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 (金耀基)

  新年伊始,但新春沒有大吉。二○○九年之來臨,不是一片春意,而是二○○八年冬寒持續不去。是的,寒冬雖長,春天終究會來。二○○九年是大危險與大機會同在的一年。後美國世界   二○○八年,發生了許多標誌性、歷史性的大事,但二○○八年必須定義為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年。兩岸仍是兩岸,三地仍是三地,但香港、台灣、中國大陸都處於「美國製造」的金融海嘯的烈風惡浪中,這次金融海嘯被視為百年一遇的經濟大災難,也很自然地會把它比之於一九二九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但二者畢竟有同有不同,最不同的則是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不單是美國的,而是全球的。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不斷擴大的經濟全球化在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中顯露無遺。無疑地,經濟全球化今天面臨到最大質疑與挑戰。根本上,全球化不會逆轉與倒退,但全球經濟的秩序將需重建。歲末世界經濟高峯會議,由G7、G8擴大到G20正反映了全球經濟版圖位序之重新排列,這是走上Fareed Zakaria所說「後美國世界」的新秩序的訊號。二十一世紀,美國不會衰敗,但極可能是First among equals,不復是獨霸之局矣。  爆發金融海嘯的美國,為阻止金融體系之崩潰,早成跛足鴨的小布殊政府大力出手,將數以千億計的資金注入私人銀行,歐洲的英、德、法諸國亦聯合重手打救搖搖欲墜的金融機構,這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政府措施,被指為「金融的社會主義」,雖未必恰當,但市場萬能的基本教義,已鮮有人發聲了。有趣的是,今天歐美政府之所為都以香港行之有年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為信條了。市場規律應尊重,但當市場機制被扭曲失效時,政府的干預就不可迴避了。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政府)比市場畢竟是更有話事力量。  產生於西方的金融海嘯;不旋踵間影響到了全世界,當然也包括了東方的兩岸三地,真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今天金融危機雖已漸見紓解,但實體的經濟危機已洶湧而來,奧巴馬未走馬上任,已提出萬億元的振興經濟方案,這是他的「新新政」的第一擊。美國有幸,奧巴馬應時而起,有機會成為羅斯福「新政」之後,拯救美國經濟之一人,中國則在奧巴馬之前已提出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的大計劃。中國此舉,固然為自救,但間接亦必然有助於避免世界經濟之大衰退。另一個三十年的第一年  二○○九年,對中國言,有一特殊意義。二○○八年是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二○○九年則是中國現代化長路上另一個三十年的第一年。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現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已上升為世界第四,甚或第三大經濟體,中國已經和平崛起。無可諱言,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是三十年來所遭遇最嚴峻的挑戰。究其實,這個挑戰不止是經濟性的,也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中國第一個三十年是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軸,第二個三十年則應以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現代化並舉,振興經濟的資源如能優先投放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綠色科技、農村建設上,則經濟通過內需之擴大振興可期,而整個國家之國力亦得以更上一台階。  就香港之經濟而言,中國開放改革之前,香港之經濟因中國之不發展而得以發展,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之經濟則必因中國之發展而得以發展。香港二○○九年將在困難重重後開始走出困局,再見春光。  二○○九這一年,我如是看,如是期待。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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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看到衰退」  獨家訪問許家屯看二○○九 (林立心)

