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時代前瞻  看美國霸權領導與美中台關係 (陳一新)

  在十一月四日美國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以「山崩式的勝利」(landslide victory)擊敗他的共和黨對手麥凱恩,成為美國首位非裔總統。美國人對小布殊的不滿 超過對黑人總統的疑懼  這位擔任過一屆聯邦參議員的奧巴馬本身優點不少,但是對手麥凱恩與其陣營的諸多弱點,顯然幫了他很大的忙。首先,麥凱恩年事過高,今年七十二歲,果真選上,將成美國最高齡的總統。其次,他的健康紀錄欠佳。第三,他挑的副手阿拉斯加州長佩林並未替他帶來加分作用。第四,他背負著不得人心的小布殊總統的包袱。第五,小布殊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不僅不得民心,也拖垮美國經濟。第六,從二〇〇七年八月次級房貸風暴以來,小布殊政府一直束手無策,導致美國陷入經濟蕭條。第七,近兩個月來爆發的金融海嘯,更讓小布殊政府雪上加霜。  這些因素,加上奧巴馬本人用功勤奮,能夠在短期內吸收各種知識,利用其能言善道與雄辯滔滔的口才,說服美國民眾。他長於大型造勢,使群眾如醉如癡,從開始質疑他到最後接受他,終於使他在這場有史以來最戲劇化的總統大選中勝出,成為美國開國兩百三十二年以來的第一位黑人總統。  簡言之,真正讓許多美國人願意敞開心胸接受他、並投票給他的理由是,他們對小布殊總統的不滿,遠遠超過了對奧巴馬可能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疑懼。共和黨痛失三選戰 真的從此前途茫茫?  不少人認為,經此一役,共和黨輸掉總統、參議院與眾議院三項選舉,而且都敗得很慘烈,可能會從此一蹶不振,成為長期的在野黨。的確,共和黨需要一段時間休養生息。但是,從這次兩黨的普選得票率來看,民主黨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五十二,共和黨則超過百分之四十七,顯示共和黨的基本盤並未鬆動。而且,在許多共和黨長期佔優勢的州份,共和黨得票率仍然大幅領先,而在許多搖擺州份,民主黨僅小勝,顯示儘管小布殊總統不得人心,共和黨黨員的政黨認同度仍相當之高,跑掉的多半是對小布殊不滿的中間選民。  大多數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奧巴馬明年一月二十日入主白宮後,他將如何有效治理美國?他會不會帶領包括亞洲國家的所有國家走出這次金融風暴?他將如何維持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他的對華政策或中國政策是否會有變化?他會如何看待兩岸關係?搶救中產階級成主軸 增富人稅要拿捏分寸  雖然這次美國大選顯示,種族主義並沒有妨礙到奧巴馬的白宮之路,但並不表示種族主義就此從美國社會或選舉中消聲匿迹。另一方面,奧巴馬支持窮人減稅與富人增稅的社會主義傾向,也使許多美國人對他的意識形態抱持懷疑態度。面對種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交相激盪的選後情勢,他的當務之急是先安定人心。  此次大選期間,美國經濟不景氣以油價上漲為起端,接著又有次按風暴,包括油公司炒作、中下階層的房屋夢及華爾街的推波助瀾都難辭其咎。然而,最無辜的受害者卻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因此,奧巴馬在振興國內經濟上,以「搶救中產階級計劃」為主軸,不失為公平之舉。另一方面,搶救中產階級也最有可能在促進消費上見效。因此,對於中產階級的減稅,便成為奧巴馬的政策重點;但與共和黨不同的是,為了平衡預算,奧巴馬計劃找油公司開徵暴利稅及提高富人的資本利得稅。在搶救中產階級與提高富人稅之間如何拿捏分寸,可能是奧巴馬上任後面臨最重要的抉擇之一。  經濟方面,在入主白宮之後,他可以先透過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參眾兩院採取立法行動,通過平衡預算赤字的法案,讓美國能在數年內達到平衡赤字預算的目標。當年列根總統卸任時留給美國兩兆多美元的債務,克林頓總統就是通過平衡赤字預算的法案,在他卸任前打平預算赤字。儘管這次小布殊總統留給美國的債務沒有列根總統那樣高;但因美國陷入空前的經濟蕭條與金融風暴,可能會使奧巴馬在處理赤字預算的過程中,面對難以預測的新變數。處理金融海嘯  期望用人唯才  如同奧巴馬自己在勝選感言中所說的,他希望選民給他幾年時間來處理金融海嘯。由於奧巴馬過去只有擔任參議員的經驗,卻沒有擔任州長的經驗,因此大家只有期望他能夠找到適才適所的財經與金融人才,在上任之後提出有效的經濟與金融改革政策,帶領美國恢復經濟景氣。只有美國先擺脫金融海嘯,才有餘力帶領其他國家走出這次金融海嘯。  在貿易政策方面,奧巴馬不支持美國與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美國和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他認為美國應該與加拿大與墨西哥重新談判,以加強有關勞工與環境的條款。  由於奧巴馬是美國首位非裔總統,又在印尼長大,他可能會更加關注非洲和東南亞。此外,他也可能對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的抗貧運動,以及對抗愛滋病與其他國際性傳染疫病投入更多的心力與資源。伊拉克,繼續負政治責任 阿富汗,曾承諾增兵七千  在外交政策上,奧巴馬在競選期間主張應該透過談判與多邊合作,解決重大國際問題,以重新確立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他還表示,會與朝鮮、伊朗、敘利亞、古巴與委內瑞拉等所謂敵對國家的領導人直接談判,解決歧見。  選舉期間,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痛批麥凱恩,但卻對奧巴馬持正面評價。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已祝賀奧巴馬當選,對美國釋出難得的善意。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則臥病在床,陷入接班危機。如果奧巴馬能善於運用這些國際新形勢,或許他有機會將美國帶出目前的困境。  在伊拉克問題上,奧巴馬在競選期間所佔的優勢是,他從未投票支持小布殊總統的伊拉克戰爭。在競選期間,他更承諾如果他當選總統,會在上任後十六個月內將駐伊拉克美軍作戰部隊全數撤出。  問題是,近一年來伊拉克情勢轉趨穩定,主要就是拜小布殊總統在伊拉克大量增兵與採取正確的戰術所賜。如果奧巴馬撤軍,伊拉克情勢可能很快就惡化。畢竟,作為一個霸權領導國家,美國不能不對伊拉克負起政治責任,一走了之。  在海外戰爭方面,為了展現他的強勢作風,奧巴馬在競選期間表示,如有必要會增兵七千人到阿富汗,並威脅巴基斯坦如果不對邊境的殘餘恐怖分子採取行動,美國將單方面採取軍事打擊行動。  在掌握了舉世無匹的戰爭機器之後,其實很難期待任何一位美國總統能夠擋得住「權力的誘惑」。例如,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年輕時也不喜歡戰爭,甚至為了逃避越戰而去英國攻讀碩士,但在當選總統之後,卻發動了索馬利、科索沃與南斯拉夫等戰爭。  「速戰速決」與「快進快出」是美國多位國防部長與參聯會主席提出的美軍海外作戰準則。然而,「速戰速決」與「快進快出」說易行難,一旦奧巴馬上台後派遣美軍赴海外作戰,又怎知不會陷入另一場戰爭的泥淖?同樣地,增兵到阿富汗,又怎知不會把阿富汗變成另一個伊拉克?美國外交政策具延續性 華府東亞政策不致變化  對於美國自從列根、老布殊、克林頓與小布殊四位總統愈來愈重視亞洲的趨勢,奧巴馬就職總統後,也很難作出重大改變。此外,他在歐洲如日中天的聲望,料有助美國與歐洲改善關係。  奧巴馬的東亞政策將不會有太大變化,因為後冷戰時期的東亞政策早在克林頓時期已成形,當時美國強化與日本的聯盟關係,同時與東京聯手,積極跟北京交往,協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小布殊總統蕭規曹隨但是作了一些修正,一方面邀請北京成為「負責任的關係利害國」,繼續幫助中國加速融入國際社會,另一方面也推出「有備無患」的戰略,強化與日、澳、印尼的聯盟關係,以在必要時協助中國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奧巴馬於七日致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直接在電話中用英語交談約十分鐘,就加強美日同盟關係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遷、朝鮮和阿富汗等問題上的緊密合作達成共識,並強調「經濟大國日本的協助對美國極為重要」。麻生除了向奧巴馬表示祝賀,並特別強調「加強美日同盟關係是日本外交的第一原則」。  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方面,奧巴馬主張美國需要與中國建立長期、積極、具有建設性的關係,認為應該深化美中經濟安全和全球戰略與政策的高層對話,加強美軍與人民解放軍的兩軍交流。其實,他的許多主張正是小布殊政府現在正在進行或推動的政策,並無太大差別。  以上種種顯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相當高的延續性,奧巴馬不可能改變後冷戰時期克林頓與小布殊兩任政府的東亞政策,最多只會略作修正而已。貿易協定難度增加 樂見兩岸改善關係  在地球暖化的問題上,奧巴馬將會要求與中國合作尋求解決之道。不過,他比較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加上競選期間對中國利用金融作為外交工具的批評,可能會讓兩國在經貿與人民幣問題上出現一些摩擦。  而過往奧巴馬在國會的投票紀錄顯示,他不支持美國與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因此,中國與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難度,可能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民主黨政府一向比較保守的對台軍售立場、其陣營在競選期間反對出售台灣F-16C/D 與潛艦的發言紀錄,加上中國日益崛起的因素,可能使他在對台軍售政策上更趨謹慎。這點當然讓北京放心,卻讓台北不安。  而針對正在改善中的兩岸關係,奧巴馬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樂觀其成。其實,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他可以將更多心力投注在其他國際議題之上。所以,在奧巴馬領導之下,美國的兩岸政策應有可能從過去八年的失衡,朝平衡的方向發展,為美中台創造三贏的新局面。  最後,奧巴馬勝選之後,他的挑戰才剛開始。從安定選後浮動的人心開始,到處理預算赤字、金融海嘯、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多邊合作或雙邊談判、權力的誘惑、朝鮮、伊朗、阿富汗、伊拉克、東亞政策、歐亞孰輕孰重、非洲、第三世界,到中國政策與兩岸政策,不僅需要他殫盡心智與國安團隊提出藍圖,更需要他找到適當的人選去執行,才有可能重新確立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作者是台灣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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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要求民主是一個潮流」  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 (三 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趙紫陽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報告,其中提出了五條意見﹕一、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員為趙紫陽、胡啓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二、這個小組定名為「研討小組」,是因為它不是權力機構。