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古寧頭戰勝共軍六十周年  一場扭轉乾坤的血戰 (王 霓)

  六十年前國共兩軍在金門開戰,國軍大捷,可謂底定中興大局。當時六〇二團團長傅伊仁自許戰功:「……六〇二團洞察機先、奮勇殺敵、勢如破竹,自二十五日凌晨開始至中午十一時止,全部肅清來犯之敵,在中午十二時前即已清掃戰場,恢復地區安靜,其神速時效為金門全軍之冠。……」但其恃才傲物,以致最終黯淡的結束了一生。本文作者是當時參戰的青年軍最年輕的軍官,今年已屆八十高齡,暮年仍奮筆抒寫,為了把真實的見證公布於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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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父、我的父親吳晗 (吳 翠 口述、李明柳 筆錄)

  今年是吳晗誕生一百周年,也是吳晗逝世四十周年。眾所周知,吳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海瑞罷官》而被批鬥,是第一個受害者。吳晗外甥女吳翠,幼時過繼給吳晗,吳晗視如己出。其口述文稿《我的舅父吳晗》,洋洋數萬字,道盡吳晗一家坎坷的人生。本文節錄部分內容刊出,當中不少是第一次公開披露的資料,富有歷史價值,讀者可從字裏行間更加認識吳晗的為人和了解當時受迫害的細節。——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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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年的澳門! (譚志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至今已經十年。十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隨着開放賭場經營權,賭場愈開愈多,博彩旅遊業支撐着的澳門,有「東方拉斯維加斯」的美稱。然而,繁榮的背後是泡沫,當泡沫爆破,問題叢生,未來的澳門何去何從?——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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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的啟示 (卷首語-潘耀明)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①  ——易卜生
  今年是吳晗先生的百年誕辰,也是他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在編輯本期吳晗先生外甥女寫的文稿時,發現了吳晗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致胡適的一封信,吐露了作為一個中國知識青年內心的苦悶和壓抑,很有現實意義。  大學生時代的吳晗已是一個思考型的知識分子,他對腐敗的政府非常不滿,與此同時,他也詬病渾渾噩噩的、麻木不仁的國民,他在徬徨無計之時,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希望胡適指點迷津,因為「這痛苦不能向有黨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訴根本沒有主張的人,生在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盼望此時先生也同樣地予以解決的方法並指示一條應走的路。」②  吳晗認為胡適是可以信賴的人,所以向他傾訴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學生不應離開學校去作無聊的舉動!如發傳單,喊打倒之類。但是應否作個別行動為自己爭人格,為國家爭光榮?這行動是否有意義?學生一無可殺人的槍械,二無可憑藉的勢位,三無可號召的群眾,空口說『救國』是否有用?(現在平津一帶連『救國』都無人提起了)假如不,看着人家大批出賣你的父母兄弟,聽着若干中華同胞的被屠宰的哭聲,成天所見到的消息又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滴熱血在〔流〕着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③  我們不知道胡適有沒有直接答覆吳晗,單是吳晗這一封信,在文革期間便可置他於死地。倒是胡適後來在一篇以《愛國運動與求學》為題的文章,似是有感而發,恰巧可為青年吳晗解開心中紆鬱:「救國事業並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遊行,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④  胡適曾援引易卜生的話: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⑤胡適跟着指出:「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⑥  對於手無寸鐵、頭腦發熱的知識分子,在動盪年代及極權的年代,往往有無力感的喟歎,胡適更不諱言中國知識分子是「亂世的飯桶」⑦,所以中國青年當務之急,是自救、充實和提升自己,把自己鑄造成可用之材,做好自己本份的事,將更有益於社會和國家。  如果當年吳晗對胡適的諄諄勸言聽進去,也許吳晗的歷史會改寫。吳晗畢竟是一個熱血青年,在「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他與聞一多凜然地抬棺走在遊行示威的前列。中國解放後,他本來投入他所酷愛的歷史研究工作,後來在周恩來的鼓動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了北京市副市長。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在上海提出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還建議找一位研究歷史的人寫文章,吳晗迅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而寫出《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得到毛澤東的嘉許。此後他又在京劇名角馬連良的要求下寫出歷史劇《海瑞》,後來吳晗一位朋友在稿件上改為《海瑞罷官》,為此埋下禍根。   文革期間,吳晗的《海瑞罷官》被指「為彭德懷翻案」,並被康生、江青等人誣為「特務」和「叛徒」,很快被投入黑牢,最後被折磨致死;太太袁震被關進勞改營,後因失醫致死;父母雙亡的女兒因生活的煎熬和精神受到重大打擊,患了精神分裂症,被關進精神病醫院,最後在身心俱殘下自殺……。  吳晗的一念之差,成了極權政治的犧牲品,還株連一家人,令人欷歔不已。  吳晗已離開了我們四十年,作為一個知名歷史學家,他的慘死,不光昭示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也為我們帶來啓示和反思:在溷濁的世途,知識分子最要緊的是自救!注:①④⑤⑥⑦歐陽哲生編:《胡適妙語》,岳麓書社,一九九五年三月②③吳晗:《吳晗致胡適》,《明報月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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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應春--人生小語

