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灣仔街市 (小思)

  天氣還不太熱的日子,我會在灣仔逛街。走過皇后大道東,按往常習慣,總在你身前起步。  自從你結束工作生涯以後,我仍偶爾去看看你。  忘記了哪一天,赫然發現你的前半身體,給大塊大塊塑膠布包裹著。每塊塑膠布形成了一個個格子,頂端竹竿外露,顯然布料是緊附在外邊看不見的竹棚上。我還有好心情,忽然聯想克里斯托與讓娜.克勞德夫婦,一時間什麼興致,到香港來,看上了你——一座已有七十二年歷史、包浩斯人的心血遺愛,透過英國殖民地工務局的工程人員的設計,那麼鄭鄭重重興建起來,給灣仔市民買菜的街市,就把你跟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同等看待,密密地包裹好,成為一件包裹藝術。  那天有風,把格子布料吹得鼓脹,細心聆聽,聽到陣陣輕微「服」、「服」聲響。  我站在馬路對面,想起從前正門透出的光線,彷彿微聞瓜菜雜亂交錯的氣味。母親日常買菜,一向只到夾在軒尼詩道與洛克道之間的街市。有上蓋卻又半露天的街市,很平民化的小攤小檔,地上濕淋淋,走過會濺得一褲管污水。半露天形式,除了雞鴨檔散發着極難聞的禽糞味外,讓一切氣味都隨空氣流動散淡了,記憶中那個街市只有禽糞味。大時大節,母親就會到灣仔街市辦貨。你的格局面門都宏偉。我們進去,先得步上弧型梯階,你已有點高高在上的威勢了。母親總在後排攤檔買雞,奇怪,雞檔沒有禽糞氣味,反給瓜菜味蓋過了。那時你沒有裝上大風扇,也不見得翳熱,只是瓜菜味很濃。想起你,就想起那些氣味,至今忘不掉。如果氣味是個性成份,那麼,瓜菜味就是你的個性了。  後來,真的很後來了,友人說去你的樓上打乒乓球,我實在沒法子把你和乒乓球室連在一起,好幾次想去看看,終於沒去成,我想保住你原來給我的印象。  保住形體生命並不容易,我早接受了。試圖保住記憶,保得多久,也沒有保證。  二○○四年,有心人要求把你列為法定古蹟,延續你的形體生命。我並不寄望。所謂保育,在香港,不過是暫且騙人蒙混過關的技倆。你遲早避不過移形換命的劫運。我沒為你說過些爭取的話,因為這是命!  二○○九年五月二十日,黃衍仁用攝錄機拍了一段短片,放到youtube上,在拆卸工人黃盔移動、風鑽刺耳聲中,我看到從未看過你的肉體。一個工人在你一條骨架上走動,專業人說那是當年最精優鋼材,果然,殘軀仍有硬骨頭。  風鑽聲把四周聲響蓋過,推土機碾過已有七十二高齡的泥土。我看見你殘餘肉體。我竟然流淚了。  我深信,你不想這樣子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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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點化革命樂章 (李歐梵)

  名作家陳映真現在北京養病,台灣《文訊》雜誌將於九月底召開陳映真作品學術討論會,向我約稿。突然想到多年前在香港曾應光華文化中心之邀,作了有關台灣文學的公開演講,我特別選了陳映真的兩本小說集《鈴璫花》和《忠孝公園》作例子,因為他所寫的題材——五六十年代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高壓下的左翼知識分子受難經驗,在當代香港文學中極為罕見(如今台灣更是如此)。我特別喜歡《趙南棟》這篇小說,此次重讀,發現最吸引我的是小說中所引用的音樂典故——蕭斯塔高維契的第三交響曲,又名《五月一日》(勞動節)。故事的最後一段描寫幾個身陷囹圄的左翼知識分子即將就義,在那個緊要關頭,有位學過音樂的義士張錫命——綽號叫「conductor」(指揮家)——竟然以竹筷權充指揮棒指揮這首飽含普羅革命意味的作品(他在牢裏經常默寫蕭氏交響曲,所以指揮嫻熟)。陳映真是這樣寫的﹕樂曲開始了,「豎笛流水似的獨奏,彷彿一片晨曦下的田園」,然後情緒轉向激昂,「簡直聽見小號的朗敞剛毅的聲音了,像是在滿天彤旌下,工人歡暢地歌唱,列隊行進。