研討小組的職責是:為政治體制改革探討思路和設計藍圖,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決策。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之前,把有關政治改革的頭緒理清楚。在這之前,研討小組向政治局常委作幾次階段性的匯報。三、在小組下設辦公室,人員力求精幹。辦公室應當組織一批人認真地閱讀材料,自己也應該認真閱讀材料,並選擇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組推薦。有計劃地召開一系列座談會,並把議論的主要內容向研討小組報告。四、辦公室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負責,負責人以後還可以增加(後增加了周杰)。挑選十到二十名有研究能力者組成工作班子。五、研究的着眼點是,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二十五日總書記胡耀邦批示同意。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分別批示同意。十月五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書記胡啓立批示「常委都已閱過,已送政治局與知。」  從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召開了共六次會議,本文綜合趙紫陽在會議中的談話,配合其他有用資料,分析趙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黨要站得高一點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在聽取政改辦的匯報時,趙紫陽說:「鄧小平同志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趙認為,「黨政分開」似比「黨政分工」更準確一些。黨政分開的涵義,就是黨不直接發號施令,不直接處理政務。原則上,黨實行政治領導,只管大問題,管組成政府的那些人。「比如,黨中央常委讓我組閣,可以管我,撤換我,調動我,也可以討論怎麼辦,但是屬於政府的事情就不要再插手了。」趙認為,政府與人大都受黨管,就體現了黨的領導。既然要他組成政府,就不要代替他。中央決定大問題,通過政府工作人員去發號施令,實行政府首長負責制。「我們不是討論共產黨是否執政的問題,而是討論共產黨怎樣執政的問題。」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書記處討論十三大報告的修改意見。趙紫陽說:「黨什麼都在第一線,自己上去了,怎麼監督?自己監督自己?黨處的位置機動一點,站得高一點,就超脫一點,客觀一點。處在什麼位置,看問題就是什麼角度。」趙紫陽認為,現在一有意見,就是對黨有意見。分開是為了使黨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黨領導人要進人大   有關人大的問題,趙紫陽在研究小組會議中表示要好好地研究。在內閣組成問題上,總理的人選如果確定了,人大需要一個一個去審查各部部長人選嗎?「我組閣你一個一個批准,你不批准我怎樣組閣?」趙認為,按照目前的體制,如果人大真的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就很難辦事。但如果人大作為立法機關,就可以與行政機關互相制約。至於怎樣發揮人大的作用?趙紫陽稱西方的議會制有些東西可以借鑑,但不能照搬,也不能搞三權分立。趙引用小平同志的說話:「三權分立不能搞。但人大的作用必須進一步發揮。」趙紫陽提出,要真正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的主要領導人要到人大去,這樣,人大就不是橡皮圖章了。黨的領導人一方面進政府,一方面進人大。黨委沒有日常工作了,怕也行不通。  此外,趙紫陽對中國的人大現在只能開群眾大會有意見。「全國人大代表就是改到一千五百人,也不能半年開會,半年休會。有那麼個大會堂幹什麼用?」趙希望,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設好,將其擴大,才可以真正起人大的作用。常委中增加議事的,提高素質,這才是真正的議事機關。人大作為橡皮圖章,就是人大常委的橡皮圖章,而不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橡皮圖章。  在談到共產黨員在人大投票的問題時,趙紫陽說,現在黨員代表在人代會中佔壓倒多數,大約百分之六十。在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議會黨團的責任就是保證通過政府的提案。但在中國,共產黨是壓倒性多數加影響力量,如果也這麼辦,人代會就毫無民主可言。趙認為:「黨員都得支持政府,不能投反對票,這不行。但是如果說黨團完全變成一個反對黨,問題也很大。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要規定哪些議案可以隨便投票,按自己的意志選舉;哪些必須服從黨的意志。」  至於人大代表的議政能力,趙紫陽說:「黨代表強調議政能力可以。人代會中如果沒有勞模,怎麼樣?承受能力怎麼樣?工人會有意見。現在就說,毛主席是向着工人的,你們這班人只講知識分子。議政能力是什麼?誰才有這個能力?有的代表開會根本不說話,只說代表人民來開會光榮、幸福,然後回去了,這當然不行。可是,人代會如果不選一點基層的人,發的議論就沒有根基。現在,所謂有議政能力的人海闊天空,議論沒有根。」黨管幹部 參考外國   趙紫陽對黨管幹部工作也有意見。他認為,黨管幹部不一定要每一個幹部都管,也不能全由黨任用、任免幹部。由黨任免幹部,也就是由組織部任免幹部。而組織部又不管具體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所以,幹部管理制度要有一個改革。趙提出,黨管幹部的宏觀,不具體任命幹部。幹部規劃的工作,包括交流、培養,以及屬於幹部紀律方面的綜合性工作,由組織部管;而考察、任免、考核、獎勵、處罰等都由政府部門來管。至於哪一級黨委管到哪一層,趙認為可以參考外國的文官與政治家制度: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家是黨管的。誰去組閣,黨的領袖去當首相、當總理、當總統,黨是要干預的。此外,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幹部制度的一些規矩,也可以借鑑。擴大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  趙紫陽認為,黨內民主是用以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等之間的關係。趙認為,我們過份強調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的監督之下。趙說要立此規矩,還要成為習慣。中國政治不可測。講社會民主,重點是黨內民主;講黨內民主,重點是中央一級。中央的民主健全了,可以影響全黨;黨內民主健全了,可以帶動全國。趙認為,我們要形成一種風氣,建立制度、程式,要黨中央帶頭,由上而下。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想到兩個方向:一是基本目標、基本模式。目標模式選擇是否恰當,我國最後會採用什麼制度,體制改革最後完成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是很重要的問題,要弄清楚。  二是如何過渡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相當明確,但是如何達到彼岸,路子並不十分清楚。政治體制改革也是這樣。所謂過渡,就是首先搞什麼,先達到哪一步,步子怎麼走。還有配套的問題、承受能力、適應能力的問題等。過渡措施的問題,並不比目標設計簡單。當然,這可以在實踐中不斷補充修正。  趙紫陽總結,搞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初步設想,還要有實施步驟、實施細則。沒有細則,光講原則,不能解決問題,還容易亂套。  此外,趙紫陽在議論一九八七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修改時說,改革中涉及到利益與權力的變動。改革過程中,有些人會得到一些東西,有些人會失去一些東西,有些得到這個而失掉那個。要使群眾正確看待和接受利益的變動和衝突,領導要正確處理。選舉不能只搞形式   選舉,一個是基層選舉,一個是全國選舉。趙紫陽強調基層選舉確實值得注意,不僅是縣級選舉,也包括學校的選舉。選民一定要認識你,否則不如不選。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機關裏有三千人,其中有一兩個少數民族女同志。如果你一定要選出一個少數民族的女同胞,這又何必選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如果比例規定得過死,怎麼選舉?「現在學生鬧事,當然是自由化氾濫,受西方民主影響。但是,我們的選舉制度也實在太出格了,學生第一次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就作不了主。」他認為,要給個籠子,不能牽着走。可以有多少是選舉出來的,有多少是請來的,也可以用團體內選舉的辦法。趙希望這次十三大的代表選舉要改革,因為搞比例是與群眾的民主願望完全背道而馳的。此外,還要加兩條規矩:第一,選什麼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選名單還要上報,不過上面只是同意,最後一定要服從選舉結果,服從選舉人的意志;第二,是差額選舉。例如,群眾可以在十五個人當中選十個。「現在搞民意測驗,就是要看看人們喜歡哪一個。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可以通過選舉來尊重民意?」趙認為,可能有些結果不那麼理想,也可能更理想。為什麼一定要這個不要那個?有些事,上級不一定看得那麼準。籠子大一點好。選舉人機會均等,並不是有的人是陪選的。這樣可能更能實現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省長提名副省長,乾脆提兩個,由人大表決,選擇一個。這個辦法也可以考慮。  趙紫陽認為,一下子搞得那麼民主是不可能的,這有文化、交通等條件的限制。但是,只搞形式也不行。關於十三大代表的選舉,趙紫陽批評,既不劃分選區,又不競選,卻要把中央領導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選人,他並不贊成。他提出,把上屆中委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不超齡的納入候選名單就是了。「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裏競選,這有什麼意義?」除了各地方提出候選人之外,中央也可以提一個候選名單。趙認為,現在這樣分下去,就成為指令性的,造成不民主的印象。「有些事情,實質是民主的,形式上不民主。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擺到明處,就是實行當然代表制,誰也不會感到不民主。」對基層民主認識不夠   趙紫陽在研討小組曾問道:「究竟能做一些什麼事,來切切實實地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他想到,南斯拉夫把群眾參加管理叫自治,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詞。這個問題上有兩手:一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搞,兩黨制不能搞,無政府主義不能搞;另一手是要積極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趙紫陽稱,人民要求民主是一個潮流,我們要盡可能滿足人民這個要求。選舉制度要改進,基層民主非擴大不可,否則,基層幹部拿反自由化來壓制民主,所有的正當的民主要求都會被說成自由化。為此,趙認為我們一方面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另一方面要積極擴大基層民主。否則,好像搞自由化的人才是維護民主權利的。  「過去對基層民主認識不夠。