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勢力主導下的篡改  評日本新歷史教科書(鄭海麟)

  自今年四月五日日本文部省審定通過右翼團體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起,亞洲各地的抗議和示威遊行此起彼伏、絡繹不絕。特別是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蹂躪的中國和南韓民眾,更是群情洶湧,對這部否認歷史罪行、美化侵略的教科書怒不可遏,官方與民間同仇敵愾,對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的言行嚴詞譴責。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之所以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完全是由於該書內容嚴重歪曲史實所致。早在二零零一年,由右翼人士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人主持編撰的舊版教科書,據日本學者自己的檢視,與史實不符之處,八家出版社的教材合計至少有一百三十七個,爭議之多,引發各國(包括日本)學者的強烈反彈,紛紛向日本政府表達反對立場。迫於輿論的壓力,日本文部省要求作出一百二十四處修改。歪曲史實還振振有詞  儘管如此,今年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並未改變其美化日本殖民統治、歌頌戰爭、歪曲歷史的基調。例如,二零零一年版教科書在敍述蘆溝橋事變時,指發生的原因是「因有人對依據合法條約之駐軍(日軍)開槍射擊所致」。在新版教科書中則指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在北京郊外的蘆溝橋,發生了有人向日本軍隊開槍的事件。第二天,中國方面繼續開槍,進入了戰鬥狀態。」比較新舊版教科書,兩者同樣將蘆溝橋事變說成是由中國方面向日軍開槍引發的,書中根本不提日本大規模派兵入侵中國的事實。似乎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責任完全在於中國,日本反倒成了受害者。  此外,新歷史教科書在描寫中日戰爭陷入僵局的部分,則將其原因解釋成中共「為了要奪取政權,故策劃了對日戰爭長期化」﹔在敍述太平洋戰爭時也極盡美化之能事,說日本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是「為自存自衛和自歐美列強手中解放亞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等等。類似這種嚴重歪曲史實的言論,日本右翼人士還振振有詞地以沒有必要「作賤自己的歷史」為由,公然寫入新歷史教科書。更有甚者,這些教科書中所有有關「侵略」的用詞,全都被曖昧模糊的字眼取代。慰安婦的問題也被刻意淡化,八本獲批准的新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一本提到,但也只是將日軍在二戰時期強加給韓國女性的民族壓迫和性虐待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  上述嚴重歪曲史實的教科書,在亞洲各國人民強烈反對下,仍獲日本政府審查通過,表明日本政府對二戰時期所犯罪行並無誠意作深刻反省,其影響是非常惡劣的,後果也是相當嚴重的。它將會使尚無明辨是非能力的日本青少年學生,接受不符史實的新歷史教科書的教育,從而加深日本與東亞其他地區人民對彼此之間相關歷史認識的分歧,進而造成亞洲國家關係緊張。這也是為什麼教科書事件引起亞洲各國人民紛紛抗議的原因。「大和精神」陰魂不散  然而,日本文部省不顧抗議,仍然審查通過新歷史教科書。筆者認為,這完全是基於日本文化中的「大和精神」作祟而產生的錯誤史觀。例如,參與撰寫教科書的西尾幹二就曾解釋﹕「為何只有日本應該把過去不好的史實灌輸給十二至十五歲的學生﹖日本無法編寫自己的愛國史,既可笑又可悲。我們戰敗,於是盡說自己的壞話,好像這樣才可強化自己的地位,我認為這叫作賤自己。」在西尾幹二這種史觀主導下,右翼勢力除了否定一切對日本軍國主義不名譽的指控,反控亞洲國家捏造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暴行外,還主張修改和平憲法、擴充軍力,讓日本得以在「威脅環伺」的世界裡自力更生,不必再仰人鼻息。另一參與撰寫教科書的小林善紀也說﹕「只要談到日本歷史,一定會提到南京大屠殺、慰安婦與『七三一』部隊,好像日本歷史就只有這些。但日本(歷史)是由龐大史實組成的,我們只是思考該從中選擇哪些來解釋當前的現象。」  基於這樣的歷史認知,右翼人士宣稱「要編寫讓日本人重新引以為自豪的教科書」,新歷史教科書就是在右翼勢力的思想和史觀主導下編撰的。他們試圖通過篡改歷史教科書,掩飾日本歷史上的戰爭罪行,並以錯誤觀念教育下一代,這種行為將使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揹上「第二罪責」的惡名。