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寫」  記余光中先生 (陳 芳)

  從前從前,廈門大學外文系那一名躊躇滿志的青年學子,在師長前表述志願:「我將來要當作家。」——那是一九四九年。少年的豪情並沒有落空,到了二○○八年,八十歲的作家一口氣出版三本新著——詩集《藕神》、評論集《舉杯向天笑》、王爾德劇本翻譯《不要緊的女人》,他一共出版了十九本詩集,十一本散文集,七本評論集和十四本翻譯(包括英譯中和中譯英)。人們早已景仰作家是五四以來成就可觀的詩文大家,而作家更明言,中國讀書人必須認識《詩經》以來的大傳統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小傳統,並旁及西洋文學支流——不消說,你已經知道,這位作家就是余光中先生。「大我」鄉愁文化情  一九二八年重九日,余光中先生出生於南京,跨過悠悠歲月,台灣、南京、香港,以至馬來西亞都爭相為余先生舉辦八十壽慶活動。十月十三日抵港出席八秩壽慶紀念典藏作品分享及簽名會前,余先生與妻子范我存女士剛剛告別了南京。南京是余先生的誕生地,也是他和妻子第一次見面的地方,八十歲生日,特地回故地看看。南京大學特地出版了余先生的詩選《鄉愁四韻》,收入余先生各個時期的鄉愁作品六十多首。在南京時有聽眾問余先生,「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那麼未來是怎樣的呢?余先生回答說:「未來,是一條長長的橋樑,你來這頭,我去那頭。」問余先生,會把這幾個詩句加在《鄉愁》一詩上嗎?余先生說,並不是要修改《鄉愁》一詩,那僅僅是美好的希望。詩歌收結在「一灣淺淺的海峽」卻是恰恰好的。  內地媒體稱余先生為「鄉愁詩人」,胡有清教授為《鄉愁四韻》作序,指出余先生的鄉愁已超出傳統的遊子思鄉,是一種蘊含了中國認同的精神與情感象徵。余先生對此有什麼看法呢?余先生表示:「鄉愁如果純然是地理關係,就是同鄉會的感情,限於某一省、某一縣或某一鄉。作家、讀書人的鄉愁包括民族的記憶,那就是歷史;包括民族的想像力,那就是傳說和神話;此外還包括整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最高意義的鄉愁是『大我』的鄉愁。而『小我』的鄉愁與『大我』的鄉愁有重疊的部分,是同一個圓心的。」余先生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但不必是政治,他以為政治制度往往是短暫的。余先生這個意思也見於散文《從母親到外遇》一文:「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只聽說有文化,卻沒聽說過武化。」  就作家而言,余先生特別強調:「中國作家必須認識兩個傳統,一個是《詩經》以來的大傳統,一個是五四新文學以來的小傳統。大傳統是主流,小傳統是下游,還有一條支流是西洋文學。」余先生的創作正是調和交融古典文學與新文學,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從古今中外文學裏汲取養份。感激父母師長教導   余先生一輩子走在創作、翻譯、評論的文學路上,這與他少年時代家庭教育的薰陶深有關聯。他憶想十二三歲念初中的時候,父母覺得他應該開始讀文言文,雖然課本裏也有,但不夠多。父親教他讀理性的《諫太宗十思疏》、《送孟東野序》等,而他更喜歡舅父教他感性的《秋聲賦》、《赤壁賦》、《阿房宮賦》、《桃花源記》等。父母和舅父還教他吟誦,「吟誦與現在的默讀或普通話朗誦不同,吟誦比較能進入古人意境,這對我幫助很大。中學時代課程不緊,負擔不重,大學時代也不忙著考分數,課外書看得很多,而那時沒有電視機,於是看舊小說。舊小說語言介乎文白之間,對作家的文筆也有幫助。」  余先生有一篇散文《自豪與自幸——我的國文啟蒙》,從題目可見,他的國文啟蒙教育非比尋常,那是足以教余先生「自豪與自幸」的,其中描述吟誦的一段,教人神往: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迴,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覆吟誦,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給余先生相當大啟發的老師,往往見於余先生的文章。一九八七年寫的《文章與前額並高》一文記梁實秋先生。余先生在台大念書的時代,同班同學把他的詩稿拿給梁先生看。梁先生看後,寫信予以鼓勵,並建議余先生不要囿於浪漫主義,要多念現代詩,為余先生指點用功的方向。其後余先生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出版後,梁先生特地為他寫書評。翻譯方面,吳炳鍾先生給余先生很大啟發。余先生最近剛寫了《傅鐘悠悠長在耳》,文中記載吳先生送他的英文詞典一直在他的桌上,意義深長地陪伴著他。談詩論文意氣雄   余先生如何自我評價詩作呢?他認為自己早年的詩不成熟,受新月派和五四不可擺脫的影響。「起初念英詩也念得不夠深入,多念浪漫派詩,新月派也多是浪漫派詩。只有聞一多嘗試把中國古典運用在新詩裏。新詩寫了十年以後,到了《蓮的聯想》時,才回到中國古典。寫新詩成熟得比較慢,慢慢學習才好起來的。」他把寫詩與寫散文比較,自以為散文寫得晚,但一寫就滿好的。「為什麼呢?」「寫散文前已寫了評論和雜文,又如翻譯《梵谷傳》三十多萬字,也就是散文。」