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派六十年的變遷 (章立凡)

  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國共兩黨之外還活躍著一些中間黨派。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主張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憲政,但不具備軍事實力。毛曾考慮排除民主黨派   抗日戰爭時期,這些黨派在大後方發起憲政運動,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開始形成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面」。中共作為最大的在野黨,與第三方面達成了組織抗日民主聯合政府、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共識,毛澤東當時聲稱:已經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爆發,第三方面發生分化,青年黨、民社黨及一部分社會賢達,參加了國民政府召集的「國民大會」,民盟、民建等黨派則因不合作而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覆電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  斯大林拍板決定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格局,而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排斥心態,則成為十年後發動「反右」的一個注腳。  一九四八年,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重新洗牌。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盟、民革、民建、農工(第三黨)、民進、致公黨等中間黨派的回應,這些黨派後來被稱為「民主黨派」。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底牌   中共的軍事勝利比預計提前了兩年,但其作為一個以農民為群眾基礎的政黨,文化教育的平均水準低於國民黨,缺乏接管一個大國的人才儲備,因此,與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間黨派合作,也是時勢使然。  將人群貼上「左」、「中」、「右」標籤加以劃分,是中共的一種習慣性思維模式,在各革命階段的中共文件及毛澤東著作中屢見不鮮。一九四九年籌備新政協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題為《新政協的陣營》的綜合報告中,對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的「左、中、右」有詳盡的分析。  報告也透露了中共對民盟的改造意圖:「民主同盟應該而且可能成為各被壓迫階級的聯盟。但須採取改組中央常委、建立進步分子為主導的核心、容許共產黨員在內等措施,但這不是很容易的和一蹴即成的事情。」報告對民主建國會的分析是:「將只能以右派並力爭中派居多,可以有個別的進步分子在代表團裏面,但不可能單靠他們起積極作用。」  在總體表述上,報告透露的長期目標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至此,中共對政治盟友的親疏好惡及政治盤算已經一覽無餘,而八年後「反右」的一些主要目標人物,皆已列位彀中。共同綱領》與聯合政府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在北京召開。在出席新政協的六百六十二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佔百分之四十四,黨外人士佔百分之五十六。其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佔百分之二十六,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佔百分之三十,基本上實現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則。中共以及「老大哥」蘇共都承認新政權是一個聯合政府。  新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新政協及其制訂的大憲章式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文件帶有臨時憲法的性質,宣布「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確認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共同綱領》保留了聯合政府的理念框架,並未從字面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軍隊的掌控。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除毛澤東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張瀾、李濟深、宋慶齡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約佔半數;政務院名單中,非中共人士黃炎培、郭沫若出任副總理,章伯鈞、馬敍倫、陳劭先、王昆侖、羅隆基、章乃器等二十人擔任了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聯合政府的色彩濃厚。人事安排與組織改造   《共同綱領》頒布後,各民主黨派隨即宣布以《共同綱領》替代本黨的政治綱領,但中共仍保留了自己黨章中的總綱。  中共在新政權的領導作用,首先體現在人事安排上。沈鈞儒曾告誡救國會同仁:新政協代表「名單必經统戰部同意,而代表亦非運動爭取得」。黄炎培也談到:代表名單「取捨及先後完全以中共提出為憑」,民建內部多人反對提名冷遹任政協代表,但「潘漢年堅持,越反對越堅持,卒不敢有異議」。