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筆者認為這與日本民族文化中長期鼓吹所謂「皇道」、「大和精神」,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血統純潔性和種族優越性,視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低等民族的觀念有關。由於上述觀念作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便以亞洲領袖自居。雖然二戰戰敗投降,但迄今為止,日本仍認為其在二戰中的行為是幫助亞洲國家反抗西方列強的奴役,實現亞洲的「共榮」,這也是日本不願向亞洲各國道歉的原因。  日本如果真想要在亞洲乃至聯合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誠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日本首先是要對二戰時期犯下的罪行進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也就是必須首先取信鄰國,說服亞洲各國。」筆者認為,日本只有徹底破除產生軍國主義的「大和精神」和「神國思想」,才能從根本上擺脫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錯誤史觀,從而對過去的戰爭罪行真誠地反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造福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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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  趙紫陽晚年談話錄(靳仁)

  趙紫陽逝世後,接近他的人整理了趙遭軟禁後的談話,並交本刊獨家發表。本期首先發表趙紫陽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談話,以饗讀者。趙紫陽這部分談話,涵蓋面廣泛,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如何在中國實行全面民主政治,黨對文藝創作、媒體應有的態度,如何實行民主監督,所有制與腐則問題,市場經濟與西化問題等。談話內容還牽涉中共高層人士的言論,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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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可怕的了」!(潘耀明)

  報載,首座民間投建的文革博物館已在汕頭市澄海區落成並開放,博物館陳列了全國各地文革時的資料和實物。  這是一樁令人振奮的大事。文革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在這之前,不要說建立博物館,甚至連公開討論也不允許。首先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是巴金先生,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公開發表文章,提出建館的構想,在《文革博物館》(1)和《二十年前》(2)中指出﹕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在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長期以迄,中國官方很害怕提文革,不僅不籌建文革博物館,而且對民間回應巴金建議出資建造也加以壓制。道理很簡單,因為有人害怕「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3),因為這些怕被揭瘡疤的人,在文革中都發了狂、犯了罪、欠了債,博物館一旦建立,他們就要露出狐狸尾巴、狼虎本相。影響他們現在的「形象」和地位。  巴金是一位清醒者,他認為「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我們當下所耳聞目睹的一些官老爺,包括香港特區的極左派們,其言論,其嘴臉,與文革時期惡形惡相的揮棍子、甩鞭子的造反派,何其相似也﹗文革的噩夢至今還在許多知識分子心間徘徊,他們知道,文革雖然結束,但文革的極左思潮還在,文革時代的英雄現在還是政壇的好漢。  文革產生的根源,乃由於個人權力欲望無限度膨脹所致。如今權勢階層仍然迷信權力,迷信自己的指揮棒。儘管改革開放已有二十多年,但思想言論仍然沒有自由,老虎屁股仍然摸不得。