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觀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 (章立凡)

  毛澤東不願死後被人參觀,他曾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帶頭在倡導遺體火化的文件上簽名﹔毛澤東也不喜歡摸鈔票,對衛士長說那東西很髒。  如果死後還有知覺,躺在紀念堂裏的毛澤東已經忍受了三十年騷擾,無法入土為安﹔如果某天早上他從冰冷的水晶棺中坐起,走出這間世界上最大的臥室,會發現自己的畫像依然無所不在,不但仍掛在臥室對面的天安門城樓上,還印在百元大鈔上到處流通,全國人民都在為那骯髒的紙片奔忙……  其實,令老人家不如意的東西還很多﹕他一直提醒全黨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至今「姓社姓資」都屬於「不討論」的話題﹔他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但這在當今「父母官」眼中絕對屬於「惡意維權」﹔他曾主張「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今「民主」、「憲政」都是網絡上的敏感詞……毛逝世前 中國「均貧」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對未來曾有過兩次美好的憧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共和國,另一次是一九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次發軔革命的理想,第二次則憑藉改良的理念。  毛澤東領導的新政權,通過激進的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農民﹔然後又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將土地重新集中,要搞「一大二公」的規模經濟,其結果卻是「規模而不經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農奴制,除了徵收農業稅的功能外,根本無從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新政權通過公私合營的形式,只支付了相當於成本百分之五十的定息,就將全國的工商業集中到國家手裏,據說是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其結果卻是消滅了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成了全面壟斷的代名詞。壟斷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通過社會一體化,迅速擴張到各個領域。  一九四九年新政協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繼承的是民主憲政和聯合政府傳統共識,一九五四年憲法才正式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此,執政黨獨自承擔起全部社會責任,並通過發動階級鬥爭和各種政治運動走向集權。從一九五七年「反右」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昔日盟友淪為改造物件,「人民民主專政」剝落得唯存「專政」。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時,民主憲政和共同富裕的建國理想,已經異化為壟斷一切的體制和「均貧」的社會。改革開放導致貧富懸殊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建設現代化富裕國家的美好憧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經濟的飛速增長令全世界矚目。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毛時代集權體制的剛性依然存在,壟斷的慣性隨着經濟發展而日益貪婪,腐敗成為社會的癌症。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屁股決定腦袋」,權力與資本的聯姻,使政府成為「圈地運動」等各種利益博弈的最大莊家,否則就無法解讀每年高達九千億元的公款消費。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資料,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零點四五,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貧困人口佔收入和消費的份額只有百分之四點七,而佔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富裕人口佔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百分之五十。社會分配不公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口號,幾乎成了一種諷刺。既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懸殊就更不是社會主義,甚至連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像。  