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情緒與政治現實的矛盾(邵善波)

  在香港目前的歷史時空和政治文化環境中,特首一職或許是世界上最難做的政治職位之一。當然,此職不能與大國領袖相比,但面對的困難卻與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成比例。  香港特首乃由港人按有限選舉程序選出,再經中央任命。中央任命的機制是保證當上特首的人是中央可以信賴的人。而香港的有限選舉程序,是希望在產生特首的過程中,讓港人有所參與,推選出來的人也是港人接受的人。但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局面下,這一機制和程序恐怕不可能有兩面俱圓的結果。歷史情意結很難化解  絕大部分港人在過去五十餘年與內地政府及執政的中共的交往和對其的認識中,除了近年可能有所改觀外,基本上都充滿懷疑、恐懼、抗拒甚至反抗。他們當中更有不少人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中共大搞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及文革等原因而逃來香港定居的。他們對中共的情緒是由個人經歷形成的,這樣的情意結一時很難化解。即使內地近二十餘年推行改革開放,經濟蓬勃發展,也只能淡化而不能消除這個情意結。  所以,要找出一個既能獲中央信任、又能獲港人支持的人出任特首,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得到中央信任,就是相當一部分港人不信任此人的理由。泛民主派不斷攻擊董建華的重點之一,就是他對中央唯命是從,沒有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民主訴求(其實是指董不能替泛民主派向中央爭取民主)及抗衡中央的「干預」(其實是中央依法行使其對香港的權利和義務)。泛民主派這種叫囂,是完全不合政治和現實常理的,但因為在社會上得到相當的支持和回響,對爭取港人對他們的支持,仍有相當作用。  說這種叫囂不合政治和現實常理,是因為無論你怎樣抗共、拒共,只要你不反共,也會明白香港回歸後,特首一定要得到中央信任,這是政治現實﹔同時,特首也必須得到中央支持才能有效施政,在中國這個大家庭裡爭取有利香港的政策。這是現實和功利考慮下的常理。港人雖然明白,但在現實與情緒的取捨上卻往往是矛盾的。大部分港人寧願選擇發泄,不服從現實的要求。正因為泛民主派善於利用港人的這種情緒,才使他們在回歸後依然可以取得很高的支持率。  所以,香港在董治時期的問題,主要就是這個政治問題。由於董建華得到中央信任,就成了泛民主派攻擊的目標。因此,近年香港出現的問題,主要不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手法、架構或董與公務員關係的問題,也不是董個人處事方法上的問題。這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而是都是次要的,是在政治大環境下產生和被擴大的。簡單來說,倘特首不是由中央任命,或被泛民主派及反共、抗共、拒共的港人認定為中央欽定的、經握手握出來的人,特區政府的管治和董的處事缺點,絕對不會被肆意炒作成現在這種樣子。試想﹕若特首是鄧蓮如、陳方安生或李柱銘,特區政府過去七年多與立法會、政黨、傳媒的關係一定不同。到底要不要中央信任﹖  回歸後,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面對的這個困難,只能從兩方面去解決﹕一是中央要放棄對港人推選出來的特首人選有絕對或基本信任這個要求﹔一是港人改變拒共、抗共的心態,以務實的態度,只推選中央信任的人出任特首,並支持其施政。這兩個方法顯然都有問題,前者要求中央放棄信任這個條件,固然不可能﹔而後者要港人在這問題上少用情緒、轉向務實,也是不切實際的。這矛盾可能正是何以一些親中人士不願在這大氣候下參選特首,也是為什麼曾蔭權被一些人捧成大熱的原因。在這矛盾夾縫中苦幹了七年多的董建華,今年一月中在匯聚美國華人精英的百人會上,向一眾老友講了一些心裡話,其中一句是﹕「如果有人問你做不做特首,千萬不要答應﹗」(大意)現在正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港人只能希望接替董的人能汲取董的教訓,較好地處理這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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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電影的互動(羅卡)