看來,要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要把基層民主,人民參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趙說,現在人們對我們的黨有些意見,基層一些很不像話的事受不到監督。趙用工會做例子,說我們的工會與黨委完全一個聲音,黨包攬、代替了工會。黨群關係好的時候,沒有問題;如果黨群關係發生了問題,工會起不了任何作用。趙認為,廠長有哪些權力,工會可以監督。工會不能罷免廠長,但是可以提出不信任。對黨委書記,也可以提出不信任。這會引起上級注意,廠長會有些收斂。現在,不少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緊張。許多事不公,人民不滿意,要求解決,卻沒有說話、出氣的地方。趙認為,光搞上訪不行,要從組織制度上解決問題。他稱,解放後批判工團主義,使我們失去了一個聯繫群眾的紐帶,也許,工團主義正是現在要恢復的東西。「我們真民主搞得很假」   在選舉問題上,趙紫陽舉例:「福建龍岩市連續三屆候選人都沒有得到人大批准。第一屆是從外地派來的,來了十天就選,結果原定的候選人沒有選上。當選的,是原來當地法院的院長。可是他當選不久就給調走了。第二次,上級指派的候選人也沒有當選,原來的一個副市長當選了,後來這個人調任地委統戰部副部長。第三次又是類似的情況。這裏倒是尊重選舉。可是你有選的權力,我有調的權力。這樣隨便調一個人去選舉,選舉很難進行。又不競選,不認識的人就很難選。又讓人家選舉,又讓選不認識的人。這不是嘲笑嗎?結果呢,龍岩選出來的三屆市長,無論是短時間的當市長還是做別的工作,幹得都不錯,相當有政績。黨員不選黨委提的候選人,這個合不合乎黨章,暫且不說。我們要分析,要冷靜、理智地分析一下,教訓是什麼?這事能給我們的改革一些什麼啓發?」  對於黨委決定提名,但是通不過,趙紫陽認為是一些老幹部在那裏起作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搞預選。可是,大家都學乖了,預選的時候通過,選舉的時候通不過。趙紫陽不禁反問:「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長、副省長,放手選舉有什麼不可以?倪獻策不是我們考察的嗎,還不照樣出問題?可以三個人都是批准的候選人,放手選去。要真正搞點民主,不搞點民主不行。我看沒有危險。」他認為,全國工作主要靠全國政策的正確,具體誰幹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至於省長提名組閣的情況又不同。「既然相信他,就相信他的提名。否則,一個班子三套馬車,相互連話都不講,怎麼幹?可以允許他提三次。省長提名的人選,一次二次通不過,第三次通過。第三次通不過怎麼辦?可以研究。」他認為,什麼都要制度化,最後要搞細則。這樣的細則非執行不可,打官司也清楚。  在談到當年合肥科大學生上街遊行時,趙紫陽認為,選舉是導火線。「我們選民對選舉投票的興趣,還沒有菲律賓的大。我們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對於學生在選票上選希特勒,亂選一氣,趙紫陽明白在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對此,他認為,能滿足的就要滿足,有條件就要搞民主。至於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不如資本主義民主,趙紫陽表示,這終究是一個要回答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只能是越來越多。條件是個問題,但並不是說共產黨就不搞民主,害怕民主。」黨委、人大、政府之間   在討論人大與黨委、政府的關係時,趙紫陽預言,將來幹部任免和財政問題,會成為人大與黨委、政府矛盾的兩個焦點。如前所述,既然已經選了省長,由省長提出政府組成人員,如果老是否決他,又要他工作,又否決他的人選,這怎麼辦?「有人說,不會出事情,我看不一定,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文革』以來,就有所謂你的幹部,我的幹部。」趙說。至於財政問題,也很複雜,沒有互相制約不行。「僅僅人大通過了就可以制約政府,缺少另一方面,能行嗎?比如發票子,人大決定了發多少就發多少,恐怕也不行。政府也決定不了,這是經濟運行決定的。中國由權力機關直接提出預算案,就不行了。假如有人民代表提出增加教育經費二十億,那你就得告訴我從哪裏開支?總之比較大的就是人的問題和錢的問題。」趙紫陽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把行政工作搞得很困難,是不行的。人大既是最高權力機關,又在黨的領導之下。政府也是這樣。大力發展社會協商對話  關於社會民主問題,除了基層民主,趙還特別提到社會協商對話。他認為,政協是很重要的協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協不行。工會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會本身要改革。現在政府與工會對話,工人不承認。黨與工會理順關係,工會本身的改革,要有個過程。所以,政治協商的問題也不能說解決了。趙紫陽認為,我們必須與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將來,大型對話可以臨時選代表,召開對話會議。與現有組織對話不能解決問題。  趙紫陽說,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揚我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良傳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當前首先要制訂關於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若干規定,明確哪些問題必須由哪些單位、哪些團體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對於全國性的、地方性的、基層單位內部的重大問題的協商對話,應分別在國家、地方和基層三個不同的層次上展開。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把它作為領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後 記   趙紫陽等人當年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上討論的基本精神,後來都寫入了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見全會公報)和黨的十三大報告。一九八九年後,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又有新的發展。這是後話。  趙紫陽生前曾經說過:他看過一些境外出版的記載他談話的書,其中記錄比較準確、可靠的有三本:第一本是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第二本是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第三本是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本文就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報告和上述三本書中的資料綜合整理而成的。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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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改革開始的世紀 (許家屯)

  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政體,為克服各自的經濟、社會存亡危機,它們都進行了和平性改革,從而探索到一條各自糾偏趨中、容異求同、大同小異、回歸一體的新生之道。它們的改革實驗,對人類實現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社會和諧博愛,都開始探索出一條人類回歸以人為本,殊途同歸和平演進之道,開啟了人類進入和平革命的時代。  探索這一命題,須從人之初開始:  以人為本,人是人類社會組成之本。人之初,「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章句》。食與色,是人的本性,即自然性;食,指的是人的生存;色,指的是人的繁衍。人為了生存(食)繁衍(色),須擁有必需的食品、生活資料及居住空間,這是人的原始權利——即天賦人權,是第一位權利。  這些,經每人自己的勞動取得。待人口增繁,形成初始社會,產生了由誰主持勞動分工和生活資料分配問題。開始時,可能是一戶之內或一族之內的長者或能者自然產生,繼而可能經族人推選產生;從而產生分配主持者和待分配者關係,社會分化從而開始,可能是人類社會不平等分配的開始。  原始人社會出現勞動及其果實分配上的主持者和待分配者,分配者擁有分配權,出於私欲,可能是從多吃多占開始,發展到給助手以至親近者的多吃多占,從而使原始的平等分配,發展成不平等佔有,是人類社會貧富差距產生的開始;也是擁有分配權者腐化的開始。隨著社會貧富階層差距的不斷拉大,分配者與待分配者的關係演變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演變為「弱肉強食」式的社會關係。人類社會階層化、不平等化等日趨惡化,人類相處便爭鬥不斷。  人類初始憑自身勞動採摘植物取得生活資料是和平性質的勞動捕捉動物,借助樹幹、石塊的擲擊,補手捕之不足,是暴力的開始。隨著勞動分工、社會分化,統治者階層和被統治者階層的出現,人類獲取生活資料及其空間的活動,便演化為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和此部份統治者與彼部份統治者的掠奪活動,以至戰爭活動。隨著國家的出現,這種關係便演變成社會的道德規範,演變成國家的法制。於是,社會貧富、尊卑差距有了合法性,社會階層矛盾惡化,被視為社會常態,延續至今。  初人取得生活資料,需通過自身勞動。勞動是人的自然性,是天──自然──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人經過勞動獲取的生存果實,是人的價值的體現,人的道德與尊嚴的體現。當然,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是例外,他(她)們是人類博愛相助的對象,是有勞動能力人的義務服務物件。個人為社會眾人服務,是人類社會平等互助的自然性義務,和社會和諧博愛的基礎。人為自身勞動,為社會眾人勞動,是每個人的天賦的權利與義務,二者不可偏廢。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不能稱為人性完整的人,不能獲得人的尊嚴;「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崇高社會法則,另一類勞動價值差距的開始,可能是源於出現了手工藝產業,手工藝產品是當時的「新高科技」,高智慧勞動性產品,手工藝勞動價值就高於原始農獵勞動價值。可能是人類社會開始出現了另一類因勞動分工而勞動價值的差距的開始,從而也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人類社會分化、階層化,使勞動價值不平等,貧富差距階層差距日益擴大,引致相互對立,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慣性、不得安寧的主要因素,距「以人為本」愈來愈遠。  人類較自覺地重新回歸以人為本,肇始於中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的逐步形成。這八個字俱備了,就能完整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內涵。這是人類經過漫長社會實踐,付出慘重代價,從嚴酷教訓中形成的思想,是人類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需體現人類共用自由民主權利,社會地位財富平等共用,沒有貧富尊卑差距,方能和諧、博愛相處。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核心。  