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嗎?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各種紀念和解讀都會出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對五四的反傳統、反封建精神,海內外都出現了一些新質疑,大體可歸納為三類:  一類意見是學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認為:「創造新文化並不需要徹底地摧毀舊有的事物。剷除傳統中不合時宜及有害的成份,並不一定非完全否定傳統不可。傳統若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的符號及價值系統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會成為有利變遷的『種子』,在激烈變遷的同時仍可維持文化的認同。」應該說,從上個世紀「戰國策派」對五四運動的批判,到「新儒學」在中華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討的價值。在認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視野的同時,仍須對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化作深層內窺。  另一類意見是「中國特色」的,例如倡導「國學」的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認為:「我們國家的整個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經學就相當於國學。遺憾的是, 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其實蔡元培也不都是對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說得那麼神聖」。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廢止讀經反對尊孔,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倡「兼容並包」並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制度,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我國六十年來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蘇化」,如果為了反對五四前後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讀經」,難免有繼續為國愚民之嫌。  第三類意見出於信仰危機甚至逆反心態,具體表現在對魯迅的批評上。蓋因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出於宣傳需要,屏蔽陳獨秀、胡適的歷史貢獻,將魯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確代表;而多年的說教與社會現實形成悖論,理論上無法自圓,也導致對五四歷史及其思想遺產的鄙棄。從「反傳統」的意義而言,這類意見反倒像繼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不是封建傳統而是「革命傳統」。概念誤讀:
「新文化」和「五四」  或是出於習慣,或是出於宣傳需要,「新文化運動」經常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後者代替前者,或合稱 「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前者是後者的發生背景和思想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及其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發展並豐富了新文化運動。  對這兩個相互關聯的運動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種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中西文化對撞下思想啟蒙潮流的繼續,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反封建的思想脈絡越來越清晰具體。從政治解讀而言,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五四以後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陳獨秀為代表)積極投身政治,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也是主流意識形態所着力宣傳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換成了魯迅和毛澤東。  首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是孫中山,他在一九二○年提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並對此作了政治解讀。胡適也認為:「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他在一九六○年回顧這段歷史時又說,「五四本身決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它一方面幫助我們的文藝復興思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算是害了我們、這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啦,可以說變了質啦。」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君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權力消滅其他各方。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權力所消滅。屏蔽歷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關係,以及對兩者的過份政治化解讀,令這段歷史的研究走入了誤區,至今難以擺脫。近年有學者重倡文藝復興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權力怪獸關進籠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難。中共「不斷革命」 ﹕「殺子文化」在反右文革中借屍還魂   「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一直是文化論爭的焦點。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港版)中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且直指「六四」事件是「殺子的文化」。雖是極而言之,卻道破了中國封建文化扼殺民族創造力的特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長期教化與壓抑,培育了中國人平時順民、亂時暴民的「國民性」,並隨着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而引發社會危機。  自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傳統精神,既是對五千年封建「殺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誕生了一個造反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後,封建主義陰魂不散,從思想改造運動到反右,文革、五四運動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紛紛被推上祭壇,「殺子文化」在「不斷革命」的旗號之下借屍還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異端存在。「造神運動」造就了絕對的威權,也加劇了執政黨的內爭。以文化大革命名義發動的內亂,把中國變成了既殺父、又殺子,既互殺、又自殺的恐怖地獄,完全是文化的悖論。