嗣後成立的新政府,各黨派在職務分配上也存在競爭,中共同樣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參加新政協的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閉會後立即併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救國會也在新政協閉會後宣布解散,其成員多數融入民盟並掌握了領導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與中共關係密切,救國會則是在各民主黨派中與中共關係最親密的,這兩個偏左黨派單位的「攙入」,事實上改變了民革、民盟中的內部成份,最終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八個民主黨派格局。劃定民主黨派的「防區」   中共的成功經驗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語)。民主黨派民革中有原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或「起義將領」, 一些農工、民盟的成員也有軍事上的背景。新政權成立後,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夢想首先被打破。一九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宣布:「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不在工人、農民和人民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學校和機關)中進行黨派活動。」朝鮮戰爭爆發後,禁區又擴大到情報機關、革命大學、舊人員訓練班、使領館、少數民族地區等。  中共將「以進步為骨幹」內定為對民主黨派改造方針,歷史上各民主黨派內都有中共秘密黨員,如王昆侖、胡愈之、趙樸初、沙千里、孫起孟、嚴希純等。新政權成立以後,一些共產黨人被公開安插進民主黨派,並吸收民主黨派人士加入中共。  中共中央統戰部給各民主黨派劃定了發展成員的分工領域。  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  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  民建:民族工商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繫的知識分子;  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科學界知識分子;  農工民主黨: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  致公黨:歸僑、僑眷;  九三學社: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醫藥衛生界知識分子;  台盟:台灣省籍人士。  一九四九年後民主黨派黨員人數雖然有所增長,但比起中共發展黨員的速度和規模,難以望其項背。章乃器曾堅持主張民建應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中共的因應之道,是成立全國工商聯,分散了民建的實力。工商聯因此成為與八個民主黨派並列的人民團體。  各黨派的經費,以往都是通過捐助等方式自籌。自從成為新政權的成員之後,民主黨派的經費及人員工薪變成由國庫支出。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   中共宣布在外交上實行親蘇的「一邊倒」政策,遭到民主黨派中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自由知識分子的強烈質疑,毛澤東為此曾在一九四九年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等雄文予以駁斥。新政權成立後,民盟中主張與美國保持關係的張東蓀,被以「出賣情報」的罪名整肅。  中共在一九五○年代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對民主黨派造成很大衝擊。民革是國民黨內分化出來的政治勢力,在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受到很大觸動;軍警曾包圍民革主委李濟深的住宅抓走訪客。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家為主體的政黨,「五反」運動中很多會員遭到批鬥,有的更因此自殺。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對胡適、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觸及了很多民主黨派內的高級知識分子。  但民主黨派對於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評權。對於出兵朝鮮、糧食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民主黨派中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黃炎培曾主張「江南無封建」,對土改政策提出質疑,並批評國家在重要物資上的壟斷是「與民爭利」;梁漱溟因反映農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澤東的責罵時,陳銘樞當場要求毛為梁的觀點定性;統戰部提出民建發展組織應以「中小(資本家)為基礎」,章乃器一再表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一九五二年「五反」期間,習慣於用政治、軍事思維規劃一切的毛澤東,開始考慮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階段,並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將原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時間表大大提前了。  