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聞乘化重悲憂 (饒宗頤 撰、鄭煒明 注)

  季羨林先生輓詩次杜甫長沙送李十一銜韻  遙睇燕雲十六州,  商量舊學幾經秋。  榜加糖法成專史,  彌勒奇書釋佉樓。  史詩全譯駭魯迅,  釋老淵源正魏收。  南北齊名真忝竊,  乍聞乘化重悲憂。  愚弟饒宗頤敬輓補 記  饒師步杜甫詩韻以成此輓季老之作。步前人韻以成一己詩詞之作,實乃饒師常用手法之一。饒師在詩中第七句更借用了杜甫原詩第七句的「齊名真忝竊」,以示謙遜。季老在學術史上有二事:一為撰成鉅著《糖史》,二為研譯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即指季老的名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此二事學術界人所共知,饒師更曾以「人所不能為」一語來稱頌季老這兩方面的學術貢獻。榜加,印度北部有龐加灣、龐加省,應即指此;佉樓,即佉盧文,亦即吐火羅文。這是饒師第三、四句詩的意思。印度有兩大史詩是魯迅極為稱頌的,但一向缺乏好而全的中文譯本,季老後來將其中之一的《羅摩衍那》全部翻譯成中文,因有「駭魯迅」之句。至於「正魏收」一句,實指季老一九九〇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一書,謂其中有很多發見,可訂正北齊時期著名史學家魏收(五〇六—五七二)所著的《魏書.釋老志》。這是饒師第五、六句詩的意思。最後一句中「乘化」一詞,典出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之「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當然亦暗含饒師與大家互勉的順自然、超生死的達觀思想;至於「重悲憂」,饒師的意思是悲老成之凋謝,而憂來者之難繼。(饒宗頤是國學大師、本刊顧問。鄭煒明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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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孤獨的信念」 (卷首語-潘耀明)

  我孤獨,是因為我感到,自己已屆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個人踽踽獨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樹葉,逐漸飄零。(1)  自喻「孤獨老人」的季羨林先生,以九十八歲高齡,瀟灑地走了(他在無病痛中猝然而逝),為世人劃出一道奇異的霞彩。  季先生自稱「孤獨」,因為在溷濁的世道中,他是一個清醒者。芸芸眾生我獨醒,其寂寞的心態可想而知。  季先生的寂寞感,帶有滄桑的況味,也是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共同心境和遭際:年少勤奮向學,青年負笈國外,研修學問,學成歸來。老一輩知識分子像季先生一樣,生於患難,長於瀕臨國破家亡邊緣的時代,他們懷着一腔熱血,以為可以學以致用,藉以報國。曾幾何時,歡欣鼓舞,迎來中國解放,卻歷經政治運動,被整治得死去活來;空有滿腹經綸,報國無門,卻要向工農兵學習,進行勞動改造,被迫改行幹農活、粗活,浪擲光陰,斯人獨憔悴。  季先生之孤獨,因為他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文革時北京大學生受江青指使,鬧得天翻地覆,他不過說了一句戲語:「江青同志給新北大公社扎嗎啡針」,季先生從此便被揪鬥不止。  季先生事後回憶起在北大被批鬥後遊街示眾,猶有餘悸——  英雄們(編按:指紅衛兵)讓我站在正中間,仍然是一邊一個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敢看。只覺得馬路兩旁擠滿了人。有人用石頭向我投擲,打到我的頭上,打到我的臉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覺得有一千隻手揮動在我的頭頂上,有一千隻腳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張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車只是向前開動。開到什麼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2)  與其他文化人一樣,被批鬥遊街示眾後,季先生便被關押在「牛棚」,為了那一句諷刺江青的話,被紅衛兵誣衊「與特務機構往來」,受盡凌辱和皮肉之痛。季先生沒有倒下,因為他有一個信念:邪不能勝正。他寫道,在受批鬥的時候,「我咬緊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無論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則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3)  季先生在文革和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中,卻保持了清醒頭腦和豁達,這就是「孤獨的信念」所致。他在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中仍堅持研究學問;在文革中,他歷經磨難,仍偷偷翻譯篇幅宏大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  季先生把他在文革的遭際和孤獨的思考都深埋在心裏,他盼望有一天把他的經歷「和盤托出」,「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着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4)  文革過去,季先生日盼夜盼,終於盼到了政治較寬鬆的年代。那是一九九二年,他以耄期之年,開始執筆撰寫《牛棚雜憶》,六年後的一九九八年,才得以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的《自序》中,季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人深思: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牠餓,牠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裏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5)  季先生寫道:「中國古來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幹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6)季先生認為許多在當年受迫害中的人已經如深秋的樹葉,漸趨凋零,所以他呼籲受害者應寫出來,「或者口述讓別人寫……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7)  文革近年一向被中共官方視為敏感事件,特別是如季先生那樣直面慘淡的人生和嫉惡如仇的筆致,由黨校出版社予以出版,是否能陸續有來?按季先生的「孤獨的信念」,應該是可期的,正如印度詩人泰戈爾曾指出:「信念是鳥,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際,感覺到了光明,唱出了歌。」(8)注:(1)(2)(3)(4)(5)(6)(7)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8)泰戈爾:《流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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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只不過換了一個角度而已》 (謝 豹)