余先生一語道破熟能生巧的道理,寫作不見得有什麼捷徑。  遵守道地的中文語法,與詩文創作有衝突嗎?余先生表示,他對中文的態度因不同情況而有所分別。他以為一般人要把握中文的常態,寫出純粹的中文。「對創作來說,則容許試驗,不要以文法束縛詩和散文創作。我寫詩和某些散文比較放得開。有時則講究純粹的中文。」他舉例說,「『他是獨子』,犯不著像說英文,說『他是他的父親的唯一的兒子』。這樣很囉嗦。幾十年翻譯工作讓我比較看得透中文和英文,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頭三句的主詞都是『我』,第四句是『兄弟』。中文語法圓滿靈活。英語很多這類句式:I did this. We did that. They did something. 以英文句法寫詩沒有詩意,很多寫詩的人這點沒有想通。」三月無詩非詩人   余先生在最新詩集《藕神》序裏說﹕「只要一連三月無詩,就自覺已非詩人。」非詩人的感覺究竟是怎樣的呢?余先生說:「那就是普通人的感覺,而詩人就是神靈附體的感覺。」他說,像自己這個年紀的詩人,往往十年二十年沒寫詩了,例如瘂弦三四十年沒寫了,他一直希望他再寫。余先生為什麼可以持續不輟寫詩呢?是詩神特別眷顧嗎?陳芳明教授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在《編輯前言》中別有見地地指出:「他對詩神的緊跟不捨,也許沒有一位前輩、同輩、後輩足堪比擬。何其漫長的逐詩生涯,從此刻回首最初起點,幾乎看不見路的盡頭。出發之前,如果預見注定要畢生追求,任誰都會望途怯步。年輕時,余光中就已決心遠行,對文字藝術頗具信心。他曾經期待,每位讀者手上都捧著他的作品。這樣的自我許諾,很早就已實現。」而余先生則特別謙厚地說:「因為一直寫,一兩次失誤也無所謂了。如果三四十年不寫的話,忽然再寫,大家就會看自己寫得好不好,有沒有退步。一直寫一直發表,就無所謂了。」文類互通的創作   除了詩這扇窗戶,余先生還開了散文這扇窗戶。在第一本純散文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一九八六年)自序中,余先生正式提出「散文與詩是自己的雙目」,改變了早前視散文作「詩的副業」態度。他直言剛開始寫散文時,沒想到要經營這個文類,反正自然而然地寫,卻比詩寫得好。「現在詩寫不出就寫散文,散文寫得厭了就寫詩。這等於給寫作多開了一個窗口。何況我的散文裏有詩。我曾說過,我的詩不完全在詩裏,有一部分在散文裏;我的散文也不完全在散文裏,有一部分在我的論文裏。文類可以相通。」《四窟小記》裏有這樣一段話:「我曾說自己以樂為詩,以詩為文,以文為批評,以創作為翻譯。」這對於有志研究余先生作品的人而言,是重要的提示。  黃國彬教授評余先生的「大品」散文為余氏獨創,有以下特色:篇幅大,筆勢、想像有較大甚至極大的空間馳騁;奇特橫放,天風海雨式的想像;超卓的寫景技巧;大規模的文字熔冶和語言創新,包括節奏的實驗。而《何以解憂?》、《開卷如開芝麻門》不在大品之列,但把切身體會寫得動人曲折,溫暖幽默,而且有學者的氣度見識,比起用力搥打試驗文字更多了一份從容。回看自己不同風格的散文,余先生有偏愛嗎?他說:「都是自己的產品啊!當然也不會『貨品出門,恕不退貨』。早期年少氣盛,意氣自雄,飛揚跋扈,帶有實驗性,文法比較獨特,風格比較凌厲;中年以後寫了幽默的散文,也是一個特色,雖然不是主流,但也是常常寫的;此外講人情世故,這些散文裏有學者的味道,與五四以來梁實秋、錢鍾書等有相通之處。」余先生沒有直接回答偏好哪種散文,但詳細說明了散文題材和風格的開拓。也許正因為沒有偏好,才不至於自我局限,於是能夠不斷開拓創作天地。  余先生不但寫散文,還論散文,《散文的知性與感性——為蘇州大學「當代華文散文國際研討會」而作》(一九九四)是知性散文,而趣味盎然。文中的巧喻教人難忘:  許多出色的散文,常見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兩者之合,而非兩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無杆之旗正如無旗之杆,都飄揚不起來。  談到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余先生加以表示:「散文也有比較理性的,《古文觀止》一書裏,韓愈《原道》和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載道文章,但寫得很好,教人享受的美文有《桃花源記》、《阿房宮賦》和《秋聲賦》等,美文多是詩人寫的,這點很有趣。《古文觀止》裏詩人兼散文家很多,西方詩人則很少寫美文。」在《散文的知性與感性》裏已說明散文偏於理性的,把道理講得妙,富有理趣;偏於感情的,富有情趣,理趣情趣有時分不開,有時候看得出來,錢鍾書理趣勝情趣,梁實秋則情趣勝理趣。余先生再舉出:「沈從文也是富情趣的,像魯迅寫雜文,沈從文不寫,他的文章都是真性情的流露。」散文家的青眼   散文家的青眼投向哪些散文家呢?余先生回答問題前先作一段引言:「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家,沒有終身寫散文。我一直在寫,八十歲生日那天,發表了六七千字長散文《西灣落日圓》。像朱自清三十歲以後就沒寫散文了,轉寫論文與國學解說,他的散文寫作沒有全面展開。徐志摩則太早過世了,胡適寫水清無魚的文章,不大會寫美文。倒過來看齊白石、黃賓虹、李可染、林風眠等畫家,哪個不是畫到七八十歲的呢?