革命平等理想的象徵  中國在毛澤東逝世後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但憲法中仍保留了「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表述,這句話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今天,似乎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雖然中國對外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具體的人權,但資本的發展權正在迅速吞噬人民的生存權。在生存權與發展權的抗爭中,地方當局往往站在資本一邊,導致群體事件、生產安全事故、環境污染層出不窮,工人、農民這些憲法地位上的主人翁,淪落為弱勢群體。  執政黨的社會理想是消滅分工,消滅差別,現代化進程卻要求擴大分工,擴大差別,這就使執政理論逐漸形成了悖論,無法自圓其說。在改革遭到普遍質疑的時刻,毛澤東的幽靈重新在中國上空遊蕩。他作為人民大救星的神話早已破滅,但在民間仍被視為一位氣場很大的神祇,可以鎮妖降魔。在革命與改良的循環賽場上,毛澤東作為革命平等理想的象徵,仍被不同的利益集團反覆搬用、各自詮釋。部分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了的群眾,開始懷念那個革命平均主義的年代,即便是平均分配貧困。一些原教旨學者則主張重回計劃經濟的鳥籠。無法走出毛的陰影  迄今為止,中國的政治體制無法完全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執政黨仍需獨自應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全部內外壓力。毛澤東的遺體繼續奉祀,毛澤東的遺產卻令人尷尬。除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歷史禁忌以外,權力不受監督的毛氏習性,更是動搖政權合法性的負資產。壟斷之下無和諧,如何維持一黨執政地位,避免腐敗帶來的亡黨危機,成為困擾執政黨領袖的噩夢。  五十七年來,歷史給了一黨執政體制兩次機會﹕中國人民用一半的時間體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用另一半時間感受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但無論革命或改革,其合法性都源自民主憲政的承諾。如果經濟體制改革不能使大多數人受益,政治體制改革仍無所突破,則整個改革將異化為一頭食人怪獸,歷史會走向新一輪迴圈,執政黨只能獨自承擔改革失敗的後果。  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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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人、生意人、企業家…… (潘耀明)

  月前,在訪問陳方安生女士時,陳太除了緬懷母親方召麔往事,以及闡述自己從政與治家的理念外,經常需要和傳媒「周旋」的她,更主動與筆者談論當下香港傳媒問題和新聞自由話題。談話內容由本刊特約記者馬靄媛整理出來,所涉及的話題都是讀者所關注的,茲放在「卷首語」,也許可以供讀者參考。  陳方安生(以下稱「陳」)﹕《明報月刊》的定位是什麼﹖  潘耀明(以下稱「潘」)﹕我接掌《明報月刊》時,曾問查良鏞先生關於《明報月刊》的定位。他說是給明報企業穿一件名牌西裝,建立一個品牌。意喻《明報月刊》是知識性刊物,給明報企業做文化的包裝。  陳﹕(說到傳媒)那麼你是否覺得現今香港很多傳媒有所謂自我審查﹖  潘﹕太遷就迎合便沒有意義,所以在香港辦報應有空間和自由。我們把持一個觀點,所有文章不管是否批評大陸——包括台灣或香港的,應實事求是。  陳﹕對呀,如實報道便可以。  潘﹕比如香港回歸時《明報月刊》也曾組織特輯,我們打電話給港督彭定康,請他寫一篇文章,又打電話給當年香港新華社的代言人張浚生,他們兩人都給本刊寫文章。當時中英爭論激烈,他們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的文章同時出現在一本雜誌內還是第一次。那一期寫文章的還有不同政黨背景的人,各抒己見,反映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已相當完整,不用我們做結論。  陳﹕讀者自然會自己下結論,不需要詮釋這些人怎樣講。  潘﹕讀者各有見解,我們不偏幫任何一面,發表意見後,讓讀者自己下判斷。  陳﹕為何今時今日香港大多數傳媒會這樣(自我審查)﹖是否因大多數傳媒已為大集團所擁有﹖  潘﹕也有關係。因為大集團和內地做生意,多多少少有利益瓜葛。事實上,我同意陳太的觀點,鄧小平推行「一國兩制」,是不想香港改變現狀的。「一國兩制」是做給台灣看的,但一些管治香港的人,在回歸後刻意和內地靠近了。香港傳媒走向兩個極端,一是自我約束,一是全面市場化,文人辦報已成過去。  陳﹕應怎樣做才能保障新聞自由﹖  潘﹕以前傳媒是社會公器,從事傳媒的人會考慮對大眾的影響,現在是考慮銷路和集團(或個人)利益,不是向市場屈服,便是向政治屈服。你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雖也偏幫一個政黨,但總編輯是具有獨立權力的。傳媒應監察政府,監察社會,反映民意,現在卻不是這樣,為了以上功利,不惜渲染新聞。  