  《明報月刊》七月號陶傑的文章《只不過換了一個角度而已》(以下簡稱《角度》)有幾處可以商榷的地方。  《角度》說《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只有三十九歲」,但根據網站「中國影視資料館」,陸川出生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http://www.cnmdb.com/name/8416/) 。 如果這個網站的資料正確,今年七月,陸川還不到三十八歲半,不是三十九歲。說電影《紅日》是描寫淮海戰役的。這不是事實。《紅日》描寫的是孟良崮戰役。說哥白尼和伽利略想換一個角度來探討「地球的存在」,其實他們探討的是地球環繞太陽的運動。牛頓的一大貢獻是提出物體的運動定律,陶傑不會認為牛頓是研究「存在」的吧?  《角度》舉出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等科學家,說「硬是有那麼多不畏死亡的孤獨者要『換一個角度』探討真相和真理」,令人以為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都為了探索真理,踽踽獨行,不畏死亡。事實是怎麼樣的呢?哥白尼沒受過迫害,他的傳世著作《天體運行論》刊行問世,據說趕及在他彌留時送到他手裏。此書出版後沒引起很大爭論,直到哥白尼死後許多年才遭到教會中人批評。達爾文功成名就,進化論在他生前廣受科學界和公眾接納。他死後國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與一眾偉人為伍,況且整個十九世紀,英國國葬的人除了王室成員以外只有五個人,達爾文是其中之一,真可謂生榮死哀,怎麼也不能稱他為「孤獨者」。在前述三個人之中,伽利略的命運最可悲。他被宗教法庭審訊,被迫否定自己的理論,由此可見,他畏懼死亡。然而畏死是人之常情,無損於伽利略身為科學泰斗的地位。  《角度》說「一九五九年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大謬不然。人類第一次登上月球是在一九六九年。接着引述的名言「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請讀者找最近常見於報章的原話或翻譯來對比一下。  在下一段中,筆者讀到了令人心寒的怪論:「片中遭到日軍強姦的『慰安婦』,大多面目娟秀,有一兩位還讓人覺得如果跟英俊的角川配對,甚至是『金童玉女』的『天作之合』,日軍畢竟不那麼『禽獸』了,倒有點『人之常情』。」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在《南京!南京!》中遭到日軍強姦的慰安婦大多面貌醜陋,日軍就是「禽獸」了嗎?陶傑是否認為強姦「面目娟秀」的「玉女」是人之常情?   全文最後一句既是奇談怪論也與文章前部分矛盾:「在歐洲,對於世界與人類起源的探索,換了一個角度,就讓歐洲從黑暗時代進化到文藝復興,從獵巫和火燒異端的中世紀進化到一個人文和科學兩豐收的真正盛世。」達爾文是十九世紀的人,陶傑是否認為文藝復興開始於十九世紀?如果不是,文藝復興之前或初期是誰「換了一個角度」來探索人類起源的?他的探索有什麼成果?達爾文理應生活在陶傑說的「盛世」裏,那為什麼他是「不畏死亡的孤獨者呢」?哥白尼、伽利略「換了一個角度」,文藝復興卻在他們之前已經開始了,例如文藝復興的巨人達芬奇比哥白尼大二十一年,比伽利略早一百多年出生。火燒異端則不僅在中世紀才發生,如果伽利略拒不認錯,遭到火刑也說不定。他的同代人布魯諾就是因為犯了「異端邪說罪」死於火刑柱上。  最後要指出,「換了一個角度」不是萬能的,得看是什麼角度。「換了一個角度」也能使人走上歧途。歐洲陷入「黑暗時代」,不也是「換了一個角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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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敦仁--人生小語

