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夢和兩種夢 (王鼎鈞)

  五十年代,台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公開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許更多,像中共在台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感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的「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線,拒絕分享生活的資源。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土八路」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階級敵人,革命對象;我站在台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嫌疑重大,寧枉勿縱。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台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大家得保蔣擁蔣,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唯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什麼叫本省人,什麼叫外省人,多少人爭執不休,以五十年代而論,本省人是做一種夢的人,外省人是做兩種夢的人。  有人作了一副對聯形容騎摩托車很危險:「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傷、小受傷、大小受傷。」我的處境和職業正是如此。每月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好像只有領到薪水袋,跑到郵局給弟弟妹妹寄零用錢,向母親的在天之靈交代一句「我這樣做了」。有時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殺頭的生意有人做」,雖然老早就知道這兩句話,以前僅僅是認識那幾個字罷了。  四年內戰期間我味覺遲鈍,到台灣後只有加重,這才了解什麼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蠟」。大米飯囫圇吞嚥,常常懷疑我到底吃過飯沒有。口乾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常常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沒有糖沒有奶精,有時一天喝五杯,「我苦故我在」。常常到中華路喝高粱酒,或者吃豆瓣魚,有時一天吃兩條,「我辣故我在」。奇怪的是我並未失眠,睡眠的時間反而特別長,那時候沒人告訴我,這都是病。  儘管如此,日子照樣像流水般過去。「亂世的人,活着就是成就。」我真幸運,兩種夢都做過,我更幸運,終於兩種夢都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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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生疑的高官學位 (胡 化--奇聞怪圈)

  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預計在這次會議上脫穎而出的高官,將呈現高學位的特色,擁有博士和碩士學位者,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比例。  或許有人會把這種現象歸結為中共幹部知識水平提高的成就。在民主國家,領導人由競選產生,雖然法律對領導人的學歷並無規定,但一些受過高深教育的博士、碩士,特別是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法學家或其他專家,進入政壇任高官,是常有的現象。政治家的教育背景也會成為選民考慮的因素。但如果細心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和民主國家的博士高官,讀書和做官的次序有很大的差異。民主國家政要的履歷很清楚,他們是先在大學或研究所攻讀學位,其後進政壇擔任要職。而中國政要的博士學位,基本上都是擔任要職以後獲得。這就不能不讓人生出疑問﹕他們在擔任省市長、省市委書記或其他要職期間,政務如此繁忙,怎麽做到工作學習兩不誤?莫非他們真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其實,奧妙很簡單。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實行雙軌制。一般年輕學子,為了攻讀博士碩士學位,要參加考試,專業、外語和政治是必考的科目,先筆試,後口試。他們不但要超過各科規定的分數線,而且要進入位居前列的名次,方有機會被錄取。這條軌道,稱之為計劃內招生。另一條軌道,叫計劃外招生,只要你肯出錢,分數不夠也可錄取,甚至不考試也可錄取。一些大學和研究院,把計劃外招收博士碩士當成了賺錢之道。於是,一些大款也紛紛花錢,獵取學位。從此,中國的高學位魚龍混雜,良莠莫辨。  高官在職讀書,佔用的未必是計劃外指標,也未必需要給招生機構交錢。因為中國的大學不獨立,不論人權財權都受政府掌控,本來就要在省長、市長、部長、局長的權力下討生活。高官稍微動用權力,就可以讓大學得到實惠。有些高官雖然不是大學的頂頭上司,也是他們的巴結對象。他們相信,只要接近權力,現在用不上,將來可能用得上。以致有教授私下宣稱,我招研究生,達不到局級不考慮。九十年代,博士學位在中國很吃香,高官讀博士便成為時髦。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喜歡博士帽,為什麽不離職讀書?其實,對他們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當官,大學也不會巴結他們了。  高官讀博士,自然不同於年輕學子讀博士,對年輕學子的考試要求、課程要求,對高官都成為可有可無可鬆可緊的條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讀北京某大學的博士,甚至可以不來學校上課,而是提供機票讓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畢業論文,也是秘書代筆,或槍手代筆。  現在,高官在職讀博士,已經成為權學交易的一道風景。有的愛惜名譽的大學,已經停止招收在職博士生。有人還向即將進入領導層的政治新星提出建議:如果你們的本科教育是憑本事考進的名牌大學,含金量已經夠用了,當官以後獲得的那些碩士、博士學位還是不提為好,否則反而讓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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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都感覺對不起國家」 (杜斌--圖說今日中國)

  當河南省淅川縣丹江口水庫四萬九千名移民被國家幹部押送到六百公里外的湖北省鍾祥市落腳地時,他們很多人都驚駭地哭了:一望無際的湖水被蘆葦蕩佔領了。青花蛇在水中探着頭,看它一眼它就近一點。這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他們是三十八萬移民中的一部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給這兒起名叫「大柴湖」。  四十年過去了。如今大柴湖已有七萬五千名居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史上獨一無二的整體搬遷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地——柴湖鎮了。「(丹江口水庫)自一九六七年下閘蓄水以來……截至二○○一年底,累計創防洪減災效益二百六十八點二億元。同時,累計發電一千一百五十六億千瓦時,售電產值達七十五點一四億元。」中國官方傳媒說,「引丹灌區的三百六十萬畝耕地共引水一百四十二點五億立方米,灌溉效益為八點五五億元……」  但是,數萬移民缺吃少穿,人畜同室,孩子一個又一個失學,沒有乾淨的飲用水和照明用電,食道癌發病率高於全國二十多倍,一旦生病,無錢醫治,以致病死。  彎腰下跪的生活,讓移民哭了又哭,不信,就請柴湖鎮管福山村七十七歲的移民全警申和五十八歲的移民全啟照來哭上一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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