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保衛公民社會  從「公盟」、「天益」等維權組織談起 (杜 光)

  在北京,繼許多維權律師被取消執業資格,劉曉波被正式拘捕之後,又陸續傳來了「公盟」被處罰,「天益網」被封閉,「益仁平中心」被查抄等出人意料、令人震驚的消息。這一系列剝奪公民權利、破壞公民社會的惡性事件,引起了許多關心國家前途的愛國人士的深切憂慮。「公盟」偷稅?   「公盟」全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中國公民在二○○五年創辦的。它實際上是一個民間社會團體。早在二○○三年,許志永和滕彪、俞江、張星水等曾發起成立民間組織「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但由於民間社會團體的登記成立有着嚴格的先決條件,必須經過「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而民間性的公益團體又不可能有什麼「業務主管單位」,所以他們被迫於二○○五年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履行作為一個企業而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煩。公司的名義、公益的實質,這種被扭曲的存在形態,是民間社會團體在公民社會遭壓制的條件下不得不接受的難題,以這種被扭曲的形態換取合法活動條件的民間組織,不只「公盟」一家。  「公盟」堅持「法治、理性、建設和非暴力」的原則,對許多具有制度變革意義的典型個案,提供法律援助、進行實證調查和法律研究,倡導公民行動,維護公平正義。它幾年來曾經參與許多意義重大的維權案件,如孫志剛案、孫大午案、南方都市報案、陝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在維權運動和法律服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北京市律師協會改選理事會,許多律師主張直選,「公盟」的律師也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使「公盟」贏得社會聲譽,成為幼弱的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活躍細胞,同時也成為專政體制必欲壓制加害的對象。  七月十四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一百四十九萬餘元,如不交納,「公盟」法人代表許志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所謂偷稅,是把「公盟」為研究專案而接受的資助,作為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活動;可是,研究專案沒有完成、研究經費沒有結算,因而稅額也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談得上「偷稅」呢?  過了三天,十七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派出二十多名人員,到「公盟」突擊查抄,理由是「公盟」下設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擅自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這個藉口十分可笑,一個已經在工商局註冊的合法公司的下屬單位,難道還要到民政局去登記才能開展活動嗎?查抄的結果,八台電腦、幾百份案件資料和「公盟」成立以來的檔案資料,連會議室的桌椅,都被這些「執法人員」劫掠而去。  二十一日,「公盟」公司所在地和許志永居處的房東先後打電話通知他們,要他們搬家。  二十九日早晨,有五名警察來到許志永的住處,把他帶走,下落不明。  八月十八日,許志永正式被逮捕,罪名是偷稅漏稅。  北京市的稅務、民政、公安三個執法部門緊密配合,對一個民間機構大動干戈,橫加迫害,這意味着什麼,是很值得玩味的。「天益」遭取締   「天益網」是一位年輕的北大校友郭瓊虎在二○○六年四月創辦的。此前他曾辦過「北大三角地」、「燕南社區」,都在聲譽日隆的情況下被查禁。「天益」是他新開闢的網站。天益網發表了大量高水準的學術論著,成為一個高品位的理論園地。出現在天益網上的文章,一般都是愛國知識分子自由思考、獨立研究的成果,既關切國家命運,貼近社會現實,又富有理論深度,具有啓蒙作用;在成千上萬的網路之林中,它是少有的彰顯理性、風格高尚的佼佼者。  在辦網的過程中,郭瓊虎一直保持着謹慎平和的低姿態、一方面向不同見解的作品開放,同時也拒絕過激的思想觀點。我近幾年發到國內外互聯網上的文章,有許多就因為出語尖銳、立論敏感而沒有被天益採用,這就充分說明他們選用文稿是十分慎重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學術思想水平、一向循規守法、謹慎從事的網路平台,七月中旬卻突然遭到取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從這個事件的政治社會背景裏,可以取得什麼樣的理性的認識?查抄「益仁平中心」   「公盟」和「天益」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這裏不妨再舉兩個例子。  北京益仁平中心也是一個旨在向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卻不得不以企業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的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它在二○○六年十二月由民間人士陸軍等發起成立,以致力於反乙肝歧視而聞名於社會。