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中的改革大廈  三十年改革的回顧與前瞻 (章立凡)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唐山發生大地震。四十三天後,毛澤東逝世,一個絕對威權的時代就此結束。兩年後,中共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此開始。  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如果將改革視為一座大廈,則這座營造了一個世代的建築,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樁「鬍子工程」。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動中國大地,也將改革工程中的一切問題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大廈」的設計與施工質量,也不得不在此時此刻接受檢驗。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vs「一百年不動搖」  進入二○○八年以來、雪災、股災、物價上漲、拉薩騷亂、聖火事件、列車相撞、手足口病以至大地震,三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天災人禍的觸發下一齊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時代,遇有天災,皇帝必定會下詔「罪己」;如今時代不同了,據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關於地震是「天譴」或「報應」之類的說法,一露頭就被鳴鼓而攻之,決不承認是上天降罪。但人禍與天災之間的關聯思考,卻總是在人們心頭縈繞,要想迴避也難。  這次大地震,中共領導人接受今春雪災的教訓,在危機處理上反應迅速,個人形象頻頻得分。但地震現場許多「豆腐渣工程」頃刻間土崩瓦解,特別是大量中小學校舍倒塌以及救災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眾對官場腐敗的問責,並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預報、水庫與環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對失去一切的受災家庭而言,最無法承受的是失去獨生子女)等諸多領域。官方媒體則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時間各說各話。  從近期中共高層的表現來看,雖然調動了一切行政資源救災,竭力營造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形象,但畢竟積重難返,至今無法擺脫地方及中層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現行體制的擁護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廈中的碩鼠與蠹蟲。在意識形態上,宣傳仍沿襲「壞事變好事」的老套路,雖然在歷史上首次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國殤日高呼「加油」也屬世界首例。製造「反華勢力」的假想敵,鼓動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試圖將國人對同胞的哀痛化為奧運動力,「揚我國威」之類政治先行的傳統輿論導向,與「以人為本」南轅北轍。  面對公眾對災害傷亡等「人禍」的問責,災害發生時「公開透明」的高姿態變得曖昧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加快了動作,遮罩資訊、禁止採訪、發動反擊、圍剿異見等等,等等,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資訊時代能否奏效?是否會起到「為淵敺魚」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計後果地向「輿論一律」時代倒退,突顯了主管部門的落伍與無奈,也昭示出當局所處的窘境——一切為了保住執政地位。  鄧小平被譽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他將中共的政治權力安危繫於改革開放,視為百年基業,宣布「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在建長達三十年的「改革大廈」,施工質量如何?其間有無「豆腐渣」成份,又有多少「王八蛋」從中上下其手?這不能不從執政黨內部查找原因。以上兩個詞是前總理朱鎔基在一九九八年水災期間罵出來的,又一個十年過去,貪腐愈演愈烈,基業還能百年不動搖嗎?二、設計缺陷:「科學發展觀」vs「摸着石頭過河」  任何一座大廈的建設,皆須有全套藍圖,從最簡單的平面圖到最複雜的施工圖,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廈」是一個系統工程,雖然在技術標準上允許「與國際接軌」,但從總體設計上又強調「中國特色」,其他國家的方案「不能照搬」。總設計師的指導思想是「貓論」,當初只提出了一個框架草圖,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師們臨場發揮——「摸着石頭過河」。  按照總設計師的草圖,改革大廈的建設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工作面,合起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管理班子換了三批,頭一批除了總設計師,另外兩位主角連名字都幾乎湮沒;第二撥承包商從理論上代表一切,卻只顧悶聲發大財,撇下一個豆腐渣工地走人了;當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學發展觀」,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比「摸着石頭過河」多了幾分預見性。科學與民主,本應是發展觀的兩個方面,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偏廢。  