一個傳媒界的朋友經常抱怨懷才不遇,空有一身才華,卻無用武之地。以行業求才若渴的情況,照理她應非常搶手,為何備受冷落? 原來她自視極高,覺得行業中唯她完美,在她眼中,甲機構的主管不濟,乙機構的文化不好,丙機構規模又太小,如此這般,最後只好躲在家中繼續埋怨。有所不知,原來各機構的主管對她早已敬而遠之,避之則吉。她所謂的經驗、能力,只能自我欣賞。眼中只看到自己,看不起旁人的人,旁人眼中也不會有他,只能生活在孤島。真正成功的人,從不自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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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復為什麼不告北京市政府? (曹景行)

  十一月一日星期天,一早打開窗戶,只見清華校園處處一片潔白——北京今年第一場冬雪提前一個月降臨。我和幾位清華大學的老師當天要去河北最北面的沽源縣,先到機場接一位上海飛來的紡織企業老總。她的飛機遲了半個多小時降落,大雪中能夠如此已算不錯;豈料機場提供不了下機的設備,乘客就在機艙裏面差不多憋了兩個小時。  好不容易接到來人,我們便冒着鵝毛大雪艱辛驅車北上,把混亂的機場和同樣混亂的北京城留在身後。第二天在滿天星斗中回到家中,從北京報紙上看到老百姓如何承受這場雪災:醫院門前通宵排隊掛號的外地人雪中席地而睡,把守自己的位置;北京西客站等車的旅客聚集在底層大廳哆嗦着;來不及供暖的老人院裏,老人們捂着厚被子保溫。早來的大雪壓在尚未落葉的樹木上,倒下的五百餘棵大樹砸壞不少車輛。園林工人增加出動二萬餘人次,處理各種事件二千起。由於大雪斷枝砸到電線,部分地區停電……大雪封鎖北京機場   被這場大雪搞得最狼狽的還是北京的機場,到午夜時分總共有五百二十三架次航班延誤或取消,候機大廳裏成千上萬滯留乘客亂成一團,甚至發生不同航班的乘客搶奪飯盒的場面。能夠登機的未必幸運,谷歌(Google)中國前總裁、創新工廠CEO李開復就在機艙內被困十幾個小時,他不願呆坐,便通過「圍脖」(微博)在網上作文字直播:  19:01國航航班已經延誤十個小時,從窗外看到翅膀上的冰雪都已經化得差不多了,還在等除冰機器。就算現在起飛,北京—台北花十四小時,已經可以去紐約了。  21:09等了十二個半小時,已經缺食物九小時,缺水三小時,說無法補充,空氣很差。原來抱怨的員工都沒力氣了。  21:25在飛機上嚴重缺氧氣,已經有一位暈眩了,現在正在廣播,緊急問乘客中有沒有醫生?  00:09真的又入境了,在冰冷的候機廳等行李。好多人直打哆嗦,有些夠機靈的把飛機上的毯子帶下來了。十二小時沒吃東西,有些人受不了了。  01:13終於上車回家了。明天直飛台北的航班已經滿了,所以要到香港轉機。今天一共在機場十七小時。人工干預天氣沒提前通告  北京市民最初的不滿,指向氣象局未能準確預報大雪到來。不料氣象局解釋說,初雪本來就不容易預報,而這場降雪變成大雪則是人工干預所致。負責人工干預天氣的官員更振振有詞:「由於北京一直處於乾旱少雨的狀態,所以我們不會放過任何一次人工降水的機會。」他們一共點放了一百八十六根碘化銀烟劑,增降雨雪一千六百萬立方米,相當於一百六十萬噸水,總降水量十五毫米多一點。  北京市也許是世界上最能擺布天氣的城市,去年奧運開幕式要不下雨就不下雨,今年國慶閱兵時間一到,漫天烏雲立即變成藍天白雲。只是這次提前造出一場大雪,代價未免也太大了。且不說給老百姓帶來多少麻煩,光是全市提前半個月供暖,每天就要多花七千萬元人民幣。而航空公司因機場癱瘓受到的損失,十萬客商被耽誤究竟價值幾何,那就誰也算不清了。結果只是為北京增加了一百六十萬噸水。  最要命的是,這次人工干預並沒有事先發布通告,甚至連氣象局都可能不知道。就在下大雪前的兩天,北京的《中國氣象報》還一本正經地宣告「我國的氣象法規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其中,二〇〇二年通過的《人工影響天氣管理條例》是第一部與《氣象法》相配套的國務院行政法規。《條例》對人工影響天氣工作的作業條件、人員資質、作業流程等內容進行了規定,將人工影響天氣工作納入規範化、法制化軌道。  而《條例》的第十二條就明確規定:實施人工影響天氣作業,作業地的氣象主管機構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提前公告,並通知當地公安機關做好安全保衛工作。第十九條則稱:違反本條例規定造成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關於危險物品肇事罪、重大責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有關氣象主管機構按照管理許可權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取消作業資格;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造成特大安全事故的,對有關主管機構的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國務院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處理。無人向北京政府追究責任  所以,如果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北京市政府曾向公眾「提前公告」,那麼這次人工增雪就是一次造成嚴重後果的非法行為。但奇怪的是,北京所有媒體都只溫和地抱怨一句「應該事先通知有關部門和公眾嘛」,而所有遭受損失的人都好像習以為常地自認倒楣,三五天一過就不再提起這件事了。  最起碼的,應該對所有受影響的人說一句「對不起」吧?沒有!  但是,難道像李開復這樣的頂級商界精英都會認為,他為此付出代價是理所應當的?難道所有航空公司的大小股東也都會認為,他們因此受到的金錢及公司形象傷害都可忽略不計?想一想,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同屬中國的香港、台北,又會怎樣?為什麼沒有人把肇事者告上法庭?  北京很大,但北京缺少國際一流城市的許多東西,只不過一場早來的大雪,就現出了那些坑坑窪窪;能夠成功舉辦奧運的地方,未必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典範。推及全國,甲流和寒流同時到來,二〇〇三年SARS和二〇〇八年春節大雪災的教訓能管用嗎?上天保佑中國!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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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固守與有效嚇阻  馬英九軟中帶硬的國防戰略 (楊力宇)

