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為蒼生而降 (邱震海)

  公元二○○八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二十八分,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一幕:全中國(包括港澳地區)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這一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為一周前在四川大地震中的死難者默哀;汽笛長鳴,似乎是為遠行的同胞送行。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平民百姓舉行的舉國悼念儀式。  無論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中,還是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之後,全國悼念儀式從來只是最高當權者的專利。除了一九九九年悼念被北約導彈炸死的三名中國記者外,國旗從未為平民百姓,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平民百姓降下過。向民本時代邁進   多少年了,中國人的口頭上一直有這麼一種說法:「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但從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開始,這一切似乎改變了:中國最高層官員和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在二時二十八分這一刻默哀;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也在這一刻默哀,跨越了政治黨派和利益紛爭,成為連接同胞之情和現代文明與人道精神的共同橋樑。  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國旗為蒼生而降》。另一篇題為《降下的國旗見證一個民族的崛起》的文章寫道:「國旗降下的時候,普通百姓的生命價值就已經得到了充分尊重。事實上,五星紅旗早已在幾天前就為汶川大地震的死難者降下了,因為許多民眾從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為遇難者流下的淚水裏,就已經看到了老百姓的生命在他們的心中有多沉多重。……一個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積累,不僅僅是城市中高樓大廈的林立,不僅僅是宇宙飛船的遨遊太空,更重要的是人的個體生命價值的體現,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中人的生命的平等。」  文章接著寫道,「在國殤之時,降下的國旗比高高飄揚時更讓國人敬重。因為國旗為百姓而降,體現了國家與民眾生死與共的立場,反過來,國旗的分量就會在民眾的心中更重。……國旗為國民而降,國民得到的是無尚的尊榮,而國家收穫的則是國民對它的認同。……對普通民眾生命的重視,在昭示社會文明與進步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傳達一個重要的信息,中國社會正在向民本時代邁進。」令人稱道的官方反應  五一二地震後,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一種集體哀傷和感動的雙重情緒中度過。哀傷,是因為同胞的罹難;感動,是因為大難之中的國人顯示出一種超乎尋常的凝聚、純淨的人性的復甦。這是一種丟失已久情愫,也是一種對中國未來發展彌足珍貴的原始動力。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災害發生後一個多小時啓程前往災區。在長達五日中,溫家寶嗓音嘶啞、頭上掛著雨珠,甚至手臂流血、老淚縱橫的形象通過媒體傳遍了各個角落。溫家寶到過許多次災區,但這一次,人民真正感動了;人民將永遠記住溫家寶在四川地震前線的身影。  