他感到了音樂這至為精微博大的藝術表現形式,是那樣直接地探入人們心靈,而引起最深的戰慄」。  這位指揮家「專注,無我地揮劃著指揮棒。一場暴風,一場海嘯,一場千仞高山的崩頹,一場萬騎廝殺的沙場……在他時而若猛浪、時而若震怒的指揮中轟然而來,使整個押房都肅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響之中」。  我是一個樂迷,也是一個「蕭迷」,近來每次聆聽這首交響曲,就不覺想起陳映真小說中的字句,於是也學著張錫命用筷子指揮起來,小說中的趙慶雲落淚了,我也幾乎落淚。這就是陳映真小說的魔力﹕他可以把蕭氏這首並不偉大,甚至被音樂行家視為失敗的作品,引進小說世界中,且使得它聽來崇高偉大。我曾經問過他這是哪裏來的靈感?他說是向音樂專家請教過的。  為什麼音樂專家沒有向他推薦蕭氏的第二(又名《走向十月革命》),或第十二(《一九一七年》)交響曲?甚至第十一號也很適合,因為寫的是一九〇五年的工人示威和受難,歷史家認為那是十月革命的前奏,我覺得更感人;但此曲第一樂章有一段長的慢板調子,鬱悶得很,猶如暴風驟雨前夕的寧靜,然後慢慢營造氣氛,最後才狂濤洶湧。第十二號交響曲則是一種音樂式的「白描」,把十月革命的過程從頭到尾表現了出來,比第十一號交響曲情緒更激昂。  我猜此曲「落選」的原因是其中沒有合唱,而第二和第三交響曲的最後樂章則由合唱團引吭高歌,頌揚革命。我翻看歌詞,實在肉麻、庸俗之至,而陳映真的小說語言早已超過它了,我甚至認為他的文字比起蕭斯塔高維契的音符更具震撼力!且看《趙南棟》中此曲的合唱部分如何展示出來﹕  「中板合唱聲部終於展開了。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渾厚寬宏的合唱聲,從地平線,從天際,帶著大讚頌、大宣說、大希望和大喜悅,從宇宙洪荒,從曠野和森林,從高山和平原,從黃金的收穫,從遮天蔽日的旗幟,蜂擁奔流,鷹飛虎躍而來。」真不得了!這簡直是史詩章法,但其中的意象卻又像是實畫對位電影蒙太奇手法,我從中感受到魯迅散文詩《頹敗線的顫動》的餘韻。  多年沒有見陳映真了,希望他現在的心情不像這首交響曲般沉重;也希望他早日康復,不久就可以共聚一堂,談談蕭斯塔高維契或文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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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起點始於《偷燒鴨》嗎?(鳳 群)

  今年,香港最熱鬧的文化事件,便是紀念香港電影一百周年,諸多報刊都爭相報道﹕港片從百年前的一隻燒鴨開始;一九○九年,香港拍攝了第一部電影《偷燒鴨》,宣告了香港電影的起始。可是《偷燒鴨》至今只有少數早期影史學者提及,沒有任何影像資料或新的史料出現,甚至連圖片也沒有找到一幅,基本上是一部無跡可尋的電影。既然如此,以此片作為香港「電影百年」的起點,未必成立。製作年份眾說紛紜  關於《偷燒鴨》的記載,最早出現在程樹仁撰稿的《中華影業史》上,程樹仁於民國十六年擔任《中華影業年鑒》的主編,算是中國早期影史學者。《年鑒》內「新式影戲由洋人輸入中國之時期」中的「製片」部分有「前清宣統元年(一九○九年),美人布拉士其(編按﹕即下文布拉斯基)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編按﹕應為亞細亞影戲公司)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的記載。除了程樹仁,後來只有關文清在《中國銀壇外史》中提及此片。  香港第一個比較清楚提及《偷燒鴨》的是影史專家余慕雲在《香港電影掌故》一書中指出:「《偷燒鴨》(燒鴨即烤鴨)是一部短片,劇情很簡單:一個瘦小的小偷(由梁少坡扮演),偷一個胖商人(由黃仲文扮演)販賣的燒鴨,被警察(由黎北海扮演)發覺,把小偷捉住。……有關《偷燒鴨》的情況,是由關文清先生向筆者講述的。」