  許家屯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接受本刊記者的訪問。日前他在餐廳昏倒,由救護車送到醫院,還好隨後醒來,目前情況已經穩定,只是走路時偶爾需要家人攙扶。許先生的思路仍然清晰,短短的訪問中,談到世界經濟局勢,勉勵香港人不要只看到衰退,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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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窗子吧!」 (卷首語-潘耀明)

  那破了的天體怎麼處置?  再去煉些五色彩石來補好他罷?(1)  觀看了香港探險家李樂詩最近舉辦的「全球暖化的呼喚——三極圖片」展覽,並翻閱了她的近著:《白色力量:南北極的迴響》,很是震撼!  在李樂詩圖文的介紹下,我們看到南極、北極、珠峰,因溫室效應,皚皚的雪峰正在坍塌,冰川在消融,雪線在後退,臭氧層的破洞進一步擴大……如果人類再不採取有效的措施,恣意破壞生態,雪峰、冰川將在人類的視帘上逐漸消失。  李樂詩認為,人類依賴地球六種色澤資源:紅色熱能、黑色礦岩、黃色泥土、藍色海天、綠色樹林、白色冰雪。「六色」本是循環不息,但由於人類的破壞和干擾,以致「六色」失衡,大自然生態劇變,地球表面已是瘡痍滿目。  人類任意揮霍大自然的資源,盲目開發,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本主義」的精神。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近年一直為宣揚「宗教的人本主義」而努力。池田大作於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一份《二○○八年和平倡言》(2),他在倡言中呼籲宗教人性化,藉此打開另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所謂「宗教人本主義」,就是讓宗教賦予人性化的內涵,這既可以消弭宗教派別的紛爭,也可以宗教情懷去愛惜不同立場的人和愛護大自然。  池田大作援引創價學會初代會長牧口常三郎的話,進一步闡釋了「宗教人本主義」的人的三種身份:「身為自己鄉土、鄰里社區的『鄉土居民』;屬於自己國家的『國民』;以世界為生活舞台的『世界公民』,這樣一來,人不可過度執着於國家利益,應該積極培養為全人類做貢獻的意識。」(3)  池田大作提倡了普世人權文化,包括設立國際核裁軍機構,履行關於核裁軍的法律義務,訂立北極地區無核化,最終全面禁止核武器。此外,他還要求各國應放棄其經濟軍事的競爭,轉而進行「人道競爭」,積極鼓勵再生能源,對氣候變化共謀對策。  池田大作特別提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推行的「植樹十億棵」的深刻意義。他認為這種針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性的基本運動,在非政府組織和人民的支援和參與下,去年共種植十九億棵樹,是令人鼓舞的。他希望這項計劃繼續推行下去,成為全球性植樹運動。這種植樹運動也可以被視為「普世的人權文化」的具體行動,池田大作認為聯合國應把這一行動列入全球性的人權教育框架,俾使更多人響應和參與。  池田大作強調「活着就要為人,為和平而行動」(4),正是他的自我寫照。他長期通過文化與人生對話、攝影與自然對話,期望人類通過宗教情懷,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建立和諧社會和人類保全生態系統。  以此推論,池田大作的「宗教人本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埒的。這使我想起德國哲學家赫爾巴特的名言:「如果想修飾人道的花園,每個人首先必須耕耘他作為樹木而長葉生枝,或者作為花朵而綻苞怒放的那個花壇。我們大家隨身都帶着一個應該達到而尚未達到的理想。」  天體破了,詩人還夢想淬煉五色彩石去補天。地球病了,人類社會病了,個人也好應該以一己之力從當下做起,參與人道花園的耕耘,去培育人道的樹,呼吸大自然自由的空氣。正如易卜生所說的:「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是救出我自己。」(5)其情狀也如羅曼.羅蘭所作的隔世呼喚:「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吧!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6)  我們相信,要救人,首先要從自救開始。