中國官方面對災害的快速反應和信息透明,也是此次值得稱道的一點。災難發生後,所有人的眼睛每天都盯著官方媒體滾動報道,真相第一次走在了謠言前面。另外,多少年了,由於市場經濟大潮,物欲橫流導致價值觀紊亂,中國大陸的人們似乎已經很少有感動的瞬間,更少有回歸人性美麗的瞬間。但這次地震災害似乎改變了這一切。因此,雖然震災打亂了北京奧運的氛圍,但未來幾個月,中國上下若能繼續凝聚這一人氣,同時繼續保持透明運作的方式,並與西方保持良好互動,相信對於北京奧運會將具有正面意義。(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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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全集》的補充說明  謹以此文悼念柏楊先生 (李瑞騰)

柏老於我之寬容   上世紀末,我接受柏楊和遠流出版公司的委託主編《柏楊全集》。一九九九年六月,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首度公開說明編輯構想,略謂依文類編次且尊重柏老之意的原則。  但事實上,我和柏老對於某些文類的看法並不盡相同。記得一九八○年代初,我參與他所主編的《1980年中華民國文學年鑑》(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八二),奉命負責「文學評論」和「散文 / 雜文」綜述的撰寫。關於前者,我把古典文學的評論也一併納入,他顯然不很同意,略刪節後保存了我的基本架構;至於後者,顯然也經過妥協。柏老以「雜文」聞名於世,會突出雜文可以理解,但對我來說,雜文最多只能是散文的次文類。那時我將滿而立之齡,年輕氣盛,抱着一點由書本上得來的文學知識,執一隅以窺萬端之變,但柏老顯然包容我的淺薄,最終以二名並存的方式尊重我的任性。  編全集的時候,由於面對的是柏老的著作,不只舊有的雜文類別問題再度浮現,又多了報道文學問題,關鍵在《異域》(台北:平原出版社,一九六一)。我一度也認定它是報道文學,後來我修正了看法,主要是一九六○年代初以「鄧克保」筆名寫《血戰異域十一年》(連載時篇名)的時候,柏老並沒有異域現場經驗,和他後來寫《金三角.邊區.荒城》(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八二)有很大的不同;用大陸文類術語來說,或可稱之「紀實小說」,後來我和張大春在他主持的讀書電視節目上對話時,選擇用「戰爭文學」來討論它,解決了不少因文類產生的糾紛。雜文如匕首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我把柏老著作先分成文學和歷史兩大部分,前者再以通行的文類觀念分成散文、詩和小說三類,直接以類為卷名,其中散文卷分成雜文、報道與傳記、書信三類。於是雜文確成了散文次文類,稱「散文卷.雜文類」;而《異域》歸屬不易,仍放入「報道與傳記」,不再爭論。  雜文類主要是「倚夢閒話」十冊、「西窗隨筆」十冊以及復出後的「柏楊專欄」五冊。這裏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倚夢閒話」第八冊《魚雁集》(一九六六)在星光出版社重印時已消失,躍昇出版社重印時,代以「挑燈雜記」第一輯之《牽腸掛肚集》(一九六八),易名《牽腸集》,全集從之,但我迄今仍不解《魚雁集》廢版的原因,後悔當時沒向柏老問個清楚,幸好我手上存有一冊,仔細求索,或可找出一些蛛絲馬迹。至於「挑燈雜記」第二輯《鼻孔朝天集》(一九六八年六月),出版於柏楊入獄之後,柏老亦棄之如敝屣,顯然有內情,亦有待稽考。  柏老私淑魯迅,認為「雜文像匕首,可以插入罪惡的心臟」。一九九三年九月,柏老在鄭州書攤發現雷銳和劉開明合著《柏楊幽默散文賞析》(桂林:灕江出版社,一九九二),他贈我一本,題簽中有這樣一段話:「本要告他侵權,詳讀以後,深佩作者研究之認真,還打算介紹在台灣出版。」此即台北星光出版社之《論柏楊式幽默》(一九九四年八月),而原書《代序.論柏楊散文的幽默特色》,改成《柏楊雜文的特色》。這當然是柏老的意思,其中有他的堅持,然而對於我的堅持,他竟如此縱容!思之汗顏。  另有一事也和雜文有關,那是散文卷編完後在處理詩卷時發生的。