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中的美齡女士(陳香梅)

  享年一百零六歲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走了。走得很安靜,走得很潚灑,也走得很體面。上蒼似乎對她格外照顧,讓她從年輕到年老在歷史長河中扮演了多姿多采的角色。今後歷史學家可能會費不少心力去研究這位風雲人物——宋家天下蔣家軍。俱往矣,真是一個複雜時代的尾聲和結束。  美齡女士可說得天獨厚,一輩子在物質生活上沒有缺乏,至於在精神生活上的得失,我想只有她一人能夠回答。對年輕一代而言,美齡女士的一切是如此遙遠而近乎神秘。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沒有一位能和她一較雌雄。就連髮型,美齡女士都獨佔鰲頭,自從我認識她以來,她的髮型一直沒有改變,看起來特別高雅大方。後來不少官員夫人亦梳同樣髮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新髮型 ——美齡髮型,如同孫中山穿過的上衣式樣現在已演變成中山裝一樣。派葉公超送來結婚禮物  我和美齡女士相識於一九四七年。那年冬天,我在上海答應了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的求婚。陳納德去南京向蔣夫人報告了我們的婚事,蔣夫人對我們的婚事表示祝福,並特派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參加我們在上海虹橋路陳納德私寓舉行的婚禮。葉帶來美齡女士和蔣介石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這些結婚禮物部分還保留着。有兩份禮物,我於數年前在廣州為教育基金籌款時捐了出來拍賣,一件是象牙烟盒,另一件是碎花瓷碟。廣州市政府認為有歷史價值,把兩件禮物贈送給了廣州博物館。  提到葉公超,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當年葉公超因故被蔣介石免職後,蔣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葉說項,雖未果,但由此可見蔣夫人有同情心,又重友情。  上世紀五十年代陳納德在遠東成立了航空公司,總部在台灣。我們居住在台北近十年,蔣夫人數次到我們武昌新村的居所作客。她到我們家中探望時,常常關心我們在台灣的生活,還探詢我們航空公司的業務。陳納德是美國南方人,而蔣夫人在美國求學時,讀的也是南方的大學,因此她的英語有美國南方口音。陳納德經常笑說﹕「你是半個美國南方人。」美齡做我兩個女兒義母  蔣夫人和陳納德的交情有一段可圈可點的歷史。話從頭說起,一九三七年春,在美國航空界已享有盛譽的飛行教練陳納德上尉,接到蔣介石夫婦的官方邀請,希望他到中國訓練中國空軍。當時七月的盧溝橋戰事還未爆發,但已箭在弦上。蘇聯因為知道陳納德的飛行本領,也不斷地設法說服他,邀請他去蘇聯當教官。最終,他婉拒了蘇聯,答應了蔣氏夫婦的邀請。  陳納德本來準備在中國停留半年,但基於義憤和蔣氏夫婦的要求,他留了下來協助中國抗日。當時,中國政府把國都遷入抗戰大後方的四川重慶,名為陪都。陳納德爭取美援,又獲得羅斯福總統的特准,組織美國援華空軍志願隊到中國協助抗日。這個志願隊在陳納德的領導下發揮了無比的戰鬥力,保護了中國大後方的天空,被稱之為「飛虎隊」,也從此結下了宋美齡和陳納德數十年的友誼。後來蔣夫人還做了我們兩個女兒的義母,蔣介石為兩個女兒取名陳美華和陳美麗,美字取自美齡。  一九五八年夏,外子在美病重,蔣夫人專程自台北來美看望這位生死之交,並在病院逗留甚久。外子在醫院病重時,說話已很困難,蔣夫人來看他時,坐在牀前對他說﹕「你不要講話,這次讓我來講,你以前說話太多了。」引起雙方憂愁中的微笑。十天後外子去世,蔣夫人也參加了外子在華盛頓軍人公墓的隆重葬禮。  美齡女士沒有兒女,她曾對我說過,中國是她的兒女。她在大陸和台灣都建立了保育院,照顧了千千萬萬孤兒,顯示了她的愛心。  一九四九年蔣氏夫婦雖然退守台灣,但她始終堅持一個中國,不與台獨有任何接觸。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當時美國總統福特派六人小組去台北弔唁,我是團員之一。為了代表團上規格,我說服了當年的美國副總統洛奇當團長(本來白宮指派農業部長當團長,我認為不合適,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介石還代表四大強國之一),一同去台北,這事美齡女士內心是相當感激的。蔣宋聯姻後探望蔣元配  蔣介石辭世後,宋美齡的影響力也隨之減退,這期間宋美齡和蔣經國的「母子」關係也開始有不少流言。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終生居住在奉化溪口,蔣介石和宋美齡婚後也曾回到那兒探視,並和毛氏相見。蔣經國自蘇聯回國後事母至孝,一九三九年,毛福梅在日軍空襲溪口時罹難。慶齡轉函望與美齡一見  二零零三年十月上旬,我在上海參加宋慶齡基金會舉辦的紀念宋慶齡一百一十歲誕辰的活動。我應邀講話,回憶到一九八零年代初宋慶齡交了一封親筆函,囑我親交美齡女士。她說希望姊妹在有生之年能一敍,並希望把孫中山先生的一些手稿交還給她。美齡女士接信後只說﹕「告訴她,信收到了。」再沒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  在國際政壇,在中國權力圈中,蔣夫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許多人都相信假如蔣介石沒有宋美齡的內助,他的成敗將另有不可預測的變數。如今宋家三姊妹都已辭世,曾經叱咤風雲的宋氏家族也大江東去。  屧廊人去苔空綠,漢水東南日夜流。安息吧,蔣夫人宋美齡﹗於美京華盛頓十月二十九日