近三年來,他們為許多病患者,如乙肝病毒攜帶者、愛滋病感染者、殘疾人、糖尿病患者、抑鬱症患者、色盲者等弱勢民眾提供法律援助,推動合法的、非暴力的維權運動;在普法健康教育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他們還積極參與立法修法工作,對《就業促進法》、《食品安全法》、《勞動合同法》等的制訂作出貢獻。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有兩名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便衣人員和一個警察來到益仁平中心,以中心「涉嫌非法出版」的理由進行查抄。經過八個小時的翻找、拍照、查驗、對峙、報警、抗爭,……他們終於在下午六點多撤走,帶走了被認為是非法出版物的九十多本《中國反歧視法律行動通訊》。這個《通訊》是中心自行印製、免費交流的雙月刊,已經出了六期。它主要報道我國社會各界推動公民平等權利、消除歧視的法律行動,傳遞立法建言的聲音,記錄民間社會的不同領域依法反歧視的腳步,促進民間的反歧視運動。它的豐富內容,為考察社會特定領域的問題和解決途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窗口。這樣一個有助於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實現社會和諧的出版物,卻被認為是「涉嫌非法出版」而被查抄,為什麼?收繳《往事微痕》   去年八月由謝韜夫人盧玉和右派難友鐵流創辦的刊物《往事微痕》,是以發表「五七」難友的回憶文章為主要內容的民辦刊物。它標明是「友誼交流,免費贈閱」,顯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在《往事微痕》上發表的文章,多數是作者回憶親歷的反右過程和被劃為右派後的悲慘遭遇。由於反右運動長期以來被列為回憶、反思和研究的禁區,《往事微痕》所披露的歷史真相和反思成果,受到了許多讀者、特別是劫後孑遺的右派老人的激賞,好評如潮。一年多來已印發了二十七期,印數從三百份不斷增加至一千五百份。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份西雙版納州「掃黃打非」辦公室在今年五月十一日發布的《關於查堵〈往事微痕〉等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通知》,下令「嚴禁在境內非法印製、複製、發行,違者依法從嚴查處」,「嚴禁任何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在校園內傳播,嚴禁校史室、校史館、圖書館接受右派人員贈與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加強對出版市場的嚴密巡查,加強監督,一經發現,全數收繳」。接着,我又讀到一條荊州區文體局關於《加強暑期校園周邊環境治理》的報道,其中也談到要「加大『掃黃打非』力度」,「重點查繳《○八憲章》、《往事微痕——北大專集》等政治性出版物」。從這兩則資訊裏不難看出,查禁今年二月印發的《往事微痕——北大專集》,是高層當局的統一部署。互聯網與公民社會   這幾個事件看起來似乎彼此毫無牽連,但聯繫起來考察,卻可以發現一個嚴重的政治趨勢:執政當局中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勢力,正在力圖摧殘欣欣向榮地發育成長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同市場經濟、國家機器,構成為現代文明的鐵三角,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鐵三角。目前我國三大架構的發展極不均衡:市場經濟因壟斷經濟仍然佔有主導地位而誤入歧途,公民社會因頻受擠壓而只能在專制政治的夾縫中生存,唯有國家機器因政治權力無限膨脹而強大無比。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改變這個三角長短不一、強弱不同的現狀。目前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使市場經濟擺脫壟斷企業的「主導」、並且加強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的同時,促進(而且要加快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我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怎樣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裏曾經提出:公民社會的主要構件有三:一是了解並能行使和捍衛自己的權利,並且自覺地履行公民義務的合格公民;二是社會團體;三是公共知識分子。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取決於這三個構件的發育成長。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裏,在相對開明的「胡趙體制」時代,比較自由的社會政治條件,孕育了最初的公民社會。八九年的機槍坦克,鎮壓了主張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化的民主運動,同時也就破壞了發育公民社會的政治條件。二十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畸形發展,國家體制的缺乏民主秩序和法治精神,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進入世紀之交的新時代後,一個新的因素介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這就是互聯網。它是一個處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第三世界,一個超脫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卻又滲透於一切領域的精靈。