這場反文明的「社會實驗」,把八億中國人變成了實驗品。  文革失敗和毛澤東的死亡,令中國走出歷史噩夢,痛定思痛之際,「父權」與「子權」都無力相互對抗,達成了臨時妥協的默契,於是出現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權力的慣性不斷打破平衡,對「自由化」的討伐時斷時續,最終在一九八九年爆發了新一輪的對抗,「父權」的慘勝,中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也令「殺子文化」重新佔據了舞台。  中國何時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來的九十年間,仍是一道待解之題。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 俄國山寨版中國特色   中國的「文化醬缸」,足以令眾多的外來龍種變成蛆蟲。自從小學教師洪秀全附會西方的基督教教義,將一種外來宗教改造成毀滅文明倫理的邪教以來,將外來學說變成「中國特色」「山寨版教義」的改造從未停止過。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後,另一位小學教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發揚光大。  書寫中共的建黨歷史,必定追溯五四,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後正是各種思潮與主義風行的時代,其中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勝利,不僅仰仗老大哥的「輸出革命」,亦與儒家「大同學說」及中國人的「國民性」有很大關係,而白話文的推廣,也使革命學說變得更易於傳播。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儼然以正統自居。其實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寧主義,繼承更多的則是斯大林主義。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社會理想,自有其普世價值的成份,至今仍被歐洲的社會黨所繼承;而馬氏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則形成了「俄國山寨版」。這套「山寨版教義」及其體制已經在二十年前轟然倒塌,如今只殘存於個別集權國家。  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的,是「俄國山寨版」的「中國特色」變種,其間既有俄羅斯的黑暗專制,也有中國式秘密社會的「會黨政治」與改朝換代的「均貧富」口號。以「公有制」的名義,將全國財富變成權力團體的「血酬」,再將貧困平均分配給國人,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接下來的時代,是瘋狂攫取公共財富及其增值部分。從「均貧」到「貧富懸殊」,正是「山寨版教義」無法自圓其說之處。近年發動對「普世價值」的圍剿,更是與馬克思的初衷南轅北轍。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愛國主義,其後也不乏「山寨版」贋品:一面將數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揚「大國崛起」,選擇一些國際事端煽動排外情緒,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都是「山寨版愛國主義」的傑作。沉渣泛起: 「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讀經」  三十年間經濟發展有成,貧富差距懸殊,教義依舊定於一尊,文化失去創造力。面對普遍的信仰危機,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當陪祭。新的「尊孔讀經」明為文化時尚,骨子裏仍是維持穩定手段,以弘揚國學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實,「老調子」至今唱個沒完。  蔡元培民國元年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初,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不久再度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他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故各級學校不應祭孔。針對守舊派尊孔及「以孔教為國教」等主張,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倡議。在民智未開、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皆是保護少年兒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舉,但未見其有禁止大學講授經學的政令。他後來執掌北大,也是兼容新舊之學,提倡學術自由。「經學」與「讀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紀寶成校長指責「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據?  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並存,不可一概而論。洋人講「中國學」或「漢學」皆有科學定義,國人籠統以「國學」自詡,甚至將「經學」與「國學」混為一談,皆有偷換概念之嫌。文化學是一個大概念,其實無分中西。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巨子,都是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就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學風而論,胡適整理國故,得益於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蔡元培辦北大力倡「兼容並包」,才有了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代學術大師。  六十年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傳統文化在大陸一度瀕臨滅絕,淹留一脈孤懸台港海外。「新儒學」的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幾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陸「土法治學」,方能有所成就,學術環境視野使然也。當今日益浮躁的大陸學界,坐堂叫賣「國學」猶如藝場說書,但求名利雙收,何須真才實學?有望成為碩學鴻儒者,鳳毛麟角而已。  顧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孔子作為中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對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教定於一尊、實行文化專制的反動,縱有矯枉過正之處,其進步意義同樣不容抹殺。五四後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真反思與批判繼承。自宮儀式:高舉「五四旗幟」與閹割「五四精神」  中國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幾乎成了一種儀式化的活動,今年難免又要大辦。選擇這個日子清場,在紀念牌前大辦「成人禮」,堪與祭孔大典一比。高舉「五四旗幟」而閹割「五四精神」,實為當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託空言。中國在五四後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今日之中國,大師不出諾獎無緣,原因仍在體制對文化學術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賽先生」特蒙恩寵,躋身「發展觀」;「德先生」打入冷宮多年,方獲「好東西」名號。科學(science)一詞從被未嚴格定義過,有人將科學概括為「一種最逼近真理的盡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識體系,且是一項社會事業」。