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嫁杏何期?  男女比例失衡對社會的影響 (葉兆輝、解書影)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過去二三十年香港的人口結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以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新挑戰。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男女比例的現狀。目前本港女性較男性多出逾三十三萬人,每一千名香港女性只對應九百六十一名男性(已扣除外來女性家庭傭工三十萬)。女多男少的現象是從二○○○年開始出現的,有關差距於過去數年持續擴大。二○○六年香港女性較男性多出二十四萬,今年男女數目的差距又增加了九萬人。為何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  男女出生時性別的自然比例是一百零五比一百,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男女性別比例。假設沒有移民進入或者移出的情況下,在六十歲之前呈現的是男比女多,而在六十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由於男性死亡率較女性略高,會出現女多男少的情況。目前香港人口出現女多男少的情況,不是由於出生時父母作出一些性別選擇,而是因為近十幾年不斷擁入的大陸移民,其中絕大部分是十八至三十九歲的女性,使人口金字塔在二十至四十九歲的年齡組別中出現女多男少的情形。「港男內地女」在港完婚  為何會有這麼多內地女性來港呢?這主要是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境婚姻。跨境婚姻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香港居民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申請書(俗稱「寡佬證」)到內地登記結婚,另一類是直接在香港登記結婚。一九九六年,共有二萬二千三百四十九位香港男性申請「寡佬證」,但一九九七年之後,「寡佬證」申請人數減少,二○○六年只有一萬例,但這結果不是意味著「港男內地女」婚配數目減少。二○○三年自由行實施後,內地人來香港變得更方便。「港男」與「內地女」在香港註冊結婚的人數不斷增加,由一九九六年的二千二百一十五例,大幅上升至二○○六年的一萬八千例,可見「港男」越來越傾向與「內地女」結婚。雖然「港女」嫁「內地男」的數字亦有顯著上升,但比例上遠遠不及「港男內地女」婚配。二○○六年,在香港登記的結婚總數超過五萬,但「港男港女」婚配數目只有約二萬八千九百例,較諸一九九六年約三萬五千例少;而「港女」登記結婚的數目亦有所下降,由一九九六年約三萬五千例,減至二○○六年約三萬二千例。  上述「港男內地女」結婚的趨勢主要有幾個原因:一、因為兩地經濟差距。雖然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但仍有許多鄉鎮工作每月收入僅為數百元,與香港人結婚可以提高生活素質。另外,在內地娶妻開支較低,經濟壓力亦同時減輕,增強了「港男」的成就感。二、因為本地女性受教育程度升高,尤其是越來越多女性擁有大學學歷或相等地位,在工作上的能力不輸於男性。她們希望找到勝過自己的伴侶,對伴侶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較過去更難找到合適對象。三、因為現今內地女性的外表及思想已不像從前落伍,很多中產階級「港男」也願意與她們結婚。在目前的跨境婚姻中,高中專業和高學歷的「港男」也從一九九○年代初期佔單位數字上升至雙位數字。香港未婚女性持續增加  鑑於未婚男女的數目改變及女性選擇配偶時喜歡與年紀較長的結婚,根據以往結婚男女年齡相差的紀錄推算,我們得出本地未婚女性比未婚男性多出八萬人左右,再加上每年「港男內地女」婚配數目持續增加,這種男女失衡的現象將會不斷惡化。在《二○○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中,有一九九六、二○○一和二○○四年的各年齡組別女性未婚比例。由於十多歲的青少年結婚案例很少,在十五至十九歲間,三年的數據基本相同,未婚的比例在百分之九十八點三至百分之九十九點六之間。對於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女性,一九九六年只有百分之八十五點五是未婚的,而在二○○六年,有百分之九十二點四的女性仍然未婚。早結婚的女性比例減少,相對來說在二十五歲以後結婚的女性比例增加。但是,整體未婚比例仍持續上升。比如說在年齡組別四十至四十四歲,一九九六年只有百分之九的女性仍然未婚,而這個數字在二○○一年達到了百分之十二點二,並在二○○六年達到了百分之十六點五。此外,女性在四十五歲以後結婚的機會則大幅度減少。因此,未婚女性的比例在這十年內穩定上升。  根據香港的婚姻情況,女性過了三十歲的關口,結婚機率大幅度減少。而女性的結婚年齡中位數則不斷推遲至二○○六年的二十八歲。