如所周知,柏老曾於一九九一年以《柏楊詩抄》獲頒國際桂冠詩人,這詩抄僅一冊,出版於一九八二年(台北:四季出版社),我覺得略為單薄,於是從一九六○年代我的老師史紫忱教授主編的《陽明雜誌》中錄出「柏楊先生詩抄」二十六首,擬編入全集詩卷,我以為這些以「吟」為名,前有序後有箋的詩抄,嘻笑怒罵,極盡諷刺之能事,應屬於打油詩一類,可與小說之《打翻鉛字架》、《古國怪遇記》(原名《雲遊記》,有一、二集,台北:平原出版社,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媲美,皆所謂雜文筆法。詩抄逐期發表時,編在「雜文」欄目之中。我的意見沒被柏老接受,他僅補入出獄後新稿十二首,書名去一「抄」字,算是定版。我想這是柏老對於詩這個文類的尊重。  至於歷史部分,以「史學卷」為名,獄中史學三書沒有問題,「帝王之死」(三本:《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誰》、《姑蘇響鞋》)和「皇后之死」(二本:《溫柔鄉》、《長髮披面》)等五書,原是出獄後於報上寫的專欄,由星光出版,文類上屬散文,可稱為「歷史散文」,置之散文卷當亦無不可,放在史學卷應更能彰顯柏老的史學成就,惟我並未提出這個問題;討論比較多的是《資治通鑑》部分,柏老原也提過把平裝七十二冊的《柏楊版資治通鑑》納入全集的想法,出版社似不贊同,我則以為不宜,最後我提出「通鑑學」概念,納入六冊《柏楊曰》,柏老也就接受了。「特別卷」的考慮   比較麻煩的是,柏老不願放棄《醜陋的中國人》和《醬缸震盪》,前者是一場演講的記錄外加相關雜文及回響所組成的;後者是回答來自日本的作家黃文雄所擬的八十個問題所構成的,書的副題是《再論醜陋的中國人》,真正的執筆人是黃先生。我們當然知道,論流傳之廣及影響力之大,此二書遠超過柏老其他雜文類的單行本,一般所說一位作家觸怒兩個政權,主因還在於此,柏老的堅持自有其緣由,我因之提出「特別卷」,來容納此二書及與《醬缸震盪》相近的《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新城對》,柏老接受了我的提議。  所謂「相近」,這裏有必要略作說明。《新城對》收三十五篇媒體記者、編輯或獨立撰稿人訪問柏老的紀錄,「新城」特指柏老所在的台北縣新店市之花園新城,以「對」名書,當然就是對話,單行本《新城對》的副書名是《柏楊訪談錄》,在內封和柏序之間有獨立一頁,標記柏老所說的三行字:「經過思考的談話,就是表達出來的思想,講和寫都是一樣。」柏老在定稿之前,細校了他自己說過的話,有一些增刪,說明他重視自己的言論,也珍惜和訪問者對話的緣分。本書分上下二輯,上輯收的是一九八○年代的訪問(曾結集成《對話戰場》,台北:林白出版社,一九九○),下輯收一九九○到二○○○年間的訪問。我在該書提要上說:「柏楊時而高亢,時而低沉,隨記者筆尖所流瀉出來的是民族大願與人間大愛,把讀者帶回到對話的現場,聆聽着一個有知識和智慧的老人,對於惡政的怒吼,對於人性尊嚴與人權的呼喚。」而《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是《明報月刊》的專欄結集成《中國人,活得好沒有尊嚴!》(香港: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二○○二)更名而來。那段時期柏老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但思慮仍然清晰,面對時代變革,每有憂懷及洞見,經口述記錄,再經核校改正而成,此即柏老在當年香港國際書展新書發表會致辭時說的:「現在寫作已用不着執筆,只要有一張嘴巴,有一部電腦,有一位能幹的助理小姐就可以了。」本書原亦可編入散文卷,但全集採用分批出版方式,在此之前散文卷已經問世。期待更年輕的朋友   《柏楊全集》二十八冊於二○○三年十月出齊,十七日熱熱鬧鬧舉辦慶祝茶會;其後兩天,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我策劃主持的「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台北隆重召開。此即遠流出版公司所稱之光輝十月「柏楊月」。  我原有計劃接着編《柏楊研究資料》,最後卻半途而廢,在柏老辭世之際,特感不安與愧疚!我也想到柏老的書之出版過程頗為複雜,且他有改舊作的習慣,所以各種版本實有必要比對;因年代久遠,或有一些作品先前未能發現,所以輯軼的工作也該進行。然而,會有更年輕的朋友有志於此嗎?思前想後,我乃有這樣殷切的期待。  (作者是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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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柏楊談到人禍天災 (卷首語-潘耀明)