一九五四年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原先的《共同綱領》相比,「五四憲法」首次明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前提。根據新憲法,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不復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被取消,改設諮詢機構性質的國防委員會;政務院改稱國務院,增設國防部,統一了軍事行政管理。  人大通過的人事名單中:毛澤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劉少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國務院的十名副總理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部由中共高層人士出任。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務院副總理的黨外人士,皆轉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至此,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中共領導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聯合政府的色彩漸趨淡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日益突出。而在一九四九年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政治協商會議,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發動「反右」的內外原因   一九五六年是個多事之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共產主義世界引發了地震,不久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澤東的警惕。這警惕也分為兩種:一是對黨內接班人否定前任功績的警惕,二是對黨外政治力量問鼎權力的警惕。  這一年毛澤東對民主黨派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等向中共提出了尖銳、嚴厲的批評,廣泛涉及黨的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中共領導人劉少奇亦有實行「兩院制」的想法,並與章伯鈞有所互動,討論將政協變為「上議院」,行使監督功能。  毛澤東則認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他在黨內提出:「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透露了「引蛇出洞」的意圖。  此時中共黨內高層在「過渡時期」的建設方針上發生分歧。毛澤東發動的全面冒進,與劉少奇、周恩來等的穩進戰略發生了矛盾。分歧在一九五六年幾乎達到了公開化的程度,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將原有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刪除了,並為毛預設了名譽主席的職位。毛曾多次揚言要辭去黨主席職務,還一度提出「兩個主席都辭掉」,一九五七年又改口說辭掉國家主席。  毛澤東感到需要重新樹立個人權威,而最有利的選擇,是發動一場「大民主」,以釋放出足夠的能量排除政治障礙。民主黨派的批評,以及當年九月後全國發生的一萬多起罷工和一萬多學生罷課,使他找到了靈感。民主黨派從盟友淪為改造對象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有幸聆聽者都認為,這是毛生平最富於民主精神的重要講話,全國掀起了一股清議之風。三月間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勵批評,並宣布年內開展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  毛澤東慣用的權術,是利用中央號令地方,利用地方挾制中央;利用黨外制衡黨內,利用黨內壓制黨外。當他的黨內權力受到威脅時,會偏右一點,以借助黨外力量壓制黨內;當黨外力量上升時,會偏左一點,贏得黨內支持一致對外。作為群眾運動大師,他利用形勢縱橫捭闔,將「整風」急轉為「反右」,很快把「右派」打得落花流水,重創了民主黨派。  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中共中央統戰部該部提出的《改造民主黨派五年工作綱要》中,各民主黨派被定性為「半反對派」,淪為「改造對象」,政治地位迅速跌落,只是作為「政治花瓶」繼續存在,留任和新任的民主黨派領導人表現得十分馴服。一九五九年二屆人大通過的國務院部長名單中,黨外人士比例由上屆的百分之三十七降至百分之二十二點八。民主黨派失聲與文革內亂  仔細分析「反右」前後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襲用「延安整風」的故智,選擇一九五七年春天發動 「整風」,有著重樹黨內個人權威的短期目標;後又因形勢失控而急轉「反右」,實現了整肅民主黨派的長期目標。這兩個目標他都實現了。  「反右」後毛澤東乘勝追擊,開展黨內「反右傾」,對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進行了清算。他重新掌握經濟工作的主導權後,於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災難。他同時還推翻了中共「八大」的「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結論,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政治理論重新登台,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日益向左傾斜,民主與法制建設全面倒退。公開宣布「黨政不分」和政府機構向黨負責。  