  得港口地利之便,洋人大多經香港進入中國內地。一八九六至九七年間,西方電影開始傳入中國,有資料顯示,這些電影先是在香港放映,一個月後再在上海露面。南北東西初度交匯港穗滬渝各顯神通  早期穿梭於香港、廣州、上海攝製電影的重要人物是黎民偉。一九一三年,黎北海、黎民偉兄弟和清平樂劇社的朋友,與上海來的美國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合作攝製了《莊子試妻》,史稱港人主導製作的第一部故事片。一九二四年,黎氏兄弟的民新影片公司在廣州攝製了《胭脂》。一九三?靆年,他們又和香港出生、以北平為基地的羅明佑合作,組成了中國最有規模的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在上海、香港製作及發行高素質的影片,大力推動國片。  邵氏兄弟在六七十年代幾乎獨霸香港影壇,並且走向國際,近年旗下影片再以影碟形式復活。早在一九二二年,邵氏兄弟之首的邵醉翁已開始經營舞台。一九二四至二五年,邵醉翁聯同邨人、仁枚、逸夫,四兄弟在上海創立天一影片公司(下稱「天一」),同期業務推展於星馬一帶。一九三三年率先攝製粵語片,並在香港設立分廠,專拍粵語片以銷往南洋。戰後復業,業務一直領先,七十年代初又以功夫片打入歐美市場。  最早的兩齣粵語有聲片於一九三三年製成,但不是出自香港的公司,而是分別由三藩市的大觀影片公司(下稱「大觀」)和上海的天一製成。天一的《白金龍》和粵劇大老倌薛覺先合作,把薛演的舞台名劇搬上銀幕,並取材自荷李活電影《郡主與侍者》(The Grand Duchess and the Waiter)。影片一出,在內地及南洋一帶大破票房紀錄。差不多同期,關文清、趙樹燊在華商支持下在三藩市組成大觀,攝製了第一部粵語有聲片《歌侶情潮》,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三藩市首映,大受歡迎,後在香港、廣州及南洋上映,引起轟動。  香港迅即成為粵語片的製作中心,上海的大公司與有聲片人才陸續來到香港分一杯羹,美國的大觀亦移港經營。到一九三八年,香港電影已步入第一個黃金期。  一九三六年,華僑伍錦霞在荷李活自資製成並公映了粵語片《心恨》。此片頗有國防意識,一鳴驚人。伍錦霞其後來香港攝製了五部粵語片,又回美國攝製了四部粵語片,成為早期最活躍的海外華人女導演和製片家。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內地不少電影專才逃港避戰,使香港影業迅速繁榮。一九三九年,香港電影年產量已高達一百二十五部,宣揚抗日鋤奸的「國防電影」也風行一時。但早在一九三五年,關文清已拍出有國防意識的《生命線》,一度被禁,其後獲通過,大破票房紀錄。  此時戰火雖迫近華南,香港電影仍活力十足。大觀於一九三九年在三藩市重張旗鼓,攝製以美國華僑為對象的多部粵語片,又率先製作彩色片,戰後在港重建片廠,技術領先。從三十到五十年代,大觀都積極進取,努力開拓海外市場。  重慶支持內地影人在港攝製愛國影片,然後運往後方和海外放映,但本地人拍的娛樂片因同樣能安慰惶恐不安的人心而大受歡迎。直到香港淪陷,影人各散東西,電影製作才完全停頓。國劇粵片攻防相濟武俠功夫異彩紛呈  戰後,香港電影迅速復蘇,但一場國、粵語片的混戰也宣告開始。土生土長的「粵派」大量拍製娛樂片和新題材影片,如寫戰爭遺害的傷痕文藝片、間諜片、恐怖片,一向出產的喜劇片、武俠片、歌唱片則變本加厲,出現所謂「七日鮮」現象,使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間的電影產量達三百部。由上海南來的「海派」則以大手筆建電影廠,攝製較有規模的國語片。此中帶頭者是大中華電影企業公司,隨後出現的有永華、長城兩家影片公司,它們集合了不少內地電影界的編導好手如朱石麟、馬徐維邦、岳楓、李萍倩,名演員如王丹鳳、劉瓊、舒適,巨星如周璇、李麗華、白光等,出品以文藝片為主,內容與手法都較認真。  五十年代後,香港影壇明顯地分成左右兩個對壘陣營,互不相交、各不相讓,文化界、影評界亦如是。但在蒙上政治色彩之餘,左右兩派都不能不寓教於樂,以吸引觀眾、擴充市場至中產以下的層面。粵語片向來走基層路線,至此也難免要和國語片競爭。自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國語片的「兩大」——邵氏兄弟電影公司(下稱「邵氏」)、電影懋業公司日漸壯大。粵語片雖不斷進行改革,出現像中聯電影公司的精品製作,還有楚原、龍剛、黃堯等新派導演以及大群新星,到六十年代末,終敵不過邵氏的大公司經營,而在一九七一年全軍覆沒。  在這個艱苦經營的過程中,香港電影在地小人多、左右夾攻的環境下,竟催生了一個打不死的片種——武俠功夫片。香港的武俠功夫片先是繼承上海二十年代的神怪武俠片如《火燒紅蓮寺》、《荒江女俠》,繼之而起的是四十年代末香港土產的「黃飛鴻」系列。