  最近台灣總統馬英九徹底摒棄陳水扁的對抗及挑釁性的國防政策,提出嶄新的國防戰略﹕防禦固守與有效嚇阻。他要求台灣一方面強化防衛力量,以達到有效嚇阻之目的,另一方面積極改善台美及兩岸關係,促進台海和平。十月二十日台灣所發表的《國防報告書》對這個新政作了全面的說明。然而,兩岸在軍事方面仍存在許多問題,並且有無法化解的矛盾,馬英九國防新政能否有效維護台灣安全而不影響兩岸關係,有待觀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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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雜憶 (張香華)

  猝然接到德剛先生辭世的電話,雖然並不意外,但手持聽筒的我仍然沉默了半晌。因為德剛先生和柏楊同年,都屬猴,去年柏楊過世,而德剛先生也頻傳中風,所以我心裏多少都有準備。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正浸淫在閱讀文情並茂的《胡適雜憶》裏。有個下午,柏楊進門拉大了嗓門說:「晚上有飯局,有唐德剛先生……。」一聽喜出望外,那不就是我正心儀的《胡》書作者嗎?傍晚興沖沖的出門赴宴,果然滿載而歸,那是我們第一次晤面。不久之後,我寫了一篇小文《八仙過海談新詩》登在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上。記得當時受到德剛先生波濤洶湧的鼓舞,心情十分興奮,他旁徵博引、厚實而又風趣的言談,精闢入裏談新詩的論點,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當晚,我拿出了正在閱讀的《胡適雜憶》請德剛先生落款,心中何嘗不曾興起一種因仰慕而希望博得他注意的念頭!  第二件和德剛先生交往過程中,又有一樁和詩相關的「事」。其實這關係一個「人」——詩人。那年代柏楊正忙着伏案翻譯《資治通鑑》,我就充當我們家的禮賓司司長,每逢貴客駕臨,都由我一個人招待,柏楊窩在書房裏趕稿。我常常安排三五好友圍着貴賓歡聚。德剛先生一向溫暖熱情,對年輕晚輩不但沒有身段,純任一派天真體貼,這頓飯,他忽然問起台灣詩壇是否有位安徽老鄉。我馬上想起確實有那麼一位。他突然興高采烈的說,把他約出來我們見面聊聊。半碗飯時間,安徽詩人加入飯局,相見之後,詩人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寫過書嗎?寫什麼書?」我這個東道主,真是又急又窘,不知所對。這個晚上,德剛先生仍然談興很高,從胡適在美國的生活瑣事談到張學良恢復自由身之後的紐約行。聽到德剛先生行雲流水又閒話家常式的談吐,不難領會到他寫李宗仁和胡適口述歷史功力的深厚。  「安徽詩人」的疑問自然沒有人有興趣去答覆。至於《八仙》小文登出後,則有一位詩壇上泰斗型的詩人寫過一篇文章,對德剛先生談詩的意見,語調嚴厲的回應。這樣一位學貫中西、出入古今、熱情澎湃的學者,在我面前和「詩」交錯,都沒有半分扞格不入。只有深深警惕自己以後要把這些神經脆弱的詩人朋友和博學鴻儒的學問家拉開一段距離才好。  他最後一次在我家用膳,餐畢之後一個人坐在窗前,我發現他默然無聲,原來他低下頭來,在藤椅上睡着了,回憶一九八一年「八仙過海」的餐敍,結束之後他還邀我們繼續談、去吃宵夜,而此時他卻低頭默睡,我第一次發現他蒼老了。  如今,德剛先生去了,我不能再和他談現代畫、古根漢的畫廊,當然,更不用和他談詩和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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