余慕雲又在《香港電影史話》中做了補充:「在翻查文獻時,我查到一段有關《瓦盆伸冤》的記載,說《瓦》片是一九一三年華美影片公司的出品。」提及《偷燒鴨》的還有大陸電影史學家程季華,他主編的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中這樣寫道:「在香港主持人我鏡劇社的黎民偉,對電影產生了興趣,經羅永祥介紹,認識了由上海經香港返美國的布拉斯基和萬維沙二人,知道他們在上海經營過亞細亞影戲公司,並於一九○九年在香港拍攝過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燒鴨》,便和他們商談合作攝製影片問題。 最後議妥:由布拉斯基等提供必要的技術設備,利用人我鏡劇社已有的文明戲的布景和演員,以華美公司的名義製片並發行。」  關於《偷燒鴨》的製作年份,余慕雲說是依據程季華的觀點:「《偷燒鴨》的製作年份,是根據程季華先生等人著作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可是它的製作年份又有另一種說法,有人說它是一九一二年。這個說法來自《香港電影的曙光》一文,它登載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新比照影戲錄》第五期,第二頁,文章的作者署名是明明。《偷燒鴨》的真實製作年份,尚有待我們去追查與考證。」余慕雲上述兩本書是一九八五和一九九六年出版,這之後,沒有其他人提出新觀點。據余慕雲提供的材料,一九二四年,就有一個叫「明明」的作者,明確提出《偷燒鴨》拍攝於一九一二年,這說法比程樹仁一九二七年《年鑒》的資料還早。內地學者論點矛盾   眾所周知,香港早期電影《莊子試妻》,始終被史家認為是香港本土第一部故事片。這是一九一三年布拉斯基與香港早期電影人黎民偉合作拍攝的一部故事片。也有史家雖然承認《偷燒鴨》的存在,但都認為是布拉斯基在上海亞細亞公司的作品。「出品方為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而並非香港公司,因此此片尚不能稱為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這種觀點,一直被香港與大陸學者所認同並達成共識。  但是,在最近幾年香港早期電影的研究中,卻有學者提出《偷燒鴨》才是香港第一部電影,始作俑者是周承人、李以莊兩位內地學者。從二○○四年開始,他們就在香港的一些網絡雜誌上陸續發表文章,後來這些文章又在香港《電影雙周刊》結集出版,其中就有對《莊子試妻》是香港第一部電影的否定。他們首先認為華美公司是布拉斯基獨資的美國公司,而不是黎民偉與布拉斯基合作的公司,因此否定了《莊子試妻》是「合作攝製影片」。 周承人、李以莊認為,黎民偉與布拉斯基純屬於一種「僱傭」關係。  然而,史家認為《莊》片是以香港人為主體製作的有跡可尋的短故事片。《莊》是由黎民偉向布拉斯基提出,並從中國傳統戲曲選出《莊周蝴蝶夢》為題材改編,組成人我鏡劇社,有編劇、有導演,還有中國第一個電影女演員的電影。 所以說,《莊》片是黎民偉與布拉斯基合作拍攝,他們並非「僱傭」關係。  周承人、李以莊之所以強調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是「僱傭關係」,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證明一九一三年拍攝的《莊子試妻》和一九○九年拍攝的《偷燒鴨》是同類作品,都是布拉斯基獨資公司的作品,華美和亞細亞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美國電影」。所以兩位先生又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既然《偷燒鴨》和《莊子試妻》都屬於布拉斯基公司的電影,《莊子試妻》是第一部香港電影便難圓其說。但他們隨後卻又改口把「美國電影」說成香港電影:「一九○九年拍攝的《偷燒鴨》當然是香港電影!並先於《莊子試妻》產生,理所當然它才是香港第一部影片!」這結論顯然不能成立。