民主黨派的失聲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了一個空殼,也使社會矛盾集中到中共自身,政治鬥爭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了黨內。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重創黨內民主後,歷經「七千人大會」到「四清運動」,權力鬥爭越演越烈。自相殘殺的黨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性內亂。一度重燃的政治熱情   民主黨派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動長達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得以恢復活動。由於鄧小平是「反右」的主要執行者,中共僅承認「反右」有「擴大化」的錯誤,仍堅持「反右」的必要性,毛澤東的罪惡並未得到徹底清算。  一九八○年代初,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民主黨派的政治熱情重新煥發。一些資深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如三峽大壩)上,不僅提出過獨立見解,甚至能夠堅持己見。在內部人事上,也出現了對中共干預的抵制。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學潮,民主黨派的重要人物也曾公開發表文章和談話,表達對學運的支持。  「六四」槍聲響起之後,民主黨派隨之失聲。不久迅速轉向,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平暴」,並慰問戒嚴部隊,一度高漲的問政熱情歸於沉寂。邊緣化的「參政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出台《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確定中共為「執政黨」,民主黨派為「參政黨」,從此徹底告別了「聯合政府」這個早已不存在的歷史概念。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經濟增長引發的政權腐敗,民主黨派創建時的民主憲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政黨特徵模糊不清,監督方面無所作為,甚至其自身也難以抵禦腐敗。  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組織體系、經費來源、群眾基礎等,這些特徵都不適用於「中國特色」的民主黨派。在執政黨宣布自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民主黨派卻宣稱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它們須按半個多世紀前劃定的領域發展組織,目前全國有七十一萬多民主黨派成員,不足中共人數的百分之一;人事安排須經中共首肯,並有一定數量中共身份的「交叉黨員」在領導崗位上;黨派辦公和運轉經費,全部由國庫開銷,其工作人員也正式納入公務員編制。民主黨派已是國家政權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機關化。  由於利害一致,保持「長期共存」和「榮辱與共」易;因為地位不同,實現「互相監督」和「肝膽相照」難。民主黨派對國人所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監督和公民維權等方面,未見有所建樹,其監督功能尚不及社會媒體和民間互聯網。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民主黨派的前途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關節點上,諸如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國共和談、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民主黨派都曾試圖扮演調停緩衝的角色,但並不成功,甚至不受歡迎。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為轉捩點,毛澤東重新樹立了個人權威,走向個人獨裁;中共推倒了聯合政府共識,走向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則從聯合政府的盟友,淪為被改造的對象。  就中共而言,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時也是失敗的。同盟者馴化為僕從之後,無力履行政治責任,中共不得不獨自應對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既是政治受益者,同時也成為其歷史行為的長期受害者。  六十年過去了,中國政治體制所面臨的腐敗低效和意識形態僵化,正在危及中共的執政地位。中共高層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大前提下,試圖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歷經長期改造的民主黨派前途如何,至今仍屬未定之數。  知識分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其結果是前者被後者改造。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有「黨文化」而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黨」實際上趨同於「政權」。如果民主黨派應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須反省自身執政歷史的是中共。  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作者是近代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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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是非得失與成敗悲歡 (杜 光)