不少京劇北派武師、粵劇武生和嶺南武術名家都投入影圈當武師、演員和武術指導,由此衍生一代代的傳人﹕梁永亨、袁小田、劉湛、韓英傑、洪媽媽(錢似鶯)而袁和平、劉家良、洪金寶、元彪﹔關德興、石堅、林蛟而李小龍、梁家仁、成龍、李連杰。邵氏於六十年代中更開拓出新派武俠片的新路向,張徹、胡金銓、程剛等各領風騷,帶出一大群「打仔」、「打女」如羅烈、王羽、狄龍、姜大衛、陳觀泰、傅聲、鄭佩佩等直闖國際。李小龍掀起全球功夫熱,成龍、洪金寶等承其餘波搞起功夫喜劇,八十年代中再變種為都市化的動作片。於是吳宇森、林嶺東、徐克、于仁泰、唐季禮、成龍、洪金寶、李連杰、元奎、袁和平、程小東、楊紫瓊、周星馳等先後成為國際名家。  功夫、動作片不但走向全世界,更深刻地影響了荷李活,使其結合香港式武術指導和數碼化科技,製作出超級豪華壯觀的動作片。陰陽衍變各領風騷人才技藝顯赫國際  中國電影自三十年代以來已建立的一個傳統,是重文輕武、女星(或女性形象)主導,不論故事內容、票房價值都如此。此中,敏感性感、命途多舛的阮玲玉與雍容華貴、大家閨秀的胡蝶可作為兩個典型。  四十年代中以後,「海派」南來的巨星如周璇、白光、李麗華以歌聲、演技風靡一時,「粵派」的白燕、紫羅蓮、芳艷芬、梅綺、黃曼梨則以親切感人的形象贏得家庭觀眾的擁戴。圍繞她們而寫出的無數家庭、倫理、愛情悲喜劇,都以女性令人同情的遭遇與讚賞母性、美德、美貌作賣點,而男性處於或是敵對或是襯托的地位。此一程式直到五六十年代新一代女星大量出現時,依然故我。夏夢、石慧、林黛、樂蒂、葛蘭、林翠、尤敏、葉楓,以及粵語片的林鳳、丁瑩、嘉玲、南紅、陳寶珠、蕭芳芳、薛家燕等冒出後,港片仍依循這陰盛陽衰的路向發展。直至新派武俠與功夫片大興,七十年代才一反傳統,成為「陽剛」的年代,直至現在仍大致如此。  香港電影在八九十年代的輝煌史已不需我在此細表,用一句話說﹕香港電影攀上了高峰(希望不是最高峰),業務蒸蒸日上,技術天天進步,市場伸延世界,人材顯赫國際。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和歐、美、日、韓、泰等地都在吸收、挪用香港電影的優點,使得港片的優勢日漸消失,競爭力也隨着市場惡化和人才外流而日見薄弱。  踏入二十一世紀,港片面臨這樣的轉型﹕挾累積的經驗、才智、實力融入內地電影中,促進大中華電影的新生、成長。但這就意味着要努力適應內地的環境、氣候、形勢,逐步放棄從前自由放任的本性與特色。這樣的轉型過程,必然要經歷許多苦惱、掙扎。蛻變出來的是紛飛的彩蝶還是「四不像」,就有賴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努力,也要看客觀環境的變化給我們造就了怎樣的際遇。當然希望香港電影明天會更好,有個更輝煌的一百年。  (編按﹕本文取材自羅卡、法蘭.賓〔Frank Bren〕合著新書Hong Kong Cinema : A Cross-cultu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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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民營電影夢  章乃器們的「夢工場」(章立凡)

  本文作者通過回顧其父章乃器及任宗德、夏雲瑚等民族資本家當年為振興民營電影而長期在政治和經濟壓力下慘淡經營、勉力支撐直至最終衰亡的過程,特別是兩部史詩式巨片《八千里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昔日的艱辛和輝煌,及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史東山、蔡楚生導演生涯的結局,再現了近代中國民營電影史悲壯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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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弔詭(潘耀明)

