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科學精神與人類社會 (鄭紹遠)

  香港科技大學邀請著名科學家和宇宙學家霍金於六月中旬來港訪問,不僅在香港掀起了一股「霍金旋風」,而且令霍金的著作成為書店近期的熱賣書籍。不過,在這股「霍金旋風」的背後,我們更應該重視人類對宇宙和社會探究的科學精神、認識知識對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學習霍金對追尋知識和真理那一股堅韌不拔的可貴精神。人類生活體現的科學精神  科學其實源於人類的生活實踐。人類對自然和人文現象尋根究柢,找出事物的起源,探索當中的發展規律,通過實驗和論證,科學地寫出一些原理和程式,使人人都可以重複地做到,這就是科學。最近一項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其中有一個「薑汁撞奶」的報告,即可一窺科學在生活實踐中的意義。薑汁撞奶的啟迪  薑汁撞奶是一種中式甜品,由牛奶製成。從化學的理論看,將酸加入牛奶,使奶凝結,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薑汁撞奶,要成功地炮製出來,並不是人人可以做到﹔而且也有很多人以為,薑汁撞奶只是一個化學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生化學的問題。薑汁撞奶,要用新鮮的薑。因為新鮮的薑,才有新鮮的酶,亦即酵素。在薑汁撞奶的過程中,要把牛奶煮到很高溫,然後降溫,把牛奶多次反覆倒入容器裏,所謂「拉奶」,使溫度降到六十六、七度左右。新鮮薑的酵素,在這個溫度下變得活躍,所以便可以成功撞出這美味可口的甜品。這個課題的學生經過研究、探索、實驗,終於得出薑汁撞奶的「秘方」——程式。接着便找從來沒有做過薑汁撞奶的人,按照他經實驗而得出來的「秘方」,照辦煮碗,果然成功了。這種源於生活中的探究,就是一種科學精神在生活實踐的展現。探索宇宙 鍥而不捨  人類抬首蒼穹,觀察到斗轉星移,四季交替﹔風雷閃電,山河變色,因而對神秘莫測的大自然充滿好奇,對揭開時空起源的秘密,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在《蒂邁歐篇》(Timaias)一文中,便流露了這種探索的激情。他指出﹕「整個世界究竟是永遠存在而沒有開始的呢﹖還是創造出來而有一個開始呢﹖我深信是創造出來的。」  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所推崇的老子著作《道德經》成書於春秋末期,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對宇宙的形成和發展,老子認為「道」是萬物之源,而且更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的物質結構模型(與現代的物質原子結構——陽性的質子處於中心,陰性的電子在外圍運動,像把陽抱在懷裏,即所謂「負陰而抱陽」的結構吻合),用「道」去探索和解釋宇宙的起源。可以看到,人類對宇宙和人文的探索,就是人類文明和知識積累的基礎和動力。知識是人類文明發展基石  很清楚,在西方的宇宙探索史上,從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牛頓、愛因斯坦到今天的霍金,其實都經歷了一個從認識、修正、改錯到知識提升的過程,受過科學論證精神的洗禮。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再從廣義相對論無法克服「奇點」理論的矛盾,到霍金提出結合廣義相對論的思想和量子場結合,以「宇宙波函數」(Universe Wave Function),來推斷宇宙起源於大爆炸。人類知識的積累,顯然是打開宇宙起源、人類生存由來的鑰匙。  一九六二年,已故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Kuhn)教授提出科學的發展,是一場「範式」(Paradigm)的革命(參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牛頓的引力理論說明了月球、行星、單擺(Simple Pendulum)、拋物體、潮汐及其他很多低速物體運動,較諸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適用範圍更廣,解釋能力更強,於是牛頓的引力科學範式,便取代了開普勒的行星科學範式。在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範式,對物體高速運動(如光速)有更強大及有效的解釋力,因而成為新的科學範式。這種範式的更迭,使人類的知識不斷增長,也使人類的文明不斷演化。成立高等研究院任重道遠  可以說,一個重視知識的社會,才是一個活力無窮、不斷進步的社會。今天香港銳意轉向知識型經濟發展,故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大學建立研究院,培育人才,顯然是一項配合社會發展的百年大計。科大在《二○○五—二○二○年策略發展計劃》中,便提出設立科大高等研究院,匯聚全球頂尖的學者和優秀的後進,發展成為全香港以至全中國的知識重鎮,實現「知識提升人類文明,推動社會進步的教育理想」。