我始終相信:今天的光輝,就是明天的歷史,也是未來被遺忘的陳迹。取得光輝,就如同喝了濃郁的烈酒,飄飄然的,一旦上了癮,將是無窮盡的追逐。我喜歡喝茶,茶裏有淡淡的乾坤。端著茶,仰望天空,看雲彩的變幻,或是藍天白雲,或是烏雲籠罩。而那最動人的燦爛夕陽邊的晚霞告訴我,它就如同人最喜愛捕捉的光輝,雖然遙不可及,卻充滿著狐媚的誘力,遺憾的是它稍縱即逝。於是我端著一杯清茶,在燦爛的陽光下,舉首仰望那淡淡的白雲,它如同人生道路上的知己,在我耳邊輕輕低吟:把握自我,珍惜眼前,世間的一切就如同我一樣,永遠是那樣的平平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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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腳下的「和諧」如何構築?  看新疆騷亂的本質 (林泉忠)

  針對七月五日至七日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發生的維漢之間的暴力衝突事件,中國政府在處理手法上沿用了去年西藏事件以及過往類似事件的模式,其特徵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中國政府將事件的性質定性為「打砸搶事件」,既是為了不願意承認在其治理下所存在的民族矛盾,以迴避追究其民族政策失敗的責任,也是為了維護政府武力鎮壓的正當性;二、將事件的起因歸咎於境外勢力的策劃,轉移人們的視線,從而淡化新疆本土維漢之間的內在問題;三、嚴格限制包括互聯網的相關信息,除了是為了避免事態的進一步擴大外,更是為了藉此掌握對事件的話語權。然而,此三種做法是否有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更值得探討。  首先,看看迴避民族矛盾與民族政策的責任方面,政府媒體在報道事件過程時,突顯維族的暴力行徑,對暴力化之前的和平遊行以及武警的鎮壓則沒有如實報道,也對事件起因的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維漢群毆導致維族工人死亡事件輕描淡寫。另一方面,官方傳媒所展示的圖片與畫面,強調「七五事件」中維族對漢族所施行的暴力,卻極少提及七月七日憤怒的漢人持械群起報復維族的場面。如此對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免被批評為缺乏平衡,未能有效主導國際社會的輿論走向,更重要的是無助消除維人對漢人的不信任,甚至成為激化矛盾的新原因。為熱比婭造勢   至於境外勢力介入的說辭方面,由於沒有即時呈現確鑿的證據,因此在左右境外輿論的導向上力度不足。而在沒有承認民族政策失敗與表示反省姿態的同時,強調熱比婭是幕後策劃者,不僅有轉移問題焦點之嫌,更似乎造成了反效果。眾所周知,與西藏不同,新疆向來缺乏像達賴喇嘛這樣在西藏社會內部具凝聚力、同時在國際社會又備受推崇的領袖人物。而中國媒體大幅報道熱比婭是主謀的官方指摘,反而免費為熱比婭「賣廣告」,不僅為熱比婭成為維族的新領袖造勢,還很可能因此使原來相對鬆散的維族反抗勢力得以更有效地凝聚。  新疆騷亂發生後,在七月六日和七日,官方並沒有全面封殺相關信息,使國內仍有可能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官方以外的資訊。然而到了八日,一些主要社交信息網,如飯否網(fanfou.com)、Facebook、Twitter,以及許多原來還未被封閉的境外媒體網站也遭到屏閉。封鎖消息固然能在快速穩定局勢方面起到一定的效果,然而這種「維穩」手段似乎也未能獲得當下廣大漢族民眾的認同。事實上,近年來國內的群體事件一起接一起,網民普遍對官方慣用的封鎖消息手法多有不滿。同時,這種限制信息流通的手段,只會增加國際輿論質疑中國官方在處理事件上的合理性。經濟掛帥下的盲點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民族問題有如冷戰時期的南斯拉夫一樣,相對平穩。然而,一九八○年代後,隨著舊有體制的鬆動,中國社會的各種內部矛盾逐漸浮出水面,民族問題便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然而,此一時期中國政府在應對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問題的思維上長期存在兩大盲點。  首先,在經濟掛帥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經濟支援成為民族地區「維穩」的主軸。政府透過大量的資金與人力的投入,使得烏魯木齊高樓聳立,市中心一片繁榮景象。無論是政府還是一般漢人的思維,似乎都一致認為經濟繁榮是解決民族問題的良方。「七五事件」的第二天,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展示了一組輝煌的數據:「三十年來,新疆的國民經濟以年均百分之十點三的速度增長。去年,新疆工業增加值達一千七百九十點七億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百七十四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十六點六倍;糧食產量突破一千萬噸,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十一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一點八倍,人均糧食佔有量超過全國平均水準……。」  此一做法,與去年西藏事件後國內媒體的文宣攻勢同出一轍。然而,正如網絡上漢人網民之間常見的一種言論一樣:「為什麼我們對西藏新疆投放了那麼多財力物力,他們還是不高興?」這正是政府與國內許多漢人思維的盲點所在。  其實,除了在經濟上軌道後面對自由、人權、民主的需求外,少數民族還面對著主流民族的漢族所沒有的民族文化的危機感。維族人的文化危機感   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狀況雷同,新疆的維族所面對的文化危機源自於市場開放之後所帶來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兩方面。  