中國著名電影藝術家趙丹在一九八零年逝世前留下遺言﹕「黨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趙丹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也曾在《人民日報》撰寫文章,直抒胸臆,並且公開宣告﹕「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4)巴金後來曾以《沒什麼可怕的了》為題撰文,稱讚趙丹是「第一個講(真)話的人」,「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5)  巴金、趙丹這些少有的風骨錚錚的知識分子,開宗明義地表態了,而那些平時大言不慚、滔滔不絕的人,到了關鍵時刻卻噤若寒蟬,如軟脊骨動物。無他,因為這些人太精明,深知「黨管得太具體」的厲害。趙紫陽說,他也是一九八六年任職中共總書記後,才知黨管得太具體,「黨對政府各部門、各群眾團體干預太多,可以說不管什麼範圍的事都要過問。同樣,對於一個人的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個人的私生活,黨也要干預,這是不行的」(6)。所以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對文藝作品要少干預,但也不是不管,而是要提出某個時期的方向來,應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予以明確。至於對某個作品,不要干預。」(7)  趙紫陽身為黨總書記,他講這些話時也只能作「內部談話」,形成不了政策、制度,所以黨至今還是干預不停,管教不斷。「四人幫」粉碎以後,很多中國知名作家、藝術家,曾歡欣鼓舞地要「迎接中國文藝界春天的到來」,但是他們迎來的卻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有現在各種變形的查禁、打擊、行政處分等「加強管理力度」的專制措施。中國政治體制沒有跟隨中國經濟開放步伐作相應的改革,使虛偽落後的極左思潮陰魂不散,這種經濟向前走、意識形態向後退的局面該如何了結﹖本期趙紫陽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記錄,也許具有參考價值。  日本篡改侵華歷史引起軒然大波,本期特輯有多篇文章評析,可謂搔到癢處,僅供參考。  注:  (1)、(2)、(3):《無題集》  (4)、(5):《探索集》  (6)、(7):勒仁:《如何在中國實行政治民主——趙紫陽晚年談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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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乎?(李政道)

  本刊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號曾刊出楊振寧之妹楊振玉女士所撰《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一文,對李政道先生在《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一書中對該次會見的記述作出澄清。李政道先生寄來本文以及他與原中國科學院外事部門負責人朱永行先生就該次會見於最近互致之信函,再憶會見情形「以正視聽」,本刊全文照錄,俾讀者了解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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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潘宗光)

  面對生命的無常,個人在歷史的洪流實在非常渺小。今日都市人所需要的,是放下執著、看透世情和擺脫心靈桎梏的能力。  在我辦公室的牆上,掛了友人送贈的《金剛經》精句牌匾,內文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段經文提醒我面對無常的生命,必須放下執著,以平和的心面對瞬息萬變的世事。這信念對我處理日常事務有著莫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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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宜釋法 破壞法治(張楚勇)