  本刊顧問、也是作者柏楊先生飛走了。(1)柏楊針砭社會的著作和他凜凜正氣與人格力量,從上世紀到本世紀的華人社會,起著不可抹殺的警醒作用。柏楊曾自稱,以他疾惡如仇的剛烈性格,不死於戰場,也一定會死於刑場。柏楊一九六八年被捕,坐了九年多的監牢。他沒有死於刑場,因為台灣政治隨後發生了極大變化,形勢比人強,極端政權已再不得人心了,台灣開始走向民主憲政。  柏楊於一九八四年寫下的《醜陋的中國人》,他在這本書清算了中國人的醜陋面和民族的劣根性,筆墨過處,劣行斑斑,其中包括:官場中心,不講人性不講愛,只講「仁義道德」;髒、亂、吵;不團結,窩裏鬥;面子第一,不慣認錯,諱疾忌醫;喜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心靈封閉,妒嫉心重;自傲自卑,虛驕盲目;明哲保身,奴性忍讓;缺乏想像力、思考力,安於盲從;粗野,不講禮貌;保守崇古;人口過份繁殖等等。  有人詬病柏楊對國人鞭撻過甚,失之扞格。但我們綜觀柏楊診斷出國人上述的諸症候,哪一樣不是擊中要害的,哪一樣不值得國人去認真反省的?柏楊所盼望的,是國人趕快跳出「玉匣記」,有開闊的胸襟,不要疑神疑鬼,故步自封,而是掃除積習已久的病態心理,「必須成長為一個健康的民族,有健康的心理和健康的人生觀,然後才能產生一個健康的社會。」(2)  柏楊出獄後曾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著述,其中《中國人史綱》、《柏楊版資治通鑑》等,都是希望以史為鑑,喚醒國人。因為柏楊從中國血淋淋的歷史中,發現國人過去的種種災難,都是人禍所造成,其中包括個人人格缺陷所致的,但更主要是極權制度所釀的,因為「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願望,不過出現聖君賢相。而如何出現聖君賢相,傳統的方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克制——品德。這就遇到困難,蓋只有另一個權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絕不可恃,因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3)柏楊呼喚的是民主中國的早日到來。  在我們沉痛悼念柏楊先生之時,傳來四川八級大地震的消息,只見震區大都夷為瓦礫,傷亡慘重,令人扼腕不已。這次四川地震,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投下大量的人力財力去做救災工作,可以說是及時和積極的,如果我們事後對這次地震作一檢視和反省,不禁要反躬自問,地震除了天災之外,是否也有人禍的因素在內?為什麼天災造成巨禍往往是一些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日本於二○○五年發生了七點二級大地震,地震後清點災場只有六十一人受傷,無一人死亡。這一事實說明,日本及西方發達國家事先已做了不少預防措施。從小學教育開始,便教育孩子如何應付地震、暴雨、大雪等各種自然大災害。除此之外,在發達國家也都有NGO組織(非政府組織),由各地民眾組成的志願機構,一旦發生災害,大小NGO組織人員便可以就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救災,比軍警的效率還要快。反觀這次四川地震,由於事先沒有做預防措施,也缺乏對孩子關於災害應變的教育,加上貪污舞弊的豆腐渣建築工程,首當其害的竟是學校和莘莘學子,令人浩歎!  有網民說得好,我們已經有世界一流的國家大劇院,舉世驚歎的奧運鳥巢、水立方、央視大樓等龐然大物,「為什麼我們還沒有真正完善的、密切關係社會民生的基礎設施,更沒有切實有效的應急後備系統?」(4)這是值得深思再三的。  