又如黃賓虹的畫到了六十歲以後才有更大的進展。我覺得現代詩人比不上現代畫家。」引言說畢,徐徐揭開答案。余先生說香港董橋的散文很好,他的散文是一則則,短短的,有點像筆記;他學貫中西,很多題目都可以加以發揮,談得很細膩,出處很多。大陸余秋雨把小品散文拋開,寫大品散文、文化散文。在他之前一二十年,大陸最流行的散文家是秦牧和楊朔,他們只寫二千字以內的散文,而且是文以載道。余秋雨、汪曾祺的散文比建國以來和文革時期的散文好,擺脫了政治枷鎖。台灣王鼎鈞不追求美或纏綿,筆鋒陽剛簡潔,似老吏斷獄。再有張曉風散文多姿多采,富創意。余先生還說,大陸、香港、台灣散文的用語風格不同,香港作家英語意識很強,作家有英國文學背景,像西西、黃國彬、陶傑等人。台灣年輕一代與中年一代都有好的散文家,像鍾怡雯,軍人眷村出身的朱家姐妹、張大春等都不錯。何以解憂?   余先生一九九九年退休了,中山大學仍留他授課,保留他的研究室。目前他在校內只開一門翻譯課,三小時一口氣上完,負擔不重。但雜務很多,包括演講、接受訪問、上電視、擔任創作翻譯評審、簽寫作品轉載同意書等等。余先生有意寫南京和揚州的遊記,還有八月份與妻子、女兒同遊愛爾蘭和挪威的遊記,卻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可以坐下來寫。  身為作家和學者, 大家都關心他新的寫作計劃,可他無奈地說:「太忙了,由不得自己作主,沒有寫作計劃。只能在忙雜事的中間找時間寫作,有靈感來時就寫,不是有計劃地寫。」「余先生在香港的讀者分享會上說,不看韓劇和清宮劇可以多寫十本書,哪為什麼看?」他說那麼說只是和記者開玩笑。實際上,不看那麼多韓劇清宮劇,有可能多寫兩本書。一個人不能老是工作,所以看電視劇消遣消遣。那也是為古人擔憂,也替韓國人擔憂。古人有很多憂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所謂替古人擔憂說穿了當然是「莫須有」的說法,實際上是在消遣時刻忘掉自我,消憂解悶。伉儷互敬與互惜   聽余先生這麼說,與余先生相攜相伴一生的范我存女士心裏會對余先生倍加疼惜吧?訪問時,我存女士相隨相伴,這個情景許多人都很熟悉,像二○○七年余先生在城巿大學為崑曲《桃花扇》演講,我存女士也坐在前排座位靜聽。許多讀者都「熟悉」我存女士,因為她就是余先生詩文裏的「咪咪」、「宓宓」。余先生和我存女士常常聯袂出席文學活動,他們的興趣相當接近,愛好旅遊和藝術。我存女士在高雄巿立美術館當導覽義工,已經十三年了。余先生開車送她去上班,是「義工的義工」。去旅遊時,余先生開車,她拿地圖指示方向;她拍的照片在余先生寫遊記時常常很管用。我存女士是余先生的基本讀者,余先生的詩、散文、評論和翻譯她都拜讀。余先生出書時她也幫忙校對,《梵谷傳》翻譯手稿三十多萬字,是她抄寫的。「我們第一次見面在南京,我是大一學生,她則是初中生。後來到了台灣再見,」余先生輕柔地說。「他也是我的老師,有些事情不太知道就問他,」我存女士語氣篤定地說。  最多人向作家提問的是哪些問題呢?作家本身最樂意談什麼問題呢?許多人都不著邊際地瞎想過吧。到了最後,請余先生談談創作靈感,他說:「所謂靈感來的時候,就像冥冥之中神明給了暗示,比如有一個好題目或一兩個好句子自動出現,那就要把他抓住,而發展成作品則靠功力。開始的暗示難以掌握,它像天啟,說來就來。」靈感神秘飄忽,但練功卻是把握靈感的不二法門。(本刊編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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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詩人足以譯詩? (余光中)

  本文從譯詩的種種要訣談到無論什麼高手都無法譯出的詩。余光中教授一生寫詩、教英美詩,並且譯詩——寫詩一千首;教英美詩三十多年;譯詩四百首左右,包括把英美詩譯成中文,以及把中國古典詩詞、台灣詩人和自己的詩譯成英文。余教授談譯詩,不乏真知灼見。文章是翻譯研討會的講稿。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和英國華威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翻譯與比較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翻譯研究與漢英.英漢翻譯國際會議」(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邀請余教授作主要發言人。本刊刊載全文,與讀者分享余教授寶貴的譯詩心得。——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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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意味著什麼? 從改革開放談起 (王 蒙)