它的出現,大大地改變了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條件。十多年來,掌握網路工具的網民隊伍不斷擴大,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資料披露,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國網民已達三億三千八百萬人,這就是說,全國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公民可以利用互聯網來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表達自己的觀點,行使自己的權利。互聯網成為公民社會得以蓬勃滋長的沃土,培養合格公民的大學校。公民意識的增長、社會團體的發展、公共知識分子的崛起,開始一點一滴地改變着社會的面貌,成為進入新世紀後的中國社會新景觀。  不久前發生的「綠壩軟件」事件,就是公民社會通過互聯網展示力量的典型例證。據媒體報道,國務院工業與資訊部出資四千萬元訂購綠壩軟件,七月一日後,市場上的所有電腦都要安裝這種軟件。這個資訊在互聯網上掀起了抗議的熱潮,表達意見的網民達一百餘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表示反對。面對如此強烈的民意,工信部不得不收回成命。但公民的抗議並沒有完全平息。有的網民揭露,工信部花國家四千萬元購買的綠壩軟件,開發費用還不到一百萬元!曾為楊佳案奔走的劉曉源律師向財政部遞交申請資料,要求公開綠壩軟件的採購資訊和有關法規;北京市民謝燕益就綠壩軟件問題,在七月三十日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控告工信部長李毅中犯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像這樣的社會新現象,在互聯網出現以前是很難想像的。公民社會依憲抗爭   「公盟」和「天益」是我國公民社會裏最活躍、最出色的成員,他們最近的遭遇具有象徵的意義:它反映了執政當局中的專制勢力和既得利益的權貴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  公民社會的發展壓縮了專制權力的空間,也壓縮了權貴勢力掠奪國家財富、侵佔民眾權益的空間,使既得利益的權勢集團不能再毫無限制地實現自己的貪欲,所以必然會遭到他們的無情打擊和壓制。從近幾年的許多事實可以看到,公民權利的維護、民間社團的活躍、公共知識分子的呼聲,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觸動統治集團的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引起或大或小的反應。例如前幾年「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的判刑入獄,維權律師鄭恩寵、高智晟、陳光誠遭到打擊報復,受構陷坐牢,今年的劉曉波因《○八憲章》被正式拘捕,都是專制勢力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統治權力的反映。最近發生的「公盟」、「天益」、「益仁平」及《往事微痕》等事件,就是這些惡性事件的延續和發展。  面對專制權力的打壓,許多公民和社會團體只好逆來順受,無可奈何地承受各種壓力和打擊。但值得高興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和民間社團走出在打壓面前無能為力的困境,敢於起來抗爭。如:為了規避官方的法規條例而拒不登記、自行其是的民間社團,雖有頻繁的「掃黃打非」運動而仍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非法出版物」,拒絕輿論導向的「山寨文化」,都是公民和民間社團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奮起抗爭的表現。益仁平中心被查抄後,中心創辦者陸軍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二日先後對主持查抄的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趙國明和郭松濤提出控告。因為陸軍在益仁平被查抄的過程中發現,趙國明的執法證件沒有通過年審,屬於無效證件,沒有執法資格。按照有關規定,文化市場執法必須有兩名執法人員在場;而當時具有執法資格者卻只有郭松濤一人。所以陸軍控告他們濫用職權,使益仁平中心及其工作人員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涉嫌刑事犯罪。這種在受到打擊壓制之後的「絕地反擊」,表現了民間社團的力量與自信,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法規違背憲法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民社會對專制政體的反擊具有依憲行事的合法性。許多律師參與維權運動,把運動引上合法的軌道就不必說了,即使是違反某些法規條例而開展的抗爭形式,也是依照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權利而進行的。倒是某些限制公民權利的具體法規條例,卻與憲法精神背道而馳。如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項自由權利,有關出版與結社的條例就應該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制訂,可是現行的有關規定卻限制公民行使這些權利,以致公民實際上喪失了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來實現自己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所謂「非法出版物」,和成千上萬拒絕登記的「非法組織」,是公民對違憲非憲的惡法的抗議。