更多

金正日緣何選中楊斌(關山)

  獲任北韓新義州特首僅十天的楊斌還未正式上任,即被中國警方逮捕。中國不理北韓反應,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判處楊斌非法挪用土地等罪,將楊囚於鐵牢之中。這位號稱中國第二富豪的戲劇性人物之失敗,自有其深刻根源。而他如何獲得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日青睞則最富偶然性和必然性。本刊為此特邀楊斌的原新聞顧問撰文披露這一內幕。

更多

宋美齡跨世紀的恩義情仇(潘耀明)

  才貌雙全的宋美齡走了。她與人間的訣別,該是一個美麗的結局,這與乎林黛玉雙眼一翻、含恨而去的悲苦是迥然不同的兩種境地。記得《紅樓夢》作者筆下那一句「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曾令人低迴不已。比起林妹妹,宋家第三千金雖然走得孤獨,卻風光得很﹗  林妹妹死前焚燒詩稿,身心俱裂,相反地,宋美齡是挾着跨世紀的榮耀而走的,死得無憾。如果硬要在雞蛋裡挑出憾事,就是宋美齡常掛在口中的「我們對不起漢卿」。這句話除了表達她對蔣介石長期軟禁張學良的狠心的遺憾外,曳下的是絲絲縷縷的眷顧之情。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表示要送蔣介石回南京,宋美齡為張學良安全計,勸張不要去南京﹔一旦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宋美齡便即設法讓趙四小姐去陪伴張學良,並且對被圈禁的張學良噓寒問暖,還勸服張學良信奉基督,讓他的心靈有所依託,難掩關愛之情。與此同時,宋美齡一直是張學良心中愛慕的女神,張學良表示,他生命中兩個重要的女人,一位是陪伴他七十二年的趙四小姐,另一位是他生命的「護衛者」宋美齡。張學良更說﹕「沒有蔣夫人,我早就死了。」「宋美齡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據內地歷史學者畢萬聞的分析,張學良對傅虹霖博士透露過,他最愛的並不是趙四小姐,只因為趙四小姐對他是最好的,他自稱「最愛的在紐約」。據畢萬聞的推測,張的「最愛」可能是貝祖詒太太蔣士雲,但也有人說是宋美齡,因為兩人都在紐約。從張學良晚年對宋美齡的情誼念念不忘這一假設出發,並不是妄話。張學良晚年也表示「蔣夫人是我的知己」。張學良已先宋美齡而走,遺下他們之間的這段恩情,令人撲朔迷離,謎底相信只有他們在天國才能解開。  歌德的《浮士德》有一句話是令人緬思的﹕「感情便是一切,名稱只是虛聲,好比籠罩日光的烟雲。」張學良與宋美齡,一個曾是鐵與血的將軍,一個是叱咤政壇的第一夫人,他們冷面人生的背後,卻汩汩地流着深不可測的情誼,後者才是永恆的、最讓人魂牽夢縈的。名聲與權勢,只是過眼雲烟。柏楊先生為《宋美齡全傳》(明報出版社出版)寫的推薦語,有以下文字﹕「孔宋是中華民國的貴族,因宋美齡的關係,成為中華民國的皇族。為了捍衛或獵取家族的利益,被全國人民痛恨,喪失了大陸。台灣二零零四年的總統大選,炒熱了宋美齡的名字,也是她第一次以平民身份回到人間,原來她跟我們小民一樣,也有童年,也有親情。」  如果從歷史功過去評論宋美齡的一生,不容置疑,她是一個具爭議性的人物﹔如果讓她從神壇走下來,她也像我們尋常人一樣,也有喜怒哀樂,也有情義的一面,這一面也是人類生活中最彌足珍貴的。我們策劃「宋美齡跨世紀的情愛」特輯,乃因「『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張潮《幽夢影》)希望從宋美齡情感的底蘊,發掘出人性的光輝,因為它是屬於文學的。