  本文是王蒙先生為了準備接受訪談而擬定的中文稿。縱談三十年改革開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意義,當代中國文壇有沒有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學是否落後於社會時代等豐富議題,內容彌足珍貴。訪談節目叫DIALOGUE——內地中央電視台第九台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增設的英語節目。——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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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走向別一路去」 (卷首語-潘耀明)

  流俗有見於中國不及西洋之處頗多……便以為西洋進步快,捷足先登,中國進步慢,遂致落伍。其實錯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向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到達。中國正是後一例。  以上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裏的話。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曲折崎嶇的。近一百多年來,國人一直在探索如何走向現代化。較早有康有為先生提出的「西體中用」,他在專著《大同》首先強調現代工業生產,將個人的自由、獨立思考作為未來社會追求的終極目標。但康有為卻「走向別一路去」,所以沒有成功。正如知名美學和思想家李澤厚指出,康有為的「西體中用」思想的嚴重缺陷,就在「他缺少了『轉換性創造』這一重要觀念。他沒認識『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應成為某種對世界具有重大貢獻的新事物的創造。即由『中用』所創造出的『西體』,不止於符合普通性的國際現代化準則或原理,而且將為此國際現代化(也就是今日的全球化吧)增添新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東西。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文化上。例如,家庭未必須廢,『公養』『公教』未必可行,而以家庭血緣情感紐帶為核心的儒家教義和由此而『充之四海』的仁愛情懷,如果去掉千年蒙上的塵垢污染和加以改造,未必不可以具有世界普遍性,未必不可以不亞於基督教而具有廣泛的倫理和美學的價值。」(1)  孫中山先生為了中國現代化,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綱領,可惜哲人早萎,他死於英年。他的繼承人蔣介石也沒有好好貫徹他的思想,以致半途而廢。到了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在中國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關頭,曾起過大作用,因此深得人心。但是後來他把中國封建的「帝王術」搬上政治舞台,大搞排除異己的運動和個人崇拜,如三反五反、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把中國老百姓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中包括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加撻伐,遂釀成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災難。  歷史的聚光燈最終凝聚在鄧小平的身上。鄧小平大手撇開過去一味糾纏的僵化政治理論,邁着步武,堅決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以經濟掛帥,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口號,重視實踐,反對「假大空」的理論,終於使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目標是明確了,路是走對了。正如杜導正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已經實踐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來當然也是問題叢生,困難重重。但此三十年與前三十年比較,放在一個甲子的歷史情境下認識,中國的進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艱難!」(2)  剛剛逝世不久的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以文明的框架詮釋了冷戰後的世界,他說:「未來中國將取代美國,在東亞成為支配國。」換言之,美國無法阻擋中國的騰飛,中國將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位置。  亨廷頓在二○○六年接受韓國媒體訪問時,被問及「大陸最終會不會轉變為西方式民主主義?」他說:「大陸在經濟、政治上正走向多元化。但不會是西方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民主主義』。