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固然是天賦與個人的權利,也是社會眾人同樣應享的天賦權利;這就有了個人自由民主權利與眾人自由民主權利的區分與矛盾。中世紀後,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歷史從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但歷史發展的不幸,由於個人追求自由民主權利的過度,忽視甚至侵犯了別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演變成社會少數人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因之,便在追求消滅歷史不平等社會的努力下,卻出現了新的社會貧富階層,資產階級和勞動工農階層新的不平等,並使這種現象成為國家法制和社會行為規範,資本主義社會和國家於焉成型。資本主義本是人類追求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富有正當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因之既具優越性又產生負面性,並成數百年來人類歷史演進的現實。  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既具一致性,又具衝突性。人的自由權利是相對的,不能任意放大,一切都任意自由化。當每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無度放大時,就不可避免地與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發生衝突。個人欲望自覺或不自覺地任意過度擴大,就成為貪婪、性欲望,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出現社會不平等矛盾和鬥爭。這種個人只顧自身利益,任意無度對自由民主權利的追求,放大到族群和國家,更演變成不同族群之間、不同國與國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鬥爭和戰爭;演變至到近代。成霸權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便成為貶義名稱,是人類社會演變中的負面現象。  因社會出現階層不平等,產生反不平等、追求社會平等,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於焉出現,它是在尊重和維護個人自由民主權利基礎上,同時尊重和維護社會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平等享有的思想和行為。因之,便具有既追求個人又追求社會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共用的使命和任務。這種追求,也可以通過和平途徑達成;可是,因為侵犯他人自由民主權利,帝國資本主義暴力掠奪、爭鬥不斷加劇,以暴易暴,馬克思主義以暴力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于焉成為社會思想和社會實驗的主軸。20世紀在一些國家獲得成功,並演成國家法制、社會道德規範,出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於焉人類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類意識形態、兩類社會和國家的分野和對立鬥爭。  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體制,本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為共生體的體制,是人類崇高的理想和社會體制。但它在20世紀的探索實驗中,由於過早過度地追求眾人權利平等共用,加之又剝奪了個人的自由民主基本權利,否定個人生活資料私有制,推行公有制,結果只能是低水準的貧困平等共用。實驗證明,貧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主張建立在物質和精神高度發達基礎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名實相符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追求人類的平等自由民主權利共用,只憑暴力,否定和平途徑,更屬片面性追求。應該承認,人類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和和政制的探索實驗,尚處於初級階段。  人類自由民主權利平等,社會博愛,是以人為本思想、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由於崇尚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崇尚追求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的社會主義的過度,一個侵犯了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一個侵犯了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產生偏差,產生矛盾,甚至走向生死敵對的階段,走向「以人為本」人道主義的反面,相互成?生死不能相容的敵對面,惡鬥不已。如東漢末期的曹植在其兄淩逼之下所吟的《七步詩》所雲:「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人類社會演進歷史的大悲劇。  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諸國內,都因各自在內外路線政策實踐中的失誤而產生經濟社會存在危機。都在他們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創新的實驗中,在其各自具智慧和勇氣的領導者採用和平改革的實驗,找到一條糾偏趨正道路。突出的範例,一是兩次大戰間歇中的美國羅斯福的「新政」改革,二是冷戰中胡耀邦、鄧小平等改革開放的實驗,人類社會演進終於找到了一條可能完整地實現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社會博愛和平發展演進的道路。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羅斯福的「新政」改革,是資本主義國家自覺進行的一次經濟、社會體制性的改革。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全球資本主義多國,首先是美國,經濟、社會產生深度危機,面臨崩潰邊緣;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建國只10餘年,經濟發展上就緊跟美國、英國之後,躍居世界第三位。蘇聯的興旺氣象,與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空前的經濟大蕭條成鮮明對比。當時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W•弗蘭克這樣評道:「世界陷入危機之中,不能浪費時間,要在今天為革命的明天做好準備,否則它可能來得太遲了,無法把人類從資本主義戰爭的死亡中拯救出來。更可怕的,無法把人類從資本主義的精神梅毒中拯救出來。」還有數十名著名的,主要是一些非社會主義的作家、教授聯名發表「文化與危機」宣言:「資本主義是文化的破壞者,而共產主義力求拯救文明和文化遺產,世界經濟危機正在把它們拋進深淵。」號召「推翻造成這一切危機的制度。」可見他(她)們當時對蘇聯共產主義初步繁榮,和對資本主義世界深刻危機的看法。  在這種形勢下,羅斯福總統的「百日新政」對美國進行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改革的思想和措施,可能受到英國經濟學家「國家干預」學說和蘇聯國家計畫管理經驗的影響,採用了國家制訂規劃並立法,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某些重要方面,進行干預:如創立《農業調整法》、《國家工業復興法》、《銀行法》等。在全國金融業幾乎全面崩潰情況下,進行重組,由聯邦儲備銀行向獲准重行開業的銀行貸款;制止提取黃金,建立儲備金,創立為5千元以內的存戶提供保險等金融制度,恢復了對企業,特別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業務,復蘇了金融企業的信用及作用。國家投資33億美元進行各項工程建設,如綜合治理田納西流域工程,組織全國失業青年和退伍軍人大規模地修路造橋、造林綠化、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工程,最高時達300余萬人。同時,實施對社會貧困族群的救濟,建立社會福利保險制度等等;挽救、恢復了經濟,大規模地解決了工人和社會其他居民的就業問題,緩和了社會階層矛盾,從而為資本主義體制注入了新的、持續生存發展的健康因素。有人指責新政是放棄了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可是實際上新政改革對資本主義主要因素並未觸動;有人稱羅斯福是資本主義的「安定器」「救世主」,「比耶蘇的貢獻還大」,可作證明。  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改革,不僅限於美國。二戰後,歐洲英國保守黨為選民拋棄下臺,工黨在選舉中獲勝,上臺執政。法、意、瑞典等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黨也在選舉中勝出,上臺執政。它們大多用各自主張的社會主義政策,對各自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將國家計畫引入對自由市場進行某些程度的干預,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建立和加強工會作用,限制每週工時,規定最低工資,對社會貧困族群實行勞動保險,創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險制度得等等。這種改革,也在諸多反殖民鬥爭中獲勝的獨立國家有不同程度的推行。它們的成敗得失雖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因之獲得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而且還不同程度地緩和和縮小了國內貧富階層矛盾。證明這類改革不僅是經濟性改革,同是社會性改革,也證明這種改革的高度有效性。  「新政」改革,實際上參考和某種程度地採用了社會主義國家計畫和勞動價值平等分配的方法,從而改革了自由主義市場過度放任自由經營和因之造成的社會貧困階層差距過大的基本矛盾,將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不平等差距某種程度地縮小了。這就改善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體制,開創了某種程度的容異求同,糾偏趨中、趨正的新局面。  20世紀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驗探索經歷,則需從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衰探索始。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誕生,到1991年,僅74年而潰亡。在歷史上雖很短暫,對人類社會演進啟示卻極為深刻。它起初一段時期,依靠列寧的戰時經濟政策,剛獲解放的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調動起來的生產積極性,快速地恢復發展了經濟。短期內跨居全球第三位經濟大國。在戰敗德、意、日法西斯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它過激的共產主義戰略路線,從無產階級民主專政走向專制獨裁,特別是,竟走向社會主義霸權帝國主義,喪失國內外人民信任,終致潰亡。  