這次霍金應科大之邀來港,並於六月十五日以「宇宙起源」為題主持一場公開講座,也是作為科大成立十五周年傑出學者講座的一項重點活動,引起不少香港人對宇宙起源問題的興趣,但我們希望,大家對霍金訪港所引發的熱潮並不是三分鐘熱度,而是真正認識到科學精神在社會發展中的促進作用——講求科學精神的人力資源,比其他發展資源更重要。宇宙是自己創造自己的  一六四二年一月八日,伽利略逝世﹔同一年,牛頓誕生。三百年後,於一九四二年,就在伽利略逝世那天,霍金出生。這些日子上的巧合,在科學和人類發展史上,彷彿留下了一個讓人有無窮想像的話題——上天為什麼如斯安排﹖霍金是最早用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推演宇宙演變的科學家之一。他在著作《時間簡史》中,提出「宇宙起源於大爆炸,並將終結於黑洞」的斷論,已被科學界所接受。可以說,時間、空間的歷史與未來,就是霍金的研究對象。宇宙大爆炸的論證  從歷史上看,當代宇宙學的誕生,可以天文學家哈勃的觀察和研究作為起點。哈勃於一九二九年在天文觀察中發現,銀河外星系的光譜,出現了紅移(Redshift)現象,由此推斷,愈遠的星系以愈快的速度離我們而去,這表明整個宇宙是處於膨脹狀態。若將時間倒溯到過去,估計在一百億至二百億年前,曾經發生過一次開天闢地的驚天事故,即宇宙從一個極其密緻、極熱的狀態中大爆炸而產生。  一九四八年,美籍俄裔宇宙學家伽莫夫(George Gamow)發表了一篇有關大爆炸的文章,並作出了驚人的預言——早期大爆炸的輻射,仍殘留在我們周圍。不過,由於宇宙膨脹引起的紅移,其絕對溫度只餘下幾度左右。在這種溫度下,輻射是處於微波的波段。到一九六五年,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的彭齊斯(Amo Penzias)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無意中發現到宇宙背景3K微波輻射,這給於宇宙膨脹的理論帶來強大的支持和論證基礎。廣義相對論陷入困境  霍金在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礎上,提出新的修正和補充。霍金和研究拍檔彭羅斯(Roger Penrose)推斷,在一般的條件下,空間——時間必然存在着「奇點」(Singularity)。他們二人於一九七○年證明了「宇宙奇性定理」(參看The Singularities of Gravitational Collapse and Cosmology),並由此獲得一九八八年的沃爾夫物理學獎(Wolf Prize)。  按照廣義相對論,宇宙從大爆炸奇點開始,即是大爆炸的起點。奇點是一個密度無限大、質量無限大、時空曲率無限高、熱量無限高、體積無限小的「點」,在奇點處,一切科學定律包括相對論本身都失效了,甚至連時空也失效。奇點可以看成空間和時間的邊緣或邊界,只有給定了奇點處的邊界條件,才能由愛因斯坦方程闡釋到宇宙的演化。但邊界條件只能由宇宙外的「造物主」所給定,因此,宇宙的命運和演化,無疑是操縱在造物主手上。這樣一來,我們又回到牛頓時代,一直困擾人類智慧的「第一推動力」問題——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真是由造物主看不見的手推動嗎﹖用宇宙波函數解決疑難  如果奇點是非物理性的,一切科學理論都失效,這樣一來,就構成宇宙學最大的疑難,廣義相對論也陷入了理論困局。霍金回憶,「廣義相對論在奇點的崩潰,將破滅我們預言宇宙未來的幻想」,故此必須另闢蹊徑去解決這個問題(參看Sixty Years in a Nutshell)。霍金相信,在宇宙極早期,整個宇宙非常微小,故此必須考慮量子效應,把廣義相對論的思想和量子場結合起來﹔對於宇宙奇性疑難,也必須用量子引力論才能解決。一九八三年,霍金和哈特爾(Jim Hartle)發表論文《宇宙的波函數》(Wav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e),正式提出「無邊界宇宙」的設想,即「宇宙的邊界條件就是沒有條件」。如果時空沒有邊界,就無須造物主的第一推動。霍金論證,宇宙的量子態是處於一種基態,空間和時間可看成一有限無邊的四維面。打破「第一推動力」的苦惱  既然宇宙是一個有限無邊的閉合模型,由此我們便得出一個「自含」、而且是「自足」的宇宙,亦即在原則上,人類憑科學定律,便可以將宇宙中的一切論證出來。霍金和他的學生吳忠超證明,在無邊界假定的條件下,宇宙必須從零動量態向三維幾何態演化。於是,一個經典奇性疑難,就被量子效應所解決了,而且宇宙的起點正是由此奇點開始,而霍金的大爆炸宇宙論也找到了扎實的理論基礎,為當代宇宙學的研究,立下一個新的研究範式。更重要一點,是宇宙起源打破了對人類「第一推動力」的三百年迷惘。人類理智和堅韌不拔精神  既然宇宙是「自含」的、「自足」的,也就是說,宇宙是自己創造自己、自己發展自己的。霍金相信宇宙是可以認識的、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時冷靜地認識到,人類不可能窮盡對宇宙的完全認識。  可以說,人類對宇宙一切的認識只能是相對真理。正如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指出,人類在無窮的相對真理的長路中不斷探索、不斷進步、通過「除錯法」(Method of error elimination),不斷認識真理、迫近絕對真理(參看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人類在認識宇宙的過程中,得到無窮的啟迪,而人類的文明也得以不斷進步。  