  最近讀了一篇敘利亞的寓言式文章(注),印象很深刻,妙文共賞,值得公諸同好。內容大意如下﹕  對於囚籠中的老虎而言,森林已變得遙遠,可牠仍然無法忘懷森林。牠怒視著籠子四周正以好奇的眼神注視着牠的人們。馴獸師對老虎說﹕「你必須服從我,因為我擁有食物。」籠中虎仍然在回味來去如風、無拘無束地追趕獵物的日子,對馴獸師以食物為餌的利誘不瞅不睬。第二天,老虎仍然不吭聲。馴獸師對老虎說﹕「你不餓嗎﹖你肯定在飽受飢餓煎熬。說聲餓,你就會有肉吃。」老虎說﹕「我餓﹗」老虎終於獲得肉食。馴獸師知道老虎入了圈套,永遠不能得救了。第三天,馴獸師對老虎說﹕「如果你今天想得到食物,就得按我的要求來做。」馴獸師的要求很簡單,要老虎此刻在籠裡繞圈打轉,等他說停,牠就停下。老虎心想﹕「這要求不過小事一樁,我何必因為固執而挨餓﹗」於是繞起圈來照馴獸師的話做。馴獸師命令老虎停,老虎立即停。老虎很快獲得肉食。馴獸師對學徒們說﹕「幾天後牠就變成紙老虎了。」  第四天,老虎對馴獸師說﹕「我餓了,命令我停下來吧。」馴獸師對老虎說﹕「今天你得學貓叫,才有吃的。」老虎學了貓叫,馴獸師卻皺了皺眉,責備道﹕「模仿得很差勁。你把咆哮當貓叫嗎﹖」老虎又學了一回,可馴獸師依舊緊鎖眉頭,呵斥道﹕「停停停﹗還是不行。今天你就自己練習吧,我明天檢查。如果學得像就有吃的,要是不像就別想吃。」老虎哀傷地呼喚森林,可惜森林很遙遠。第五天,馴獸師對老虎說道﹕「來吧,你要是模仿得像貓叫,就會得到一大塊鮮肉。」老虎模仿了,馴獸師鼓起掌來,高興地說﹕「棒極了﹗真像是二月的貓叫。」於是扔給牠一大塊肉。  第六天,馴獸師剛靠近老虎,老虎就迫不及待地學起了貓叫。可馴獸師還是皺眉不語。老虎說﹕「我已經學貓叫了。」馴獸師說﹕「這回改學驢叫。」老虎正色道﹕「我是老虎,森林裡的百獸都懼怕我。讓我學驢叫﹖我寧死不幹﹗」馴獸師一言不發地離開了虎籠。第七天,馴獸師和顏悅色地來到籠前,對老虎說道﹕「你不想吃東西嗎﹖」老虎說﹕「我想。」老虎努力地回憶森林,但腦中一片空白。牠雙眼一閉,學起了驢叫,馴獸師說道﹕「學得不行,但是出於同情心,我還是給你一塊肉。」第八天,馴獸師對老虎說﹕「我要作一段演講,講完了你要鼓掌叫好。」老虎說﹕「我會鼓掌的。」馴獸師開始演說﹕「公民們……此前,我們曾多次闡述對一些命運攸關的問題的立場,這一立場堅定而明確,無論敵對勢力玩弄了什麼陰謀都不會改變,憑著信仰我們必勝﹗」老虎說道﹕「我聽不懂。」馴獸師說﹕「我說什麼你都要叫好,並且鼓掌。」老虎說﹕「請原諒。我沒有文化,是個文盲,你講得很精彩,讓我鼓掌我就鼓掌吧。」老虎鼓了掌,馴獸師卻說﹕「我討厭偽善和偽善家,作為懲罰,你今天不能吃東西。」第九天,馴獸師抱來一捆草扔給老虎,說﹕「吃吧。」老虎說﹕「這是什麼﹖我是肉食者。」馴獸師說道﹕「從今天開始你只能吃草。」老虎餓極了,就試著吃草,草的味道讓牠大倒胃口,牠厭惡地走開,但不久又回過頭來,慢慢地發現原來草也可以下咽。第十天,馴獸師、學徒、老虎和籠子全都不見了,老虎變成了國民,籠子即是城市。  我把這篇文章的故事內容轉述給一干文友聽,他們立即異口同聲地道﹕故事所說的城市會不會是指香港﹖但是董建華卻是一個很蹩腳的馴獸師,非但沒把老虎馴養成功,還弄得籠子千瘡百孔,老虎也奄奄一息。  某些論者說董建華的最大功勞,就是成功落實香港的「一國兩制」。董建華是否真的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首先要知道鄧小平「一國兩制」所布下的玄機。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換言之,鄧小平以香港「一國兩制」做跳板,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做給台灣看的,使台灣老百姓不必怕中國統一。鄧小平要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還要確保香港的繁榮安定,結果香港在董建華管治七年下來,老百姓的生活素質如坐滑梯,一落千丈,社會鬧哄哄的,既不安定也不繁榮,最後中央要被迫出手,結果弄到彼岸台灣更以香港這塊壞樣板為口實,對「一國兩制」敬而遠之,無形中助長了台獨勢力。若果鄧小平地下有知,不大為搖頭歎息幾希矣﹗  董建華是老好人,希望「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可惜缺乏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他的被委以重任,是香港人的悲哀。  中方終於明白管治香港需要像曾蔭權這樣的技術官員。如果——錢鍾書先生說「如果」是天下最美好的字眼——當年董建華能胸懷開闊一些,重用陳方安生這個熟悉香港運作而民望極高的前政務司司長,中央和「愛國人士」也能像對曾蔭權一樣,不把她當作港英的餘孽而加以招攬,這樣,回歸後的香港歷史將改寫,「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也將指日可待,進而可為台灣的統一鋪好路基。果真如此,董建華不但不是歷史罪人,還是歷史功臣。  注﹕澤卡利亞.泰米爾﹕《第十天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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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趙紫陽(李普)