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及人民通過這次地震的慘痛教訓,能夠徹底反省和總結經驗,走出災難,走入康莊的明天。  本刊同人謹向四川地震廣大災民及死難同胞,致以深切的慰問和悼念。注:(1)張香華:《望向天空,永遠朝向光明》,本刊二○○八年六月號(2)(3)覃賢茂:《柏楊傳奇》,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4)王俊秀:《雪災大考》,《中國青年報》,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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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伯達和田家英  兼答曉農君「離奇的造假」 (戚本禹)

  毛澤東逝世三十年祭,我應《明報月刊》之邀,寫了一篇《毛澤東選集》編輯紀事的文章。陳伯達的小公子陳曉農君看了。他挺聰明,「約略讀來」,就知道「該文是說《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主要由田家英、胡喬木負責,田的功勞最大,《陳伯達遺稿》中說具體編輯事務由陳負責是不對的。」曉農君的概括不錯,只是我並沒有否定陳伯達也做過《毛澤東選集》文章的校閱等工作,只是說他這類工作做得少,不是主要的。曉農君不滿意這種說法,認為這是「抹殺、醜化我父親的文字」,是「為了消滅陳伯達為中共服務的痕迹」。曉農君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我文章原意的。  曉農君說,他不經意地用放大鏡「去看戚本禹文章中那個證明胡喬木、田家英作了主要編輯工作的圖片」。「這一看不要緊,卻使我驚呆了。」因為「圖片右下端的說明文字是﹕『這是《毛澤東選集》發排的稿樣,上有胡喬木、田家英的改動。(作者提供)』然而事實卻是這樣超乎想像地展開在面前,該稿樣上端的『並擊潰了』、『美』、『日波』、『國』、『裝』、『涉者』、『第三次』、『無產階級的』和中縫的『當時』這二十一個字,明明是我父親陳伯達的親筆手迹!」「這張圖片不僅不能證明戚文的觀點,相反,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曉農君還提供了陳伯達的手稿,證明《毛澤東選集》稿樣上那二十一個字與陳伯達親筆寫的手稿一致。  曉農君接著說,戚本禹此人「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不可能沒有分辨能力」。他這次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次嚴重的篡改歷史、欺騙世人的造假事件。」  我為什麼要提供這一份《毛澤東選集》文章的稿樣呢?為的就是證明陳伯達在《關於〈毛澤東選集〉答文獻研究室問》和《〈毛澤東選集〉出版的補記》(見《陳伯達遺稿》)中所全力迴避的、甚至連個名字都不提的田家英——才真正是為《毛澤東選集》出過大力的人。事實是﹕那個稿樣中的二十一個修改字樣,全是田家英寫的,這是我親眼所見,他的改樣也是經我送給喬木和出版社的。喬木看了此稿,用紅筆勾回幾個字,所以可以說這個校樣是經過他們兩個人改動的。因為稿樣上根本沒有陳伯達寫的一個字。所以曉農君說的「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是不能成立的。  其實,任何一個有點文化修養的人,只要用心把稿樣上的修改筆迹,同曉農君提供的陳伯達的稿件筆迹比較一下,一切就都了然於心了。  例如曉農君的力證「的」字,陳伯達的稿件上有十三個「的」字,全是1+N形,即M形大出頭。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上「的」字有三個,二個是白+勺組合,一個是M形的,但是是歪頭的。這兩份稿子能是一個人寫的嗎?  曉農君講的其他十幾個字,也沒有一個與陳伯達手稿「完全一致」的。例如「者」字,陳稿的「者」字頭兩筆一劃一筆,並不相連接,而田稿上的「者」字,頭兩筆相連。再如「是」字,陳稿中有五個,下部全是連筆,田稿中的「是」字下部是正寫的,不連筆。其他如「產」字、「階」字、「六」字等等都無一相同。  如果這些還不夠,本文作者再提供田家英親筆寫的《古史綱要》一件、題詞一件,敬請曉農君和讀者、專家鑑定。  