更多

洗滌人心的美文(楓丹)

  今期的《明報月刊》(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號)中聶華苓的《踽踽獨行——陳映真》,內容豐富,感染力強,是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它記下的人物,好像不是存在於當代,而更像魏晉間的人物。先有這等人物,才使記下此種言行的文字成為千古絕唱。我由衷感激香港仍有這樣的美文發表。  陳映真當然是台灣的偉大小說家之一,但對於我這個讀者,文章主角不是陳,而是聶華苓夫婦。陳映真是在一九六八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聶明知在軍法統治下打官司亦屬徒勞,她仍這樣做。下面是陳伯父(映真父親)於一九八三年親到愛荷華謝她的話﹕「十幾年以前,映真出事,親戚朋友全不來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有一個美國人(即華苓夫婿),一個中國人,素不相識,卻對我們大力支持。」這種高風亮節,真是《世說新語》的人物。  文中所記人物,現已是多方面的Who’s Who級數的人物﹕聶於一九六八年邀請陳映真訪美的同時,也邀約捷克的海佛爾(Vaclav Havel,港譯哈維爾),兩人都因被捕及在逃而無法成行。海佛爾便是剛卸任的捷克總統。到一九八三年陳終能成行了,同期到「愛荷華作家工作室」的是﹕內地的吳祖光、茹志鵑、王安憶﹔香港的潘耀明﹔台灣的七等生。假如兩岸三地有普立茲或Man Bookers文學獎(即曼布克獎),這張名單可能是先後得獎名單﹗  我自己是讀着台灣的《文星》及《現代文學》、香港的《明報月刊》及《七十年代》成長的,深知好的月刊對青少年性格的塑造作用,所以特別珍惜。令我感喟的是,《明報月刊》似成碩果僅存者了﹗(原載《星島日報.副刊》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

更多

港府擬立法保證不填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表示,正研究透過法律程序向市民保證,在灣仔、中環及東南九龍填海計劃後,政府不會再在維港填海,希望為填海爭議正式畫上句號。當局在今月底展開的「香港二零三零」規劃研究諮詢,會向市民解釋政府如何致力「還港於民」。  「新世紀論壇」在十及十一月以音頻電話訪問了三千五百六十五個市民,六成受訪者指政府解釋中區填海的政策不清楚。民意亦指立法會也有責任,因百分之五十八的市民認為部分曾參與通過填海工程的議員,最近反對填海是看風駛舵的表現。  孫明揚昨日出席「新論壇」填海研討會時重申,中環三期及灣仔二期填海計劃是整個港島北規劃的一部分,現在只是把未完部分作結。為證明政府一樣珍惜維港,正考慮透過一些程序,確立有關計劃是最後的填海,具體形式仍在研究。保護海港協會顧問徐嘉慎在研討會上建議,引入「保護海港區」,確認原作休憩地的填海地皮不會轉作興建大廈。徐嘉慎發言時,續展示被指「過時」的一九九四年填海規劃圖,批評「政府不可信」。  同場的孫明揚並無趁總結時即場反擊,反以感性手法作結,他引用《明報月刊》一篇專欄(見本刊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號《更大膽地填海﹖》),希望大家細嚼﹕「最重要是將生命注入海港,改變今天對港島海傍的荒原化、分割,白白浪費了我們的港灣。及後出來的維港,伴隨着香港景觀與生活形態的成形,將是全港獨一無二的港灣之城……」(節錄自《明報.港聞》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更多

人生小語(梁振英)

  常言道﹕「時間就是金錢」。  時間和金錢,既可類比,也不可類比。今天節吃儉用,省下來的,明天可以充裕闊綽。金錢可以周轉,時間則不可。明天朋友過境,十年未見,重逢機會失之交臂,因為明天的日程針插不下,今天的時間不能挪作明天用。  銅板可借可還,但時間天天清、日日結。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彈性,該了的事沒了,就是願付天高的利息,也無濟於事。  最好的計時器不是名廠鐘表,是孩子的身高和體重,何時醒覺,原來最小的一個,也抱不起、摟不住,就知道時間的不可追。

更多

變味走調的反日事件(曹景行)

