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杜導正) 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序言(最後定稿)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趙紫陽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隨後,「動亂」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發展為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  「六四」後,中共中央三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  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  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第三次,聽說又要來人談話,且傳來有些國家級領導人要求立刻公審趙紫陽的消息。這期間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六四」開槍,不管怎麼說,這在歷史上是不能容忍的。我在這個位置上不能同意。現在三次要求我做檢查,我的意思是決不後退,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他的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與兒子女兒配偶,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選擇的歷史性決定。「你有責任寫。」   「六四」後,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一九九二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人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寫個提綱,我們提問,他來回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有關材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我近年也草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起初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他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錄音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把筆錄改成了錄音。  後來,杜星垣有事不常來了,我們三個人幹。再後來,姚錫華身體差些,有時也不來了,我和蕭洪達兩個人去趙家談和錄音。後來經常是我一個人去。再到後來,我對趙紫陽說,你自己就對著錄音機這麼講吧。這項工作斷斷續續做了九年,從一九九二年到二○○○年,總共用了十六盤錄音帶,談話三十一次,其中,二○○○年一年就有十二次。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裏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隨後,姚錫華把錄音整理成文字,大約十二萬字。為了躲避可能的政治風險,我們將錄音和文字複製了三套,趙紫陽一套,姚錫華一套,我一套。後來,這些資料都陸續集中到趙家了。糾正「六四」的誤傳和歪曲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由他子女操辦出版的,只將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翻成文字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在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裏,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敍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失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再到副總理,總理,一路幹上來的。過去他讀書不算多,不及胡耀邦。「六四」後有時間了,他開始大量讀書,同時,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記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回盪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古今中外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裏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是,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至於如何評價,則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自喊「打倒趙紫陽」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能公正地站出來,沒有講過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候,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一九六六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續志先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對他做噴氣式拷打,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的口號,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一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怕是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國內佳話。繼承遺志 推動政改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決不妥協決不屈膝決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二○○五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做出幾句評價,說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的改變,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的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三年半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當然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吶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  (作者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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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導正有關趙紫陽錄音回憶錄的說明

  摘錄:有關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我聽友人很粗略介紹了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的標題、插題和序言,給我不準確的印象是其前言和序言、其標題和插題中有關趙紫陽看問題的態度、立場和角度,跟我們曾參與錄音的老同志聽到的看法說法不夠一致,似乎攙雜了譯者、編者以及作序者個人的若干情緒和觀點。我們聽到和整理出來的趙紫陽錄音,他的態度是盡力客觀的,冷靜的,平和的,善意的。譬如,對鄧小平的評價,他始終是崇敬鄧小平的,他始終是肯定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與他自己只是鄧的左膀右臂。如果英文版序言與標題真的那麼誇張趙個人的功績,是不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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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回天 放棄權位 自我犧牲  追憶與趙紫陽的談話及評比鄧、胡、趙 (楊力宇)

  八○年代作者曾三次與趙紫陽談話,其民主風範與政治理念令作者印象深刻。一九八九年「六四」前作者曾分別致函鄧小平及趙紫陽,對解決天安門學生民運提出上中下三策,鄧小平竟然動用武力,採用下下策;趙紫陽無力回天,但堅持上策,放棄權位,寧願下台。——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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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 (陳子明)

  「六四」事件後,被官方打成「六四黑手」,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的著名不同政見者陳子明,在「六四」二十周年的今天,特撰文揭開當年的政治黑幕,對當局指控他的五條罪狀一一反駁,文章並揭露起訴過程中,當局如何篡改事實、亂扣帽子,以圖令他入獄的經過。——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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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權四年二百萬人喪生  審判紅色高棉的啟示 (陳 彥)