這種對科學定律和真理鍥而不捨的探究精神,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人類的生命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中,顯得無比珍貴。所以,在科大召開的霍金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因病導致身體不能活動的鄧紹斌(斌仔)要求安樂死,這種做法究竟對不對﹖霍金首先表示斌仔有這種選擇自由,他肯定人類自由選擇的價值,但他卻隨即指出生命的可貴,尋死是嚴重的錯誤,只要有一息尚存,生命便有希望。人類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事實上,霍金一生的確充滿傳奇。他在劍橋大學研究宇宙學時,患上肌肉萎縮症。這種疾病不僅難以治癒,並且會影響到大腦中控制運動功能的部分。這個頑疾最後使霍金全身動彈不得,只得兩根指頭可以活動。但他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反而以不屈的堅強意志,克服困難,透過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對時間、空間、黑洞、宇宙起源與未來建立新理論和範式,震撼整個科學界。  霍金六月十五日在科大的公開講座後接受提問。有人問他,身體的殘缺並沒有阻擋到他的前進,他憑什麼力量克服困難﹖霍金很清楚表示﹕「身體殘缺,精神不能殘缺。」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充分肯定了人類在宇宙中存在的價值,也充分顯露了人類生命的價值。也因為有這種堅韌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人類才有力量和智慧,在有限無邊的茫茫宇宙中,孤獨地尋找宇宙的起源和自身存在的原因﹗沒有「第一推動力」,人類的前途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將像宇宙一樣,是自己演化自己,自己發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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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系今年春天邀請了十位來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美國的華文作者﹕聶華苓、李渝、施叔青、也斯、平路、駱以軍、黎紫書、紀大偉,以及現居劍橋的作者艾蓓、張鳳、李潔,還有在東亞系就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碩士生與本科生,一起參與討論當代華語語系文學的創作。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裏是一個新興觀念。歷來我們談到現代中國或中文文學,多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稱之,這個說法以內地的文學生產為重心,在現當代語境裏也衍生出如下的含義﹕國家想像的情結、正宗書寫的崇拜,以及文學與歷史大敍述(master narrative)的必然呼應。  然而有鑑於二十世紀中以來海外華文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或中文一詞未必能涵蓋這一時期文學生產的駁雜現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後殖民觀念的激盪下,我們對國家與文學間的對話關係,必須作出更靈活的思考。什麼是語系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可以譯為華文文學,但這樣的譯法對識者也就無足可觀。長久以來,我們已經慣用華文文學來指稱廣義的中文書寫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所輻射而出的域外文學的總稱。由是延伸,乃有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僑文學、台港星馬離散華文文學之說。相對於中國文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成為不言自明的隱喻。  但Sinophone Literature 在英語語境裏卻有另外的脈絡。這個詞的對應面包括了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Hispanophone(西班牙語語系),Lusophone(葡語語系)等文學,意謂在各語言宗主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以宗主國語言寫作的文學。