我們讚賞池田大作先生所提倡的宗教人性化和普世人權文化的人道精神。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眼下,雖然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不管怎樣,逆境是會過去的,二○○九年不是已伴隨着祝福而來嗎?本刊同人祝讀者、作者身心康泰,珍惜今天,也為了明天。注:(1)郭沫若:《如神.女神之再生》(2)(3)池田大作:《宗教的人本主義 世界的恆久和平》,本刊二○○八年五月號(4)池田大作、饒宗頤:《〈開放的文明〉的動力的對話》,《香港文學》,二○○八年七月號(5)《胡適妙語》,岳麓書社,一九九五年三月(6)《貝多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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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情墨趣  談《明報月刊》形象設計 (靳埭強)

  為《明報月刊》設計封面及版式轉眼已踏入第三年。這件工作給我帶來一些樂趣和滿足感。第一年,我較容易為《月刊》塑造一個與其過去,以及和同類刊物不同風格的形象,而且配合每期專題內容,運用字體設計出具創意的封面。那十二期的專題封面中,在字體與圖像裏都隱藏着一個「明」字。自設的難題增加了我創作過程的滿足感,雖然難以做到每一期都完美成功,但其中亦不乏巧妙的佳作。  第二年,潘耀明先生進一步給我更自由的創作空間,再不要求封面要與專題內容配合,也沒有指定任何表現的元素為依歸。我運用了近年在海報設計中採用的彩點構成方法,創作了十二個封面圖形,可說是一個形象鮮明,個性強烈的設計。全年初期用色比較繽紛,後期漸趨純淡,都能做到協調統一,富現代感。  根據客觀了解,編輯部對兩年的封面概念很滿意。在視覺傳達的功能上,○七年的封面直接與專題緊密相連,能使讀者易於解讀,印象更深刻;有鑑於此,○九年的新形象以這種取向設計,然而,怎樣進一步使讀者更容易閱讀專題及要目,怎樣在設計上另闢新意呢?  我嘗試將自己長期探索而來的兩個設計視覺語言,運用在○九年的封面系列中,其一是水墨,其二是尺。尺是我工作常用的工具,無論最初十年當裁縫,或之後三十年當設計師。一九八○年代開始養成收藏尺的習慣,也因喜歡胡思亂想,想到一些由尺而生的觀念。九十年代,偶然用尺象徵「標準」, 創作了「勇破成規」學術活動海報之後,樂此不疲。尺給我很多思考和創意。  水墨是我三十年來不斷運用的繪畫素材,也在八十年代漸漸進入我的設計世界裏,它可算是我的藝術母語,最能表現自我,與人溝通。新一年的《明報月刊》將呈現我一點點水墨,在「人生小語」中運用書法山水與名人雋語作伴。封面又以一孤淡墨襯托刊名,每期選用不同的尺子表現專題內容,希望讀者歡迎新系列封面,再給我帶來滿足感。  《明月》有一個尺度衡量作者,讀者也有一個尺度衡量《明月》,請用你的尺給我鼓勵。  (作者是本港著名設計家及本刊封面版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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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心樹--人生小語

人生在於貢獻一九八四年去美國時,我已在內地度過了二十八個冬夏,其中十年在文革中徬徨,五年在工廠的流水線做工。二〇〇七年來香港時,我已在美國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其中五年在三所大學讀書,十八年在四所大學教書。就這樣走過了五十三個春夏秋冬,應該知天命了。天命者,永恆之命也。回望走來的路,獲取甚多,而給予甚少。享樂、財富、地位、權力、名譽,乃至知識、友誼和親情,都留不住,帶不走。只有給予家人、學生、同事、友人、社會與後人的切實的貢獻,才是生命永恆的延續。時日無多,該做些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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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走還留的「去邊陲化」意象?  解讀《海角七號》中的「國境之南」語境 (林泉忠)