  二○○九年二月十七日,柬埔寨國際特別法庭在金邊開庭,拉開了國際社會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的歷史大幕。不過,筆者以為,由於金融危機的衝擊,也由於資訊爆炸所造成的短視,輿論——尤其是亞洲,遠沒有充分重視柬特別法庭對紅色高棉的審判,也因此忽略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於印支土地上的這一場堪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相比的人類大災難。筆者於四月初專程越洋來到審判紅色高棉法庭現場,見證這一歷史事件,也走訪了部分當年的倖存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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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 (卷首語-潘耀明)

  中國共產黨的元魁劉少奇被打倒時,講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這句話有點悲壯。這是劉少奇被屈辱和嚴酷拷打至死前,迸出的一句富有人性的話。在一個專制政權操控下的社會,歷史是官方寫的;在一個公開的社會,歷史可以由人民來寫,但也有不一定由代表人民的立場史家來寫。所以胡適曾感慨地說:「歷史像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怎樣打扮她就怎樣打扮她。」(2)  以五四為例,已過去九十年了,但要找一部真正是「人民寫」的五四歷史,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大前年逝世的周策縱教授撰的《五四運動史》英文版應該是其中一部接近歷史真相、可稱「人民寫」的史書。可惜其中文譯本只出版了上冊,下冊迄今未能正式出版(之前台灣出過全譯本,但並未經周教授認可)。他曾向我表示,他對上冊的翻譯並不滿意,一直以來他還未找到好的譯者可以勝任。可見作為史家的他的嚴謹態度。周教授曾指出:「我們必須把五四當成一個複雜的歷史『階段』來看,決不能只着眼於一天或一兩個月的遊行示威活動,不然,就無法認清這一歷史事件的真面目和真精神,也無法了解這個時代。……」(3)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但五四這個少女,仍然由不同的立場的大小史家進行不同的打扮。周教授曾力排眾議,針對當政者把五四學生運動說成左傾的學生運動和是信奉馬列主義者所為,他指出:「五四遊行時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傾向民主自由思想方面的,極少數思想行動最激烈的學生也多只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工團主義者,更溫和而較多的則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而不是馬列主義者。那時中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存在。」(4)  周教授指出,當一九一九年五月學生遊行示威正掀起高潮期,李大釗還在《新青年》月刊說,「馬克思主義有缺點,應該修正,人們不可全部永遠接受它。」(5)李大釗這番話,過去一直人為地被掩藏。周教授稱之為「金屋藏嬌法」,即把五四原始資料封鎖關閉起來。  周教授指出,說五四是由十月革命引起的,是有意把五四裝飾成紅色娘子軍。周教授認為任何試圖裝飾五四的行為,都是不對的,應該以「說真話」的態度來寫五四運動,所以他力促公開五四全部資料,讓有心者去研究,並作出公正的評價。對於歷史的東西,周教授認為要抱着存疑的態度,才不為所惑。  今年是八九民運二十周年。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為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所寫的序言題目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寓意目下「六四」還是由中國官方寫的歷史,人民寫的「六四」真相的歷史還未出現。坊間寫的「六四」歷史不少,也是屬於野史居多,正所謂沙塵滾滾,泥沙俱下,有多少構成真正史實,也難以定論。相對五四運動的九十年,「六四」只有二十年歷史,五四運動尚難釐清真正的歷史問題,更遑論只有二十年歷史的「六四」。  相反地,以社會運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則往往比人民寫的歷史容易寫得多。所以五四運動後湧現出大批新文學作品,文化大革命後也產生了大批的傷痕文學。以「六四」為題材的「六四文學」(暫名)也剛剛起步。月前在日本獲悉一部以「六四」為題材的小說獲得日本的文學大獎——第一百三十九屆芥川文學獎,作者是旅日中國作家楊逸,書名為《印證時代的清晨》。以日本著名文學家芥川龍之介冠名的芥川文學獎初設於一九三五年,目的是為了培養發掘純文學新作家,由日本文學振興會審查,每年舉行兩次評選活動。在長達七十多年的芥川文學獎歷史中,非日語母語的外國人獲此殊榮尚屬首次。  文學從根本來說,是人學,是屬於社會大眾的,也是超越國界的,它比起歷史也許更生動、更有說服力。因為它不光是一摞摞死的資料,它是民族思想的生動紀錄。我想說的是,「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注:(1)杜導正:《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序言》(2)胡適:《實驗主義》,《新青年》,一九一九年(3)(4)艾火:《五四——龍開始脫殼》,《焦點文化》,明窗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5)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一九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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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無端活到九十年代 (黃建平)