  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說,只有遵守原則才能保有自由,權宜之計只會破壞自由。這次特區政府因為特首缺位而提請人大常委釋法,把原本清晰明確的《基本法》條文作出權宜的解釋,正是對保障自由的法治精神的破壞。  《基本法》第四十六條用了很簡明的字眼,清楚規定行政長官的任期為五年,可連任一次。至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則由第四十五條和附件一規定。而行政長官缺位時,第五十三條規定要在六個月內依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特首。  上述有關條文儘管是互相關連,但分工卻是清楚不過。那就是第四十六條規定特首任期,其他條款則規範產生特首的方法,其間並沒有提及行政長官缺位後產生的新特首的任期會和第四十六條所規定的不一樣。  可是,現在中央卻認為這些清晰的條文是說了不算數的,理由是立法原意對特首缺位後產生的新特首的任期既沒有硬性規範,更應是根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來確定。即是說,既然第二任行政長官是由任期五年的選舉委員會產生,在第二任行政長官缺位時,便只能由同一委員會以補選形式再產生新的特首,其任期也只可以是剩餘的任期。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更說,日後假若普選行政長官,屆時因缺位後再產生的新特首便沒有剩餘任期的問題,因那時的產生方法已經不是由一個任期五年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新的特首了。  這個所謂對立法原意的解釋,就好像把《基本法》內原本十分清楚的相關條文,變成了魔術師的百寶袋,可以隨時從袋中變戲法似的變出一隻白兔來。  《基本法》附件二規定,選出第二任特首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同時也是選出第二屆立法會部分議員的選舉委員會。一九九零年頒布《基本法》時,原意規定第二屆立法會在一九九九年產生。於是,選第二任特首的選委會的任期,便只能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四年。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因為中英爭拗導致一九九七年時北京不接受港英時期留下的立法局,另立一個為期一年的臨時立法會,那麼選第二任特首的選委會早在去年便任期屆滿、解散了。依此推論,當董建華在今年三月提出請辭後,我們豈非不能產生新的特首﹖立法原意是否刻意安排至二零零七年間當選委會不在任時特首不能缺位﹖如果立法原意真是這樣,那顯然是荒謬和不能理解的。這表明以選委會產生特首的辦法有問題,卻不證明特首缺位後重選的任期不應是五年。  顯然,新特首的任期規定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六條所說的五年。相反,特首的產生方法,於特定時間(即選委會任滿後的時間)在《基本法》中卻出現了一些也許事前沒有想到的問題。如此一來,要補救這一點,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理應不是以清晰的條文來遷就有遺漏或含糊的地方,而是通過修訂補上一筆,以解決有關的問題。  如果我們捨清晰的條文不顧,去追尋所謂的立法原意,或為了達到其他法治以外的目的而曲解清晰的條文,那便是以權宜取代法治,哈耶克的警告便值得我們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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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棉襖(陳丹燕)

  我小時候很多病,平均每個月要到醫院小兒科去看一次病,總是扁桃腺發炎、發高燒。小兒科的醫生都認識我了,每看到我拿着厚厚的病歷卡走進小兒科,那裡的醫生就朝我長長地歎口氣,說﹕「你又來報到了。」所以,別的小孩還沒穿毛衣,我就已經穿上毛衣了。等梧桐樹掉葉子、天開始颳北風了,別的小孩穿毛衣,我就該換上棉襖了。等下雨了、下雪了,別的小孩都穿棉襖了,我媽媽就擔心我的棉襖不夠暖了。經常感冒發燒的我,比同齡的小孩都要瘦小的我,能一口氣吞下四片大藥片的我,在我媽媽看來,需要最保暖的棉襖。  媽媽是東北人,會做棉襖。她總是在天還沒冷下來時,就開始準備我的棉襖了。從前人們說,小孩子的骨頭嫩,不可以穿新絲棉。媽媽就把她自己穿了一冬的舊絲棉襖拆了,把她棉襖裡的絲棉拿出來給我用。絲棉是微微發黃的、亮晶晶的、滑溜溜的東西,聽說是用蠶寶寶吐的絲做成的,不是真正種出來的棉花,是很珍貴的東西。我看到媽媽用手輕輕將它們拉鬆,平平鋪在紗布上,鋪出一件棉襖的樣子。她喜歡我這時一直在她身邊,常常伸手摸一下我的肩膀,輕輕地摸肩膀的邊緣,說﹕「呀,這麼窄﹗簡直就沒有肉,什麼衣服也撐不起來。」說著,在肩膀那裡將絲棉鋪得厚一點。或者,讓我把胳膊伸出來比比,我的胳膊常常比一般小孩要長。媽媽這就高興了,說﹕「看看,差點就把袖子裁得短了﹗袖子一短,棉襖再暖,身上也不會暖的。」媽媽每次做的棉襖袖子都很長,第一年不得不將袖子挽起來。袖子又厚,挽在手腕上,覺得自己的胳膊像兩把大榔頭。但是我不敢抱怨媽媽,媽媽不是那種喜歡做家務的人,常抱怨做家務。她喜歡聽音樂。她為我做棉襖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家別人的棉襖都是買的,只有我的棉襖都是媽媽親手做的,她在肩膀、袖子和後背處都蓄得格外厚些,好讓我暖和。  媽媽蓄好絲棉,用紗布細細地、軟軟地包著,用細棉線輕輕地連成了衣裳的樣子。