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賺千五億,少!(陳文鴻)

  香港迪士尼樂園即將開幕,對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是一件大事,對回歸後一直受困於經濟低迷的特區政府來說,亦應該是一個可寄厚望的項目。  但是,迪士尼樂園能否成為特區經濟未來的成就或亮點,還有不少疑問,我們試從三方面去探討。投資龐大 回報率低  一是成本與收益核算的問題。迪士尼樂園表面上是企業項目,但是樂園的經營公司由特區政府持多數股份(百分之五十七),即大部分由特區政府投資,包括三十二億元股本投入、五十六億元貸款,以及一百三十六億元基建配套投資等。二○○一年,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透露,迪士尼樂園整個項目涉及二百二十億元公帑,但這數字似乎並沒有加上第一期一百二十六公頃土地五十年租賃的土地收入。特區政府估計在樂園建成後的四十年裡,香港可獲得一千四百八十億元的經濟收益。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經濟收益是怎樣計算出來的,而收益中歸於政府財政的有多少﹖產生出來的社會得益又有多少﹖衍生利益又有多少﹖從特區政府投入如此龐大的資源來看,四十年才積累和增值至一千四百八十億元的整個社會經濟收益,實際回報率可算頗低。利息收入和投資的機會成本(乃至匯率風險)加起來考慮,迪士尼樂園的投資是否值得,頗成疑問。  根據外國迪士尼樂園的營運經驗,樂園大約五年便要重新包裝,否則吸引力和銷售收入便會遞減。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規模是全球最小的,據說在開幕之後的第二年或第三年便要擴建。特區政府擁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股權,擴建投資便需要有新的公帑投入,屆時迪士尼公司會否繼續投入資金,抑或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採取其他融資方法尚屬未知之數。在擴建之後,四十年內的重修、改建、重建的次數還未計算在內,則政府按比例投入的公帑也絕對不在少數。結果在四十年的一千四百八十億元的回報內,特區政府拿出來的公帑和土地租賃費(包括第二期擴建的五十多公頃或更多),可能比現在提出的二百二十億元至少多上一兩倍。  在成本收益核算之中,還有一個風險因素。主要是迪士尼樂園的預期參觀人數和收入,是否準確﹖據傳迪士尼公司會在上海另建一個主題公園。若屬實,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客源或會從全中國縮窄至華南地區,預期收益便不可能太樂觀,這是一個較大的風險。影響高附加值產業發展  二是香港產業發展的選擇。旅遊業佔香港整體經濟只有幾個百分點,而且屬低附加值產業,尤其是當旅遊業靠主題公園等人造景觀招徠的時候,由於人造景觀的投資龐大,成功的風險自然也變得巨大。人造景觀式旅遊所帶來的產業知識及技能水平較低,而且也不易轉移到其他產業。更何況人造景觀是由海外引進、開發,轉變的權力在外國公司,不在香港﹔而設計研發乃至戰略管理等活動也在海外,香港內部得到知識、技術的機會不大。旅遊業的產業鏈或價值鏈比其他產業都短,香港只是作為場地來源提供場地上的即時消費服務,產業鏈的延伸更短,衍生的利益也更少。  此外,香港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結構轉型期,以香港現時的高成本結構,加上在國際市場上備受內地的低成本競爭衝擊,其結構轉型不可能朝向低附加值產業﹔即使集中於服務業的發展,也不可能向低附加值的旅遊業轉向。很可惜,特區政府卻在過去幾年把投資重點放在這裡。其實,在二○○四年第一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廣東省政府只提出香港在金融和物流上的優勢,而沒有提及作為特區本土經濟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可見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把發展投資集中於旅遊業,並非明智之舉。  為了建立迪士尼樂園,投入了幾百億元的公帑,實際上擠佔了其他更具發展潛力、產業關連影響更大、附加值與回報更高的產業。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台灣開始時也只是投入了幾百億美元,今天,台灣的半導體支撐着整個本土信息產業,半導體代工為全球最大,半導體設計行業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假若香港特區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時願意仿效台灣的經驗,由政府扶持產業和企業的發展,而不是把資金投放在迪士尼樂園,則今天香港的半導體產業大可與上海並駕齊驅或較優勝之餘,甚至可支持、推動珠江三角洲的信息產業發展。