因為這些限制公民自由權利的法規條例,本身就違反了憲法,所以,被稱為「非法出版物」和「非法組織」而受到查禁的出版物和民間社團,「非」的是違憲的惡法,卻符合於憲法的要求,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所以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正因為如此,這些「非法」卻「依憲」的出版物和社會團體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專制主義的野火燒不盡,民主主義的春風吹又生。公民社會就是在廣大公民面對打擊和壓制的依憲抗爭中發育成長的。  在一個文明的、和諧的社會裏,「社會鐵三角」的三個支柱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任何一個支柱的發展,都可以推動另兩個支柱的進步。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裏,國家政權反而阻礙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呢?道理很簡單,能夠同公民社會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的,是民主法治的而非專制的國家政體,是自由競爭的而非壟斷的市場經濟。  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需要民主法治的國家體制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過來,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政體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同樣需要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特別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完善和健全,同公民社會的完善和健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我們的國家機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法治,不能沒有公民意識的覺醒、民間社團的活躍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大量湧現。所以,執政黨內一切真誠地主張民主法治的開明力量,都應該支持、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風窗》上發表的文章裏,談到「今天公民社會的成長面臨體制性的障礙」時說:「每一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他們比一般人更加熱心公益,甚至把公益事業當成自己的終身職業。他們關懷弱勢群體,從事社會救助,開展慈善活動,維護社會正義,監督政府權力,推動社會進步。這樣的人是現代文明社會所必要的,他們所做的事情,絕大部分是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有積極進步意義。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給他們充分的發展空間。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面對這一可喜的現象。」  「公盟」就是由這樣的群體構成的民間團體。它的創辦人許志永在二○○八年末的「公盟」五周年年會上說:「我們懷着一種簡單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文明的中國。它的根基不是陰謀,不是血腥和暴力,而是自由、法制、理性和愛。」他還指出,「因為我們的國家充滿了太多的暴力的氣息,所以需要我們很多人一起推行非暴力的理念。」五年多來的實際情況表明,許志永等人一直在實踐着自己的理念。旅澳作家楊恆鈞最近也在一篇文章裏說,他們「以微弱的力量試圖把走入邪路的社會推回到法制的軌道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政治更和諧,更適合民眾,不那麼骯髒,變得更好」。高呼保衛公民社會   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公民,我對最近發生的打壓「公盟」、封閉「天益」、查抄「益仁平」、收繳《往事微痕》等一系列摧殘公民權利的法西斯式暴行,表示嚴正的抗議。這些被打壓的社團,都是公民社會的最積極、最富活力的成份,是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積極力量;他們所從事的都是利國、利民、利社會的事業;他們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是一些真正的愛國者。打壓他們是明目張膽地破壞社會穩定和諧、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行為。我殷切地希望最高當局能夠明辨是非,糾正這些錯誤的做法。為了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和諧,我要求:第一,撤消打壓「公盟」、「天益」、「益仁平」、《往事微痕》等不利於社會和諧和國家前途的政府行為;第二,釋放許志永、劉曉波、高智晟、陳光誠等所有因維護公民權利而被拘捕或判刑的愛國人士;第三,建議人大常委會重新審議有關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的法規條文,把限制公民權利的條款,修改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法規。  