還缺一件大事情,今年年初北京《財經》雜誌揭出了山東「魯能」集團七百億資產違規低價出售,至今未見處置結果。  而且,以上所有非正常事情背後,都有這種那種大大小小特殊利益在作怪,有的還牽扯到北京,最高領導者會不知道嗎?一個山東就如此,全國各省市加起來又如何呢?再說什麼腐敗「只是少數人」,再說什麼「已採取有力措施」,那就有點自欺欺人了。起碼在國務院部局級官員中,已經下馬的就不是一個兩個。  解放思想、回歸常識,真的要做到「堅定不移」,必然要經過許多場惡鬥,必須拔除許多個根深柢固的利益集團,這又談何容易!如果今天中共開十七大之時仍然缺乏必需的「勇氣、膽識和高瞻遠矚」,又如何向人民交代、向歷史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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