陳﹕你從事傳媒工作,覺得應如何改變這個對香港很不利的趨勢﹖  潘﹕剛才談話時提到壟斷,除非改變這個現象。香港不只傳媒,商業壟斷也很嚴重,失去自由競爭社會的意義。香港沒有多少人稱得上是真正的「企業家」,香港的商人是生意人。外國真正企業家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在美國經濟蕭條時,用一半財產來支持國家金融和教育事業,興建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等名牌學術重鎮。香港的生意人,就算只剩下五毛錢,也要設法把它弄到自己的口袋。  陳﹕香港很多生意人做善事也有目的,不是真正的教育家,沒有甘迺迪中心(Kennedy Center)、洛克菲勒中心。  潘﹕外國商人有廣闊的襟懷,香港產生不了企業家。  陳﹕香港社會根本是個小圈子,你看一些商人、有錢人,來來去去走在一堆。  潘﹕香港有錢人中,文化水平高的少,所以眼界不高。他們往往是站在同一高度——不能超越在商界得到的成就。外國的企業家則超越了商人的局限,眼界開闊,很多會回饋社會。洛克菲勒有句話,大意是賺到的錢不懂得去花,便臭氣薰天。即是說不斂財富,應把錢用於社會。他們便有這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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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 (高志森)

  作為一個藝術行政人員,每天需要回答員工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在藝術創作、市場推廣、節目宣傳等各個範疇的事宜,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台回答問題的機器。為了減輕困擾程度,最近我在辦公室門外貼上大字報一張,內容如下﹕  「有問題要找我解決嗎﹖請你先想清楚﹕一、問題在哪裏﹖二、問題的起因﹖三、你有問題的解決方法嗎﹖(最少兩個)四、你建議用哪個方法去解決﹖想好才找我,謝謝﹗」  告示貼出後,我就把大門關上。人間樂事,我想我可以鬆口氣了。  貼這張大字報,是希望員工在帶問題給別人之前,自己先思考解決方法,積極面對。現今很多青少年,每遇挫折,多表現畏縮,較少努力尋找解決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只要雙手一伸,身邊的父母、老師、社工,甚至家傭,都會出手相助,故此他們從不擔心,我倒擔心他們將來如何面對人生﹖在我身邊,卻有一位擅長於解決種種問題的杜國威,起碼作為編劇,他交稿準時,從不會讓工作人員擔心、困擾、苦惱,這已經是台前幕後的天大之福﹗  大字報貼出後,頭三天大家感覺新鮮,也能有一陣子做到要求﹕想過才敲門。其後很快便遺忘,又再不假思索推門就問,我不發一言,先指指門上的告示,再示意把門關上﹔三個月後,慢慢的漸見成效,大家開始有解決問題的習慣了。  我得堅持,不讓自己墮入陷阱,否則身心永無寧日,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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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過熱,領導人憂心忡忡…… (曹景行)

  北京當局這一輪的經濟宏觀調控已近三個年頭,誰也沒有料到,今年上半年的GDP竟然會增長百分之十點九,比調控開始時還高。最近有預測機構更認為,第三季度GDP增長率應在百分之十一以上。這再次證明當前中國經濟的獨特性,既不能套用其他經濟體的模式,也不能用過去的經驗。中南海的決策者比改革開放初期還要「摸着石頭過河」,步步小心。不久前中央銀行竟然接連兩次調高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而且兩次調整的時間相隔僅僅三十多天,世所罕見,可見決策之艱難和謹慎。  現在誰都知道,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是錢太多了。銀行體系內存款多得貸不出去,存貸差已達萬億元﹔銀行體系外的游資也多,到處尋找出路。錢太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仍然出口多,順差高,加上外資(投資和投機)繼續湧入,當局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序地小步上調),只能不斷放出人民幣去收購外匯,每個月都在一百多億美元,造成所謂的「流動性過剩」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別的國家一般會調高利率和匯率,中國卻很難。如果調高存款利率,銀行體系就會進一步「水浸」﹔如果同時調高貸款利率,或者像今年四月那樣只調高貸款利率,銀行對外貸款的利益衝動就會更加強烈。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雖然已是大勢所趨,卻又快不得﹔當局最擔心的是一旦人民幣升值過猛,大批出口企業難以承受,可能造成經濟動盪,特別是失業問題惡化。  錢太多,加上各種投資衝動,就使中國經濟一面宏觀調控,一面繼續高速增長。前兩年北京的冷卻政策,對某些行業起了作用,但地方政府仍然追求增長速度。特別是過去十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發揮效用,中部和西部地區開始「發力」,加上沿海加工工業加快向中西部省份轉移,資金又那麼充足,那裏的經濟怎麼「冷」得下來﹖  有趣的是,任何別的國家經濟如果有中國這樣高增長、低通脹的表現,當政者一定喜出望外,但中國的領導人反倒憂心忡忡。