朱學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來中國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 他把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九年視為第一場改革,將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迄今作為第二場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曾當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認為:第一,中國改革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進程,我不反對將其分階段評述,但從時空上、邏輯上講有其連續性,整個進程無法割裂;第二,雖然改革的領導者有更迭,但主導改革的執政黨只有一個,不應以人物劃分場次;第三,將改革分作兩場來評述,可以作為一個新聞話題,甚至可以是一個哲學命題,但不具備歷史科學上的意義。  回顧三十年的改革史,經濟體制改革的工程延續下來了,有改革也有開放;政治體制改革工程則由於某次事故曾長期停頓,如今只是內部小改,不對公眾開放。設計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在社會轉軌的進程中,權力從未被關進籠子,反隨着經濟的增長而膨脹,導致貪腐橫行,某些利益集團已具備了自立門戶的實力。改革的 「怪獸化」,不僅使社會公正受到挑戰,也正在挑戰執政黨自身的權威及合法性。三、政治輪迴: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  按中國傳統曆法,明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花甲之年(六十歲),其間經歷了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的歷史迴圈,中共也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地位變遷。  改良與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方式的兩種不同選擇,都具備一定意義上的正義性。前者是用漸進方式逐步化解社會現有的矛盾,後者則是以激進方式一籃子解決社會長期蓄積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後,需要通過不斷的改良(或曰改革)來調整社會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則革命將會超越它。這也就是我過去常說的「改良與革命賽跑」。  要回顧三十年改革,毛時代是重要的參照物。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是對革命的誤讀。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七年這一階段的輪迴,不僅未能實踐建國前的民主憲政承諾,而且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了民間社會,馴服了同盟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不僅未實現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承諾,而是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對資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壟斷了一切經濟利益資源。  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源於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意識形態,只允許全能型的、包辦一切的政權模式存在,社會分工和民主監督皆無從實現,甚至連獨立思考都有罪。對真理的壟斷,最終導致了個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令全社會失去理性陷入動亂,造成了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被視為「思想解放」的開始,對真理的壟斷雖未徹底放棄,但已在相當程度上有所鬆動。經濟上的開放搞活,其實是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點,允許私人資本主義重新發展。以上兩方面的舉措緩和了社會矛盾,啓動了社會轉型,也有效地維繫了執政地位。就政治權力而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故「四項基本原則」仍必須堅持。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在總結前蘇聯崩潰的歷史經驗時,總結出壟斷權力、壟斷利益、壟斷真理的三點教訓。「三個壟斷」其實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徵。提出並主導「改革開放」,是中共對毛時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也是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標誌。改革開放是一個從壟斷到逐步放權的過程,放權是為了長久利益,壟斷並未消失,而是轉換為比較溫和的形式,歷史的慣性依然發揮作用。四、經濟輪迴:從「以革命的名義」到「以改革的名義」  縱觀五十九年間中國的財富走向,中共的執政理論至今尚未自圓其說。毛時代通過土改、對資改造不斷製造階級鬥爭,直到發動「文革」廢止憲法,普遍地侵犯人權和財產權,以「革命的名義」集中了民間的財富,其結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貧困。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財富走向,則是在「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下,以「改革的名義」重新瓜分這筆國民財富及其增值部分,其結果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至少繼承了兩項「文革」遺產:一是一九五六年通過「對資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企業,支付給私方的定息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就停止了,按年息五厘計算,十年間只支付了五成;「文革」結束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成為國有,不再承認私方的股權。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結束後,部分房屋得以發還或給予補償;但一九八二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房屋下面的土地變為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  上述兩項資本與土地所有權上的變更,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權屬尚不明晰的狀態下悄然實行的,由於公民的權利意識已被摧毀殆盡,無人敢於公然提出異議。