蘇聯潰亡的前車之鑒,還在於它堅持唯我獨革的錯誤路線,認為只有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纔能完成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使命,否定其他社會主義模式和道路,並斥之為和平主義、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等等,不僅自我孤立,還束縛了實驗社會主義多樣模式的手腳,道路愈走愈窄;把眾多同路者和國家拒於門外,甚至推向對方陣營,削弱了自己,壯大了對方。尤其是,還背棄國際主義原則,趨向帝國霸權主義,把「兄弟黨」、「兄弟國家」視同衛星國、被保護國;自己成了「老子黨」,對它党它國指手劃腳,干涉其內政,甚至武力侵犯其獨立自主地位;將一個號稱推行全民民主和國際主義的蘇聯,出乎全球信仰共產主義者意外地,演變成一個新形態的共產主義霸權帝國。  蘇聯潰亡不是偶然的。它在國民經濟不發達基礎上,廢除人民的生活資料私有制,實行國有制,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對全民實行低工資、低平均水準的勞動價值的分配。將國家建設所需資金建立在剝奪工人農民的勞動價值上,嚴重挫傷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人民生活不能持續改善,長期處於低水準狀態,國力也不能持續提升,成為脫離人民國家潰亡的核心因素。在國家經濟管理上,由國家計畫統管。國家計畫根本無法獲得精確統計,也不可能統管各方,極大地剝奪了人民的自由發展權利,挫傷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建設上又始終以重工業為主、實際以軍事工業為主,與資本主義霸權美國全力爭霸,將有限的資金、科技資源投放在很少可能擴大再生產方面,擴大為社會服務的工農等業方面,嚴重影響了國力的提升。國民經濟遠遠落于競爭對手之後。軍備競爭的結果,雙方國力懸殊日益擴大,據統計:蘇聯在它潰亡前的1990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為$132,755,000,000,人均收入$3923;而當年美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為$,803,100,000,000,人均收入為$19500,美國的國民經濟總值是蘇聯的40餘倍,人均收入幾乎是蘇聯的5倍。  蘇聯共產黨推行的全民民主政制,是一種有別于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新探索。但因黨內民主不彰,出現個人專制獨裁,導致黨內派系林立,渙散分裂,鬥爭日趨激烈,引致慘酷鎮壓,自相殘殺。黨的渙散,延伸到民族渙散,人民群眾在貧困中對黨和政權嚴重不滿,民心潰散。戈巴契夫的改革又極不謹慎,引發一次動亂事件,成為瓦解引爆點,導致一個赫赫共產主義霸權帝國在短短幾天中潰散滅亡。杜牧《阿房宮賦》中名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以認為:亡蘇聯者,蘇聯也。蘇聯共產黨如能愛其人民,誰得而族滅之也?! 蘇聯共產黨的治國戰略路線嚴重脫離了蘇聯的實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蘇聯人民所棄所「族」。作為人類社會第一個激進共產主義政體的實驗,終以失敗告終。它對人類社會演進的教訓,極其深刻。  20世紀另一個大國,亞洲的中國,19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嚴重的民族存亡危機中,在列強侵略下淪為半殖民地,統治者無能,嚴重脫離人民,爭權奪利內亂不止,民生凋敝,痛苦不堪,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苦境。中國的革命,是追求反對帝國霸權主義、民族獨立解放,反對獨裁專制、追求自由民主權利,追求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與蘇聯革命有同有異。既師法蘇聯,又有自己的特色。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的共產主義思想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周恩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國思想溶合的革命,是共同鑄成鄧小平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的思想、政治基礎。與蘇聯模式不同點:  其一,革命主要力量不僅是馬克思、列寧所主張的依靠城市工人階級,而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工人和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與其他反帝反封建主義族群結成的統一戰線: 「農村包圍城市」;  其二,對反革命的獨裁專制統治者的暴力壓迫、外國侵略者的武力侵佔,實行以暴易暴,反階級壓迫,反專制獨裁,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鬥爭「槍桿子裏出政權」;  其三,建國後沒有推行生活資料公有制,認為「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從而恢復發展生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戰略政策,多種所有制共存、共用發展成果;  其四,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各民族人士共同組成聯合政府,聯合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初,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制訂國家憲法,選舉共產黨人擔任國家主席,6名國家副主席中有3名民主黨派人士,4名國務院副總理中有2名民主黨派人士,21位國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名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  其五,經濟建設以發展重工業為主,但同時注意輕工業、手工業、農牧業的恢復和發展。因為西方的封鎖,在蘇聯外力的有限支助下,自力更生為主,大力恢復和發展民族工商業; 在農村進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恢復發展農業生產; 建國後的很短時期,經濟迅即恢復並有所發展,社會穩定,呈現出一派空前的興旺景象。  繼而發生的國力衰退,社會不寧,是在放棄新民主主義,探索向社會主義過渡實驗的開始。首先放棄勞資兩利政策,廢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上採用了蘇聯公有制的模式,發展到頂點時,搞低水準的共產主義實驗–人民公社。將共產主義的浪漫美夢,企圖建立在社會還很落後貧困的基礎上,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違背了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天性。在對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用群眾運動方法,違背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削弱、挫喪了全民的生產積極性,加劇社會對立,動盪不安,脫離和平建國軌道。  毛澤東共產主義浪漫夢想的探索實驗,違背他主張的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正確思想路線。在黨內外遇到不同意見和抵制,起初還視為人民內部矛盾,是思想問題,企圖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解決,但屢反無效、抵制力量更趨強大,加之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進行和平改革的影響,逐步將原視為內部的思想分歧,演變為官僚集團份子的阻撓,演變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攻倒算,認為「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最後演變成黨內分裂、有了「兩個司令部」。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繼續推行他的浪漫共產主義夢想實驗,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企圖用大民主的群眾運動路線,「紅衛兵」「造反派」為主的力量,來解決黨內外,主要是黨內、國家政權內阻撓建設共產主義實驗的障礙。導致黨內外嚴重分裂,國家和党的眾多精英慘遭摧殘,社會動亂不已。一方面,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全國大民主運動中,政治上的投機者為取得信任,大搞個人崇拜;個人專制原已成型,因而發揮到極致,黨內外民主蕩然無存;另一方面,這些野心人物在大搞個人崇拜的煙幕下,不斷「指鹿為馬」製造謊言,「挾天子」「清君側」「制諸侯」,挑起內亂、武鬥,密謀奪「君」位,真的另搞了「司令部」;搞得党無甯日,國無寧日,國家法制、社會道德蕩然,倖存無幾;國家經濟、社會瀕臨崩潰邊緣。低水準、貧窮的共產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實驗終告失敗。同時也啟迪了後人改革開放的勇氣和決心。  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實踐,一般認為,是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從農村的生產承包制即「分田到戶」開始的。實際是,鄧小平複出之前,胡耀邦的政治改革已先行一步:他首先推出平反黨內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幹部,接著又平反地、富、反、壞、右,即歷次社會運動中被劃定的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分子、右派份子,采「一風吹」政策,短時間內盡為 「平反」,恢復他(她) 們正常的公民身份,從而基本上解決了多年來誰也不敢接觸的難題;基本上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和後果。繼而發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則從思想理論上對前者改革的肯定。胡耀邦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先行者,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驗提供了思想、理論和組織基礎。這些改革,都是在華國鋒任党和國家主席期間,通過黨內民主程序進行的。  鄧小平放棄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國家施政活動中不搞運動,國際間和平共處等戰略方針,是經濟政治改革並行的戰略方針。他提出在改革中不搞爭議,不問姓資姓社,「不管白貓黑貓,能逮到耗子就是好貓」,以及「摸?石頭過河」等論說,為黨內以至黨外解放思想,少些阻絆,集中力量,放手改革開闢了道路。他為了使改革實驗少走曲折道路,先從占人口最多的八億農民及農村的經濟社會改革入手,爾後在城市各個經濟社會改革領域中逐步展開; 並不斷克服阻力,使近二十多年來國家的經濟社會改革獲得令世人醒目的空前快速持續發展。當然,問題不少,有的還很嚴重。  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驗,國力得到快速發展,是鄧小平、胡耀邦等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取得的初步成就。