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個未婚女性增多的趨勢。根據我們的推算,未來女性維持單身的百分比為百分之二十。男女失衡影響地產市場  越來越多香港女性保持單身,加上跨境婚姻的影響,造成本地男女失衡的現象,這現象不僅對自己的生活有影響,對社會的人口增長和家庭結構也有深遠影響,例如﹕   一、家庭結構變化﹕家庭結構由橫向的擴大式家庭變為與父母子女同住的幹式家庭,然後發展成為主流的核心家庭。香港住戶的平均規模從一九七一年的四點三人降到了二○○一年的三點一人。因此住戶結構從過去的橫向擴展逐漸變成垂直結構。在未來十幾年內,預期五口之家的比例將從二○○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跌至二○一八年的百分之十一。同期,四口之家的比例也會有輕微的下降,從百分之二十九降到百分之二十七。相反,包括二或三位家庭成員的家庭比例上升,從現在的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八,將會相應的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三十三。  二、單身人口的增多和人口增長放緩, 對房屋、教育、交通,甚至城市規劃有深遠的影響。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也需要重新適應,面對不斷改變的住戶結構和住戶數量重新定位,質量的提升要比數量的提升更加重要。   三、家庭系統產生的支援功能大大減少。根據香港統計處在二○○五年發表的關於家庭住戶的長者需要報告,估計約有百分之六十一的長者接受家人的支援,而由於單身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的照顧功能減弱而家庭支援功能也逐漸沒落,若出現問題,政府便要承擔責任,這對社會的保障和醫療健康系統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四、婚姻危機﹕跨境婚姻由於地域限制、法制差異、出入境政策等的影響會較可能出現婚姻危機。「內地女」在安排來港時間的配合和來港後生活的適應上,在整個磨合過程中,都會出現不少問題;子女來港就讀會有銜接問題;如果來港後的生活素質比在內地為差,再遇到經濟和個人精神健康問題的話,發生家庭暴力的機會也相應增加。另一方面,本地離婚人數不斷增加,由一九八一年的二千宗增加至二○○六年的一萬六千宗,而香港的再婚數字則由二千一百宗增加至一萬三千宗,男方再婚的數字也比女方為多。「內地女」多生育  五、但另一方面,「港男」和「內地女」結婚,可讓更多的香港男士避免單身,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香港的總和生育率。現時香港單身女性比例增大,而女性即使選擇結婚,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由於各種經濟、工作壓力,選擇不生孩子或者晚生、少生孩子。而與香港男士成婚的內地女性,相對於香港女性來說,工作壓力會稍微小一些(一般是男士在外工作養家),因此相當一部分新生兒都來自跨境婚姻。從二○○六年的生育數據就可以看到,香港總共有六萬五千八百新生兒,其中有大約一萬個嬰兒是來自跨境婚姻。因此在如今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幾乎是世界最低(二○○六年為零點九九,其中包括跨境婚姻產子及大陸產婦來港產子數,實際除去這些嬰兒,總和生育率約為零點七)的情況下,這些新生嬰兒將會緩解由於出生人口過少引起的社會問題。  六、勞動人口素質﹕根據來港家庭團聚人士的資料,她們的教育程度相對本地同一年齡組別的為低,参與經濟活動的百分比也對少,這對於整體勞動人口素質的提升沒有很大的幫助,反而令貧富兩極化更加嚴重。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看到,由於男女比例的失衡,婚姻家庭結構的改變,給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與挑戰。而在短時期內,預計也不會有扭轉的趨勢。希望政府及各個機構提供更友善的工作環境,投放資源,改善教育,做好全民醫療和社會保障,建立在婚姻關係中的男女平等觀念,以提供時間、 空間和機會,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好的社會環境,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要扭轉男女比例及婚姻發展趨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實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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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五」之後……  參選特首的一些剖白 (梁家傑)