首先,隨著經濟活動日益增多,人口也快速流動。一部分維族人到了沿海地區謀生,而更多的漢人則為了尋找商機而擁入了新疆。一九四九年當時的漢族人口只佔新疆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現在已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一。千百年來在這片土地上一直是大多數的維族,現在卻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這成為維族人長久以來的心病。正如其他少數民族一樣,雖然維吾爾語是民族語言,但是維語在新疆卻不是強勢語言。事實上,不僅漢人從不學習維吾爾語,在小學和中學的維語也逐漸淡出,而大學則幾乎已斷絕了維語。  再者,市場經濟的開放,也導致維族子弟為了找到條件較好的工作,只得將精力投注在漢語的學習上。如此一來,維族所面臨的喪失民族文化的危機意識也就日漸增大了。  政府對宗教管理過嚴也是維族對自身文化產生危機感的另一個原因。著有《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的王力雄在做田野調查時曾到訪蘇巴什古城附近的一條維吾爾村莊,他在鄉村學校牆上的宣傳板上,看到了被指為「非法宗教活動」的法條,其中包括私辦經文學校、按傳統方式主持婚禮、縱容學生禮拜、以傳統方式干預社會生活、在官方之外組織朝覲、擅自興建宗教場所、沒有官方證書主持宗教活動、跨地區宗教活動、印發宗教宣傳品、接受國外宗教捐贈、到國外進行宗教活動、隨意發展教徒等等。在如此嚴厲的宗教政策下,不得不承認「宗教自由」只是虛有其表。  中國政府在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上的另一個盲點,是不願意坦承中國存在民族問題。然而,這次騷亂明明白白地揭示了維族與漢族的矛盾確實存在。事實上,即使是遠在沿海地區的漢人,因改革開放後部分維族到沿海等城市謀生,而與維族有了一定的接觸,然而在這些漢族之間所傳遞的維族形象,幾乎清一色是「野蠻」、「可怕」、「最好遠離」。可想而知,維漢的隔閡早已跨越天山,擴大到以漢人為主的華東華南等地區。民族新思維刻不容緩   正因為政府長久以來不願承認民族矛盾的存在,因此在處理涉及民族的問題時,基本思維仍停留在以自己為本位的「民族工作」上。然而,經過了這次烏魯木齊的維漢衝突事件,應是時候以全新的思維,重新制訂以尊重少數民族利益為本位的民族政策。 在此一方向上,筆者以為改善新疆的民族問題可以在幾個地方著力。  第一,由於維漢的人口相若,可以考慮在新疆範圍內實施仿效加拿大魁北克等地區的雙語政策,將維吾爾語在新疆提升為與漢語同等地位的語言。在過渡期過後,所有的政府部門、公共設施都要嚴格執行。如此一來,不僅維族需要學漢語,漢族也應學習維吾爾語。  第二,重新制訂照顧弱勢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使不懂漢語、競爭力較低的維族人並不因漢人的擁入而失去基本的安樂生活。  第三,在落實宗教自由的政策上,重點應放在減少干涉少數民族的宗教活動。  第四,在分享政治與人事資源上,漢族、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應落實真正的平等。因此,維族人只能擔任第二把手的自治區主席,而永遠不能問鼎自治區書記的鐵律應該打破。  第五,「新疆」(新的疆土)的稱呼是以漢人思維為本位的產物,常遭維族人詬病,可考慮更換。  多民族國家在當下的世界比比皆是,各國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既有失敗的例子,也有成功的典範。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與社會流動的加速,不難預測中國未來的民族問題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如何打破漢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桎梏,制訂到位的民族政策,取代以漢人為本位、武力為後盾的舊思維,刻不容緩。  (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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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的民族政策與問題 (楊力宇)

  多年來北京政府與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與維吾爾族)始終存在嚴重的矛盾。去年三月爆發了拉薩騷亂事件,今年又發生更為嚴重的「七五事件」,其間胡錦濤更兼程從意大利返國,親自處理。現烏魯木齊雖大致恢復平靜,但各種矛盾與問題仍然存在。作者透視、分析中國的民族政策及有關問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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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我們與曉波同在 (陳子明)

  北京市公安局在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劉曉波,相信跟劉曉波發起《○八憲章》有關。作者分析,《○八憲章》的內容「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有過系統的闡述」,認為北京拘捕劉曉波,還是與「六五二一」(建國六十周年、達賴喇嘛流亡海外五十周年、「六四」二十周年和法輪功事件十周年)有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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