  徐公離世二十九年,貴刊三月號文章《徐訏獲得新評價》則云:一九九六年初蘇雪林(其時亦早已作古)於傳記文學罵魯迅。然後讚賞徐挺身而出:這樣的文字在十幾年前是許多和台灣有關係的人不敢寫的。柳文又云:徐訏在上海是上一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主編過人間世。事實則為:徐先生三十年代成名,獲聘擔任編務;五〇年避秦來港,浸會書院(即今浸大)曾邀為系主任。先生以東方既白筆名撰文藝評論,對毛澤東共產黨不假辭色,於既白之東方可見端倪。  另外,萬之《為虎作倀的視覺藝術》甚佳,可惜將五星旗的四粒小星說成:人人皆知的工農商學四個社會階層。豈知,官式定義原是「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新定義已改為「中華民族大團結」;而工農商學兵、士農工商、漢滿蒙回藏之類皆無其事。  卷首語「一九七六年……亞當斯密……」,年份當屬手民小誤,與潘總無關。(編按﹕應作一八七六。)柳蘇回應   三月份刊出之拙文《徐訏獲得新評價》,其中有誤。其一說徐是「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應是三四十年代(其實五六十年代也依然是)。另一說一九九六年初蘇雪林在台灣《傳記文學》罵魯迅,則是一九五六年之誤。承黃建平先生來信指出,謝謝!  柳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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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的兩岸「路線圖」 (曹景行)