如此,西印度群島的英語文學、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語文學、巴西的葡語文學等,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語系文學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後殖民辯證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佔據某一海外地區後,所形成的語言霸權及後果。因為外來勢力的強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產生絕大變動,而語言,以及語言的精粹表現——文學 ——的高下異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徵。多少年後,即使殖民勢力撤退,這些地區所承受的宗主國語言影響已經根深柢固,由此產生的文學成為帝國文化的遺蛻。這一文學可以銘刻當地作家失語的創傷,但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另類創造。異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語書寫和異化的後殖民創作主體是如此駁雜含混,以致成為對原宗主國文學的嘲仿、顛覆。再精純的語言必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學傳統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聲。文化傳承的標記  回看華語語系文學,我們卻發現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但並未出現傳統定義的殖民現象。香港、台灣、滿洲國、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裏,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創作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甚至有(像上海那樣)特殊的表現。不僅如此,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量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的語言文化氛圍。儘管家國離亂,分合不定,各個華族區域的子民總以中文書寫作為文化——而未必是政權——傳承的標記。  最明白的例子是馬華文學。從十九世紀末出使南洋的黃遵憲到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園,再到漂流東南亞的郁達夫、小駐新加坡的老舍,都曾經為文記錄他們的馬、新經驗,也都被視為中國文學的域外插曲。但隨着馬來西亞、新加坡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獨立建國,又一輩華文作家所形成的譜系,就難以中國文學視之。從國家立場而言,馬華作家的寫作不折不扣是外國文學。但他們和大陸以及其他華文地區文學傳統的唱和,卻在在顯示域外華文的香火,仍然傳遞不輟。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們要說歷經現代性的殘酷考驗,中華文化不論在大陸或是在海外都面臨花果飄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憑藉一瓣心香,依然創造了靈根自植的機會。這樣對一種文明傳承的呼應,恰是華語語系文學和其他語系文學的不同之處。  不過,我們無須因此浪漫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萬流歸宗的說法。在同文同種的範疇內,主與從、內與外的分野從來存在,更何況在國族主義的大纛下,同聲一氣的願景每每遮蔽了歷史經驗中斷裂游移、眾聲喧譁的事實。以往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往往被視為祖國文學的延伸或附庸。時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華文文學的名稱,以示尊重各別地區的創作自主性。但在羅列各色樣板人物作品之際,收編的意圖似乎大於其他。相對於「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學,彼此高下之分立刻顯露無遺。別的不說,現今大陸現當代文學界領銜人物行有餘力而願意對海外文學的成就作出細膩觀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數。豐富一個時代的文學  在一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知識訊息急劇流轉,空間的位移、記憶的重組、族群的遷徙,以及網路世界的遊蕩,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經驗的重要面向。旅行 ——不論是具體的或是虛擬的,跨國的或是跨網路的旅行——成為常態。文學創作和出版的演變,何嘗不是如此﹖王安憶、莫言、余華的作品多在港台同步發行,王文華、李碧華的作品也快速流行大陸,更不消提金庸所造成海內外閱讀口味的大團圓。兩岸五地(大陸、香港、台灣、新、馬)還有歐美華人社群的你來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動,無不在文學表現上折射成複雜光譜。