  中共建國六十年,作者把前三十年劃分為毛澤東時代,後三十年為鄧小平時代。不巧,兩個三十年都是「從民主主義發端,卻以專制主義收場」。文革以後,雖然胡耀邦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但近三十年又再積壓了大量新的案件,展望將來,作者認為,應該再來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動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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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人大五十五年 (吳康民)

  作者自一九七五年起連任第四至第十屆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其中第九屆、十屆擔任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第九屆是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團長。本刊邀請他從人大的發展變更來談中國六十年的變化。作者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是有法可依的,但仍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知法犯法等問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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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不」到「三通」  兩岸關係六十年來的變化 (楊力宇)

  從一九四九年至今日,兩岸分治已有六十年的歷史。在兩蔣時期,台灣堅持「三不」政策,大陸則堅持「解放台灣」;在後蔣時期,台灣開放兩岸交流,大陸確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政。今日兩岸已實施全面三通,邁向經濟多方面的合作之途。兩岸統一雖仍是遙不可及,且台灣法理獨立亦無可能,但兩岸必將長期維持和平共存、交流合作、互利雙贏及分裂、分治的現狀。——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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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榮獲「花蹤」文學獎 (聶華苓、陳思和)

  第十屆花蹤文學獎八月二十二日在吉隆坡揭曉,其中最高榮譽、兩年一度頒發、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大獎,由華裔美籍作家聶華苓榮獲。作家形容榮獲此獎是「浪子歸宗」,也是一生堅持用母語寫作的最大榮譽。陳思和先生評說,「聶華苓的『超越』也許真正代表了世界華文的精神」——其一生超越政治,回歸創作;進而打通華文作家與世界交流的途徑,又是另一種「超越」。美好的文學成果馨香芳美,所以我們專誠組織這個小特輯。——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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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後…… (卷首語-潘耀明)

  眼下坊間流行一本書:《資本主義3.0:討回公共權益之指南》(Capitalism 3.0 :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作者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是美國一家營運資產公司的總裁。他在這本專著指出,當今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端,已經是弊病叢生了,特別是壟斷企業的貪婪和對生態的破壞已是罄竹難書了:「它肆意攫取人類共享的資源,超支揮霍人類與其他生物所共享的社會與自然資源。然而,資本主義的基本設計就是要實現利潤最大化,其帶來的弊病也都是出自其基因之『天然』。若想靠着資本主義制度的『幡然悔悟』是不可能的——那違背了其原始設計;若想靠着企業家們的承擔社會責任,也是不可能的——企業家們的終極義務就是要使企業在市場上獲得成功;至於民主社會的民選領袖們,就更靠不住了——政客們要的是選票,而不是超過選期(四年或更久)的未來。要想糾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諸多弊病,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包括環境、氣候等在內的嚴重問題,有兩個思路,或者,推翻它;或者,升級它。……將資本主義升級:建立一個(一些)能夠與資本主義體制達到平衡的機構體制,從而抑制資本主義的弊病,為當今社會、人類後代,以及其他物種保持維護並傳承所共享的公共資源——包括自然環境、資源社會結構與文化。」(1)  一場金融海嘯,已進一步暴露西方資本主義管理模式的重大弊病,相反地,中國成為這次金融海嘯的經濟柱石,一枝獨秀。  美國評論界曾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時候指出,「三十年前,是美國資本主義救了中國,免予崩潰;三十年後的今天,則是中國挽救了美國資本主義。」(2)西方論者於是把未來人類經濟發展寄望於中國,因為「較之美國,中國有兩個優勢:其一,中國加入自由市場遊戲的時間較美國短,盡可汲取我們的經驗教訓;其二,中國政府尚未像美國那樣已被強大的私有企業所壟斷。這意味着,中國可能有機會為其經濟發展另闢蹊徑,從而在享有市場經濟的要義精髓的同時,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病。」