一旦一個社會不斷發展、中產階級擴大等逐漸實現多元化,在政治體系中就要擴大更多的集團,比如企業家和工會等可以參與的機會。」  中國改革開放道路走了三十年,其業績有目共睹,但是以後的漫漫長路,將何去何從?杜導正說:「鄧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業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套亨廷頓的話是如何建立「中國式民主主義」。亨廷頓進一步表示:「……如果非西方社會想要實現現代化,它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並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傳統、體制和價值觀,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化。」  全盤西化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像鄰國的日本,中國如果充分利用自己的傳統、體制和價值觀,並且在這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嶄新的歷史起點、各種挑戰與危機中,把握機遇,相信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國式民主體制的。   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這是中共領導人值得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有道是「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3)海嘯風暴席捲全球,東方特別是中國內地影響較少,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相信最終也會渡過難關,香港也將迎來「萬物生光輝」(4)的春色。  本刊同人敬祝讀者、作者新春吉祥!注:(1)李澤厚:《漫說康有為》,本刊二○○六年五月號(2) 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本刊二○○九年二月號(3) 李白:《送郗昂謫巴中》(4) 樂府古辭:《長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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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選》翻譯員證陳伯達工作  回應戚本禹先生 (陳曉農)

  本刊二○○六年九月號刊登戚本禹的《〈毛澤東選集〉編輯過程紀事》,內容有關陳伯達是否參與《毛選》的編輯一事,引起陳伯達的兒子曉農的回應。戚、陳二人對陳伯達、田家英在《毛選》筆迹的看法,請參見二〇〇八年一月號和六月號的回應文章,客觀的手迹亦已刊載,孰是孰非,讀者自行判斷。以下節錄陳曉農新的回應。——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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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義」 (何尚斌)

  閱《明報月刊》,二○○八年十二月號許家屯的「社、資演變統一論」,二○○九年一月號尹振環的《毛澤東的皇權專制主義》,還有沈衛威的《胡適思想的力量》,很有味道。  主義,是一種理念的設計,要以實踐加以檢驗,需要時間。真理,確實來之不易啊。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推進」,實際上講的是相對真理與認識的「飛躍」概念。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調整」與「演變」,看來是必然趨勢和規律。  三篇文章中,對毛澤東的思想基礎的剖析很透徹。但對毛的迷信、只有在中國這一塊土壤裏才能植根。因此,中國只能改變「土質」,才能杜絕愚昧。胡適的「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就是實事求是,科學就是講實事求是。只有大量的實事才能驗證真理,而不是為了「真理」而去「尋找實事」,毛澤東的「厚古薄今」就是一例。嚴格來講,他研究科學的方法是錯誤的。他缺乏馬克思的學者風範,「資本論」是馬克思學說之中的成功例子。許家屯的「演變中的統一」是事實,至於未來是否達至「統一」,有這個歷史發展的趨向,但需要時間驗證。  胡錦濤講「科學發展觀」,方向是對的,但每一項具體的步驟需要驗證。中國有了發展的啟動力,尚缺對權力運行的制衡力,但目前採取的制衡力是自我制衡的方法而命名為「中國特色」,我認為不宜斷然否定,而要經時間的檢驗,再來一個三十年,看看怎樣再下論斷。  二十一世紀是「主義」驗證的時代,而不是「輸出」或「強者至上」的時代。  (作者是本刊香港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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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灼祥--人生小語