直到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開始後,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二○○六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掌握了七成的財富,美國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六成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是當今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二十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實現民主憲政。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血酬」權力、跨國公司和權貴資本手中。建國時「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共同綱領》中由全民普選產生全國人大的規定,歷時五十九年仍未實現。五、政黨輪迴:國民黨失敗到成功,中共最現實的參照  當中共領導人正為地震危機高度緊張之際,一位恩怨糾葛多年的兄弟、曾經的友黨和宿敵——中國國民黨,卻完成了從革命黨—執政黨—在野黨—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於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在台灣重掌政權。  中國近代政黨往往帶有濃厚的封建會黨色彩,家長制與派系、陰謀與暴力的魅影,長期揮之不去。國共兩黨曾同是「以俄為師」的黨,同樣靠「槍桿子裏出政權」,從體制到觀念極其相似。國民黨因獨裁和腐敗失去了大陸,到台灣後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直到蔣經國時代才開始接受普世價值。歷經兩次選戰敗北之後,終於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黨轉型的歷史輪迴,並在民意選舉的背書下再度贏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國民的公器,還是政治集團的戰利品?武力可以維持統治,但無法贏得民心,國民黨從「打出天下」到「天下選出」,昭示了從「黨天下」向「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回歸。越是為了黨派利益拼命壟斷權力,越是可能失去權力;只有將全民和社會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人民才會賦予權力。  中共將改革視為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自稱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它就仍然只是一個政權。沒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擔心失去的,也許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參謁中山陵時,題寫了「天下為公,人民最大」八個字,足以發人深省,「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失敗與成功,是中共最現實的參照。六、歷史選擇:公民社會,或「二次文革」  對三十年來改革的反思,從去年就已經開始。進入二○○八年這個「奧運之年」後,社會持續震盪迄今,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前途的深切憂慮。必須承認,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活躍喚醒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納稅人,有權過問政府收支;作為公民,有權監督政府行使權力。  地震似乎使社會在一夜間走向成熟:公眾一反以往的聽任態度,開始認真監督官方救災機構的善款、物資使用;而民間NGO及大量志願者出現在救災第一線,也是一種世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反映出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往中國官方總是習慣於「為民作主」,並對民間社會的成長心存疑懼;這次地震中公民社會責任感的勃發以及民間組織的活躍,是今後中共政權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十九年來,民間蓄積着一股民粹主義的社會能量,如何釋放這股能量,各種政治力量都有盤算。主流長期習慣於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但一段時間以來,這種平衡開始被打破:製造仇富、排外心理,發動對自由主義學者的圍攻以及對某些新聞媒體的討伐……,對真理的壟斷在回潮。將民粹主義情緒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以圍剿自由主義者,否定普世價值。這種策略很容易奏效於一時,因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體,而後者往往是天然個體。  某些官方媒體一再揮舞棍子出招,「和諧社會」反倒不大提了,這是一個危險信號,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會有可能走向裂變。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於,民粹主義從骨子裏就帶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屬性,它和烏托邦主義一樣,最易被現代化進程中的受害者及邊緣化人群所接受。現實中的暴力維權者和虛擬世界中的網路暴民,都有可能成為民粹主義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眾。