從事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顯得不如讀者的相容並蓄了。  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出現,正呼應了我們所面對的現當代文學的課題。顧名思義,這一研究是希望在國家文學的界限外,另外開出一套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語言,不論稱之為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成為相互對話的最大公約數。這裏所指的語言不必只是中州正韻,而必須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觀念來說,這樣的語言永遠處在離心和向心力量的交匯點上,也總是在歷史情境中,個人和群體,自我和他我不斷對話的社會性表意行為。華語文學提供現代不同華人區域互動對話的場域,而這一對話應該也存在於個別華人區域以內。以中國為例,江南的蘇童和西北的賈平凹、川藏的阿來和穆斯林的張承志都用中文寫作,但是他們筆下的南腔北調,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發聲位置,才是豐富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因素。辯證的起點  對熟悉當代文學理論者而言,如此的定義也許是老生常談。但我的用意不在發明新的說法,而在將理論資源運用在歷史情境內,探討其作用的能量。因此,我們與其將華語語系文學視為又一整合中國與海外文學的名詞,不如將其視為一個辯證的起點。而辯證必須落實到文學的創作和閱讀的過程上。就像任何語言的交會一樣,華語語系文學所呈現的是個變動的網絡,充滿對話也充滿誤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無交集。但無論如何,原來以國家文學為重點的文學史研究,應該因此產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舉例而言,由山東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麗幻化的鄉土小說享譽,但由馬來西亞到台灣的張貴興筆下的婆羅州雨林不一樣讓人驚心動魄﹖王安憶、陳丹燕寫盡了她們的上海,香港的西西、董啟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構築了他/她們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銳長於演義地區史和家族史,落籍台灣的馬華作者黃錦樹,還有曾駐香港、現居紐約的台灣作家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績。談到盛世的華麗與蒼涼,馬來西亞的李天葆、台灣的朱天文都是張愛玲海外的最佳傳人。書寫倫理和暴力的幽微轉折,余華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黃碧雲,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台灣的駱以軍已有後來居上之勢。白先勇、高行健的作品已被譽為離散文學的翹楚,但久居紐約的夫妻檔作家郭松棻(二○○五年去世)、李渝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鑑賞。  華語語系文學因此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或華僑文學的翻版。它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延至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們當然無從面面俱到,從事一網打盡式的研究﹕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局限。但這無礙我們對其他華文社會的文學文化生產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種同一語系內的比較文學工作,已經可以開始。  從實際觀點而言,我甚至以為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可以顯露不同陣營的洞見和不見。「中國至上論」的學者有必要對這塊領域展現企圖心,因為不如此又怎能體現「大」中國主義的包容性﹖如果還一味以正統中國和海外華人/華僑文學作區分,不正重蹈殖民主義宗主國與領屬地的想像方式嗎﹖ 另一方面,以「離散」(diaspora)觀點出發的學者必須跳脫顧影自憐的「孤兒」或「孽子」情結,或是自我膨脹的阿Q精神。只有在承認華語語系欲理還亂的譜系,以及中國文學播散蔓延的傳統後,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的——套用張愛玲的弔詭——將那個中國「包括在外」。與會作家來自域外  參與哈佛討論會的作家中,聶華苓是當代海外中文創作的「祖師奶奶」。從租借時期的武漢到抗戰時期的重慶,到戰後的北平、南京,再到台北,再到美國。