永遠的樹屋寫過一篇與樹屋有關的文章,是看過美國作家Naomi Wolf說她童年時,父親與她一起在後花園建造樹屋(Tree House)作出的回應。有六十八位小學同學為我這篇文章畫插圖,他們筆下的樹屋,可以用來上課、遊戲、睡覺、看星、看書、藏寶,小孩子十分嚮往那自由自在的天地。其實,「樹屋」可以是自己的房間、公園的草地、沙灘旁的長椅、咖啡室的一角。只要我們能悠然自得,享受獨處的樂趣,不用真的建一間樹屋。小孩子不一定能領略「樹屋」的深層意義,可以爬上樹,走進樹屋,走進一個屬於他們的世界,覺得好玩,便可以了。這一趟我得為小朋友在校園內尋找一棵大樹,為他們建造一個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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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對馬英九全面設防  「胡六點」的真意 (林泉忠)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三十周年之際,胡錦濤以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出席了最高級別的紀念會,並發表題為「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講話,引發海峽兩岸、港澳、海外僑社以及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被稱為「胡六點」的這次講話着實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三十年前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元旦,其時正是影響深遠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因此《告台灣同胞書》被視為確定改革開放時期北京對台政策基本方向的歷史性文件。其間,「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成為北京向台灣喊話的具體政策架構,並延續至今。胡錦濤如何在「新形勢」下評價過去三十年來的對台政策,可作為觀察中南海在新時代的對台政策上,是沿襲舊思維抑或展現新思路的重要依據。「舊瓶裝新酒」   胡錦濤講話中備受矚目的焦點,在於提出了六項對台政策方針。該六項呼籲的重點可歸納如下:  一、恪守「一個中國」。兩岸尚未統一,非領土與主權的分裂,而是內戰遺留下的政治對立。  二、兩岸可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探討兩岸與亞太經濟合作機制的銜接。  三、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可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  四、如民進黨改變台獨立場,大陸願正面回應。  五、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內耗,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可通過協商,作出安排。  六、兩岸可就統一之前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在「一中」基礎上,協商達成和平協議。  整體而言,「胡六點」可說是「舊瓶裝新酒」。  「胡六點」之所以「舊」,在於重提「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其實,近年來「一國兩制」已被束之高閣。而自從連戰於二○○五年歷史性訪問北京,開啓國共和解與合作新時代後,中南海深知國民黨不支持「一國兩制」,因此也不再提起,「五二○」後更是銷聲匿迹。因此,這次重提「一國兩制」,似乎有「走回頭路」的意味。  而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北京以「內外有別」方式處理「一中」,即在國際社會繼續強調「一個中國」,但是在與台灣交流時則避提「一中」,改提馬英九承認的「九二共識」。原因是馬英九堅持「一中各表」為「九二共識」的內涵,中南海為了避免要對「一中各表」表態,因此只提定義較為模糊的「九二共識」。  至於「和平統一」方面,自從二○○五年「胡連會」後,國共雖然在「反獨」立場上一致,卻未能在「統一」議題上達成共識。而馬英九上台後主張「不獨、不統、不武」,因此北京為了展示「擱置爭議」的姿態,遂只強調要「反獨」,而不再對台灣呼籲要「統一」了。中南海「剎車」的緣由   因此,「胡六點」承襲了自《告台灣同胞書》後三十年來「葉九條」、「鄧六點」、「江八點」的對台基本政策方向。而且,從二○○二年胡錦濤主政後在兩岸政策上的調整來看,「胡六點」的出台,標誌着北京有意在務實的兩岸政策上剎車。  無論如何,「胡六點」拾回用了三十年的「舊瓶」,是為了宣示北京的對台政策並不存在改弦更張的意圖,也揭示了中南海與台北總統府之間不僅在「擱置爭議」的內容與範圍上沒有共識,在台灣的定位上也仍未達成任何默契。