新世紀以來,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和平革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將繼續改革開放,不斷地改革開放的和平發展的戰略,提升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為綱、和平發展、平等發展、文明發展,不搞霸權擴張發展,和平革命的戰略高度,開始了新的實驗,將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驗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人類社會一個新的自覺地和平革命、和平演進的實驗時代開始了。如果說,羅斯福的 「新政」改革為資本主義注入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因素,挽救了美國以至影響了整個資本主義免遭潰亡,探索出重生道路;鄧小平等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實驗,同樣也可以說注入了某種程度資本主義因素,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存亡的危機,獲得新生,也回答了那些因蘇聯及其集團的潰亡而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死亡的傳言,恢復了人類繼續探索社會主義的信心和勇氣。他們的改革實驗告訴人們: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具有健康成長因素,即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社會的組成因素。只因他們相互在演進過程中產生的嚴重偏差錯誤,演變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這是人類社會演進實踐中的不幸。20世紀兩大政體的改革實驗,使人類獲得突破性啟發,開始認識並找到了人類重歸一體的可能途徑.  它們的經驗雖然有同有異,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為人類演進,提供哪些極其寶貴的經驗呢?   第一,20世紀人類從不同的改革實驗中重新認知: 治國治世必須重新回歸 「以人為本」即愛人之道。人是人類社會的組成的細胞。人與人之間,要像父子伯叔兄弟姐妹一樣和諧相處。孔子以 「愛人」解釋,人與人相愛之道,為「仁道」。人類相互尊重,相互珍惜彼此之間,即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權利,和諧博愛相處之道,也就是尊重和維護人權之道。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應該尊重,應該獲得充分發揮的權利,但同時還須尊重和維護社會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的共享,方能實現社會博愛。自由民主權利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自由,也沒有絕對的民主。人類的天性(即自然性)有其正負兩面性,負性弱點:貪欲。個人欲望有合理的一面,可以促使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滿足這種欲望; 但個人欲望過度膨脹,演變成貪欲,超越自身勞動因享的部分,勢必侵犯他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社會的不公和貧富強弱差距因之產生。這是人類社會傳統性的病態。資本主義世界領導的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經濟社會體制,更將這種歷史性病態發展到極致;將達爾文進化論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人性化,視人類強者對弱者的掠奪殘殺暴力戰爭為人類社會 「進化」規律。哪里還是人道行為?這種獸道觀念和社會現象,已找不到人道主義的影子。資本主義的改革,開始在經濟社會上將此種不人道狀況進行改革,是重返人道主義,回歸以人為本。雖然它們可能還沒有完全自覺到這一點,卻是一極?可貴的改革探索。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便宣佈放棄階級鬥爭為綱戰略路線,對所謂地富反壞右份子平反,恢復公民身份;新世紀更宣佈 「以人為本」的和平革命戰略路線,建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戰略方向。如能堅持下去,人類社會將可能不再相互對立、相互侵犯殘殺,可以合作均富,可能平等和諧共處,真正回歸革命性的人道主義大道!  第二,在國家或地區的宏觀規劃下,對自由市場進行必要的適度地干預、調控,使國家經濟和社會能有序地持續健康發展,是20世紀兩類政體改革實踐中一項重大創新。這種對自由市場的宏觀調控,還可能逐步地縮小貧富差距,求得人與自然社會生態的較平衡文明發展,是一種按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符合科學發展的創新。  18世紀,英國亞當斯密創始了 「自由市場」理論以來, 為當代的英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國內外經貿市場的擴張,開闢了廣闊發展的道路,使資本主義獲得超越歷史速度的空前發展,推動了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演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主流規範。自由市場,是人類自由民主自然權利在經濟市場上的體現,它極大地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促使人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演進。但是個人在經濟市場領域上的自由民主權利,同樣不能發揮過度,侵犯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而這種對他人自由權利的侵,一樣多源于個人的自然貪婪性,他們往往借追求最大利益這種中性的理念,不擇手段地自由無度地侵佔他人的自由權利。在市場的自由競爭中,不顧市場發展規律的投入產出、供銷平衡和資本流通的漲縮平衡,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不斷,而且愈演愈烈。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的 「新政」改革,採用了 「國家干預」理論,可能參考了蘇聯國家計畫的經驗,國家創立法規,制訂法規,對自由市場進行經濟的和行政的干預,它不僅保持市場的自由繼續發展,從而恢復並發展了經濟,同時還緩和了社會階層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地改善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體質,增添了新生的因素。  新世紀2008年,美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和美國及歐、亞等國初步的國際間「搶救」性的宏觀調控,進一步證明市場的自由,不能讓其過度,必須有及時的適度調控,方可保障市場的健康持續發展。危機的遠因,是冷戰爭霸中,美國為爭取全球霸權,主導世界金融市場,為滿足自己的貪婪,不惜侵犯全球人的利益。在近50年間,向全球發行了50兆億美鈔,投放全球金融市場,全球大多數人都成為美國的納稅人,向美國交納了天文數字的龐大稅金。它在國內,十餘年來不斷減息,放手讓華爾街金融大鱷們搞所謂金融創新的虛擬經濟衍生產品,任意自由覓取最大「紅利」,房地產「次貸」創新,購房可以毋需信用,不繳頭款。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可以憑幾百億資本,從事10兆億甚至幾兆億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國家和企業的金融大鱷們的無度貪婪,這種霸權式的宏觀調控,終於給美國、全球市場和人們帶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美國已無法獨自克服如此嚴重的經濟人道災難,不得不央求全球多國共同挽救。20國在華盛頓集會, 謀求對全球金融自由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性的改革,進一步證明這一規律性的正確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則師法資本主義世界的經驗,有序地開放了市場的自由,將對經濟的國家計畫方法,改革為國家規劃下用國家行政和經濟手段進行適度及時的調控。30年來,憑此減免了危機的發生,國民經濟得到迅速和持續較健康的發展。它還將這一經驗,用之於對地區和社會、以至人與自然界生態平衡發展上,作宏觀性調控。運用國家和社會財力、法令,向社會貧弱族群,特別是農村貧苦農民大幅度傾斜,縮小各種差距,探求持續平衡發展。  宏觀調控同樣適用于自然生態發展方面。自然物質發展有它自身發展規律,人類為加速發展經濟滿足私欲的過度,特別在工業社會後,對自然資源任意破壞,浪費性利用,又恣意釋放廢氣廢物,污染破壞自然生態,終於震怒自然,使地球暖化,超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不斷。人類方開始覺悟,必須改革,免致人類與地球可能同遭滅頂之災。「京都協議」的訂立,是世界簽字各國對人類利用自然過度自由的宏觀調控;中國還將之納入改革開放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採用宏觀調控方法,按客觀科學規律,探索人類社會與經濟、與自然社會共同健康持續發展之道。  宏觀調控下的自由市場,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發展下,同樣得到初步的運用,並成為全球化國際市場自由競爭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已開始成為國際間金融、經濟交流、和平合作互助和扶貧濟困的宏觀政策調控手段。一方面,它成為強國之間,特別是霸權帝國維護和爭奪國際市場主導權的重要手段。它們在聯合國鬥爭中,因待發達及不發達國家占多數,加上五大國擁有否決權,多已不能稱心如意行事,於是就有所謂 「富人俱樂部」的七大工業國的首腦會議以及世界貨幣基金之類等組織,對全球自由市場進行宏觀調控,達成目的。但因它們目的出自滿足自身無度的貪婪私欲,結果是在全球市場,只有它們的任意自由,卻少有弱勢國家的自由。而且,還因之不斷發生地區性或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對自由市場的宏觀調控方法,對經濟、社會,可以促進,也可以促退。決定的因素,視這一工具掌握在什麼人手上,為什麼人的利益服務。  宏觀調控下的經濟社會自由發展,是人類20世紀對社會演進科學方法的創新。宏觀,是指人類對客觀世界較全面的規律性的認知。局部事物發展的自由,則屬於事物發展的微觀範疇,當覺察微觀發展自由過度,可能或已經破壞宏觀發展後,進行糾偏,作宏觀性調控,需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用行政手段時,需多用指令性手段,少用法令性手段,盡可能減少對微觀自由的挫傷,損及其正當性的自由發揮。對調控度的掌握必須謹慎,寧可不足,防止過度。  宏觀調控下經濟和社會和自然的自由發展,是一項創新,和其他創新一樣,初始時未免有不周之處,需不斷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探索改革前進。它與其他事物一樣,同樣具有兩面性,不僅可以促進,也可能有促退。美蘇爭霸冷戰中,美國爭奪全球金融市場,任意在全球發行天文數字的紙幣,終釀成新世紀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也屬於國家金融宏觀調控不慎的教訓。它害人害已到了應加改革的時候了。  第三, 依靠全國人民的勞動積累和本國資源,特別是國土和國內市場,進行自力更生精神的改革,是兩類政體改革基本相同的重要途徑。這樣的改革,使本國人民成改革創新的主導者。人民更多的民主參預,成?改革的主要出力者,同時可以得到比較公平的 「實惠」,這樣,充分調動全民的生產積極性,達致改革的要求。