  趙紫陽在幽禁中的時候,我曾經三次拜訪他。這不過是表示一點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對他的關懷,希望減少他一點寂寞,如此而已,沒有打算談什麼、問什麼。事後有人問我,他心情怎麼樣,愁悶嗎,不滿嗎﹖我隨口答道﹕大概是吧。後來回想,很後悔,我的言談何以這樣隨便,這樣輕率,簡直不可饒恕﹗  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之後,我得到了一張他在幽禁中的照片,不禁大吃一驚,更加後悔不已。他神氣高傲,微笑中顯然帶著不加掩飾的鄙夷,我當日看到的確實就是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跟我那次回答別人所說的完全不一樣。  十六年前那個事件中,他主張在憲法和法律的軌道上解决問題,他認為那是人民內部矛盾。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譽,他反對軍管,反對動武。如果他不堅持這個意見,他還可以繼續坐在總書記的位子上。這方面,許多人已經有所論列。這裡,我想說說我一位朋友從另一個角度說的話。  我想,歷史不會放過這個題目。不論世事怎麼變,這個千古大題,總有好事之徒要加以追索。我那個朋友是個常常胡說八道的人。不過他的胡說八道,我卻認為是見人之所未見,所以我很歡迎他到我家裡來胡說。  前天他又來了,他說趙紫陽是勝利者﹔勝了誰呢,勝了鄧小平。我贊成他這個胡說八道,他說得很有道理,因此現在我向讀者諸君加以介紹。當然,免不了摻雜着我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愛將,政治思想上兩人完全一致。政治上鄧小平是毛澤東百分之百的門徒,不過徒弟的手段太粗率,畢竟不如師傅。這師徒二人都患有嚴重的「恐資病」。在《鄧選》第三卷上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對外賓說﹕「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一九九二年初他在黨內說﹕「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怎樣地不能「讓」呢﹖我那位常常胡說八道的朋友說﹕鄧大人分別給兩人設了兩個圈套。胡耀邦鑽了,最後知道上了當,大哭一場。趙紫陽沒有鑽,才能永遠高揚他那高傲的頭,永遠保持他那高傲的微笑,雖然他付出了終生軟禁的代價。  鄧大人曾經對胡耀邦說自己要退下來,老實的胡耀邦信以為真,立即表示贊成,並且說﹕你下,我也下,我們帶個好頭。鄧小平早就不滿意胡耀邦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便肯定這是胡耀邦乘機逼他讓位,企圖取他而代之。鄧小平毫不掩飾地指明了這一點。他還說﹕如果這幾年我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一個人,看錯了胡耀邦。  胡耀邦上了這個大當,他的一片好心腸被當成驢肝肺。在那次決定叫他下台的會上,他被辱罵得一無是處而做了違心的檢討之後,這個滿懷赤子之心的漢子毫無辦法,只有痛哭一場。  趙紫陽不同,有胡耀邦的前車之鑑,他更加清醒、更加堅定了,他沒有鑽那個圈套。鄧大人知道﹕在北京那樣動武是不世之舉,是人類幾千年來所僅見,是要載入史冊的。趙紫陽是總書記,由他來擔當,由他來承擔這千古的罵名可謂名正言順。不料趙紫陽不肯鑽這個圈套。那時他必須當機立斷﹕是反對軍管、反對動武呢,還是繼續當總書記呢﹖趙紫陽選擇了前者,他寧願不當總書記。他知道他的這個選擇將使他不僅不能再坐在那把椅子上,還一定會受到某種懲罰。他將他的選擇通報了他的子女,叫他們準備受牽連。後來的情形如何,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不過我想我們還不妨假設一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如果他同意幹了,他會不會反過來又被加上對老百姓動武的罪名,被投入監獄﹖既然人家叫你承擔總書記的名義,到時候就要叫你承擔總書記的責任。要知道這是我們的政治,在這個領域內什麼都可能發生,人們千萬不要太天真。那麼,假定終生軟禁也是趙紫陽自己的選擇,我們可不可以說,這是害中取小呢﹖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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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蔣震)