(3)  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可以走出西方資本主義的困境,為人們帶來新的曙光,這是後話。* * * * * *  且說中共建國六十年的功過成敗,有人以譭譽參半形繪之。譭的一半,大都泛指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譽的一半則是指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鄧小平時代。  關於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一無是處。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即「反右」運動之前,還是屬於新民主主義階段,較之腐敗的國民黨統治,中國予人煥然一新的氣象,建立清廉的黨政機構,民風返璞,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昇平景象。所以內地議論,如果毛澤東在此時功成身退或老去,相信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是一位顯赫的英明領袖。  可惜事與願違,歷史老人存心把中國老百姓置於另一場大災難去歷練。結果是毛澤東成為絕對權力的代表,絕對權力使人腐化,毛澤東自我況喻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弄得千萬人頭落地,民不聊生。所以前三十年,中國老百姓只有開首的七年有好日子過,不到十分之三的時間,換言之,其餘超過十分之七是苦日子。以此推斷,評論毛澤東的功過,鄧小平以三七分,不過是把數字掉轉過來的數字遊戲而已!  改革開放三十年,使為之奄奄一息的神州大地,重現蓬勃生機,經濟發展飛速,人民生活為之改善,綜合國力也大大加強和提高,中國屹立於世界之林而備受矚目。  開放三十年的鄧小平時代,發展道路也不是一馬平川的。前十年的勢頭大好,政治取態逐漸步向開明,給老百姓帶來美好的憧憬。但是一場「八九」學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停滯了、後退了,極左派進行猖狂的反撲,誣指改革開放是「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大陰謀」!還幸鄧小平不為所動,通過「南巡講話」為堅持改革開放鳴鑼開道,使得中國經濟得以繼續發展。但是,由於政治體制沒有隨着經濟發展而進行相應調整,一黨獨大,卻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中國社會已越趨腐化,官商勾結,社會道德價值觀淪落。  三十年前在歷史的拐點出現鄧小平,以鋼鐵意志改變中國的命運,在六十年後新的歷史拐點,我們則期待着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以鐵腕手段肅清腐敗,為中國人民福祉、為人類社會經濟開拓新機運!注:(1)(3)彼得.巴恩斯:《資本主義3.0:討回公共權益之指南》,南海出版公司,二○○七年十二月(2)趙復三:《保持信心——美國人看中國》,本刊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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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寶兒--人生小語

一九五四年臘月初八,酷寒的夜裏,父親只披着一件單衣,在轟隆吆喝聲中給架走了。他顫抖著拼力回過頭來:「寶兒,你莫愁!」之後父女倆便沒有再見面。這話縈繞在我腦中半個世紀,無論何時何地,想起都會落淚。季羨林先生說,這不是仇恨的報復,是一面鏡子……。季先生真是可愛可敬。我受了他的感召,丟下了恆久的憂鬱和憤恨,期待著更光明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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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何正視台灣的政治現實? (許 楨)

  今年六月,向來重視形象操守,復以不沾鍋聞名的馬英九,就任總統甫滿周年,忽棄勝選承諾,競逐國民黨黨魁大位。筆者以為,馬英九實行黨政合一,除涉及施政不暢、黨務改革等內部問題外,亦為一年來北京對台動作之回應。  當台灣各界,仍在熱議吳伯雄馬英九情誼糾葛;筆者卻以為,關鍵在於面對北京分進合擊,台北必須設法應對,才能按自身設想與節奏,盤活兩岸棋局,又不致著著受制。與北京交手的考量   回說今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到福建出席海峽論壇,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訪問京滬、台南市長許添財抵廈門,吳伯雄、胡錦濤再次會面,掀起藍綠人物新一輪登陸潮。紅藍綠競爭和合作並存,而統獨從來不是單純信仰,實涉及各人政經理念與利益。即使方向趨近,國共兩黨對於兩岸交流的步伐與目的,並不一致。馬英九上任不過一年,北京即以三大論壇將之拴緊。馬就職前,其副手蕭萬長即受邀出席「博鰲論壇」,矚目一時;「海峽論壇」則為今年新設的民間平台,成果暫且不論,賈慶林親臨,龍永圖主持,並由王毅宴請與會賓客,規格不可謂不高;身在北京的吳伯雄,更謂「國共論壇」將成年度機制。中共洞悉兩岸政策已成藍營壓制民進黨之法寶;借此東風,台灣這條大船,被一再往對岸拉。藍營本欲置紅綠於左右而居乎中,面對北京熱情相擁,即便命前台聯成員賴幸媛執掌陸委會,馬英九亦難保迴旋空間。如今劉內閣總辭,於上任之初即惹非議的賴幸媛,卻成極少數留任官員之一,亦突顯馬英九戰略意圖。  出於執政者本能,馬再溫良恭儉讓,亦難忍總被牽著鼻子走,而不論領航者為在野黨或共產黨。從各司其職到令出一門,遂成沒有選擇的選擇。在「海峽論壇」上,馬英九盟友朱立倫,先提「存異」再論「求同」,即此一思維之體現。吳胡會前後,馬強調「國共論壇」不會為兩岸交流下指導棋。當各界設想馬任黨主席後,會否藉「國共論壇」上演「胡馬會」;卻有海陸人士直言,國共的平台徒為象徵角色。馬英九亦表示「國共平台如果未經政府授權,就只是溝通意見,經過政府授權才會有拘束力。」  提及「國共論壇」的價值,馬英九更謂「貿易量這麼大的兩個夥伴卻只有少數溝通管道,是會出問題的」。並指台灣與美、日各有溝通管道數十個,兩岸當須如此。