雜誌專訪成有力證據   二○○四年,香港資深電影史專家羅卡先生則根據在美國發現的史料,在《當代電影》雜誌發表了一篇《黎民偉與早期香港電影製作活動的再考察》的文章。羅卡在文章中就《莊子試妻》拍攝時間提出了新的看法:「據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美國電影雜誌Moving Picture World專訪布拉斯基的專稿,布氏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前已返回三藩市,他表示以三藩市的電影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為基地,在遠東上海、香港、東京、橫濱、檀香山等地展開影片買賣業務並再推展到印度去——這包括在當地發行美國影片、代訂購機器等。此前他在中國已幹了多年電影發行與放映,但並未提到前此他在中國、香港有拍製過影片,作者JL.F. H並謂訪談後不久布氏已返回遠東去。」一九一二年布拉斯基回到美國後再次來到香港,在九龍彌敦道(一說在九龍油麻地)成立了華美影片公司,拍攝了一些影片。 所以羅卡推斷:「由此觀之,《偷燒鴨》、《瓦盆伸冤》、《莊子試妻》同是布拉斯基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後再來香港設立華美公司展開製作後兩年間的出品,這個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專門研究布拉斯基的日本學者岡田正子就持此見。她傾向於認為《偷》、《瓦》兩片都是布氏一九一二年離開上海回國轉以香港為基地之後才拍製的較為合理。」  筆者認為羅卡文章提出的觀點很重要。因為他發現的材料是布拉斯基的個人專訪,比較真實與可信,它有力地推翻了《偷燒鴨》、《瓦盆伸冤》在一九○九年拍攝的定論。  那麼,《偷燒鴨》是什麼時候拍攝的?是先於還是後於《莊子試妻》?究竟哪一部是香港第一部電影?又成了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真正的香港電影起點   根據羅卡文章提供新的材料,布拉斯基在一九一二年五月接受記者「訪談後不久布氏已返回遠東去」。但沒有明確說明布拉斯基具體到遠東的時間。是六月還是十二月?遠東是一個比較廣泛且模糊的概念,有可能先到香港,也有可能他先去了上海,上海也是遠東最大城市,最後才決定來香港發展。至於布拉斯基什麼時候才來香港成立華美影片公司?  黎民偉曾明確指出,華美公司是一九一三年成立的,布拉斯基一九一三年才開始拍攝故事片。如果羅卡所述的新的可能性說法成立:「《偷燒鴨》、《瓦盆伸冤》、《莊子試妻》同是布拉斯基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後再來香港設立華美公司展開製作後兩年間的出品」,筆者認為,《莊子試妻》則極有可能是布拉斯基來香港成立華美影片公司後拍攝的香港第一部電影,而《偷燒鴨》則是在《莊子試妻》之後拍攝的。  筆者這樣說並非沒有依據。理由之一是黎民偉文章中提及華美影片公司是一九一三年成立的,而且在這之前是拍攝「新聞片」。 如果布拉斯基曾拍攝故事片,他與黎民偉交往時也一定會提及,否則,黎民偉也不會在上述自述文中貿然說「民國二年時,中國始有雛形的電影出世 」,還說《莊子試妻》是「中國的第一部影片」,因為作為當事人,他對布拉斯基應該有所了解;理由之二,許多學者包括黎民偉都說自己與布拉斯基結識,是通過羅永祥介紹的,而羅永祥與布拉斯基結識是在布拉斯基回國途中的海船上。由此可以推斷羅永祥是布拉斯基結識的最早的香港朋友,他來香港落腳先與羅永祥聯繫合乎情理,而羅永祥與黎民偉關係密切,一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布拉斯基認識黎民偉應該是他剛到香港已經成立華美公司準備籌拍故事片之始,因為這之前他拍的是「新聞片」,無須找人合作,而故事片不同,於是他急於在香港尋找合作夥伴。 