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了傳統以後,就能創新嗎?(白先勇)

  在座的發言人裡面,李歐梵、陳映真、李渝、鍾玲和我五個人都是外文系畢業的,今天來講華文創作,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我們開始的時候,念的是西方的文化傳統,所看的那些小說、詩,都是另外一個大傳統。今天要談的是這邊這個,好像是一種回歸了。文化傳統拋不開丟不掉  我想文化傳統在一個人的意識裡面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可能真的是拋不開、丟不掉的。而且我發現,年紀愈大,愈來愈往這邊傾斜,愈來愈回歸,去找這個東西。我在美國住了四十年,回來像一個傳教士,到處去講崑劇,中國大江南北都跑遍了,上了九次中央電視台,為的都是要講我們的崑曲,這五百年的怎麼好、怎麼好,真的像一個傳教士,一直在講。我想,這個文化追尋,可能一生都在追,無意識的、下意識的。我們經過西方文化傳統的洗禮,才真正的想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對我們的重要性,也是排除不了的。  作為中國人來講,一個多世紀以來,所有的問題,歸根究柢就是個文化問題,就是怎麼再去認識我們的古文明、怎麼再去用它、怎麼再去讓它滋潤我們。在文學方面,在創作裡頭,不管你怎麼反它,可能都在我們的下意識中慢慢地操盤。  我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念過很重要的一篇T.S.艾略特的論文《傳統與個人才具》。主題是﹕一個詩人到二十歲以後,要寫詩,就要把它放在整個傳統裡面評價。那個時候,我們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聽到傳統這兩個字,好像就要掙脫它,我那時候想,為什麼像T.S.艾略特這麼前衛的一個詩人還講傳統。其實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不能無中生有  以我自己來講,現身說法來說,當初我們在念西方的現代課程,也常常跑到中文系去,聽葉嘉瑩先生的課,聽鄭騫先生的課,怕也是有意無意間的一種追尋。在寫作的時候,想極力避免我念過的東西,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紅樓夢》,也非常不喜歡聽到人家說白先勇受《紅樓夢》的影響。其實,現在很高興聽了,現在很高興聽到白先勇小說裡面受《紅樓夢》影響了。其實根本逃不了的,所以我念過的李白、念過的杜甫、念過的所有詩詞、念過的所有東西,統統在我的文字裡面、小說裡面。  五四運動反傳統,有個假設,就是說要反了傳統才能創新。但是,回到T.S.艾略特那篇論文,你不能無中生有。推翻了傳統以後,就能創新嗎﹖是不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就能夠創新﹖是不是接受了傳統,也能夠創新,不必完全推翻﹖胡適他們就是說不要看經史,不要寫章回小說,把這些統統都推掉,才能有新文學的產生。但是,他們本身,像胡適,國學根底本身就很好,有了那個根底,所以可以來推翻。後來的人,可能會誤解他們的意思,變成不要傳統就可以創新。一直影響到文革,可以說全盤否定,可能就是起源於傳統可以隨便被推翻的這種思想。在別的國家裡,我們也沒有看過幾千年的傳統可以被反掉了以後再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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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往前(潘耀明)

  關於文學創作與社會功能和文學創作與文化傳統的關係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文化界關注的熱點。白先勇在《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文章中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社會意識逐漸壓凌小說藝術的現象,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大特色。作為一個現代小說家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往往互相衝突,不能和諧。」特別是在過去四十年,一個作家如何忠於藝術良知、發揮藝術功能,又能寫出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痛苦,而不觸犯政治「天規」,確實是頗費躊躇、戛戛乎其難的事。  白先勇認為﹕「一篇小說中的社會意識與其藝術價值並不必要互相衝突,彼此不容。如果作品中的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之間取得平衡,內容與技巧互相協調,作品的社會意義,便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白先勇舉魯迅的作品為例﹕「一方面是他對中國舊社會封建傳統的黑暗而深刻尖銳的批判揭發,他這種道德的覺醒與道德的勇氣,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典範。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將西方現代小說技巧形式成功地引進他的創作中而開創了中國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新風格。」這是在社會意識及小說藝術之間取得了平衡而卓有所成的活生生例子。  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反動,所以具有叛逆性。白先勇甚至認為﹕「『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所謂亂世之音﹗」(一)當下海峽兩岸三地的知識青年,對西方現代主義的狂熱,與五四青年的狂熱程度似乎減弱很多。大抵從實踐經驗可見,單靠一成不變的拿來主義,還是不太適合中國社會的。  根據個人的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兩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發韌之後的二十年﹔一次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三十年。除台灣與香港外,中國文學的精華大體上就產生在這兩次高潮中。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很特別,它在世紀之初發動了一場革命,然後更換了一套文學觀念,創造了一套新的文學方式,即以現代漢語寫作的方式。因此,在第一次文學高潮中的文學創作,從某種意義來說,它帶有寫作實驗的性質。這一試驗固然出了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具有成熟文體的奇跡,但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作品因受歐化的影響,還不能算是成熟的語文。而經過幾十年的洗禮,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語言就走向成熟了。這除了一部分作家刻意恢復漢語的魅力之外,另一部分作家也因時間的歷練與汲取前人經驗的精華而使得寫作語言趨於精緻。  與五四後的作家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有一點比較幸運的,是他們有傷痕和不平,但已不必背負「救國救亡」的重擔了。這一重擔迫使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作家不得不把眼睛緊緊盯住現實,把腦子放在對社會合理性問題的思索,也因此不得不總是涕淚飄零,並只能採用現實主義的方法。也就是說,國家興亡的良心壓力使他們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社會功利的限制。他們之後,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學雖沒有救亡的問題,卻有一個為政治服務的問題,於是文學變成時代的號角,並被強制性地納入國家控制的軌道,從而失去了文學的生機與個性。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卻沒有上述的精神負累,它在經歷了一次衝擊和解放後,正好遇上百年難逢的改革開放時代,於是,他們不但眼界大開,借鑑了世界文學的各種技巧,而且筆調也自由瀟灑起來,對各種寫作方法都積極地進行嘗試。因此,這個時期的作家,便集體地打破傳統與現實主義的單一寫作格局,開闢了一個多元寫作的時代。  這一時期湧現的一批舉足輕重的作家,包括小說家王安憶、李銳、蘇童、賈平凹、韓少功等等和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等,他們的創作表現手法,既有傳統的,也有現代的,甚至西化的,五花八門,各取所需,他們大都打破傳統而不否定傳統,甚至力求恢復傳統,比之五四運動的全盤否定傳統,可以說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一次創新。雖然也有個別與傳統離經背道的作品,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俄國偉大作家托爾斯泰指出,一個作家「正確的道路是這樣﹕汲取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再往前走。」這就是說,作家要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和提升。  最近本刊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合辦題為「文化傳統與華文創作」的講座,並由鄭培凱教授主編、選輯其中精要部分以饗讀者。這些海內外知名作家、學者對新世紀華文文學創作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論述精闢,見解新穎,值得參考。  注﹕  (一)《〈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寫在〈現代文學〉重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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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思維」與「港式思維」  回應劉銳紹先生(胡重生)