  本刊三月號專訪特首候選人梁家傑,當時,他積極與曾蔭權較勁。三月二十五日,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結束,一如所料,梁家傑落選。可是,他不失從容自信,在選舉翌日立即為本刊撰文,總結這一場回歸後第一次有競爭意味的特首選舉的難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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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跑」與運動家的精神 (潘耀明)

  二○○○年歲末,英國利物浦舉行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第十八輪的一場比賽,愛華頓與韋斯咸緊張地進行較量。比賽只剩下最後一分鐘,場上的比分仍然是一比一。這時,愛華頓的守門員保羅.謝拉特在撲球時扭傷了膝蓋,倒地不起,球被傳給了潛伏在禁區內的韋斯咸球員迪.肯尼奧。   球場上原本鬧哄哄的氣氛頓時平靜下來,全場觀眾屏息以待。迪.肯尼奧離球門只有十二碼左右,他只需要輕輕用力,就可以從容地把球踢進沒有守門員的大門。這樣,韋斯咸將以二比一獲勝,在積分榜上,他們因此可以增加三分,而且在此之前,愛華頓已經連敗兩仗,這個關鍵球一入,愛華頓便會陷入徹底失敗的局面。在幾萬現場球迷眾目睽睽的注視下,迪.肯尼奧不但沒有踢出決勝的一球,而且彎下腰把球穩穩抱到懷中。全場觀眾由初而驚愕出現了一片死寂,繼則掌聲轟然雷動。如潮水般熱烈的掌聲,都是為放棄把球踢入龍門的迪.肯尼奧而響的。  迪.肯尼奧不乘危而入的表現,體現了運動家的精神,也是奧林匹克運動所揭櫫的精神。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宗旨如下:  鼓勵組織和發展體育運動和組織競賽;  在奧林匹克理想指導下,鼓勵和提倡體育運動,從而促進和加強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誼;  保證按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使奧林匹克運動會無愧於由皮埃爾.德.顧拜旦男爵(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及其同事們恢復起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光榮歷史和崇高理想。  奧林匹克運動是體育的競賽。競賽不同於你死我活的戰鬥,基本上是不帶火藥味的。奧林匹克運動旨在鼓勵和提倡體育運動,為的是強身健體,最終目的是要促進和加強運動員之間的友誼。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與奧林匹克精神相通。但是不知什麼時候,體育場上火藥味愈來愈重,存心碰撞、惡意傷人的火爆動作頻頻發生,來自禮儀之邦稱謂的中國運動,早已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拋到爪哇國裏去了!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運動家精神是值得發揚的。香港最近的特首選舉也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精神。兩位候選特首競爭者的兩場辯論會雖然唇槍舌劍、咄咄逼人,卻是以事論事,以理服人,難得的是沒有人身攻擊,沒有語言暴力,更沒有像台灣不同政見者因言論不合而演變成武鬥的場面。倒是幕前幕後的助選人和個別官員沉不住氣,沒有做好啦啦隊的本份,反而喧賓奪主,口出狂言有之,語出恫嚇有之,存心抹黑有之,人身攻擊有之,凡此種種行徑,我們絕不苟同,這些人早已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拋到九霄雲外了。  梁家傑明知競選會失敗,但他沒有中途而廢,一逕陪跑到終點——選舉其間更沒有發生類似台灣競選者的中槍事件的醜聞,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假如此次特首選舉沒有梁家傑陪跑,只由曾蔭權粉墨登台唱獨腳戲,而曾蔭權又是中央政府支持的人,不僅僅是場面冷清、尷尬的問題,更是為外間所詬病的「小圈子選舉」找到活生生的口實,進而質疑香港「一國兩制」的貫徹和實踐。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曾指出,泛民主派代表的梁家傑參選被他們一向譏諷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舉,是較為務實的表現(1)。作為中央政府,對梁家傑這種在遊戲規則內的「陪跑」,理應給予肯定和表揚才對。我們很同意葉國華的說法,「其實(中央)若能正面看待香港在中國文明範式轉移過程中的作用,正視港人對民主的追求,對大陸肯定是利多於弊。」②注(1)葉國華:《五十年的變與不變》,《明報月刊》二○○七年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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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朋--人生小語