公民社會處於危機之中,希望明智的當政者和廣大公民能夠了解和警覺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上下同心,排除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破壞,保衛公民社會!  二○○九年八月九日(作者是原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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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話語看中共政策創新 (王成至)

  精彩摘錄:自十二大以來,黨的對外政策話語創新的大方向,是擺脫階級鬥爭思維,強化黨的民族屬性,日益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隨着對世界形勢的基本判斷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黨的對外政策主張,展現出了追求和平、遵守現存國際準則、包容不同意識形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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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信心  美國人看中國 (趙復三)

  有時候,把目光移向西方,才能更清楚看見中國。作者綜合幾本有關西方歷史發展的書籍中有關中國的描述,說明中西方面對問題時的不同態度。西方沒有「政治掛帥」,沒有「宣傳部」,卻有一班知識分子熱心探討國家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中國閉起眼睛搞「和諧」,能行得通嗎?——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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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緬思 (卷首語-潘耀明)

  月前,應邀到西安參觀西安大唐大明宮遺址重建,在參觀的過程中,我恍惚進入時光的隧道,遊歷了大唐盛世的浮華。  說起大明宮,得先從始建者唐太宗李世民說起。且說李淵當了大唐王朝開國皇帝,長城內只有隋朝遺留下的一處太極宮。李淵嫌太極宮太湫隘,且地勢低,夏日翳熱,雨天潮濕,原想大興土木,興建新的皇宮,盡享人間安樂,後來在兒子李世民和群臣的勸諫下才作罷。  此後李淵悶悶不樂,到晚年更因此憂鬱成疾。為此,當了唐太宗的李世民為之惶恐不安,立即頒旨動用自己的私蓄,在長安城北龍首原的高阜上,為老父建造一座臨時避暑的夏宮,起初命名「永安宮」。  在興建永安宮過程中,盛傳一段小插曲,十分耐人尋味。卻說某天,工匠們正在開挖大殿地基,赫然見到從地面放射出耀眼金光,工匠們無不駭異,不敢再挖,立即稟明唐太宗。太宗聽罷親臨工地視察,並命工匠繼續挖掘,工匠深掘多時,挖出一面高五尺九寸、寬四尺的巨大古鏡。只見古鏡接受太陽光的一面,金光?射,古樸高雅,塵埃不沾。  太宗知道此乃寶物,但不知此寶物出處若何?點名魏徵道來。魏徵不敢怠慢,垂首細述原委──  原來這面寶鏡正是歷史上著名的「秦鏡」。秦始皇曾一直珍藏於咸陽宮中,人若從對面來照鏡子,鏡裏便映出人的倒影;若果以手撫胸,則能照見五臟六腑,纖毫可見。更有神妙之處,還能照出眾臣的忠肝、國運之興敗。換言之,此寶鏡不光可辨真偽,還可診國病、保江山。  可惜的是秦始皇沒有把這寶鏡用在正道上,他只用來照宮娥彩女的忠二,但見宮女「膽張心動者,均為有異心而盡斬之。」秦二世胡亥是顢頇昏庸的人,其殘酷無道比乃父更變本加厲,一生殺人如麻而忠奸不辨,唯獨寵信指鹿為馬的奸臣趙高,專權跋扈,弄得天怒人怨,以至亡國。  據說,當年漢高祖劉邦攻佔秦都咸陽,曾取走此寶鏡,從而使漢祚得延續達數百年。漢末,群雄?起,秦鏡不知流落何方。詎料在數百年後,竟又在今天的龍首原出土,不無玄機云云。  魏徵說到這裏,向唐太宗深深一拜,恭賀道:「今日秦鏡出世,預示著大唐江山萬古長青,此乃陛下齊天洪福所致,臣特賀之。」在場群臣以為太宗聽完這一番恭維,準會龍顏大悅,那知太宗竟一手推開兩個內侍抬著的秦鏡,說道:「朕早就得到一面勝於秦鏡千倍萬倍的明鏡了。」並且正色道:「夫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愛卿常進諫於朕,使朕得以明得失興替,難道不是朕的一面高懸的明鏡麼!為記今日君臣們明鏡之會,朕特改此永安宮為大明宮。」  唐太宗特別注意虛己受人,兼德納諫。《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曾經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即多方聽取意見才能辨明是非得失,若只聽一方的意見,則容易愚昧不明。魏徵並且舉秦二世偏信趙高,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終至危亡的例子,說明「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指出君主只要兼聽納諫,則不會被臣下蒙蔽,下情亦得以上達。  唐太宗聽後深以為然,時時注意聽取臣下的意見。更難能可貴的是,當年李世民與太子建成和三弟元吉內訌,魏徵曾追隨李建成的一派。一場血腥的「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登位,捐棄前嫌,用賢唯能,禮待魏徵,其間魏徵直諫太宗二百多次,太宗仍能聞過則喜。  