她生命和寫作所經歷的「三生三世」道盡了作家創作位置、視野的轉移,怎能為一本護照所限制﹖同樣的,生於大陸,長於香港的也斯自謂「一出生就經歷了遷徙」,他的作品反映的不只是島和大陸的簡單對應,也是「島中有大陸,大陸中有島」。紐約的施叔青更理解她生命中與島的不解之緣﹕來自台灣,在香港度過盛年,終又定居紐約中心——曼克頓島。李渝生在四川,長在台北,前半生為了家國的理想漂流拼搏,竟要在紙上發現永恆的夢土。「身份走失了,定義模糊了」,不變的是對中文書寫的不悔的執着。而曾經定居美國的平路,回到台灣後又轉駐香港。一如她所言,「既然選擇文字為居所,可一點也不在意本身(在別人定義裏、在各種分類系統中)是離散的、歧義的、邊陲的、異域的,因為文學本應該自矜自持,文學經驗亦必然自珍自重」。  來自中國的艾蓓在經過幾番風浪後,深居美東埋頭創作,也同樣在最精緻的文字中安頓了自己。仍然就讀哈佛大學的李潔生在上海,十一歲出國,卻保留了對中文的敏銳感受。她的上海故事出手不同凡響,益發讓我們理解母語的神奇召喚。駱以軍是生長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島上的經驗總也不能抹銷他記憶父親的中國記憶。這成為他的憂鬱書寫的重要隱喻。中國,父親的中國,是他不能書寫、卻又不能忘記書寫的霧中風景,那永恆的遠方誘惑與傷痛。而到了台灣出身並在美國任教的紀大偉筆下,他要問台灣還是中國,海內還是海外,種種原鄉想像,可曾留下性別的、酷兒(Queer)的印記﹖來自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則告訴我們「這裏的華語粗糙、簡陋、雜亂又滿布傷痕,它到處烙印着種族與歷史的痕迹」,然而她和她的寫作同業卻化不可能為可能,讓華語在南洋的土地上開出奇花異果。「因為接受了『蕪雜』的現實並且以『蕪雜』自喜,馬華文學才得以開天闢地,探索出自己的路向和語境來。」(黎紫書上述文章見本刊五月號頁一○四)持續探索的四個方向  頻繁的文學行旅,移動的邊界想像。從馬來西亞,從台灣,從香港,從美國,從中國,這十位作家有緣聚在哈佛,談中文書寫越界和回歸的可能,也談海外文學對中國的建構和解構。也就是在這樣的對話聲中,華語語系文學的探索開始展開,而以下的四個方向,可以作為我們持續探討華語語系文學的起點﹕   一、旅行的「中國性」﹕中國經驗與中國想像如何在地域、族裔、社會、文化、性別等各種層面移動與轉化﹔華語語系文學如何銘刻、再現這些經驗與想像。  二、離散與遷移﹕隨着華裔子民在海內或海外的遷徙、移民、甚至殖民經驗,華語語系文學如何體驗它的語言、族裔、典律的跨越問題﹖  三、翻譯與文化生產﹕翻譯 (從文學、電影、戲劇到各種的物質文化的轉易)如何反映和再現華人社群與世界的對話經驗﹖相關的文化生產又如何被體制化或邊緣化﹖  四、世界想像﹕中文文學如何承載歷史中本土或域外書寫的經驗﹖多元跨國的現代經驗如何在歧異的語言環境中想像中國——及華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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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新聞自由的光輝典範 (潘耀明)

  一國的安危不僅繫於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由的種種制度也有關聯。當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維護高度言論自由和維護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權利,那麼,對於新聞界的吵吵嚷嚷,不聽招呼,愛管閒事,就只能忍著點兒。  最近我去了一趟紐約,特地跑到時報廣場,去憑弔矗立在四十三街的紐約時報大廈。《紐約時報》(下稱《時報》)一直是國際新聞中心和新聞焦點所在,它獨立不倚的編輯方針和專業精神,令人衷心敬佩。國際上包括美國的大案件、大新聞以至政府醜聞,不少是由它的記者和編輯獨家報道和揭發出來的。上面援引的一段話,正是美國法官格法因(Murray Gurfein)對《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機密文件」判詞的結語。  這是一九七一年的事。當時《時報》公開了「五角大樓機密文件」,揭露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行徑,震撼國際。《時報》因披露國家機密檔案被國防部起訴,但是這位被尼克遜總統任命為大法官的格法因,剛正不阿,不畏強權,認為《時報》既然作為社會公器,有權登載政府企圖隱瞞的資料。美國憲法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以下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的法津。」但對國家機密文件的防止洩露法律,卻是一直行之有效的。格法因對此法案作了修正,獲得一片喝采聲。  《時報》發表國防部機密文件時,正是由知名報人羅森索(Abraham Michael Rosenthal)主政。時任《時報》執行總編輯的羅森索力主刊登美國國防部的侵越機密文件。作為優秀的新聞從業員,羅森索一直站在新聞陣線的前沿,羅森索六十年的報業生涯差不多都獻給《時報》,期間當過記者、編輯以及專欄作家。在他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中,曾報道過聯合國、印度及日本的重大新聞,而一九六○年對波蘭共產政權的報道更為他贏得普立茲獎。