  當我們自覺充滿精力、事事如意,並對前景滿懷憧憬甚或頗具野心時,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一切並非必然?一次意外、一場疾病可能改變一切。我們有沒有想過,對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來說,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走路,可能已經是他的最大願望,而這個願望也許永遠無法實現。如果想到這一切,我們就應該心懷感激,感激好運氣始終伴着我們,這樣想我們就會有謙卑心,兢兢業業做好本份,對周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對社會對他人做一些好事,人生也會因此而更加充實、更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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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區人大角色的思考 (劉銳紹)

  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剛在北京結束。從全國範圍的角度看,這次會議有頗多值得關注的要點(例如《物權法》的獲得立法通過),但香港人似乎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即使是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的人大選舉辦法修改,也未能成為傳媒的報道重點。這也難怪,因為香港人對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和人大代表的角色均不甚了了,而有關制度也存在着頗大的缺陷。隨着中國不斷強調「以民為本」,這些問題已經到了應該好好反思的時候。港區人大自己選自己  其實,全國人大代表之中,也有不少人認為目前的制度是值得商榷的。預料下屆不會連任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在臨別贈言時也指出其中一些不合理之處,例如選舉人大常委時毫不透明,投票人對候選人毫不了解,甚至連照片也沒有一張。而且選舉時間倉卒,拿到資料後兩天馬上要投票,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候選人,聽取其政綱或主張。還有,目前的不明文制度是由上而下地安排候選人名單,而不是由下而上選舉。  吳康民的批評已提出多年,至今無甚改善。況且,吳康民指出的只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還未涉及老百姓的參與權問題。在今年修改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法中,較明顯的動作只是取消了預選,但這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反而能讓官方更容易操控選舉的結果。  雖然,明年港區全國人大換屆選舉的選民增至大約一千三百人,比五年前略有增加,但當中最富爭論性的一個問題還沒有觸及。按目前港區人大的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是以特首選委會的八百人為主體,再加上全國政協委員等成員。可是,在特首選委會中,現任的全國人大代表無須競選就已成為當然委員。換言之,他們可以在人大選舉中投自己一票。這是現代化選舉中甚為荒謬的,這不單是小圈子選舉,也不只是自己人選自己人,而是自己選自己。人大代表應向誰負責?   正如吳康民所說,因為人大代表是由上而下產生的,所以很多人大代表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與權力來源(官方)保持一致,說話留有餘地,而且頗多禁區。舉例說,內地的全國人大代表可以談全國性事務,也可以談本地事務,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討論本地事務時就多受掣肘,因為有關方面不希望他們發表過多言論,導致人大被外界視為「第二權力中心」,影響特區政府施政。這個原意本來是好的,但在執行時卻顧此失彼。例如當特區政府的施政傷害了香港和內地關係,港區人大代表也不敢直接提出,生怕角色混淆。這個困局到近年才略有改變。  還有,人大代表到底向誰負責呢?也是一個理論與現實不相符的問題。按道理,人大代表應該向人民負責,但港區人大多次提出希望有一個能夠與市民接觸的地方,但至今還沒有落實。即使有個別港區人大代表建議自資搞個人的辦事處,但有關方面也加以勸阻。其後,中聯辦為了滿足港區全國人大的要求,特別闢設了一個讓人大代表聚會的地方,但畢竟這不是人大代表與市民接觸之地,市民難得其門而入,加上沒有接觸市民的機制,人大代表也變得孤芳自賞。人大代表由誰領導?  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是由誰來領導的呢?理論上,他們可以監督政府官員,但實際上卻是受官員的領導。