  馬英九「五二○」當政一周年,民進黨提前在十七日星期天送上「嗆馬」遊行的大禮,十幾二十萬綠營支持者南北呼應,頗具氣勢。但馬英九反倒可以鬆一口氣了,因為這些上街的反對者都只是民進黨的基本支持者,有許多還是用旅遊車從中南部拉到台北,喊了鬧了一陣就帶著便當做晚餐,原車返回老家。特別是,儘管民進黨不斷指控馬英九搞壞經濟、出賣台灣利益,但這次並沒有多少持中間立場的民眾加入他們的行列。這也表明,過去一年時時纏繞馬英九的執政危機,正有漸趨緩解的可能。  馬英九去年高票當選,上任沒幾個月民意調查中的滿意度就跌到谷底。如《遠見》雜誌的長期追蹤調查就表明,去年六月馬的民意度為百分之三十七點八,到了十月一度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三點六的最低點。主要原因既在於他和他的政府班子施政失調,更在於他運氣轉壞,剛當政不久就遇上前所未見的世界性金融海嘯,台灣經濟飽受衝擊。這種局面使不少國民黨的支持者擔心,今年十二月的縣市長選舉難免會受影響;如果把人口最多的台北縣輸給了民進黨的蘇貞昌,二○一二年馬英九和國民黨能不能繼續執政,變數和難度就大得多了。開放大陸政策有利馬英九  好在到了最近兩個月,多項調查都顯示馬的民意支持率已顯著回升,看來,代表國民黨重新執政的馬英九和他的班子、團隊,似已開始進入狀況。其實,面對金融危機襲來,馬英九並沒有什麼絕招應對,除了在對中國大陸開放方面動作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快。甚至可以說,過去一年中,馬政府政績越是不彰,來自民進黨的攻擊越大,反而促使他們越是注重大陸政策的開放,實際上也幫助馬英九穩住陣腳。  去年三月台灣大選的最後階段,民進黨幾乎把全部火力都集中在馬英九和國民黨開放大陸政策主張上面,對北京當局和大陸民眾更是竭盡醜化之能事,使得這場選舉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對兩岸關係的表決,結果馬英九反以壓倒性優勢勝出。  得到選民的如此「委託」,馬英九一上任就以兩岸直航起步,打破了過去十多年的台海僵局。接著一年,兩岸交往發展之快,氣氛變化之巨,就連北京一些台灣問題專家都感到眼花繚亂,有點心慌,擔心發展得太快而出錯,過猶不及。  只是,北京當局沒有理由不抓住馬英九上任後兩岸之間出現的全新「歷史機遇」;起初對馬英九的一些疑慮,很快就讓位給了新的期待。有人甚至形容說:「現在是馬英九要什麼,北京就給什麼。」當然並非完全如此,台灣要的空中「續航權」就沒有得到。但就在馬英九當政一周年的時候,北京同意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觀察員,等於送了他一份周年賀禮。下一步,在年底縣市長選舉之前,台灣方面迫切需要的《兩岸經貿框架協議》(類似內地同香港的CEPA),很可能簽訂。利益融合有助兩岸和解  那麼,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究竟會走多遠?從他最近的一些言論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已隱約勾畫出的路線圖。他強調,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第一任期主要解決經濟問題,但到二○一二年他成功連任後,就有可能碰觸一些敏感政治問題。不過,在他任內不會談兩岸統一的事情。  但似乎也可以這樣理解:馬英九如果能夠當政八年,以當前兩岸關係的進展速度,在他第二任期,或可同北京一起找出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模式,最後達成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至於進一步的事情,就留給他的後任去辦了,當然這要基於國民黨繼續執政,而非民進黨捲土重來。  依此推算,到了馬英九的繼任者第一任結束的二○二○年,也就是中國大陸已達成發展為中等強國的目標時,從一九四九年就開始的兩岸分裂,該到可以做一了結的時候了。這並不是說大陸已經強大到足以「吃掉」台灣,而是兩岸間新的共同利益基礎和密切關聯,已發展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難以分割程度。在利益融合的基礎上,政治「共用」將成為兩岸都可接受的框架。  其中的關鍵,是大陸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就像過去十多年因為大陸的經濟起飛,儘管台灣先有李登輝、後有陳水扁總共二十年當政,對大陸充滿敵意,但兩岸關係還是沒有全面倒退,甚至還能緩步前進。今後十年,當中國大陸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整合為一,實力空前龐大,發展潛力舉世難敵,台灣如果參與其中就將位居中樞之地,如果硬要自處其外則無異自剄,對此,台灣還有別的選擇嗎?就連民進黨也須順應這樣的大趨勢,除非它打算永遠做在野黨。美國的態度成最大變數   最大的變數則在美國。所謂台灣問題,實際上就是美國製造出來的問題。到去年馬英九執政之前,美國面對的是彼此對抗的兩岸;只要這種對抗不脫出華府的控制範圍,實際上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和亞太戰略。但現在不同了,美國第一次面對走向和解的兩岸。  至今為止,美國的奧巴馬政府大體接受兩岸事態的最新發展,但未來北京和台北正式化敵為友時,美國會不會感到它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基礎被動搖,它的全球利益受到中國進一步崛起的威脅和挑戰,轉而插手阻撓兩岸的和平發展進程?或許,美國到時必須權衡,究竟是它同中國保持合作與和緩的關係重要,還是保住台灣重要。若要判斷它究竟會如何選擇,今天還太早,但它遲早要做出選擇。  台海兩岸正出現一種既新又奇的互動關聯:大陸遊客擁到台灣,居然會讓民進黨擔心「五一七」大遊行租不到旅遊大巴;而北京刺激經濟的「家電下鄉」新政,也居然會讓許多休無薪假的台灣新竹高科技企業員工,重新開始上班。不妨想像一下,過不多久馬英九重新當選國民黨主席時,他會不會突然接到一個來自北京中南海的胡總書記電話,向他表示祝賀?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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