以上經濟效益、資金回報和對整個香港及珠江三角洲產業結構提升的促進作用,將遠遠大於可能在一二十年後才可以得到的淨收益。  香港政府一直說沒有土地去推動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迪士尼樂園所佔的土地卻達二百八十公頃,反映出政府的產業和土地政策的偏頗。香港土地資源不足,這次給了迪士尼樂園,今後可能不易再找出這麼大片靠近機場的土地,來供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和物流業發展。中美文化兩極化  三是文化因素。香港的歷史和社會特色是華洋雜處。回歸之後,香港愈來愈內地化,迪士尼樂園則是全盤西化,且是西方文化中最商品化的部分,由於是全盤搬過來,香港特區政府作為大股東,也沒法修改、轉變其文化內容。表面上,迪士尼樂園可使內地旅客不用親身到美國(或日本),也可看到美國的文化產物。實際上,香港內地化的極端並沒有轉變,如果迪士尼同時推動美國化的極端,二者都不會討好,也難以融合從而產生出新的文化創意來。雖然兩個極端將會並存,但並不如過往殖民地時代一百多年那樣互相衝擊、交流、轉變——即使香港如何內地化也不如真正的內地,外國人不會特別為此而來香港﹔其美國化也比不上真正的美國,內地人不會只來香港。東西方文化缺乏交流,令香港缺乏創新,變成「拿來主義」——拿來照搬東西方各自的文化,而不懂、也不願用誠意和創意去改造。今後香港恐怕就只剩下東西方文化的糟粕,而不是精華。這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長遠而言遺害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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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泓心靈的海灣(潘耀明)

  屋外杏花已經開始嘗試著爭奇鬥妍。白晝也變長了,黃昏裡的晚霞常常被夕陽渲染成壯麗的粉紅色,宛如在天空中綻放出層層波浪。普羅旺斯人以一種難於言表的旺盛鬥志迎接着春天,彷彿大自然給每個人都注射了一針興奮劑似的。  櫻桃開始紅了,葡萄藤也覆蓋上了喜人的嫩綠色新葉,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樣。遠山青蒼柔婉,如一條翠綠色的腰帶,懸掛在天邊。輪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規律的聲響,載着我們從一叢叢迷迭香、薰衣草或百里香的氣味中走過。  這是兩段關於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小鎮澹雅風光的描敍,出自英籍作家梅爾(Peter Mayle)的筆下。梅爾最近一口氣寫了三本關於普羅旺斯的書,分別是《普羅旺斯的一年》、《永遠的普羅旺斯》、《重返普羅旺斯》,皆曾獲英國書卷獎「年度最佳旅遊書」獎,還躍登《出版家周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梅爾是國際大廣告公司的主管,寫過小說。他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小鎮找到一爿人間樂土。在那裡,有明媚的陽光、清澈的空氣、旖旎的田野風光﹔有美味的食物、醇酒、薰人欲醉的微風和悠閒的生活方式。這三本書描述他在這個小鎮如何享受大自然的恩賜和過一種返璞歸真的慵懶生活。  梅爾在多次踏訪普羅旺斯後,最後決定告別擁擠、繁忙、喧囂和激烈競爭的都市生活,在普羅旺斯購置一座古宅,並定居下來,在蔚藍的天空下過着一種怡然自得的生活。今天在西方,普羅旺斯不僅僅是一個旅遊勝地,而且象徵一種生活方式﹕逃逸都市,享受悠閒恬淡的生活情趣。倥傯的都市生活,使人們煩躁不堪,而且精神空虛。失去健康的身心和寧靜的生活,是現代人一大缺失,倒不如仿效陶淵明過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樸實超脫生活來得逍遙。  話得說回來,人與現實社會是一對孖生的兒女,是割捨不掉的。像梅爾和陶淵明的瀟灑人生畢竟是少數,起碼要具備優渥的物質基礎下才可為的。現代人倒是可以利用咄咄的生活壓力夾縫,跑到一個人烟較稀少的地方,去尋覓久違的蝶夢水雲鄉﹗  現代人的夢想樂土——大自然原野風光,淳樸而溫厚的人情,平和而與世無爭的環境……所有這些景觀正在人類的視簾上逐漸消失了,人們心往神馳的理想王國——香格里拉,只在小說或佛教的典籍中出現的名詞而已。去過普羅旺斯的人說,眼下普羅旺斯遊客躍增,人潮處處,再不是梅爾筆下所描繪的寧謐而美麗的地方了。  