  在剛過去的感恩節期間,筆者造訪了位於普林斯頓的台灣友人,並有機會觀賞到了期待已久的《海角七號》。無巧不成書,獲得「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的該片主題曲《國境之南》,其名取自村上春樹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而這本書正是村上於一九九二年在普林斯頓完成的。「國境之南」的雙重義涵   不過,《國境之南》不僅僅是電影《海角七號》的曲名,更是該片所寓意的主題思想,並與「海角」互相呼應。  其實,「國境之南」與「海角」本身承載着雙重的義涵。  不言而喻,「國境之南」所指的是片中故事的所在地——位於台灣最南端的恆春鎮。然而,恆春鎮所象徵的「邊陲」,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更是涉及政治與經濟等權力關係上的,這是「國境之南」所隱含的深層義涵。  而魏聖德導演在《海》片中所要傳遞的「邊陲」信息則有以下兩點。  首先,是「邊陲」的可愛之處。生活在恆春鎮的幾個小人物被塑造得栩栩如生,而這也正是《海》片最引人入勝的地方:「愛現」的茂伯看似頑固卻親切可愛,而其詼諧的台詞更與年輕觀眾的笑聲連在一起;在「千年傳統,全新感受」不離口的米酒推銷員馬拉桑身上,人們看到的是客家人孜孜不怠的拼搏精神;還有對老闆娘情有獨鍾並敢於追求真愛的水娃、經常不依循大人的牌理出牌的大大、戀戀不忘遠離的妻子而自我放逐的勞馬、身處權力邊緣而邪中帶正的鎮代會主席,以及在台北歷經挫折並在回歸恆春後重新站起來的主角阿嘉,等等。國境之南的「邊陲」吶喊   台灣日本研究院院長許介麟撰文批評《海》片「缺乏哲學思想」,其實不然。影片正是透過對這些小人物的用心刻畫,巧妙地反映了生活在「邊陲」小鎮的人們或許都很「渺小」,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血有肉;即使身處「國境之南」,每個人也都可以找到自身的位置,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彩虹之所以如此繽紛正是因為匯集了包括「邊陲」裏一個個「渺小」的生命力。  當然,編導有更具體的本土關懷。不言而喻,影片中活靈活現的恆春人所呈現的是台灣人樂天知命善良的本土性格。顯然,《海》片在提醒大家要珍惜台灣這塊土地、這個可愛的生命共同體。  有「邊陲」,自然就有「中心」。不,應該是有了自以為是的「中心」,才會有不被重視的「邊陲」。影片開頭阿嘉的一句「操你X的台北」,所隱喻的正是「邊陲」對「中心」的反叛。而這一不滿,也與鎮代會主席洪國榮對友子的嗟歎「你看我們的海這麼美,為什麼一些年輕人就是留不住」前後呼應。如果說前者是積壓了不滿能量的「邊陲」對「中心」的衝動宣泄,那麼後者則是其剩餘價值被不斷搜刮後充滿無力感的委婉控訴。這是《海》片所要傳遞的另一則「邊陲」信息。「去邊陲化」的本土視角   其次,《海》片中所欲表現的「邊陲」與「中心」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恆春小鎮與台北大都的從屬關係,更是台灣這一東亞「邊陲」在歷史上、在現實中與諸多「中心」之間的從屬關係。影片也因觸及更深層的關係而顯得更有張力。  在歷史上,台灣於十七世紀被荷蘭與西班牙佔領,在十九世紀末至二次世界大戰又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光復」後,「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留下揮之不去的省籍烙印,國民黨政府因此一度被許多台灣人視為新的「外來政權」。而即使是民主時代的今天,對台灣而言,在許多領域仍然承受着來自北京與華盛頓的壓力,無形的「中心」時隱時現。  顯然,一部電影很難處理所有台灣與各「中心」錯綜的歷史關係。因此,編導選擇了在台灣內部爭議較少又容易引起主流社會共鳴的台日關係。從台灣觀眾普遍的反應來看,這一選擇無疑是成功的。老一代的「戀日」與年輕人的「哈日」原本語境各異,然而兩者卻能在《海》片所鋪陳的意象中得以連接。  影片透過來自日本那七封遲到了六十年的情書勾勒出台灣與前殖民統治者日本之間的恩怨。《海》片並沒有清楚交代為何日本教師沒有帶走台灣籍少女,更沒有描繪被拋棄的友子其後漫長的心路歷程,唯一的鏡頭是數十年後每個晨昏都蹲坐在宅院裏的老婦人的背影。另一方面,影片也描寫年輕人一定要將信交給當事人的熱情與執着。  至此,編導欲強調尊重歷史,但對過去的恩怨無須糾纏的「面向未來」史觀呼之欲出。而這種呼籲走出悲情的後殖民觀點,還通過同樣是台日戀情,但昔日是日籍男性對台籍女性,如今則是台灣男性對日本女性的性別錯置,以及阿嘉對現代友子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得以清楚呈現。  換言之,往昔的「邊陲」已不能和恢復了自信的「國境之南」同日而語了。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一「去邊陲化」的過程中,不僅僅表現出「邊陲」告別「中心」的意志,也暗喻着建基於「本土」視角的台灣主體性已悄然建立。「純本土」語境的爭論   無可否認,《海》片絕對是一部「純本土」的電影。濁水溪以南、大半的「台語」對白、沒有外省人的族群結構、當然還有老一輩的日本情結,象徵台灣本土性格的元素一一不漏。影片還極力表現本土精神的包容度,試圖將後殖民的「和解」胸懷擴大到各個族群之間的複雜關係。因此,不僅台語歌、日本歌少不了,連月琴北管、原住民歌曲、福音歌、國語流行曲、美國搖滾樂、德國民歌(《野玫瑰》),以及那卡西都一一到齊。  