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們的命運,就該明白這把火最終會燒到誰的頭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廈,如今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突發事件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也未嘗不是擺脫困局的最後機會,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動盪的「二次文革」,還是走向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中共要選擇,中國國民也在選擇,最終是歷史在選擇。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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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祖宗經濟到市場經濟  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教授 (杜明明)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經濟改革取得很大的成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教授三十年來參與過多次有關的起草工作,對箇中的困難感受尤深。這次應邀接受杜明明專訪,通過當年的起草工作、會議,談談中國如何一步一步地從計劃經濟走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發生的爭辯,尤其值得大家深思。——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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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包產到戶的高層爭論  專訪前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 (續文生)

  一九七九年初,杜潤生被任命為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自此他力倡包產到戶的政策。本刊訪問杜潤生,請他談談在農委期間推行包產到戶的阻力,包括與反對包產到戶的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的理性討論,亦牽涉一些文件字眼上的模糊應用。他亦分析包產到戶最後能夠成功推行的原因:說服黨內領導幹部。——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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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新一章 (卷首語-潘耀明)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1)  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2)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其成績如何,譭譽攙雜,但譽肯定是多於譭,三十年間中國的變化,可以用翻江倒海形繪之。  在中國特殊、複雜的國情中,改革之路斷不會是一馬平川的,其艱難險阻、曲折坎坷是可以想見的。從下面改革初期在廣東發生的事例可以略窺一二——  一九八一年,香港歌星羅文第一次到廣州演出。按照解放後老祖宗的規定,歌者只能在舞台上演唱。但羅文唱到興奮處,竟忘形地抓着麥克風,拉起電線,在舞台上邊跳邊唱,全場為之轟動。這番舉動卻引來輿論譁然,各地報刊紛撰文,痛批「資產階級腐朽台風」。總之,炮聲隆隆,硝烟瀰漫處處,都是衝着廣東而來。廣東省省委書記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態:「馬克思怎麼說的?難道站着唱就是社會主義,走着唱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共產黨的省委應該只管唱什麼,不應該管怎麼唱。」(3)  改革開放後,廣東地區經濟好轉,百姓有錢購買黑白電視機,因內地電視節目內容太政治化和單調,加上信號不穩,很多人都安裝了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魚骨天線事件」迅速引起了海潮般的譴責聲,廣東成了眾矢之的﹕「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放毒!」「廣州已經香港化了!」有關部門更將此定性為「反動宣傳」,必須「堅決打擊,依法嚴懲。」(4)後來任仲夷委派了副宣傳部長帶兩名幹事,花了三天三夜把香港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的節目全看一遍,得出的結論是:「低俗、無聊的節目時有所見,而黃色和反動的宣傳幾乎沒有。」(5)  深圳特區第一位書記梁湘,雖然在任仲夷支持下開展工作,但仍要揹黑鍋,最終黯然下台。一九八二年春天,深圳市政府與外商合資開發土地,並釐訂相關地方法規。一時間,輿論如鞭似刀,指向深圳:「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着五星紅旗,一切都已經資本主義了!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是賣國賊!」(6)  改革開放是由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四月開始提出來的,據田紀雲回憶道:「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時擔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的習仲勳、楊尚昆同志向中央匯報工作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辦特區的設想:『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7)  即使是鄧小平的提議,也受到中共黨內的強烈反對聲音,批評鄧小平不懂陝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一九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把出口特區改為經濟特區。  鄧小平與支持他的中共領導人,力排眾議,以堅韌不移的精神,開創中國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俱顯識見和過人膽略。這一壯舉,單靠鄧小平一個人也是無法成事的。