那麼,北京為何要「剎車」呢?可以有兩種解讀。  其一,胡錦濤本無意在「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上作任何調整。近期北京對台灣避重就輕地處理「一個中國」與「和平統一」,純粹是策略上的運用,目的在於透過展示北京願意「擱置爭議」的誠意,迫使馬英九放棄挑戰北京的主權思維。但是這種解讀仍無法透徹地解釋北京擱置數年的「一國兩制」,為何在兩岸進入和解時期的今天卻大張旗鼓地重提。  另一種可能存在的解讀是,胡錦濤近年來推動的兩岸務實政策受到黨內保守派的反彈,胡為了避免下錯棋,影響其歷史地位,故緊急剎車。值得注意的是,在發表「胡六點」後,胡錦濤於翌日的全國政協新年茶話上,在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同時,也強調要堅持「江八點」。從這點也可看出江澤民勢力的影響仍然存在,使得胡必須顧及平衡。「胡六點」的新意   「胡六點」的思路主軸是全文出現了八次之多的「一個中國」原則。在此一原則下,「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可以簽署,「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可以安排,「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可以建立,「兩岸和平協議」可以協商。至於「一個中國」的內涵,是以「不造成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為準則,間接否定了馬英九政府「一中各表」與「互不否認」的主張。而在回應馬英九提倡的「外交休兵」與有關台灣的「外交空間」訴求上,「胡六點」中繼續使用「涉外事務」代替「外交」,也顯示了胡錦濤無意讓台北在期盼「不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或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問題上有任何幻想的空間。  誠然,「胡六點」並非一味地「堅守陣地」,也有「主動出擊」的表現。第六點提出了「兩岸可就統一之前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這是「胡六點」最有新意的地方。該新主張還作為「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以及其後的「協商達成和平協議」的前提。此一強調「先後有序」的安排,突顯了胡錦濤為了牢牢地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不願意在沒有獲得台北接受「一中」原則與確認「統一」目標前,就「和平」議題進行談判。換言之,北京以先討論統一前的政治關係為條件,迫使台北在北京設定的框架下進行政治談判,否則馬英九政府期待的「兩岸和平協議」可以免談。  對於將成為未來兩岸談判主題的「統一之前的政治關係」,「胡六點」還進一步作了設防。除了重複《反國家分裂法》中規範的兩岸現狀是「尚未統一、並非分裂」外,還加注了仍有待解決的「政治對立」是「內戰遺留下的」問題。此一注解,除了表明兩岸的未來只存在「統一」的選項,逼「五二○」後只提「不統」的馬英九回到「終極統一」的思路上之外,「內戰說」的提出間接否定了台北以社會主流意識的「台灣主體性」作為與北京談判的籌碼與正當性。馬英九有否反擊空間?   顯然,對馬英九全面設防的「胡六點」選在兩岸走向和解之際出台,對標榜「兩岸協商交流是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互不否認基礎下進行」的馬英九政府而言無疑是個當頭棒喝。然而,在錯愕與尷尬之餘,馬政府又能有多少反擊的空間?  「胡六點」出台後,台灣的在野勢力強力反彈,矛頭還指向「出賣台灣主權」的馬英九。  在立場尷尬的馬英九方面,首先是由總統府在記者會上強調「胡六點」「展現了新思維」,而馬英九本人則到了一月六日才姍姍來遲地作了謹慎的回應:「他針對我們提出的訴求做了一些具體回應。」顯然,為了維護自己所推動的「兩岸和解之路」的正當性,以及維持批駁民進黨失敗的兩岸政策,馬英九只能在處處針對自己而來的「胡六點」中積極尋找其中的「善意」。馬英九方面所指的「善意」,顯然是指中南海在「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以及「兩岸和平協議」議題上的回應。  不過,馬英九也表示還將「進一步了解『胡六點』在(對台)政策代表的含意」,只是即使確認了北京確實不存在「一中各表、互不否認」的認知,馬英九在有必要區隔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以及堅持「兩岸和解之路」正當性的時空下,顯然也很難作出撤回「非國與國關係論」或重開「重返聯合國」活動等「擱置主權爭議」的相關措施。  今年是牛年,「胡六點」的出台似乎意味着中南海將繼續牽着馬英九的鼻子走,而馬英九是否能做回選前瀟灑的「馬」,恐怕很難。(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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