然後,她把它放到罩布上,用罩布包起來再縫上。媽媽常常將她的緞子旗袍拆了,給我做棉襖的罩布。她有好多漂亮的旗袍,不合穿的都在我家箱子裡壓著。開始時媽媽還存著,每年夏天都拿出來曬霉。後來她絕望了,認為她這一輩子是再也穿不上它們了,就開始胡亂將它們拆了,給我改衣服穿。媽媽的旗袍都是用極細的好緞子做的,手摸上去,老覺得手上的皮膚太粗了,沙沙地勾著了緞子的絲,讓人不敢摸。它被燈光一照,泛出一片柔和明亮的光來,讓人不敢想穿在身上的樣子。媽媽垂著頭,密密地縫著我的棉襖,說﹕「這件旗袍是春秋天穿的。有次穿了去開晚會,讓一個剛來上海的波蘭人見了,羨慕得不得了,她忍不住動手來摸,也顧不得禮貌。」我見過媽媽穿旗袍時的照片,溫婉漂亮,配了象牙胸針和高跟鞋。我和媽媽,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將它改成我的棉襖,真是糟蹋了。可是我們都沒說出來。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國,連我這種小孩都知道有些事需要放在心裡不能說,何況是媽媽。  用緞子做的棉襖是又輕又軟的,就是經不起磨。我的棉布罩衣只要一個冬天,就把棉襖的緞子面磨破了。那像雲霞一樣閃爍的緞子面被磨掉了,露出裡面紅色的底子,像照片的底版一樣。在紅色的底子上,隱約還可以看到面子上的花紋。我這才知道,原來緞子上的花紋是分好幾層織上去的。媽媽看到我的棉襖這麼快就破了,並不吃驚,也沒有抱怨我不愛惜。她也許知道我非常愛惜,我從來不亂脫、亂扯、亂放,從來不像別人那樣,晚上睡覺時將棉襖壓在被子腳上,當毯子用。她只是說﹕「上好的緞子怎麼經得起貼着布,天天磨呢﹖」她好像早就料到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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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風波(胡化)

  近日,內地教育部發出通知,禁止校外網民進入各大學網站,實行ID實名制。一時之間,人氣旺盛的水木清華、北大未名、南京大學小百合、西安交大兵馬俑、浙江大學海納百川、南開大學我愛南開、上海交大飲水思源、復旦大學日月光華、北京郵電大學真情流露、吉林大學牡丹園、武漢大學珞珈山水等校園網站的BBS,都由開放型轉為校內型。  此舉馬上受到公眾的強烈批評。一個網民悲憤地說﹕「永遠記住這個日子﹕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三。在這一天的下午,在中國,乃至世界青年華人群體中享有盛譽的水木清華BBS死去了﹕在一小撮人的強令下,水木清華BBS被活活地纏上裹屍布,在眾多互聯網公民,尤其是廣大青年網民的睽睽眾目之下,揉捏成一個只對校內開放,而且必須是實名制的行屍走肉似的普通公告板。這個同時有兩萬多人在線的富於文化價值、富於技術價值、富於交流溝通價值、富於中國教育形象價值、富於中國互聯網事業招牌形象價值,同時也富於商業價值的中國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網站之一,被敢於逆歷史潮流的一小撮人給毀掉了﹗」  BBS儘管只是網上的討論區,是大學生和其他網友交流的平台,而且這種平台是自律的,版主對於太出格的言論是要過濾的,但官方還是不放心。他們最認同中國官場的古訓﹕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二十多年前,他們取消了中國公民貼大字報的權利。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國際互聯網,網上的言論又被他們視為新的洪水猛獸,於是不惜調動巨資,打造金盾工程,防止老百姓利用互聯網自由交流信息和思想。限制BBS,便是這種思想鉗制的最新舉措。  然而,有良知的媒體對此也不甘於裝聾作啞。《中國青年報》二零零 五年三月三十日刊出記者包麗敏的報道《「活」在BBS》。這篇報道如實地講述了校園BBS產生的經過和大學生對BBS的真實感受。報道寫得很低調,很誠懇,只是溫和地擺事實,講這些BBS在十年前是怎樣由大學生裡普通的電腦愛好者創立的,講校內外的學生、教師、網友在其中獲得多麼巨大的樂趣,講站務委員會和版主如何維護網上的秩序,提醒大家不要發表過激的言論。最後自然也要提到上面的新規定會給BBS帶來影響,「大學的BBS注定要變成高牆隔斷的自娛自樂的內花園了」。  中國想建世界一流大學,殊不知世界一流大學是沒有圍牆的。而中國不但要在大學周邊建造水泥的圍牆,還要打造隔斷信息交流的無形圍牆。這只會進一步拉開中國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  包麗敏的報道儘管如此委婉,還是激起了官方強烈的反彈。共青團中央馬上進行嚴厲的追究。這證明,針對大學BBS的舉措,不只是來自教育部,而是來自更高的機構,是當局思想鉗制整體工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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