美國羅斯福 「新政」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的破壞,全球經濟危機不斷,很難依靠國外力量挽救美國的嚴重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只能基本上依靠本國人民自力更生,推行「新政」改革。雖然它沒有採用這樣提法,但它基本上是依靠本國納稅人的稅金——高額累近稅,是一種節制富裕的稅法。增發貨幣和債券,公私企業的股票等,取得改革的資金,用以重組金融市場,支援大中小企業恢復發展,同時投向社會貧困和失業族群、退伍傷殘軍人等,從而恢復、發展了中產階級的活力,相對縮小了社會貧困差距,減緩了社會階層間矛盾。他是通過總統大選,在競選過程中向全國選民宣傳他在競選前任州長進行過的改革實驗,並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通過「爐邊談話」與全國人民溝通,得到選民回應。因之他的改革是民主性的改革,基本上體現了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和智慧,基本上具有自力更生精神。這對資本主義而言,是一項社會主義性質的重大改革。可惜是沒有能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它沒有放棄霸權帝國的戰略、路線。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全國八億農民實行「包產到戶」「聯產責任制」開始,繼而走向城市,恢復了私有制,計畫市場改革為宏觀調控下的自由市場,從而調動城鄉絕大多數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資本有了社會性的積累。原始性的勞動價值積累,成為經濟社會改革開放的基礎。依靠這一基礎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市場,換取外來資金、人才、資源,增加改革的動力,在與全球市場遊戲規則「接軌」的同時,逐步「修規」,方有力量逐步減免國際強權的不平等的控制,也使中國在國際領域中的獨立自主戰略方針可以更有力的貫徹。需特別指出的,中國使用的外資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香港、澳門、臺灣及海外華人同胞、僑胞的資金,加上他(她)們的經驗,這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自力更生精神的體現,是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的另一支主力軍。  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的民主改革,是調動人民生產勞動積極性自力更生的重要因素。它是在否定階級鬥爭為綱中起步。持續推行的。如改革人代會和人民參政議政,加強立法和監督體制,在城鄉政權基層政權實行普選,政府職能實行以人為本,為社會服務為主的改革,非共產黨員「入閣」當國務院部長,制訂政策法令預先徵求民眾意見,言論自由也開始有所開放,人民在互聯網上議論時事、國事,市間議論時政普遍化,等等。改革開放雖然是逐步的,一般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改革進程通過典型「摸著石頭過河」,依靠人民的智慧創新,如農村改革是推廣安徽鳳陽農民創新的「包田到戶」經驗,廣東深圳市民創新的經濟特區經驗等等,都是改革開放依靠人民智慧創新的民主精神產品,是改革開放自力更生精神的體現。  鄧小平的「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幫助全國人富起來」的改革開放路線,同樣體現自力更生精神,它的實驗主要通過國家財政投入,大規模地向社會低收入族群、農村農民和後進地區,規劃性大幅度回饋性投放。從濟一時之困的「輸血」,到發展生產的「造血」,在發展生?過程中,逐步縮小差距,達至全民「小康」。  60年代開始,江蘇的「蘇南模式」,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企業股份集團改革典型,可進一步印證自力更生改革開放的現實性。該村在60年代只有5、600人,在中國共產黨村支部書記、村長吳仁寶帶領下,依賴自身農業勞動原始積累,擺脫貧困,發家致富。40多年來,擴大到附近5萬余村民達到「小康」。村的股份制集體企業,三業齊全,2005年生產總值300億人民幣,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000美元。農村演進成繁榮集鎮,村民的勞動在獲得按勞分配的工資外,全體村民還實行按需分配,兩種制度並行的分配方法。全村家家居房別墅化,戶戶有存款,不少用戶還擁有汽車;生老病殘死皆享有保險,從幼稚園到高級中學教育,全部義務化,等等。它們的發展,國家除給予政策鼓勵,權力下放,讓其放手創新,沒有支持一元錢,充分體現他們依靠自身勞動積累,不斷改革創新、發家致富的自力更生精神。更可貴的是,在本村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後,不僅幫助鄰村更多農民富起來,還用同樣經驗幫助省內外一些農村脫貧致富。  第四,糾偏趨中,容異求同,大同小異,回歸一體,是資本主義美國「新政」改革和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探索到的一條人類可能回歸以人為本、共趨多元一體和平演進的道路。它們的改革,都是在經濟社會危亡危機時進行的。危機的產生的主因,源於一個犯了對個人自由民主權利濫用、放任過度的錯誤,一個卻犯了過份限制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發展的錯誤;它們的改革,都具有糾正各自的錯誤、趨向使全體人民逐步享用各自應有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改革。  羅斯福資本主義「新政」改革,鄧小平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一個未能繼續發展,一個曆30年延續迄今。兩類改革都源於在他們的不同主義實驗中,走入彎路,犯了錯誤,在面臨存亡危機關頭,作出糾偏趨中趨正的改革。他們殊途同歸,都在改革實驗中探索出一條人類可能回歸以人為本,多元一體,趨向社會大同的道路,即社會完整地體現人類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的大道,為人類社會的分裂,探索到一個回歸多元一體的正道。貢獻是偉大的!  兩種類型的改革,都是保存自己的長處,吸取對方較成功的經驗,糾自方之偏的錯誤補自己的不足,容異趨同,吸取對方的菁華,一個糾補平等博愛精神實際之不足;一個糾補自由民主權利之不足,從而探索出一條可能完整地體現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社會可能的道路。逐漸地由求大同存大異,發展到趨大同存小異,是一個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合流,共存共榮人類,可能趨向多元一體的道路。  兩大政體的改革,共同點之一是糾偏趨中趨正,其二是和平性的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和平改革就是和平革命。人類演進,採用和平改革和不斷和平改革的途徑,就有可能告別暴力革命和霸權擴張戰爭,人類社會和平發展和平演進就有了可能,人類和平地完整地實現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社會的願望就可能實現。  兩類改革實驗和未來可能的趨向,在兩類社會和政制中出現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體質型態:都或多或少既具有社會主義因素;也或多或少具有資本主義因素。也就是,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精神因素。人類社會完整地擁有兼具此種優良質素,只有不斷地去蕪存菁,糾偏趨中趨正,不斷地改革;方可能和平演進全人類回歸以人?本,多元一體的康莊大道。  20世紀是人類社會和平改革、和平革命開始的世紀,是開始和平演進的世紀,是人類社會回歸以人為本,回歸多元一體,開啟趨向世界大同坦途的世紀。  偉哉!廿世紀!  注:本文是筆者《大世紀》一文中的一章。全文尚在修改中。因與現實有某些相關論述,友人主張先行發表,與焉遵行,供批評指正。本文得王敬之、高伐林、李大明、梁?雄先生和李海倫女士等,在文字記錄、整理及資料的搜集等方面的幫助,謹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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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總統選舉 (卷首語-潘耀明)

  要是現在還有人懷疑,美國是否一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地方;我們的開國元首的夢想至今是否仍然鮮活;我們的民主力量是否存在,今晚就是你們的答案。(1)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說了以上的話。這番話的意思是,在美國這個開放民主的社會,幾乎無所不能,他——奧巴馬,就是一個例子。  奧巴馬的當選,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但是奧巴馬這一說法,不免武斷。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確定人生而平等的權利,但是美國要到建國後近百年才正式廢除黑奴,黑人要到一八七○年後才真正地享有基本的人權。一九六五年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爭取黑人平等權利的演講時被槍殺,在美國歷史上,黑人的爭取平等權利從未歇止過。奧巴馬是第一個有黑人血統的總統,嚴格來說,奧巴馬也不是純粹的黑人,他的母親是白人,他的黑人膚色,使人誤認為純黑人。  關於美國的總統選舉,舉世矚目,評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不妨援引《美國與世界》(America, The Dutiful)作者菲立浦.奎格(Philip W. Quigg)的生動比喻如下:  有個病人接受「羅沙哈墨水點測驗」(注:這是心理治療者測驗病人的辦法,用十張紙潑上墨水點,再命病人解釋每一張的墨水點像什麼圖案),問身旁的心理學家說:「你幹嗎拿這些性感的圖畫給我看?」我們大家跟這個病人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們都看見自己所想見的東西。國際事務複雜難辨,人為的錯誤特別容易發生,難怪我們更可以發現自己所想發現的東西。其實,我們首先該盡力勿專看一件事。……(2)  且讓我們僅就美國的選舉制度作一透視吧。大多數人誤以為美國總統是直選產生的,其實是美麗的誤會。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度。該制度規定,美國總統由各州議會選出的選舉人團選舉產生,而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美國各個州擁有的選舉人票數目同該州在國會擁有的參、眾議員人數相等。除了緬因和內布拉斯加兩個州是按普選票得票比例分配選舉人票外,其餘四十八個州和華盛頓特區均實行「勝者全得」制度,即把本州的選舉人票全部給予在該州獲得相對多數普選票的總統候選人。由於各州選舉人票的數量相差較多,這樣就可能產生在全國普選中累計得票多的總統候選人終不能贏得總統選舉的情況。  嚴格來說,美國總統並不是直選產生的,二○○○年民主黨的戈爾獲得最多選票卻輸給票數較少的共和黨候選人小布殊,就是輸給選舉人票的。為此,卡特總統曾於一九七七年提出廢除選舉人票制,認為這種制度違背了「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  與卡特總統一樣提出異議的有識之士大不乏人,但是作為控制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願意修改。選舉人票制對任何第三黨候選人而言,都是極其不利的。在美國的總統選舉歷史上,即使在第三黨贏得百分之二十的民眾選票時,其選舉人票也多為零票,最多為百分之二,這樣,第三黨就沒有可能掌握政權。  在此之前,美國當選的總統所屬的政黨,有五屆是由自由黨奪魁的,自從一八六九年開始的一百三十多年迄今,當選美國總統的人,不是民主黨就是共和黨,這種輪流坐莊做法,無疑是美國總統選舉的缺憾,也是一種倒退。正如研究西方選舉制度的趙心樹教授指出:「已經有二百年民主歷史的美國至今保留著間接選舉的遺跡以及單選區制與劃塊分割制的陋習。反而是一些較晚向民主制度轉型的歐洲國家能率先採用間接比例混員制、直接選舉制、複選制甚至集選區制下的單一轉票制。」(3)  假如奧巴馬不是屬於民主黨,假如共和黨的小布殊不是「傲慢而無能」,加上美國人心思變的心態,奧巴馬是決難當選的。注:(1)奧巴馬獲選為美國總統後發表的講辭(2)菲立浦.奎格:《美國與世界》,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十二月(3)趙心樹:《選舉的困境──民選制度及憲政改革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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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巖--人生小語