第一個要找的人必是羅永祥,便在第一時間找上門來,通過他介紹才認識了黎民偉,布拉斯基與黎民偉一見如故成為合作夥伴。理由之三,據余慕雲的說法,《偷燒鴨》、《瓦盆伸冤》兩片導演均是梁少坡,黎北海參加了《偷燒鴨》的演出,那麼布拉斯基是怎麼認識梁少坡與黎北海的?沒有任何記載。既然布拉斯基認識了梁少坡並合作在先,何必還要與黎民偉商量合作拍攝電影的事?因為梁少坡和黎民偉同是清平樂劇社中人。另外,既然布拉斯基請黎北海參加拍電影應該與他很熟悉了,為什麼認識他的弟弟還要通過羅永祥介紹,黎北海難道不是最好的引見人嗎?首批在美放映的中國電影  布拉斯基後來將《莊子試妻》、《偷燒鴨》等片帶到美國,在美國放映時,受到華人觀眾的廣泛歡迎,這是有史以來首批到美國放映的中國電影。關文清的著述也可以間接證明:「《莊子試妻》是北海飾莊周,民偉飾妻子。《偷燒鴨》是由梁少坡和其他『清平樂』的社員聯合主演的。一九一七年布氏帶去荷里活(好萊塢)放演(映),我在那裏看過。」關文清的話也得到周承人、李以莊的肯定:「《偷燒鴨》與《莊子試妻》在美國羅省公映,應在一九一七年,而不是在一九一四年。」這更能說明《莊子試妻》與《偷燒鴨》是同一時期拍攝的電影,如果《偷燒鴨》是一九○九年拍攝的,那麼一九一二年布拉斯基第一次回美國就可能放映,不可能放到八年後才「公映」,這似乎有點不合情理。另外,公孫魯等最早研究香港電影史的專家的著述中,均認同《莊子試妻》是香港第一部電影,而從未提起過《偷燒鴨》這部電影,只有關文清說在一九一七年看過這部電影,但卻沒有提及拍攝時間。如果說,一九○九年香港果真有《偷燒鴨》影片,又與其四兄黎北海有關係,黎民偉一定會在文章中提及,他也沒有隱瞞的必要。  按照黎民偉說的一九一三年華美公司成立,後來華美公司因萬.維沙(Van Velzer)一九一三年回國不返,而陷於「不得已暫告停頓」狀態,從時間上推算,《偷燒鴨》等影片極有可能也是一九一三年拍攝的,而且在《莊子試妻》之後。布拉斯基此時經黎民偉黎北海兄弟結識了梁少坡等清平樂劇社成員,有可能再次與他們合作拍攝了《偷燒鴨》等影片。因為早期的無聲電影比較簡單,只有十幾分鐘,拍攝時間也很短,拍攝完這些影片後,萬. 維沙就回國了。這一點關文清的話也可作為參考,關文清說布拉斯基到香港,「遇到黎氏兄弟,即和他們合作製片。結果,拍了兩部短片,《莊子試妻》和《偷燒鴨》」。因為《偷燒鴨》這部影片與黎民偉無關,所以他沒有寫進《中國銀壇外史》,留下歷史謎團。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偷燒鴨》不是一九○九年拍攝的香港電影,更不是香港第一部電影,香港第一部電影應該是一九一三年拍攝的《莊子試妻》。所以,「香港電影百年」紀念活動倉卒登場,是否來得早了一些呢?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刪節,原有注釋一概從略。作者是廣東五邑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事中國早期電影研究,曾在《當代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電影文學》發表過相關論文,著有《黎民偉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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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毛尖 (謝春彥 圖、文)

  精彩摘錄:毛尖的名字似乎有些怪異,聽說是她家長輩起的,足見她的「好有才」還是有淵源在。毛尖的文章寫得實在是好,形容起來,我只能說有一種毛尖氣,她寫出的那些字兒如一根繩索牽著我的鼻子,只覺得就該如此這般的天成,就該跟著她上天入地的聰明爽利一番,道理是講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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