一九六三年他轉任編輯,一九六九年升為執行總編輯,八年後更成為總編輯。羅森索出任《時報》總編輯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在羅森索的掌舵下,《時報》共奪得二十四次普立茲獎。  羅森索於二○○六年五月十日逝世,他的敢言、蔑視權貴的作風,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一句名言﹕「作為新聞從業員,有重要事故發生時,保持緘默等於是說謊。」這話已成新聞業界廣為流傳的箴言。  走筆至此,讀到陳方安生授權本刊獨家發表的關於談香港新聞自由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值得當權者反省﹕  香港人不受羈絆、愛好論辯,但又安分守法,不論是社會福利以至公民自由,又或是政府管治以至政制改革,種種問題,社會上總是意見紛紛,莫衷一是。不過,這全都是社會開放、兼容並蓄的正常現象,全無乖謬之處。正因人各有殊,文化、意見相異紛呈,香港這個城市才顯得朝氣勃勃,多采多姿,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才顯得獨特不群,與內地省市不盡相同。  陳方安生對香港自由社會的表述是十分剴切的。根據《基本法》條文所載,香港是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只有保證香港的新聞自由,「一國兩制」才能得以真正落實。至於香港傳媒的日益庸俗化、功利化和譁眾取寵的做法,陳方安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傳媒的首要責任始終是如實傳播消息,不單要公正持平,而且要開放透明。自我審查、報道偏頗、蓄意歪曲事實、甘為宣傳工具等,都並非負責任的辦報方針。可惜,面對無情的競爭,本地中文報刊的報道競相繪影繪聲、角度日趨刁鑽、標題愈見煽情,以致昔日的大眾喉舌已不復多見,聲音也逐漸變得微弱。要肩負監察政府與商界的重任,報刊必須不畏強權,獨立自主,並服膺嚴格的操守標準,只要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新聞,即使未必人人愛看,亦必須堅持報道。  作為開放的社會,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制,美國可為前車﹔作為新聞從業員,《時報》不畏強權、獨立自主的辦報方針,是具有典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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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戎寫的是毛澤東的故事 (周崎)

  《明月》今年三月號上,發表了章立凡先生的《歷史不是小說家言》,對張戎評毛新作作了評論,措詞很老實不客氣。  近年來,類似張戎這類著作,例如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還有章立凡本人的一些文章等等,作者們各自從自己的觀察,就一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向讀者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訊,據聞都很受廣大的讀者歡迎,卻很少見有人對這些作品應該歸入歷史類,還是紀實文學類,或是小說類,而刻意加以深究。  張戎寫的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The Unknown Story),故事就是故事,作者並未說這是一部歷史著作,一部學術著作,也沒有「自我提升為學者」。書店有一本新書,買來看看,增長點知識,我管它是什麼,是部小說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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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 (伍淑清)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非常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只是緬懷過去的風光,停留在過去而忽視了今天香港的重要性及優勢。如果我們不把握住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我們將會錯過不少機會,甚至與很多大好機遇失之交臂,一去不返﹔明天尚未來臨,更是不可預測。請聰明、勤勞的香港人紮根於過去的良好基礎,把握今天香港的機遇,創造明天的優勢,才是我們應有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亦是香港的「Can Do」精神,不然,「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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