記得那年,與一眾醫生同遊恭親王府。我即興填了一闋《滿庭芳》詞。同行有人問我:「這有什麼用?」我當場為之語塞。「繁囂偷得閒如許,到處園林一樣窩」,我曾在內子英華畫的《荷塘鳴禽圖》上這樣題句。有什麼用?還真不好說。是的,寫詩填詞,真的沒有什麼用,既不能安邦定國,又不能升官發財。可是很難想像一個沒有詩的世界。想深一層: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人天生感情豐富,善於觀察和聯想,這不正是作為一個好醫生的條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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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歐鼎立:由政治向金融格局延伸 (國際瞭望台-邱震海)

  眾所周知,二十國華盛頓峰會主要聚焦兩個方面,一是就當前的國際金融形勢進行商討並出台統一協調後的措施;二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進行檢討並出台可能的改革措施。前者屬於戰術層面的救急措施,而後者才是可能對未來世界經濟乃至政治格局構成深遠影響的戰略之舉。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呼聲高  自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這場金融海嘯之所以發生,不但由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在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嚴重失誤,同時也更由於現有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嚴重問題。一般認為,由於西方的主導,現有的經濟全球化的規則體系仍主要是以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基礎的,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方國家的利益,具有明顯的親西方屬性。這主要表現在:一、以不合理分工為特徵的國際生產體系;二、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存在;三、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存在。  以國際金融體系為例,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建立,其特徵就是以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多邊經濟制度,並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其前身為關貿總協定)為三大支柱;這一體系的形成建基於當時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的崛起已基本確立態勢,因此基本上按照美國制訂的原則來實現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作用。  但最近幾十年來,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尤其是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最近十幾年的世界經濟格局更是呈現出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時完全不同的態勢。其中,除了歐盟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和政治聯合體之外,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的興起。因此,缺少了新興經濟體的配合,西方世界就不可能有效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正因如此,在二十國峰會召開前,由於建立新國際經濟和金融的呼聲不斷,給這次會議造成很大壓力。歐盟和美國的考量   就目前而言,對國際金融秩序最有發言權的無非是三個方面﹕一是美國,二是歐盟,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其中,美國作為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擁有者和受惠者,既有意改革現有金融體系,但同時又不願意做根本性的改動。因此,從美國的立場而言,各國若能出台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措施,並由此對現有國際金融體制進行一些技術層面的改革,當為上策。但歐盟的想法卻完全不同。從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亞歐峰會的聲明來看,歐洲希望徹底推翻世界現行經濟體系,建立全新的第二代布雷頓森林體系。  二十國峰會召開前,歐盟內部實際上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一種是以其領導人(主要為輪值主席國總統薩爾科齊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為代表),雄心勃勃地試圖在改革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方面大刀闊斧;另一種則是其下面的智庫人士,顯得相對比較冷靜和現實。  德國聯邦情報局屬下的一份最新內部評估報告認為,在這一背景下,這次華盛頓二十國金融峰會,很可能重蹈一九三三年倫敦世界經濟峰會的覆轍。當時,由胡佛領導的美國支持金本位的國際金融舊體系;但羅斯福上台後,迅速廢除金本位,由此加深了國際金融危機。羅斯福上任演說中強調以振興民族經濟要要務,事實上否決了各國金融合作的可能性。是年六月召開的倫敦世界經濟峰會由六十六個國家參加,其目標原本是改革金本位,或產生一個一個新的金融機制,但羅斯福卻指令其國務卿不得作出任何讓步,直接導致了這次峰會的破產。  報告認為,此次華盛頓二十國峰會面臨的格局與一九三三年頗為類似;美國針對金融危機,依然試圖嫁禍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並未意識到其內部競爭力的下降,再加上主導這次峰會的依然是歐洲並不歡迎的小布殊總統,因此二十國峰會最多只能在對銀行機制的改革方面做出一個技術層面的改良,而不可能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做出根本改革。  報告認為,在改良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下的某些機制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可能是一個值得考慮,而且可能取得務實成效的領域;在這方面,不可忽視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這份評估報告建議,一個具有高度象徵價值的改革決定可能是,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從華盛頓遷往亞洲的某個城市。報告認為,若能做到這一點,那將是一個對現有機制作根本改變,同時又能為歐美雙方所接受的方案。中國:長期戰略面臨考驗  從峰會的實際成果來看,雖然峰會委託各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就加強監管出台具體措施,但看得出,峰會在實施跨國監管方面達成了共識;這實際上既符合歐盟,也符合美國的願望。但在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改革方面,也依然沒有實際舉措,甚至達成共識也頗為艱難。  但這一步對美國而言,看來也是難以長期迴避的一環。中國無論是從之前歐盟的意願,還是從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峰會上表達的幾點意見來看,隨着國際金融格局的漸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已勢在必行,問題僅在於改到什麼程度,有哪些步驟是美中歐三方可以共同接受的。  另外,二十國金融峰會上,雖然中國盡量不當出頭鳥,由此避開了來自歐美雙方要求中國承擔更大實際責任的可能的「陷阱」,但從峰會折射的基本態勢來看,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已開始由五年前伊拉克戰爭結束後的全球政治和戰略層面,逐漸向全球經濟和金融層面延伸。  從這個意義上說,歐盟在此次峰會上雖然暫時收斂鋒芒,美國由此躲過立時的衝擊,中國則維持遊刃有餘的局面,但從長遠看,美中歐三足鼎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層面的基本確立,卻為未來三方的互動和博弈留下了更多可以想像的空間;中國未來如何量力而行,逐步發揮作用,成為各方關注的新焦點。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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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邁向「對等」還有多遠?  陳雲林「台灣行」後的省思 (國事縱橫-林泉忠)

  陳雲林在強大的反彈聲浪中勇敢地走進了台灣,然而超短版的一幕「馬陳會」,突顯了北京對台灣在「尊嚴」上的讓步目前只停留在「對內不否認」的層面。兩岸關係要邁向誠如台灣社會所期待的「對等」,還有三個必經階段。——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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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東仁波切談「大西藏」問題 (國事縱橫-李江琳 採訪、翻譯)

  十月份,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繼續尋求對話的機會,同時,全球藏人代表在位於印度西北山城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所在地集會,協商今後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為此,本刊特別專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仁波切在專訪中,首次闡明「大西藏」和「高度自治」這兩大概念,這是首次由流亡政府最高層所作的清楚闡明,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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