據田紀雲透露,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提出沿海地區的戰略思想,把原來「珠三角」、「閩三角」擴大為「大三角」,把長江三角擴大為「長三角」等,大大促進中國沿海經濟的迅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8)  中國改革開放先鋒,鄧小平、趙紫陽等人已先後作古。只是在政治腐敗、全民皆貪的內地現社會,如何扭轉乾坤,人們只有寄望於她的接棒人了,相信只有逐步開放報禁、黨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才能疏導老百姓強烈不滿情緒,走向繁榮安定。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正如杜導正先生所指出的,中共「如果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公民社會和實行民主政治的良好平台,那我國經濟與政治兩個領域都能取得更大成功。」(9)這需要當政者拿出新一波改革的大智慧、大勇氣,從而譜寫改革開放新一章,讓我們拭目以待吧!注:(1)魯迅:《墳》(2)魯迅:《中國語文的新生》(3)(4)(5)(6)李春雷:《木棉花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任仲夷》,《廣州文藝》,二○○八年第四期(7)(8)田紀雲:《對外開放是怎樣搞起來的──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作》,《炎黃春秋》,二○○八年第二期(9)辛草﹕《凡事預則立——獨家專訪〈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本刊二○○八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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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楊傳廣 (梅維甯)

  讀完《明報月刊》九月號「『後京奧』啟思錄」後有些個人感受,希望能借貴刊一角發表,謝天謝地!二〇〇八奧運終於平安圓滿結束,從事前事後讀到看到大量的報道討論,卻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從沒有被這鋪天蓋地的傳媒提及,我問了許多中國來的朋友,他們也對此人一無所知,連台灣、香港來的年輕朋友也只說好像聽過,這人就是在六〇年羅馬奧運會上奪得「十項全能」項目的銀牌的亞洲鐵人——楊傳廣。他是台灣原住民,在奧運紀錄上,第一位為中國拿獎牌的人。當年他力拼美國運動員強生(Rafer Johnson)僅以少數差距屈居第二,令全台灣及海外的中國人扼腕不已,四年後,他又在東京奧運苦戰,由於年紀已大,屈居第五。他是我們這一代在台灣長大的人的英雄,記得不少小學同學在寫「我的志願」時都許願能做「楊傳廣第二」,成為「世界鐵人」。  十項全能的金牌得主一直被稱為最偉大的運動員,因為這十項又跑、又跳、又擲,十分艱苦。在八四年洛杉磯奧運當強生一步一步吃力地跑上台階點聖火的時候,電視旁述員就介紹他在羅馬奧運力戰C. K. Yang(楊傳廣)獲得十項全能金牌,是美國少有的「最偉大的運動員」時,我與幾位朋友就說,有朝一日中國辦奧運,就應請楊傳廣來點聖火。可惜他年前去世,現在連名字也沒有人提。中國這次成功地獲得百枚獎牌,成績斐然,只可惜田徑方面太弱,我們都聽過「聞鼙鼓當思良將」的古訓,所以我希望《明報月刊》編輯能收集資料撰文紀念這位「偉大的運動員」,鼓勵有志者繼續努力。   編按:十分感謝梅先生給中國運動員歷史補了一筆。對梅先生的建議,我們會細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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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全力推廣崑曲 (黃子程)

  讀今期(九月號)《明報月刊》白先勇報道《牡丹亭》(青春版)在歐洲巡迴演出的盛況,不禁叫人心頭大樂。  青春版《牡丹亭》,每年都是我課堂上的重要教材。  每次精選片段播出,都得到學子的專注欣賞,從中,他們明白到中國傳統戲曲的面貌和藝術內蘊,而湯顯祖的大名,終能在他們的戲劇學習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臨川四夢 」,掀起了重溫之樂趣,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也就成為他們比較東西方戲劇的兩大重要劇作家了。  白先勇對崑劇崑曲的全身投入,使得中國這獨特的傳統戲曲在國際上聲名大噪,可說功不可沒。中國傳統藝術,正正需要像白先生這些有深度有涵養的愛好者廣為推廣,否則,不要說外國人不知道,就連自己國人也不知這是瑰寶。《牡丹亭》的驚艷,希望不是偶然帶來的一次情有獨鍾,其他優秀的傳統藝術,薪傳的人,又將是誰和誰呢?  (原文節錄自《掌聲暴起》,刊香港《大公報》,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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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位--人生小語

大隱隱於市,學研研出塵歷史上常有不如意的讀書人孤芳自賞,有志未伸,因而選擇遺世獨立,隱居山林。現在世界大大縮小,小隱也只是形式上的歸隱。今天的修道,屬於入世的,不應獨善其身,但求一味逃避現實;反而應超脫塵世,面對挑戰。今天的教學與研究具有一定的目標。教與研彼此相輔相成,卻也可以被評估,並且應該文以載道,淑世濟人。因此研究一方面要深植於學習之中,同時學習的內容與過程也能帶領研究的導向。教學與研究既是探討入世的論題,更是達到「役物而不役於物」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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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開三中全會了 (國事縱橫-曹景行)