請看田家英《古史綱要》上的「第三」兩字,與《毛澤東選集》稿樣上的「第三」兩字是多麼的相同。再看那個馬克思「主義」的兩個主字,與稿樣上的「主」字又多麼相同,其他相同之處亦比比皆是。曉農君總不好意思說,田家英的這些親筆簽名或蓋有圖章的題詞和文稿也是陳伯達寫的吧。  如果曉農君對這類問題還感興趣,我還可以提供一些稿樣和田家英、陳伯達的文稿,來作進一步鑑定。  其實,曉農君如果真弄不清這個問題,他可以在給我扣「嚴重的篡改歷史」和「欺騙世人的造假」的大帽子之前,向北京許多熟悉田家英、陳伯達筆迹的人,如姚洛、史敬棠、逄先知、王象乾等(他們都健在)請教一下,問題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曉農君和陳伯達畢竟是父子,所以心息相通。他和陳伯達一樣,在他的「批評與回應」中也絕口不提田家英為編輯《毛澤東選集》所做的而且是不可或少的工作。   陳伯達和田家英的矛盾很大。這是我參加《紅旗》雜誌工作後才知道的。一九六六年暮春的一天,陳伯達調我和王力、杜敬三人去天津談話,策動我們反對田家英。他開頭就對我說,「田家英在主席跟前搶了你的功勞。」什麼事情呢?原來我一九五九年曾跟田家英到四川做農村調查。經過三個季度的勞動,我們弄清了事實,由我起草了農田真實產量的報告,送到廬山。報告經田家英送給毛主席,主席很重視,批評了李井泉虛報產量。陳伯達說他是從同我們一起下鄉的史敬棠(陳伯達的秘書)那裏知道,這個報告是我寫的,田家英在主席那裏卻把這個報告說成是他的。陳伯達這些話倒沒能打動我。因為田家英本來就是四川工作組長,他向毛主席報告,讓主席知道糧食的真實產量,就達到了目的,提不提到我,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何況在當時只要田家英知道我在下面的辛苦就可以了,上達天聽是我不敢奢望的事。但接著,陳伯達向我說田家英背底說了我一大堆壞話,卻使我很不愉快。我認為,田家英經常與我一起,有什麼話,當面說不好嗎,為什麼要背後說呢!現在回想,田家英當時壞話主要是說我很驕傲。而我當時也確實有驕傲的表現。陳伯達還說,田家英不支持我寫的《評李秀成》,也不支持我的《為革命研究歷史》。這兩條與我的記憶不同,在我的記憶裏,在這些問題上,田家英曾幾次表示支持我。說這話時他的秘書逄先知也在場。當時逄先知也表示支持我。所以對陳伯達這些話,我不太相信。近幾年從田家英家屬等寫的文章裏才知道田家英在人前、人後說話是不相同的。但不管田家英有沒有說過我的壞話,也不管田家英工作上、生活上有多少缺點、錯誤,我都不能否定田家英在《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上的貢獻。因為事實是﹕那幾乎是他一生精力的關注點,有時為了這個工作,他中午不睡覺,晚上再熬夜,忙起來,寢食俱忘。毛澤東思想,曾經鼓舞了全中國人,也鼓舞過亞、非、拉等家許多革命的人們,這其中也有田家英的功勞。陳伯達連印製《毛澤東選集》工廠工人「絲毫不苟」的精神都能給予肯定,對參與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胡喬木,他也提到了,可就是不提田家英。  曉農君很懂得參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陳伯達的重要性,他為了捍衛「陳伯達為中共服務」(曉農君的原話)的功績,硬把田家英對毛澤東文章注釋的修改說成是陳伯達寫的。這也真是「張冠李戴」(這也是曉農君的原話)。曉農君為傳承父業,確實是不遺餘力了。比起來,田家英的子女差得遠了,他們編了一本田家英收藏的清人書法集,好是好,但它僅僅是田家英的業餘愛好。《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與收藏清人書法比起來,一個是軀幹,一個是枝葉,孰輕孰重呢?  曉農君為其父爭光,不惜歪曲事實,把我罵得「狗血噴頭」,這也就罷了,誰叫我踩了別人的腳後跟呢!但他大不應該憑著想像,指控我提供的稿樣,應是「現在的檔案部門官員向他提供的」,而且說,他們「可能參與了戚本禹文章的造假行為」。這個攻擊太過份了。須知,我是被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驅除「教門」的「反革命」,現任的官員怎麼敢向我提供如此重要的檔案呢?他們怎麼參與我文章的寫作呢?  那麼,我的《毛澤東選集》稿樣是從哪裏來的呢?