最近,就連國家主席胡錦濤都跑到第一線,就經濟過熱頻頻發出警告,可見他們對此問題看得相當嚴峻。不過,中央政府手中也沒有多少政策工具可用,只能求助於不斷的行政干預,迫使地方「諸侯」聽命,特別在房地產方面。  筆者先前就說過,中國的房地產熱,根子在地方政府亂批地、銀行亂借錢。現在中央用鐵腕來約束各地的房地產業,地方賣地收入和房地產稅收難免大減,卻又要拿出更多資金和土地來為中下層民眾建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一旦對地方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有關政策就可能無疾而終。  今天的中國經濟沒有人講得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即如當前近百分之十一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近百分之三十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人就認為並不過熱,而是正常狀態。粗略來看,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將仍然是一邊調控,一邊繼續高速增長。這樣下去,對中國(包括香港)、對世界經濟究竟是好是壞,只有上帝知道了。說不定,一條「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就這樣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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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舊書 (陳子善)

  屈指算來,與舊書打交道少說已有三十個年頭了。所謂「舊書」,按內地通行的說法,主要指民國時期的出版物。清末民初以前的書籍另有專門的稱謂,即「古籍」或「線裝書」,一般不再歸入「舊書」之列,雖然它們是更舊的「舊書」。但民國時期的線裝詩文集包括少數新文學的線裝本,寬泛的講,也應看作「舊書」。在內地圖書館裏,「舊書」又有一個俗稱﹕「舊平裝」,以與「線裝書」相區分。這樣分類,似乎有點混亂,但在藏書界卻早已是約定俗成。隨着時間的推移,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時期的出版物,包括港台出版在內,都已成了「舊書」了。  如果說最初對舊書產生興趣純粹出於好奇,因為從小閱讀的文字是簡體字橫排,而舊書絕大部分是繁體字豎排,展示的是另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在大學從教,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後,對舊書的關注,就主要出於研究的需要了。初版本、再版本、創刊號、終刊號、毛邊本、土紙本……,舊書舊刊這麼多名堂,非親眼目睹、非親手調查驗證不可。否則,發掘作家的佚文遺事,糾正文學史記載的錯漏傳訛,就根本無從談起。那時的內地圖書館清規戒律太多,查閱太不方便(現在雖大有改進,仍不如人意),還是跑舊書肆、逛舊書攤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往往更能從中得到意外的驚喜,於是淘舊書就成了我工作之餘的第一愛好了。  從上海的福州路到北京的琉璃廠和隆福寺﹔從香港中環的神州舊書公司到台北的新光華商場﹔從東京的神保町到倫敦的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我淘舊書從國內一直淘到港台和海外,浸淫其中、陶醉其中,甚至還有天濛濛亮就起身趕到北京潘家園舊書集市「挑燈夜戰」的壯舉。淘到一本絕版書的歡欣,漏失一本簽名本的沮喪,其間的變幻莫測,其間的大喜大悲,非身臨其境者恐實難體會。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領悟,原來淘舊書也像抽烟喝酒打麻將一樣,是要上癮的,我已成了不折不扣的淘舊書的「癮君子」了。  淘舊書的關鍵在於「淘」,徜徉書市冷攤,東翻西翻,東找西找,人棄我取,人厭我愛,於無意中「淘」出稀見而自己又頗為中意的書,應了辛稼軒詞中所說的「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才是「淘」舊書的最大樂趣和最高境界。巴金《憶》簽名本、沈從文《邊城》初版簽名本、宋春舫僅印五十本的自印劇本《原來是夢》、顧一樵劇本《岳飛》簽名本、南星題贈辛笛的詩集《甘雨胡同六號》、張愛玲譯《愛默森選集》初版本、曹聚仁《蔣畋六十年》簽名本等等,都是在偶然中「撞見」而毫不猶豫購下的,當時的喜悅,就彷彿前輩作家隱秘的心靈世界被我觸摸到,被遮蔽的文學史的一頁就在我手中「定格」﹗  當然,現在舊書已進入拍賣領域,大陸網上網下的舊書拍賣都十分紅火,舊書價格飈升,有的簡直令人匪夷所思,淘舊書「驚艷」撿漏的機會是愈來愈少了,思之不免有點惘然。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改初衷,仍在尋尋覓覓,四處「獵艷」,淘舊書的「癮君子」,改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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