  近來中國頻頻發生反日事件,氣氛愈來愈熱鬧,實質內容卻每況愈下。較早前在齊齊哈爾,當年日軍留下的毒氣彈傷害了當地老百姓的生命,中國人當然應該大聲譴責和抗議,要求日本道歉賠償。過後,兩岸三地的愛國人士再度搭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又一次遭日艦驅趕,中國人當然感到憤慨。有人埋怨北京對日本不夠強硬,這種想法簡單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  後來的事情就有點走樣了。日本旅行團珠海集體嫖娼事件恰好碰上「九一八」國恥日,但日本嫖客中究竟有幾個知道這個日子的含義,大可懷疑。日本男子喜歡到亞洲鄰國買春,早就惡名昭彰,但珠三角「繁榮娼盛」主要不是靠日本人,甚至主要不是靠境外來客。按照中國現行法律,嫖客及經營淫業者均屬違法犯罪,不管他們是哪個國家的人。類似的集體嫖娼相信也不是第一次,丟中國人的臉,主要責任在主政者和執法者。日本嫖客固然可惡,但與中日關係並沒有多大牽連。  至於西安西北大學日籍師生的下流表演,如果當事者是中國學生,大概寫檢查、記過就可過關,用得着開除嗎﹖只因為肇事者是日本人,學生便義憤填膺,校方便左右為難,最後釀成不大不小的社會騷亂,還要勞動外交部出面,甚至要宣傳部門下通知約束各地媒體的報道。中國官民的神經就如此脆弱,這點小事就要用民族大義對付,還要上升到外交層面﹖  中國現在有不少民族主義者,誰要是批評他們或發表與他們不同的看法,十有八九會獲贈「漢奸」雅號。海外也有人擔心中國民族主義盛行會影響中國對外關係,但在我看來,中國確有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且言行一致,但更多的則是年輕的偽民族主義者——儘管他們反日口號喊得更響,言論也更激烈。這些人把反日當時髦,卻無法判斷怎樣的中日關係最符合中國及亞洲的整體利益和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如果中國的輿論受他們左右,最終受害的是中國人自己。  最近我與朋友曾多次探討偽民族主義為何會在中國流行。日本對中國的深刻傷害以及他們拒不認罪的態度,當然會刺激中國人﹔而當代中國青年從懂事開始,就知道「日本鬼子」對中國幹了哪些壞事。但這種情況並不是今天才如此,而且中國年輕一代並不像父祖輩那樣對日本人的惡行有直接感受。有人認為,當今年輕人反日,相當程度上是情緒的宣泄,甚至包含了對現實的種種不滿。由於把日本當作抨擊的靶子,一般會得到當局的容忍,所以,反日就成為最容易找到、最少風險也最少付出的宣泄渠道。  又有人認為,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會尋找自己的流行符號。反日正成為今天的共同符號,任何不認同這種流行時尚的人,就會感到自己已落伍,已被淘汰出主流。而凡是流行,都是非理性的,就像西北大學事件引發的爭論那樣,根本講不清道理。所以只有讓時間起作用,漸漸冷卻盲目反日的狂熱,任何打壓只會適得其反。當局應懂得如何加以疏導,防止失控。  實際情況可能更加複雜,但我相信,如果中國青年繼續放縱非理性的偽民族主義情緒,如果所有能理性思考的青年都不敢出聲,他們都將自食惡果。

更多

喜歡巴金(王蒙)

  巴金一百歲了。  我父輩的人都知道巴金,說起《家》、《春》、《秋》,說起大少爺、梅表姐、馮樂山、鳴鳳……如數家珍。  到如今,巴金在中國至少影響了三代人。  一九四九年以後,他一直真誠地信賴着、期待着新中國,同時苦苦地呼籲着、說明着、請求着文學生活、精神生活的更大空間。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典範、一個象徵、一種精神的執着。  我見過不少作家了,最本色、最謙虛,最關懷青年、愛護青年的就是巴金。他常常顯得有點憂鬱,他不算太幽默,他的文章也像是與你喁喁談心,而每一個字都燃燒着熱烈,都流露着真情。  他提倡說真話,提倡文學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提倡多寫一點,再多寫一點,尊崇像俄羅斯民間傳說裡的志士丹柯那樣,用燃燒的心照亮林中的黑暗,帶人們到一個光明的地方。這些論述似乎平淡無奇,似乎不算什麼理論,更不現代和後現代,不會嚇人也不算高深,但是這是肺腑之言,是他本人的生命體驗。  他甚至不承認自己是文學家,他不懂得怎樣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他是為祖國、為人民、為青春、為幸福、為光明、為真理而文學、而藝術的。  他說話聲音不大,用詞也不尖刻,但他很執着,他充滿了憂患意識。  上個世紀,有一次我去看他,覺得他未免太沉重了,便信口胡言起來,大講搓麻將與跳霹靂舞。講完,我很後悔自己的放肆,便向巴老的女兒李小林致歉。小林說,他已經很久沒有露出笑容了,今天他與你在一起算是好的了。  偶然他也笑一笑,有一次談到一位女作家的諷刺小說,他笑了。有一次談到我的一篇被大大誇張了危險性的小說,他也開玩笑地說﹕「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吐字清晰的鄉音——四川話,甚至在說笑話的時候也像是認真得近於苦惱。有時候,他顯得不那麼善於言辭。  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說他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了,但是他不悲觀,他寄希望於青年、於文學,這樣的心胸是偉大的。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