不管出於賣台紅帽子畏懼症,還是對兩岸關係理解確實如此,馬英九將對岸定位成最大貿易夥伴,並主張擴闊「國共論壇」為各界溝通平台;既清除台灣各界對藍營復辟以黨領政之疑慮,復迫使對岸退回「海基—海協」實質官方協商機制。突顯台灣民主化後,民眾透過普選授權,令黨、政權力位階倒置。亦貫通馬英九代表整個台灣,而不只是藍營民眾的論述。最終,以「台灣」機關對「大陸」機關,弱化「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對話的想像空間;既緩解兩岸政治談判的壓力,亦把議程局限在經貿、事務商談之上。馬統獨傾向非關鍵   及至七月二十七日,馬英九當選黨主席次日,回覆胡錦濤賀電,引用去年四月「胡連會」時,胡所提「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之餘,卻以「正視現實」為首。對台北而言,一方面,國府遷台固屬內戰延續之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台灣二十年民主進程,亦改寫了政府與人民的契約。從理念到現實,馬英九的權力,決非傳承自國民黨或中華民國「道統」;追緬孫中山、蔣經國,亦僅為馬英九個人信仰與砥礪泉源。沒有選票加持,馬英九既非總統亦非主席。按此邏輯,馬本人傾向統或獨,誠非關鍵。不管兩岸政治對話何時展開,亦必如新任行政院長吳敦義所謂,「一國兩制」早因台灣民眾排拒,而被拋諸談判桌外。數周前,台北縣文化局長於議會中稱兩岸為「一國兩制」,而須向議員道歉十八次;在在說明兩岸問題上,民意代表對官員壓力之巨。  事實上,吳敦義及其副手朱立倫,皆由縣市選舉拾級而上,飽經民意洗禮。國民黨已告別技術官僚集團。在民意如流水的年代,遠卻了殘酷的宮廷鬥爭,迎來了無情的民主政治。十年前,劉兆玄任副閣揆,以前進指揮官之姿,統領「九二一」大地震救災事務,頗獲好評。如今面對規模小得多的莫拉克風災,卻不得不黯然下台。監察院長王建煊,亦第一時間宣告將徹查到底。陳水扁、吳淑珍被判無期徒刑,更說明不管在上位者如何囂張,政黨輪替始終有利清查弊案保障民權。劉兆玄引咎請辭的利落身影,固然展現老一輩政務官風骨。馬、吳、朱等新式政治人物,卻用自身經歷說明選舉既屬授權機制,復為淬煉過程。從民意代表、縣市首長到部委要員,普選的機理與作用,已延伸至行政立法機關每一環節。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選票使大小政治人物與民眾真正「魚兒離不開水」。不管北京會否把「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理解成「台獨」,國民黨此一口號,概括馬、吳、朱一代人的從政施政理念,卻為鐵一般事實。綠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誠然,兩岸終非一對一,而為三角關係。以陳菊為首的綠營縣市長接連登陸,衝擊了馬英九既與中共接觸,又保持距離的戰略。陳菊以推廣高雄世運為名訪京,稱既然是國際活動,就不違背民進黨台獨立場;在北京市長面前,復稱「中央政府的馬總統」云云,實為典型出口轉內銷炒作,雖無助兩岸溝通,卻頗引黨內另外兩位女將,主席蔡英文、前副總統呂秀蓮注意。蔡、呂二人雖不咬弦,但俱曾主張新民進黨路線,包括與北京對話。如今陳菊先行一步,蔡主席只得趕緊修訂綠營「黨公職赴中國交流注意要點」。呂更直言「不容許停留在美麗島時代的舊思維看待中國,或把現在的中國當做『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的中國」。然而,同樣因為短線炒作,同樣以陳菊為始作者,以慰問八八風災難胞為由,邀請達賴訪問南台灣,頓為馬團隊解套。一方面,馬政府給予達賴簽證,自動摘除紅帽子;另一方面,陳菊之舉,頓使綠營巨頭亦可連結對岸的想像幻滅。馬英九給予民進黨的,其實是破壞紅綠互信的自由。  事實上,民進黨內屢因對大陸政策而互相傾軋,說明該黨始終難以自拔於扁案泥沼。扁珍嚴重貪瀆造成民進黨失卻中間選票,敗於大選。進而造成相互矛盾的兩重結果,一方面,中央既成在野黨,在南台灣執政的地方實力派,亦不必聽其號令。陳菊以高雄市為中心,憑南部縣市長名義邀請達賴訪台,蔡英文竟然在事成後才得知。另一方面,深綠分子比例急升與該黨政治版圖萎縮形成惡性循環。蔡英文既無力制約地方首長登陸,復須與基本教義派為伍,難與扁珍切割。面對年底地方選舉,若有更多綠營縣市長打大陸牌,不管是挑釁還是親近對岸,黨中央「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公投—反傾中、護台灣」路線便越發乏力。在此,馬、蔡對陸政策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個人意向,而是主導各自政黨能力的天差地別。長遠而言,確保自主空間,謀求經濟實利,既是藍綠交集,復為島內各界面對大陸共同目標。言猶在耳者,馬英九兩年前初任國民黨主席時,直陳:「國民黨與民進黨差距再大,也大不過我們與共產黨的差距。藍綠同在一條船上,二千三百萬人民是命運共同體。」筆者從不視此為選舉語言。紅綠交往非新鮮事   弔詭的是,ECFA等機制使利益往台灣傾斜。台灣透過對陸選擇性開放,取得有利經貿勢位。「實質獨立」確保台灣不對稱獲利,勢無開啟政治談判的誘因。可見,藍綠人物登陸與兩岸政治整合之間,斷不能想當然劃上等號。正如俞可平日前所指,「以民生代替民主,會犯歷史性的錯誤」。於中共而言,不獨處理大陸事務,欲盤活紅藍綠關係,又豈非如此?當台灣力圖深化民主,以彰顯司法公義,大陸卻意圖以經促統;邏輯紊亂話語交錯,使兩岸統合終究難成正果。  事實上,不只國共之間,紅綠交往亦非新鮮事。陳菊即於北京之行拜祭亡友蘇慶黎。蘇既是台共之後,復為反對兩蔣威權的左翼統派和出版人。民進黨本如梁山泊,成員來自五湖四海。當中,台獨僅為其最刺眼的色彩;環保反核、保護勞工亦為其創黨精神。  陳、蘇的革命情誼,把我們帶回兩岸民主化希望與絕望並陳的一九八〇年代末。蔣經國在其最後歲月解報禁黨禁,黨外民主運動才轉為合法政黨參與選舉。及至一九八九春夏之交,同樣面對學生、工人領導的民主運動,作為小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的鄧小平,又做了怎樣的決擇?兩岸的政治,在一九四九和一九八九年,被割裂了兩次;北京,將如何正視這一歷史現實?  (作者是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史碩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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