美國的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面對現代文明帶來的繁囂和逼迫的生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構築「幻想工程」,矢志在現實社會打造一個夢想樂園,為現代人尋求實現夢想的所在,結果一舉成功。  迪士尼樂園剛創建時,它立刻成為「西方知識分子嘲笑、諷刺、批評的對象,說這不是美國,只是華特.迪士尼認為的美國,說它太消毒衛生,說它是通俗文化﹔說它永遠天真無邪,說它遠離現實世界——沒有犯罪,沒有污穢,沒有貧困,也見不到少數民族、移民、同性戀﹔說它是Peter Pan(小飛俠)的Neverland(夢幻島或新樂園)……」(一)  事實恰恰相反,正是現實社會充滿暴戾,太齷齪,太多爾虞我詐,太少天真無邪,缺乏祥和氣氛,迪士尼樂園世界就是讓你「逃避外面世界的醜陋、痛苦、創傷、雜亂、險惡、掙扎而鋪造的。它懷念一個理想的過去,追求一個理想的未來。這就是華特.迪士尼的夢」(二),這也是現代人的夢。這個夢的景點集中在上世紀初「美國大街」(Main Street U.S.A.)、那古老的市府郵局、火車站、救火站、冰棍店、藥店、理髮店、糖果店、電影院……當你置身這些遠逝事物,讓你重溫童年的風物而低迴不已,與此同時,迪士尼也為你鋪展一個色彩繽紛的「未來世界」,為你構築美麗的明天——雖然這是虛空的,但是卻給對前景充滿迷茫、困惑的你,提供一個心靈休憩的海灣,從而得到短暫的慰安。可悲的是,連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炎黃子孫,也要借助山姆大叔的一角風景幻象,來撫平我們在現實社會風浪中碰碰嗑嗑的纍纍傷痕。  本期出刊時,正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這是第一個在華人地區開辦的「夢幻工場」。我們特別組織了「迪士尼文化給我們帶來什麼」特輯,剖析迪士尼樂園文化的歷史和時代背景,和給香港社會、經濟帶來正負面的影響,值得注意。  注  (一)、(二)張北海﹕《迪士尼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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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讓我們把「榮譽」讓給日本婦女(張錦滿)

愛國婦女?性奴?  七月初,日本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引用一名在加拿大的日本女學生的話——「亞洲受害婦女應為充當慰安婦感到自豪」,並表示頗為感動。聽者皆嘩然,這樣荒謬言論非直斥其非不可。  這名日本女學生的話,是來自當年日本政府推行「慰安政策」及「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所謂「愛國思想」。二戰時,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投降,美軍進駐日本。日本政府避免平民婦女受侵犯,於是推行慰安政策,籌集啟動資金,協同妓院老闆,並以美麗口號召集肯「為國犧牲」的「愛國婦女」,組成服務美軍的慰安婦。對日本國民而言,慰安婦乃「為國為民犧牲的光榮職業」。  今天該日本女學生的說法,其實是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蒙蔽。「慰安婦乃為國犧牲」這樣的說法或許適合日本,卻完全不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慰安婦身上。日本當初侵略亞洲其他國家時,強拉當地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一來沒有諮詢當地政府和婦女的意見,二來沒有完善制度,根本是奴役當地婦女,與愛國政策毫無關係。日本軍國主義者以自己一套思想和邏輯,強加於其他國家婦女的身上,還以為自己在做「好事」,製造「愛國婦女」,而該日本女學生竟信以為真,實在是荒天之下大謬。日本慰安婦也沒好下場  在亞洲各國,慰安婦皆非自願參加。既然並非自願,那麼當慰安婦何來會有榮譽﹖相反,只有無盡的屈辱。當慰安婦悽慘如性奴,甚至連薪金也未收足,那又怎會是光榮、合理的職業呢﹖  事實上,後來日本自己實施的慰安政策,也是無疾而終。那時日本慰安婦服務美軍後,大都很快染上性病,而美軍後來也放棄這種服務。之後日本慰安婦解散,但都沒有好下場。她們為國犧牲後,卻沒有遣散費、補償金,至於不幸死亡的,又有否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去呢﹖  「慰安政策」甚至在日本也行不通,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之前竟然強行在亞洲其他國家實施,真是不合道理到極點。今天,日本政客仍可口出狂言,真令人震驚。  大是大非的問題,無法不開口。既然日本政客和女學生認為當慰安婦是光榮的事,那麼便讓我們把這種「榮譽」永遠拱手讓給日本婦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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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企業中的共產黨(曹景行)