我該如實交代了,它只是我學習筆記的一個裏層。當時中央機關比較節約,連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信封都是工作人員用舊報紙糊的。一張白紙兩面都用過,才能換新紙。《毛澤東選集》的稿樣用過後,田家英將它分成兩堆,一堆是要保存的,送檔案庫;一堆是不須保存的,因稿樣背後無字,尚可利用,便定期交秘書管總務「石老兄」,分發給秘書人員起草文稿或學習使用,僅僅是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一般是不保存的,這些稿樣分到我手裏,我把它翻過來裝訂成筆記本。這其中恰巧有我經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稿樣,如此而已。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被隔離審查。我所有的文章、圖片、書籍、筆記,書畫碑帖、文物收藏都被汪東興沒收了。後來退回了一部分書籍、筆記、私人信件(不包括善本書和他們認為有用的筆記),其他一樣沒收了。這退回的東西裏有當時用反摺後的稿樣做的筆記本,前幾年我發現這個筆記本還沒有背面的稿樣有歷史價值,就把它折開,翻轉過來重新裝裱。二〇〇六年為寫《毛澤東選集》編輯記事,把其中的一張提供給了《明報月刊》雜誌。  《易經.蠱卦》爻辭謂﹕「裕父之蠱,往見吝。」「干父之蠱,用譽。」按照三國時易經大師虞翻的解釋,意思為「寬容父親的過錯,發展下去,就會有憂患。」「匡正父親的過錯,就會得到美譽。」這兩句幾千年前的古話,似乎與禹與鯀的故事有關,但它講的是真理。經過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我現在已不認為曉農君的父親是什麼反革命,但他的確有嚴重的錯誤。他的嚴重錯誤不是他自己說的什麼對「二月提綱」的否定(陳伯達認為這是他的「第一個罪行」,見《陳伯達遺稿》,一〇二頁),也不是他所說的「我的最大罪惡,首先是極端狂妄地提所謂(劉鄧)路線問題。這是永遠無法寬恕的。」(同上,六五頁)他的嚴重錯誤是無根據地把中央研究室的一大批部下,當做田家英的同黨打倒,並逼死了其領導人柴沫,而這個柴沫於公、於私對他都是很好的﹕他的嚴重錯誤還有隨意地製造冀東八萬人的冤獄、三千人的慘死;還有參與製造天津市委許多人的冤案;參與製造五一六反革命的大冤案;以及第二次廬山會議的嚴重錯誤;如此等等。這是只要看看他當年的講話就可以明了的。儒家的孝道已經落伍於時代了,在儒家產生以前,中華民族的先人並不以庇護自己的父親的錯誤為孝道,「裕父之蠱」不若「干父之蠱」。曉農君,善處之。  我作此文並非要與故人之後爭一短長,我年事已高,個人間往日(四五十年了)之恩恩怨怨已如烟雲散去,唯願給後人留一點真實,為總結歷史經驗者提供一點資料,如此而已。  (作者是毛澤東前秘書。因篇幅關係,文章已經編輯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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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豪--人生小語

今年四月中旬,我興奮地前往闊別了一年多的台灣。飛機飛過台灣海峽,長空如洗,萬里無雲,美麗的寶島,就像一顆碩大無比的珍珠,鑲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放射燦爛的光芒。來到台北,景物雖依舊,但過去籠罩的陰霾已被和煦的春風一掃而空。老友重逢,把酒言歡,台灣的朋友們都說,熬過了八載嚴冬,終於迎來了明媚春天。現兩岸潮平海闊,風正帆懸,應是大顯身手之時。回想一個月之前,又有多少人能夠想像到今天的情景。也許時代之奧秘就是這樣,也再次印證了我的人生經驗: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多想想歷史,多想想未來,多想想家庭,多想想社會,眼光放遠一些,勇氣就會多一些,也就沒有什麼闖不過的難關了。天無絕人之路,早上醒來就是艷陽高照,機會就會奇跡般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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