已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廖瑤珠曾憶述與當時新華社高官的對話。她認為人大代表也可以監督內地駐港機構的行為,以免傷害國家機構的形象和香港的利益,但該名高官勸她不要「過界」,因為這不是港區人大的職能。廖瑤珠反駁這將導致官官相衛,該高官則反問一句:「我們不是什麼事情都照顧你嗎?人大代表、港事顧問、《基本法》起草委員,那一樣少了你的份?」廖瑤珠聽後盛怒,因為對方把這些工作視為一種「恩賜」,反映他們並沒有真正重視人大代表的作用。  近年,內地的人大代表已逐步發揮作用了,理性討論,直指是非。看來,港區人大也要急起直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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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文良好兄弟 (劉再復)

  農曆年初三凌晨四點,突然一聲電話鈴響,是二弟尊獻急促的聲音﹕文良去世了!我以為是噩夢,驚坐起來發呆了很久,才想到應打電話給耀明、給亞平、給立川與賢賢(我三弟),想得到一個否定的消息,但是沒有用,死亡是鐵鑄的事實,年僅五十八歲的文良兄弟就這樣走了,在自己的房裏獨自思索時腦血管破裂,連一份遺囑也來不及留下就匆匆而走。  十幾天來我一直沉浸在緬懷與悲傷之中,無論是抬頭望着藍天還是低頭拔着蒲公英,都在想着他。前些年,有幾位香港學界朋友問過我﹕聽說天地圖書公司的主管是你弟弟?我總是半否定半肯定地回答﹕「是我的同鄉弟弟,不是同胞弟弟。」實際上我也把他視為情同手足的兄弟。我贈書和寫賀年卡時,對友人均學魯迅一律稱「兄」,唯獨稱他為「文良弟」,而他也確實把我視為兄長,把我母親視為他的第二慈母。臨終前幾天,他還委託我二弟送三仟港元給老人祝賀春節。天地圖書公司從一九八○年代初至今,出版了我十四部著作,從《潔白的燈心草》到《告別革命》及《漂流手記》系列,每一本都由他親自發稿。在國內對我的聲音進行嚴酷封殺的逆境中,幸而有他的情誼支撑着,我才能夠繼續自己的歌哭。那些想把我困死、悶死在海外的權勢者們,大約想不到他們的一個最堅韌不屈的對手,正是我這位默默耕耘的聰穎而低調的弟兄。  和文良初次見面是在三十年前的北京,那時他還是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剛與美永結婚。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由衷崇仰文化,多次說他最遺憾的是因出身不好,連大學都上不了。他很誠懇地問我該讀哪些基本文史書籍。一九八四年,他準備出版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給他觀賞錢鍾書先生表彰我詩的短簡。他見到錢先生的毛筆手稿,愛不釋手,興奮得連說幾聲「太寶貴了」。我便說﹕「你保存好,我留下複印本就可以了。」正是這種對文化的真情感,使他悄悄地苦學苦修,尤其是用心地讀下一本又一本成功者的傳記。近年來,他除了管理天地圖書公司之外,還成功地在東莞辦了農場和擁有上千名工人的印刷廠,這正是幾十年用功的結果。有一次一起散步在香港城市大學校園,他突然冒出一句話﹕用功才能成功。這是素樸的真理,也是他的成功邏輯。  沒想到,在北京相逢的這位友人,後來對我幫助這麼大。尤其是在「六四」後的那個迷惘的瞬間和之後的漂流長歲月。很少人知道,我逃亡到廣州時就住在他為我細心準備好的一套公寓裏,高高的第二十二層。也很少人知道,二○○○年我第一次回國到中山大學演講時,正是他和立川陪着我。他說不陪放不下心。至今我還記得在海關口上,他那雙略帶焦慮的眼睛和踏上故土時他那衷心的微笑。第二次到廣州也是他陪着。此次見到舊日那座公寓大樓時,他指着空中的門窗說﹕「記得嗎?你離開時放走的那隻鴿子,不知飛到哪裏去了?」我怎能忘記那隻衝向雲霄的雪白鴿子,怎能忘記二十二層那套高高的明亮的房間。就在那間房裏,我籌劃了第二人生﹕放下功名、冠蓋這些金光耀目的「勞什子」,高舉母親給我的農家子的質樸心靈,去四海八方尋找另一類精神家園,與本真存在的深層相通相契的家園。  最後一次和文良見面是在去年夏天,他帶我到愉景灣去看一座正在出售的豪宅。他說六十歲的時候想買下一套這樣的房子「酬勞自己」。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生太節儉、太苛刻自己了。已經擁有萬千資產,還捨不得買一輛車和雇一名司機。我對他說﹕「你比我還不懂得生活。」他卻說﹕「多積些錢,將來辦個基金會,可幫助咱們家鄉的窮人。」我說﹕「生命其實沒有『將來』,沒有明天。要緊的是今天,是當下,是此時此刻的充分思想與充分生活。」我並不喜歡自己的「不幸言中」,只痛惜他果然沒有享受什麼生活就匆忙而逝,連給我一點心理準備的時間都沒有,只給我留下永遠的傷感。今天是他出殯的日子,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隔洋悵望,默寫一副輓聯,以遙寄無盡的哀思:  痛惜好兄弟一生抱樸英華早逝  悲見蒼天地萬色皆空詩書寥落二○○七年三月十三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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