「山寨版教義」的自相矛盾之處,恰恰在於教義與社會實踐的悖離,提倡科學而無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會發展觀。  科學家可以從工程師中產生,但工程師未必能成為科學家,蓋因其缺乏創造性思維。在「工程師治國」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從造反革命黨到「維穩」執政黨的轉型也已完成,不變的是對權力的強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維護舊機器的運轉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術代科學的「技治主義」;在理論的科學創新上鮮有建樹,注重的是統治技術及機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產線式的應試教育禁錮青少年的思想,製造體制機器的標準配件;罔顧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用技術手段監控國人的思想言行;以強調「中國特色」為藉口,將「普世價值」作為異端來圍剿……;種種切切,皆是對「五四精神」的閹割,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九十年後環顧神州:孔店重開,「國民性」積習未除;五四已遠,新啟蒙仍須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賢們,尚饗!  二○○九年四月三日北京風雨讀書樓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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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中國  劉再復訪談錄 (姜異新)

  劉再復先生接受北京魯迅博物館姜異新博士的採訪,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作深入對談,劉先生既借用胡適的話指出五四啟蒙者「提倡有餘,建設不足」;又指出啟蒙者建立了自己獨特的話語譜系;學界喜歡談論周氏兄弟、陳獨秀、胡適等的共性,劉先生則分辨出他們的差異……。——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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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春氣息」到「中年危機」  五四之後的中國文學發展 (陳思和)

  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主潮幾乎十年換一代,每一代都是新人輩出。然而,八○年代出生的「八○後作家」,其作品完全在傳統規範以外生存,佔不了主流空間。本文別有見地展開自「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和文學主流」與「八○後作家」的對照觀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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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像西方文化那樣,給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帶來了如此的混亂。佛教及印度文化傳入中國後,非常貼切、生動地融於中國文化之中。雖然有禪宗的誕生,雖然有佛教刺激下,道教最終形成。但在傳統道德觀念上,政權結構上,都似乎沒有必要進行任何重大的再調整。然而西方文化像一場風暴,它的電閃雷鳴,襯出了傳統文化的巨大陰影。(1)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學生運動,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民族危機之中,中國長期積弱,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封建思想的陰魂在中國大地上散發出濃厚的腐朽氣味。正如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2)擺在有為的中國人面前,對中國舊文化的改造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與此同時,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刊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科學、自由、民主和反抗封建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中國知識界。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政治、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  近一百年來,國人都在民族危機下掙扎求存,從戊戌救亡圖存——辛亥民族民主革命——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中國知識界一直在進行不同程度的抗爭。  從文化意義而言,戊戌一代人進行了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同時也由梁啟超、嚴復、康有為、黃遵憲進行了文化的改良,形成了中國新文化的雛型;五四運動中,湧現了胡適、魯迅、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宗白華、葉聖陶,他們奠定了現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歷經一代人的努力。三十年代,老舍、沈從文、巴金、茅盾、路翎、戴望舒、馮至、卞之琳、曹禺、夏衍、田漢、徐悲鴻、林風眠、聶耳、冼星海成為中國嶄新文藝天空的炫目星斗,基本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新文化旗手,都是在傳統文化的薰染下,再吸納西方文化的養份,是中西文化碰撞後的產物。他們都割離不斷中國文化的根。  五四運動無疑建立了中國新文化,但它的催生者喊出徹底地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首先把祖先的文化連樹帶根刨掉——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也當糟粕一起給拋棄掉。這無疑是矯枉過正和政治化了。這是中國新文化的缺憾——一味鼓吹對西方文化橫的移植,排斥對傳統文化縱的繼承,使中國新文化發展到後來,頭重腳輕,產生了文化斷層。正如劉再復指出:「五四採用的不是『回歸希臘』的『復古』策略,而是『反古』策略:向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宣戰,旗幟鮮明地審判父輩文學與祖輩文化。」(3)  可悲的是,五四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即封建思想等同了,所以連「中國文化經典」也被踹踏了,流於形式主義。相反地,國人腦筋中真正的封建思想反而陰魂不散,成為後來毛澤東造神運動和專制獨裁的溫床,乃至更後來的反智行為如反右、文革的發生。中國封建的帝皇思想由毛澤東借屍還魂了!毛澤東以「馬克思無產階級思想代表」自居,對內進行殘酷的鬥爭,搞掉視為異己的革命同志、中國廣大知識分子,這才是中國的悲哀。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4)。五四已過去九十年,我們紀念它,為的也是反省它。它的反帝救國、科學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不朽的。我們冀望一個真正體現「科學民主」的中國到來。注:(1)周岩:《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九月(2)魯迅:《吶喊》(3)姜異新:《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中國——劉再復訪談錄》,本刊二○○九年五月號(4)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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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民偉--人生小語