然而,影片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浪漫化」處理、對外省人有意無意的「遺漏」,以及將「中國」化身為隔離日台情誼的持槍士兵,多少反映出《海》片在一方面避重就輕地處理敏感議題,一方面又堅持彰顯「本土」觀點下的矛盾與局限。  因此,在全台灣無論是什麼世代、什麼族群,幾乎人人都在為寫下戰後國片票房新紀錄的《海角七號》而瘋狂之際,力排眾議、逆流而上的質疑聲音也終於按捺不住了。  兩位具代表性的異議者同為出自於學術界的菁英。其一是前述的日研院院長許介麟,在其刊登於九月二十五日《聯合報》,題為《海角七號……殖民地次文化陰影》的文章中,批評影片散發出「對過去殖民地台灣的戀戀『鄉愁』」,並指出「在大戰前,『國境之南』指大日本帝國的台灣」,最後則作出「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的感歎。  其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陳宜中則在十月九日刊載於《中國時報》上的《〈海角七號〉的台日苦戀》中,直接了當地批判《海》片成功地拍出了「被殖民欲望」,並指出「似乎還隱藏着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飄洋過海的「大毒草」爭議  如果說許陳二文是台灣知識分子對瀰漫於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情愫力度不足的批評,那麼當相關的爭議蔓延到對岸後,在迥異的日本觀與民族主義語境下,《海》片如何被鞭韃得遍體鱗傷也就不難想像了。  有趣的是,大陸圍繞在《海》片的爭論,始於台灣作家王豐於十月十日發表在《鳳凰博報》的一篇題為《〈海角七號〉是株大毒草!》的博文。該文嚴厲地批判《海》片「是用日本人的靈魂在思考問題」。此文一出,立即在網絡上引發熱烈的討論,《國際先驅導報》還就此爭論訪問王豐以及持不同觀點的另一位台灣作家胡同台妹。  顯然,大陸的輿論並沒有一窩蜂對《海》片持否定態度。不過,受到「大毒草」的效應,批《海》片的文章也一篇接一篇。曾任多家雜誌主編的司馬平邦在其撰寫的評論文章《看中影集團怎樣引進媚日台片〈海角七號〉?》中,指出該片「把侵略者當年滾回本土的場面處理的堂皇優美」。  事實上,「媚日」是許多大陸民眾中對台灣社會親日情結的解讀。而在閱讀王豐博文後網友所留下的「憤青」式評論中也不乏此一觀點的內容,譬如:「絕對是一部媚日台毒思想貫穿全片的電影」, 「現在的台灣人是一群既不要尊嚴又沒有靈魂的人」,「對日據時期的台灣抱有懷舊和對日感恩心態,這好像是一個被強姦的少女要向強姦犯感謝一樣」,「完全故意地遺忘侵略史,這部片子的導演應該拉去……」,「拒絕發行到大陸,決不要去看」等。  台灣確實是公認的世界上最親日的一個社會,而大陸則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反日大本營」。《海》片彷彿讓兩岸赫然發現了在「統一」議題以外,彼此無法融合的另一個「最大分歧點」。  然而,老一代台灣人的日本情結,顯然並非可以簡單地用一句「日本皇民化的結果」來概括。事實上,老一輩腦海中井然有序的日治末期記憶有其一定的客觀依據,而對日治時期整體記憶中所存在的「選擇性」問題,與戰後「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心理衝擊也不無關連。兩岸民間「和解」新契機   誠然,已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在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反省上仍存在「欲走還留」的問題,也因此使以「去邊陲化」為前提的主體性意識的建立矛盾重重。然而,動輒以大陸史觀以及截然不同對日經驗,並以咄咄逼人的姿態要求台灣看齊,則不僅突顯了「中心」主義的傲慢,對促進台灣社會的自省能力也只會帶來反效果。  《海》片縱使在處理反殖議題上有不足之處,然而該片只是如實地反映了台灣社會真實的一面,談不上「媚 日」,也無須搬出「大毒草」這頂文革時期慣用的大帽子來加以鞭韃。而無論是質疑導演魏德聖,還是《國境之南》作詞者嚴雲農恐怕也是反應過度。其實,兩人在《海》片之前已合作籌拍《賽德克.巴萊》,該短片所描寫的是台灣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並將成為兩人下一部合作的長片。  《海》片用輕鬆的手法描繪城鄉差距與經濟問題,也提及代溝與文化差異,在社會流動快速的大陸並不難產生共鳴。陳雲林訪台期間特地挑《海》片來觀賞,展現了其願意去理解台灣社會的謙虛姿態。  馬英九主政後,兩岸在政治上的和解與互信有了明顯進展,下一個課題是兩地民眾如何走上和解。《海》片展現了「真正台灣」的精神面貌與文化底蘊,對大陸人民而言定會有耳目一新的刺激。  《海角七號》可望成為促進兩岸民眾相互理解、邁向「和解之路」的契機。  (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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