唐太宗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貞觀之治,政通人和,從綜合國力到人民的安居樂業,已是前無古人。  我想,唐太宗成功的原因,一個是廣開言路,一個是律己。只有兼聽,下情才能上達;只有納諫,接受監督,才不會專橫無道。唐太宗的治國精神,正若合了清人所說:「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1),「只有自治,乃可治人」(2)。以古鑑今,不難發現,一千多年前唐太宗的政治襟懷,比起眼下某些當政者更清廉、更開闊、更洞明、更能兼容不同意見,也更英明。注:(1)張潮:《幽夢影》(2)清代夏燮:《明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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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人生小語

我們不可以遊戲人間,但人生的確有點像遊戲。我們好比一個不倒翁,遇到任何逆境,任何打擊,被推倒也要立即翻身,永不倒下。生活就像一塊大拼圖,每個人都有其角色,缺一不可,大家團結聯繫起來,拼湊成一幅美麗圖畫。正所謂世事如棋局局新,公車馬炮士象卒,緊守崗位,就是一兵一卒都可以扭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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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冒險 港府高興 (劉銳紹)

  立法會休會期間,政界人士紛紛「充電」去也,但在泛民主派陣營中,卻圍繞着「五區總辭」的事宜絮絮不休。據悉,他們將於九月召開「武林大會」,既商議政改方案,也討論「五區總辭」的可能性。不過,無論討論的結果如何,北京從旁觀察,也許已胸有成竹。內地學者概括地說:民主派不成氣候,日後只會更成亂局,對政改問題更適宜以靜制動。  首先,社民連提出這個方案,最有利的就是社民連,因為他們提出方案時已開列條件,就是其他民主派也要參與,大家都要派人出來「壯士斷臂」,以引導民意,激起民情,然後再經補選重返議會,藉此製造普選的民間壓力。如果這方案得到民主派接受,則顯示社民連的前衛路線得到認同,而在社民連的三名立法會議員中,黃毓民和梁國雄都在上次選舉中得到高票,有把握再度當選,但其他被選中「殉葬」的民主派議員能否重返議會,則未可料。有些內地學者還用「陰謀論」分析,如果「五區總辭」之後,社民連再派人在五區參選,或許還可以增加議席。  其次,「五區總辭」出台後,民主派開始貌合神離,不少民主派議員均有所保留,但在姿態上卻表示「可以研究」,甚至表示「不介意辭職」。他們面對兩難困局,不研究「五區總辭」方案,肯定被視為「怕死一族」;如果假戲真做,最終可能使自己葬身於浪濤之中。  此外,即使民主派一致同意「五區總辭」,又會出現怎樣挑選「斷臂壯士」才算公平的問題。要公平,就要大家「均分傷勢」,各自派出人來。但除了民主黨、公民黨和社民連有多名立法會議員之外,其他何秀蘭、馮檢基、李卓人和梁耀忠都是「一人代表」,即他們所代表的政團只有一人在直選議席之中,怎樣安排才算合理?屆時只會爭論不休,而港府和北京則作壁上觀。  還有,儘管民主派能協調出五名「斷臂壯士」,但親政府陣營如何回應,也是未知之數。對手回應的方法很多,包括不派人參加補選,讓民主派「自己玩」,因為這樣可以虛耗他們的選舉經費和資源,同時削弱補選的效果,還會令市民感到民主派浪費公帑、非理性、不值得支持。對手也可以派二三線人物參選,聲明只是讓新人吸收經驗,以一半力量應戰,花費不多,輸了也無所謂。  更重要的是,親政府的建制派根本無意搶奪超過三分之二議席,也沒有這個需要。雖然建制派佔領三分之二議席,可以主導並通過政改方案,但這未必是最佳選擇。試想,政府提出的方案肯定不是寬鬆的方案,如果由建制派主導通過,他們就要負起「保主過關」的責任;但如果民主派繼續擁有二十三席,而最後再次由他們否決保守的政改方案,那就會重複二○○五年政改方案被否決的歷史,港府可以順水推舟,把責任全推到民主派身上。  不妨再從另一角度看,萬一建制派參加補選而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港府則可以提出一個稍為開放的方案,例如由區議員以簡單多數票的制度互選五名立法會議員,再調整功能組別,同樣增加五名立法會議員。這樣,功能組別的席位將是建制派的天下,而在目前的區議員中,親政府者佔四分之三,如加上委任議員,則更多達五分之四,民主派只佔四分之一左右,簡單多數票的制度將有利於建制派。但因為大部分區議員由直選產生,那就增加了民主成份,比現行制度進步;如獲得通過,建制派連推動政改的歷史榮譽也弄到手中。港府在二○○五年的方案中,一直不肯交代由區議員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方法,奧妙就在這裏。  其實,內地學者觀察香港民情,認為香港市民經過幾番折騰後,已歸於現實,加上北京明言二○一二年沒有普選,即使「五區總辭」,但能否刺激起強烈的普選意願,也難逆料。如果民主派有勇無謀,欠缺政治大智慧,北京和港府就更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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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縱即逝的知青當家年代 (曹景行)

  精彩摘錄:二○一二年的中共十八大可能產生第一個知青出身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政治局班子當中也會有更多的老知青。同上一代相比,知青一代是在文革動盪中成長、在改革開放中成熟,較少受到傳統教條和舊體制的束縛,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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