成功與失敗﹕是命運的安排?還是人為的結果呢?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去分別「成與敗」的地位。同時另有一句箴言:「失敗乃成功之母」。我在商場奮鬥了五十五年,經過不少次奮鬥和失敗,仍不斷緊記着母校北京清華大學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努力創新思維,不怕艱苦。每次遭到失敗的時候,繼續努力,明察秋毫,深深了解「失敗乃成功之母」的真諦,不時提醒自己要為社會及人群作出貢獻。金融海嘯來臨之前,全球都瘋狂般的誇耀自己的成就和財富,擺出勝利者的姿態。現在面對大難臨頭之際,如夢初醒,我真想問一句:「為什麼沒有想到積穀防飢」這一句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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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奧會後的中美關係 (楊力宇)

  在卡特總統任內,美國於一九七九年正式與中國建交。此後美國歷任總統(包括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及小布殊)在競選期間及就任之初,除老布殊外(因他曾擔任駐華的美國代表,具有相當深厚的中國情懷),均嚴厲批評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及對台灣的威脅,中美關係出現倒退現象。但他們上任一兩年後認識到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因而戲劇性地改變政策,積極與中國合作,並大力改善雙方的關係。  奧巴馬為民主黨內年輕一代的開明派,並無沉重的歷史包袱,也無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今年一月二十日就職後完全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對中國的人權紀錄也只提出溫和、例行式的批評,但卻強調與北京合作的重要性。他認識到,中國全方位的崛起及經濟實力對美國的重要性,因而迅速同意在倫敦(第二次二十國集團金融高峰會議)於四月一日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會談,並分別發表相當友好且具建設性的聲明,中美關係並未如過去列根、克林頓及小布殊就任初期之大倒退。會談有共識 奧巴馬訪華  美方的聲明透露了多項雙方的共識:  ——誓言攜手振興全球經濟,恢復全球經濟穩定成長,反對保護主義,並強化國際財金體系,防止類似金融危機再度出現。  ——同意建立一個正面、合作與全面的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並在所有層面上,維持、強化中美各方面的交流,全面提升兩國關係,強化財經合作。  ——同意建立新的「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機制,每年舉行一次,首次將於今夏在華盛頓舉行。  ——恢復及擴展反擴散(指殺傷力強大的武器,如核武及生武)及其他國際安全議題的協商,且有意盡快恢復人權對話。  ——同意持續中美軍事交流。  ——同意維持密切溝通與協調,共同處理衝突,並降低引起全球和區域不穩定的緊張,包括朝鮮半島無核化、伊朗核武議題、蘇丹人權議題以及南亞局勢等。雙方也同意強化政策對話與建構在「中美十年能源與氣候合作架構」上的能源、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務實合作。  此外,奧巴馬已接受胡錦濤的邀請,今年下半年訪華。美方聲明未提台灣   至於中方的聲明,比較詳盡,內容與美方聲明一致,但卻有一不同之處:美方未提台灣問題,中方則引述胡錦濤的聲明:「尊重和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是確保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  此外,胡錦濤亦指出,當前台海局勢繼續緩和改善,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軌道。無論台海局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反對「一中一台」與「兩個中國」。胡錦濤的說詞顯示中國對台灣問題之重視。從戰略高度推動合作   胡奧會談達成廣泛、明確、具體的共識,會後所發表的聲明透露了甚多重要信息。  兩位領導人均從戰略高度來推動雙方全方位的合作。奧巴馬採行務實、理性政策,不提台灣及人權問題,不使這兩項分歧影響中美關係,但胡錦濤強調台灣問題的重要性、敏感性,奧巴馬未表異議,只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甚至未提「台灣關係法」,但並未傷害台灣的利益,也未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讓步。其實,奧巴馬並未放棄自由、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  可以看到,奧巴馬已真正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實力,因而誠摰表示願與中國合作,共同振興全球經濟;胡錦濤也務實地認識到美國雖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困境,但美國全球財金霸主的地位難以撼動,因而並未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也未批判美國的財金體系和制度及其問題。顯見,胡奧均體認到中美在多項領域中對彼此的需要,因而採行全方位的合作及互利雙贏政策。  此外,奧巴馬也已認識到,在反恐、反擴散、全球金融危機等問題上中國可擔當的關鍵角色,胡錦濤也深知與美國的全面合作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戰略夥伴關係」  中美於一九七九年正式建交,現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影響雙方關係的兩大因素為台灣問題及中國對人權、自由的箝制。建交後的美國歷任總統(除老布殊外)均曾強調台灣問題及中國的人權問題,但對此兩大問題,奧巴馬均予以淡化,因他堅持中美合作非常重要,不應被其他問題干擾,他無意打「台灣牌」,更無意跟隨小布殊之後推動「人權外交」及「民主外交」。  胡奧會談的成果深化中美的建設性合作關係,未來(特別是今年下半年奧巴馬訪華之時)雙方應可從建設性關係提升至戰略伙伴關係。  因此,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應可審慎樂觀,但雙方仍有某些矛盾。美國為現今全球唯一的超強,中國雖國內問題仍多,但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科技、太空等方面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甚多西方專家認為中國的國力、潛力及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已超越英、法、日、德四國,顯然穩居僅次於美、俄的地位。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迥異,國家利益也不完全一致,意識形態也多差異,未來必有矛盾。美國反對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中國也不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今年三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代表中共在人大會議宣示,中國決不推動多黨通過選舉輪流執政的西式(也是美式)民主體制。  然而,中美雙方雖有某些矛盾,但雙方均不會允許這些矛盾影響雙方的互利雙贏的廣泛合作——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及相互尊重實是雙方的共識,中美關係的前景因而應可樂觀。(作者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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