  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做不到,因你不想做。  人類現在做到的,很多是超乎以前的想像。  想不到的也做得到,想得到的更應做得到。  做不到,因為你一開始便不想。不想,便什麼也做不到。  敢想,想通想透、反覆鑽研和嘗試,終會做到。不完全做到也一部分做到。一時間做不到,將來可能做到。你做不到,別人會做到。別人因你的努力而畢全功,也等於你做到。  震雄集團今天的成功,就是本著這個理念,始能有今天的成就。  寫出願與《明報月刊》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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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會如何「和諧」(曹景行)

  今年三月五日在北京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得到二十多次掌聲。其中聽上去完全出於代表自發的,是溫講到提前一年全部免徵農業稅和幫助全國貧窮農民家庭孩子上學讀書之時。  溫家寶對煤礦安全事故,對老百姓就醫難,對他們能不能喝上乾淨水、能不能呼吸清新空氣等,都表示了關切,也得到場內代表及場外媒體的高度評價,並都被歸於北京當局「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名目之下。  「和諧社會」可能是今年北京「兩會」期間最熱門的用詞和話題。但究竟什麼是「和諧社會」,至今仍沒有明晰而權威的論述。這個概念頗受歡迎,任何新措施或新主張只要戴上這頂新帽子,便顯得「與時俱進」了。但這麼一來,所謂的「構建和諧社會」又有可能變成形式主義的最新品種,就像中共過去提出的許多政治口號那樣。  來自上海的政協常委、社會學家鄧偉志談及「和諧社會」時強調﹕「首先在經濟上注意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尤其要強調第二次分配的社會保障功能。」這就點出了「和諧社會」的要害。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首重創造財富和財富的第一次分配,現在則要用第二次分配來緩和新的社會矛盾,防止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阻礙以至破壞經濟發展。  溫家寶針對時弊提出的諸多新舉措,都涉及第二次分配,特別是如何突破日益膨脹的強勢利益集團的阻力,有效運用第二次分配來釋放和保護新的社會生產力,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對此,北京高層應該相當清楚,所以才會用「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來定義「和諧社會」,雖然仍嫌籠統。  北京高層把「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置於最前面,給外界以豐富的解讀空間。如果他們的意思是用民主、法制來實現與保障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那就具有非同尋常的含義,表明「構建和諧社會」必須以構建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為根基,而不是如某些學者所強調的,「和諧社會」只是回到中國傳統理念中的「和」,更不是「劫富濟貧」。  簡而言之,「和諧社會」不應只是政治口號,也不是幾下看起來順應民情的臨時舉措。中國需要的,是加快改造正愈來愈不適應經濟基礎的舊「上層建築」,特別要防止強勢利益集團同權力的進一步結合。  北京《新京報》論及「和諧社會」與公民發展權時說﹕「當前,對公民平等發展權的侵蝕,很大部分又來自於利益集團利用手中的優勢經濟資源,干預決策和立法,使政策與法制朝有利於強勢群體的方向演進。強勢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強大控制和壟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對普通公民的發展權形成了很大的壓力。」  所以,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關鍵在於能不能用民主、法治來制約強勢群體,不僅要阻止他們侵犯普通公民的利益,還要建立相應機制,把他們的超額暴利作為第二次分配的主要財源。掌握最高決策權的胡溫等人,以及他們新倡的「和諧社會」,都將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受到最嚴峻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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