  我的一位上海朋友是個事業有成的私營企業老闆,不久前他帶了自己公司裡的十幾個中共黨員去重慶作「紅色旅遊」——這是今年中國內地的一種潮流,即把「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與旅遊活動結合為一體,皆大歡喜。這位朋友早在下鄉插隊時就已加入中共,現在他既是老闆,也是公司裡黨的支部書記。這樣的「黨企關係」比較單純,像這次「紅色旅遊」全部開支由公司負責,等於他自己掏腰包。  非公有經濟今天已佔去中國的半壁江山,而對中共來說,如何在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中發揮「領導作用」,是一個仍沒有完美答案的難題。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期間,浙江省黨代表、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成為第一位在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召開記者會的私人企業家。我問他﹕「在你的企業裡,究竟是你聽黨的還是黨聽你的﹖」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政治上我聽黨的,生產上黨聽我的。」  此話很精彩,但只是原則性的表述。在多數非公有企業當中,除非老闆本人就是黨員(或者是黨的一把手),否則即使有中共組織存在,也發揮不了重大作用,更不要說什麼「領導」了。這是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與社會多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卻給中共帶來嚴峻的新課題。  過去兩年北京新領導者注重提升中共的執政能力,其中一項措施就是要把鬆散的基層黨組織以及流失的黨員重新整合起來,以填補黨組織在非公有企業及諸多城市社區、農村的空白。在上海浦東某外資公司上班的朋友告訴我,他所在的辦公大樓已經建起了黨支部,由大樓裡所有非公有企業的黨員組成,並進行定期活動。而分散在外的黨員,則加入了所在社區的黨組織。黨員重新有了「家」,但問到他們在受雇的企業中究竟能發揮什麼作用,那位朋友就茫然地對我搖搖頭。  不過,近來非公有企業對中共的態度似有變化。據說,不少企業招工時比較喜歡有黨員身份的大學畢業生,因為他們工作態度較認真,能夠自我約束。河南省首府鄭州屬下新密市的非公有企業,更開始聘用專職黨務工作者,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人受聘,其主要工作是「協調勞資關係」。  某位前市政府官員到一家煤礦任職,月薪三千元人民幣,相等於副總經理待遇,其十項職責包括發展黨員(煤礦老闆也是發展對象)、培訓黨員職工、組織文體活動、為企業獻計獻策、保證煤礦黨組織獲得鄉鎮級以上的「先進」稱號,如果受到市級以上的表彰還可獲得物質獎勵。而黨總支的所有活動經費都要經老闆審批,老闆亦必須保證黨務工作有足夠的經費。  如何重建中共黨組織,如何在全新的環境中發揮作用,這在中國各地都有不同的嘗試。但這些探索能不能為中共找到未來的方向,至今誰也未能作出明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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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和裴勇俊  誰搭建了「超人氣偶像」的舞台?(南方朔)

  馬英九和裴勇俊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也有一些道理上的相似:分別是台灣政壇和東亞影壇的「超人氣偶像」。裴勇俊憑藉的是個人條件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有世界地位的南韓影視產業作後盾,而馬英九的舞台又是誰搭建的?南方朔對此作詳細、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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