  奧運狂歡結束,中國必須面對自己了。接着的一件大事,是中共要舉行十七大三中全會,時間定在十月份,差不多就是歷史性的「三中全會」開啟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日子,別具含義。習近平會否擔任軍職?   海外媒體對今年三中全會的關注,當然離不開人事布局。一個關注點是習近平會不會進入中央軍委,會不會擔任軍委副主席。去年十七大習近平以「黑馬」姿態進入政治局常委班子,今年全國人大又當選為國家副主席,但至今並沒有擔任任何中央的軍職。所以,習近平是否進入軍委,何時進入,關係到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交替。  然而,即使習近平等人十八大接任的格局確定,一個更大的難題就橫在他們面前:那時的中國將會是怎樣的局面?對他們又會是怎樣的挑戰?最後他們又會以怎樣的角色留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上面?總括而言,就是:未來對他們究竟是禍是福?今天恐怕沒人敢說得太確定。只是,他們個人禍福事小,與此相關的國運及老百姓禍福,才是我們最應當關心和維護的。連串社會事件的背後   奧運剛過,中秋未至,中國各地就冒出連串令人揪心的事情。山西襄汾礦難霎時吞沒村莊集市,究竟有多少人被活埋,也許永遠沒有準確的數字。三鹿牌奶粉已經讓數千嬰兒腎臟結石,最終一發不可收拾,受害者估計數以萬計;背後將暴露出來的也許是吞噬整個行業的黑洞,也可能是官商攜手共同盤剝平民百姓的大醜聞。接着是四川長途車超載翻入山溝裏,又是五十冤魂。  這些事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國叫了這些年的「以民為本」,實際上卻是那些權貴勢力進一步膨脹,變本加厲作賤民眾。過去三十年,只要中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只要社會整體財富繼續積累增長,老百姓總還能容忍現實中的種種不平事,容忍執政者的種種弊端。但是,只要中國經濟走勢突然逆轉,帶來的後果很可能是社會矛盾的全面爆發。當前中南海最擔心的,也許就是這樣的局面。  最近去了中國一些地方,隱約感覺到一種多年未有的不安和煩躁情緒。去年開始至今的高通脹和股市崩潰,造成相當一部分人的財產縮水,更多人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準下降。  近期發生的多起「群體性事件」或兇殺、自焚、爆炸等惡性案件,查出的原因和作案動機頗令人不可思議,但都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中人際關係的扭曲。中國經濟前景被動   那麼,即將舉行的三中全會究竟能不能夠解決積累多時的社會矛盾呢?首先還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形勢。儘管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情况並不算差,但各方人士對未來趨勢仍然看好的,寥寥無幾。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中秋節前在《信報》上呼籲「北京要立即停止宏觀調控」。更多人認為至少要對過去數年的宏觀調控作調整了,分歧只是在於重點應保持經濟增長,還是壓制物價進一步上漲。  本來,經濟增長速度降到百分之十以下,不是什麼大問題。但這些年宏觀調控的偏差,以及對國有大企業的「傾斜」,已把出口為主的民營中小加工企業逼入艱難困境,如果大批破產,新的失業潮必然造成社會動盪。同樣,當前的通脹已到了民眾可以忍受的邊緣,一旦突破,隨之而來的也將是社會動盪。  不過,這兩方面的事情又不是中國做得了主的。美國的次貸危機究竟何時見底,虧蝕的窟窿究竟有多大,美國人自己都沒有把握。如果當前油價下跌的趨勢能夠繼續,如果美國有能力並願意解決好自身的經濟難題,對中國當然有利。但如果這兩方面的情況越來越差呢?那就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中國了。農地流通風險高   十月的三中全會可能有的一個大動作,是改革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允許農地和農民宅基地進入流通。這是過去三十年改革一直沒有觸動的「紅線」,擔心沒有土地的農民會失去最後自救的「避難所」。但其實現行土地制度日益成為約束農村生產力進一步釋放的主因,不利日趨稀缺的土地資源有效使用。  簡單而言,今天的一個農民很難從銀行借到資金,原因是他耕種的土地不能抵押,他建造的住宅也不能抵押,因為這些土地他只有使用權,不能買賣。如果未來的改革開放農村土地流通,一部分小農戶就可能發展成大農戶;農民因外出打工而拋荒的農地,就可以集中到專業農戶手中集中耕作,放棄農地的農民工將轉為城市居民;一旦農村土地可以抵押,數億畝耕地和宅基地就可能讓銀行對農村釋放出千萬億資金……  但這又是一場規模龐大的利益重新分配。中國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主要生產資源通過市場和權力結合的雙重機制,全面重新配置,只剩農地還沒有進入市場。但從股票市場、金融市場、公用事業、礦權礦業等來看,壟斷性國有巨頭和政商結合的特權企業已享有壓倒優勢,佔有了國民收入的較大一部分。  如果農地可以流通,弱小而分散的農民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究竟是走出中國新農業的道路,還是出現新一輪更大規模「圈地」,其結果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興衰治亂。有可能在十八大接過大權的中共高官們,必須認真而謹慎地做好農地流通這件高風險大事。千萬別搞砸了,千萬不要讓權貴肆無忌憚,弄得民怨沸騰。一旦中國重陷亂局,沒人會來援救,也沒人能夠得救。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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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馬英九「兩岸特別關係論」  「逆向型『內外有別』」戰略的成本 (國事縱橫-林泉忠)

  馬英九對外拋出「兩岸特別關係論」,重新定位兩岸關係;對內則由府院重申「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否認改變現狀。究竟此一「逆向型『內外有別』」新策略有何特徵?「兩岸特別關係論」的誤區何在?其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如何評估?——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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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西藏問題的先例  西班牙如何解決加泰羅尼亞問題 (林 達)

  在西藏出現的暴力衝突引起世界注目以後,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重開接觸對話。很多中國人也許不理解,一個流亡了半個世紀的老人,無一兵一卒,他在哪裏安度晚年對國家之安定能有什麼影響。達賴喇嘛回來了又怎樣,不回來又怎樣?他們看不到,達賴喇嘛的回歸,不是個人問題。他是藏民族認同的精神領袖。流亡精神領袖的回歸,是處理民族區域問題的鑰匙。這一點,是有先例可借鑑的。這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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