  二○○五年六月號《明報月刊》載有劉銳紹先生所寫的《特首補選與政黨發展》(頁五四),作者向北京進言,說北京政府對港政治發展之不信任源於誤解所致,而其誤解由「內地思維」所產生,可是劉先生之進言,在當權者眼皮下,又何嘗不是「港式想法」。  劉先生舉出「中亞地區幾個國家(包括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等)的政治變化,都引起了北京的關注」,其實北京政府最關注的,是一向以一黨專政的老大哥蘇聯於解體後為國家造成的惡果——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再者,如南斯拉夫的下場,在在令北京政府忐忑不安。  所謂「以史為鑑」,前述國家的下場,正好加強北京政府的想法,就是「國家不能亂」,為了「國家不能亂」,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一黨專政」。  明乎其此,大家就明白政黨發展在港實有其局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腳下的香港,民主派決不能「專政」,以免為「國家添煩添亂」。儘管劉先生以「港式思維」叫以「內地想法」的政府一萬個放心,為政者就是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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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首施政作風管窺(張楚勇)

  新特首曾蔭權以「強政勵治」作為他的管治座右銘。甫一執政,便表現出高效率和敏捷的反應﹕例如當暴雨如潮的時候馬上視察受災現場,親身「落區」體察到醫院長時間排隊輪候門診市民的苦況等。  不過,曾蔭權上任以來,有兩件事令我懷疑他的施政是相當倚賴一些權謀考慮的。這兩件事,就是曾蔭權資產申報問題,以及香港電台應否轉播賽馬和舉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下稱「中文金曲」)的爭論。  資產申報問題比較簡單。根據《基本法》,特首上任時應該向首席法官申報資產,並記錄在案,以便讓公眾看到特首能廉潔公正地管治香港。  翻查紀錄,曾蔭權出任政務司司長時申報的資產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在英國和香港兩地各有一所物業,以及出任十多個社團學校的贊助人。理論上,曾蔭權出任特首時,如果資產沒有出現大變化的話,申報的工作應該是輕而易舉的。奇怪的是,在曾蔭權上任兩星期後,《南華早報》七月七日率先披露他還未申報資產,並引來議員的質疑。其後一些媒體在七月八日至十一日連續幾天不斷向特首辦查詢,卻都不得要領,直到十一日星期一早上的電台烽烟節目結束後,特首辦才發出新聞稿,公布特首已在七月九日星期六申報了資產。  為什麼在九日申報了的事,要到十一日才公布呢﹖這和強調高效率的曾蔭權作風是很不相襯的。為什麼在申報後媒體繼續追問了兩天,特首辦才發聲明呢﹖我傾向相信,這是曾蔭權要清楚放心媒體沒有對他的申報作任何不利的質疑之後,才發放有關消息,以免引起始料不及的爭議。  至於港台停播賽馬一事,從目前已知的情況看來,曾蔭權政府似乎也是策略用盡,以收震懾港台之效。  廣播處處長朱培慶表示,原本今年四五月間,編輯自主的港台已決定為了節省資源,將於下年度停播賽馬,並知會了工商及科技局,當時署理特首職務的曾蔭權也知悉此事。但是,後來當曾蔭權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在六月競選特首時,卻公開評論使用公帑的港台不應轉播賽馬和舉辦「中文金曲」這類節目,卻隻字不提根據政府與港台的框架協議,港台是享有編輯自主的。這樣做顯然是要向其支持者顯示他對港台不滿的立場,但同時也暴露了他不尊重政府對港台編輯自主的承諾。  其後當曾蔭權當選特首後,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一再重申反對港台轉播賽馬的立場,並且在港台於七月十一日向立法會解釋其停播決定前,在七月九日先由曾俊華在港台不知情下向外公布了港台的決定。這種先發制人的處事方式,似乎是要表明曾蔭權才是港台節目的最後決策者,並不惜破壞港台編輯自主的形象來達到他所謂「強政勵治」的目標。  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利曾說,政治家為保國家利益,有時難免要不擇手段。但如果用盡權謀只是為保個人威信,這並非政治家之所為,而只是徹頭徹尾的政客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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