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智商高,中國必崛起﹖ --西方民間流傳的一種看法 (魏城) 

  自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長率持續了十多年,在那些即使年頭不錯之時增長率也很難超過百分之五的西方,自然引起一陣陣驚歎聲,各種詮釋、分析、猜度的學說或理論也應運而生,以至於形成了某種專注於解讀中國經濟「奇迹」的「新漢學」。西方主流看「中國崛起」  西方主流輿論對中國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崛起」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持哪種觀點,他們基本上都是從經濟角度立論。例如,英國《泰晤士報》前總編李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認為,中國一定會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不可阻擋﹔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也從經濟上看好中國崛起,他認為,在過去一百年間,世界最強盛的幾個大經濟體一向就是那幾個國家﹕美國一直是老大,日本的排名有所上升,英國的排名有所下降,而俄羅斯從來都不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的崛起將改變這一格局,那將是全球經濟實力對比的革命性巨變,可以與美國在一八六○年至一九一○年之間的崛起相提並論。」  對中國崛起論持異議的西方人也着眼於經濟,例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最近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一個國家,兩個經濟體﹖」(Do not get impaled on the spikes of China’s Success)的文章。他認為,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只是源自一小部分地區,中國事實上有兩個經濟體﹕創新的、迅速增長的國際都市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廣大農村內陸地區,逾七億半人口在前工業時代條件下艱辛勞作,這種不均衡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  近些年來,海內外華文媒體對西方主流輿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正反解讀已有很多介紹,筆者這裏則想介紹西方主流輿論之外的一種觀點﹕從智商角度看中國崛起。國民智商影響國家強弱﹖  最近,中國媒體都報道了一條新聞,標題是「專訪英國學者﹕中國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其實,中國媒體的報道有兩點沒有說明﹕一、這位名叫林恩(Richard Lynn)的英國學者並沒有單說「中國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而是說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最聰明,並認為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經濟增長率與其國民的智商相關﹔二、這位七十六歲的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名譽教授其實是一位「邊緣」學者,被西方主流學術界所排斥,原因是他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結論與西方主流輿論的「政治正確」不合拍——他專門研究種族之間的智商差異,並認為白人比黑人的智商高,這種觀點頗有「種族主義」之嫌。  但介紹林恩的觀點也有一定意義﹕雖然西方主流輿論不待見他,但他在西方社會各界卻有很多同情者,網上還有專門的網站評點他的研究成果﹔他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上至政要富商、下至販夫走卒,西方有許多人私底下都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他的觀點——決定國家貧富強弱的主要原因是國民的智商。歐美如今富強,是因為歐美白人聰明﹔日本人智商高,所以日本富了,中國人也很聰明,所以中國早晚都要崛起——這種觀點粗俗、簡單,並不完全正確,但正因為其邏輯簡潔、通俗,所以容易被大眾接受。  最近,筆者因為工作的緣故,在電話採訪過林恩,還大量閱讀過他的文章,所以自認為有資格簡略介紹一下他的研究結論和觀點。計劃經濟阻礙崛起  在新著《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中,林恩列出了世界各大種族的「智商排行榜」﹕其中東亞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為一百零五,隨後是歐洲人(九十九)、北美洲的愛斯基摩人(九十一)、新西蘭毛利人(九十)、東南亞人(八十七)、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八十六)、太平洋諸島土著居民(八十五)、南亞及北非人(八十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黑人(六十七)、澳大利亞原住民(六十二)。而智商最低的種族是西南非洲的布須曼人,平均智商只有五十四。  林恩認為,有三個因素決定世界各國的貧富和經濟增長率的快慢(根據重要性大小排列)﹕國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實行市場經濟,是否擁有有價值的自然資源。他還對華人的智商做過專門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大陸的人均GDP目前仍然較低,與中國人的智商水平不相稱,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的嚴重阻礙,而同為華人地區的香港、台灣、新加坡因為實行市場經濟,所以有驕人的經濟表現。考慮到中國已經實行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而且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驚人,所以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市場經濟解放中國人智慧  林恩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說﹕「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與中國人的高智商幾乎完全相關。一旦中國開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經濟便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這是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過去被僵化的經濟制度束縛住了,市場經濟解放了中國人的智慧、能量和創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眾智商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儘管一直實行市場經濟,但經濟增長卻很緩慢,甚至完全沒有經濟增長。」  但這種把種族智商看作是決定國家貧富的最重要因素的觀點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無法解釋為什麼最早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是歐洲人,而不是更為聰明的中國人﹔也難以說清為什麼「絕頂聰明」的中國人近代以來在發明、創造方面遠遠地落在西方人之後。傳統文化扼殺創意  採訪過程中,在我的質疑和挑戰之下,林恩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似乎不鼓勵創新,甚至扼殺新思想、新創意,中國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輸已有的知識和培養循規蹈矩的聽話者,而非標新立異的創新者。另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歐洲小國林立,互相競爭,雖然基督教歷史上也扼殺新思維,但新思想、新創意總能在互相競爭的國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換句話說,林恩無意之中已經擴充了他的「國富論」導因清單,承認了文化、制度、政治等因素對經濟的影響。  儘管林恩的研究有着致命的缺陷,但從他發表的文章和專著來看,他基本上還是從學術框架內談論問題的,儘管他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善,但他引用的論據(如各國、各民族的智商數據)卻不是憑空捏造的,都有大量的調查和測試作支撐。  你可以不喜歡林恩的研究結論,但你質疑他的研究動機,指責他是「種族主義者」,卻未免有失公允了。

更多

一百年夢醒後…… (潘耀明)

  在處理本期專題時,不知什麼原因,我忽然想起愛德華.貝勒梅(Edward Bellamy)的《自二○○○年回顧一八八七年》(Looking Backward : 2000-1887,下稱《回顧》)。貝勒梅以《回顧》一書成名,時為一八八八年,正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工業社會發展蓬勃的階段。  貝勒梅對美國工業社會帶來的弊病深痛惡絕,他在小說裡設計一個一百二十年後即二十世紀的烏托邦村的完善社會。小說中的兩個主角,一個是波士頓貴族社會代表魏司特,一個是李地博士。魏司特是屬於十九世紀的人,李地則是把魏司特帶到二○○○年的嚮導。在貝勒梅的筆下,美國十九世紀末工業社會像一輛馬車——「黑壓壓的人群被套上了韁繩,吃力地在一條山坡眾多、滿地泥沙的道路上拖著前行。」在這輛車子頂上,坐著有閒階級。那些有限的、高高在上的位置,雖然許多人爭著要坐,但也頗有高處不勝寒之慨﹕「失掉了座位當然是一件極不幸的事,因此為了自己或朋友的座位而擔憂使位居高位者的快樂經常地蒙上一層暗影。但是難道他們只為自己著想麼﹖」魏司特自己如此答覆﹕「喔,有的,同情和憐憫之詞是常常掛在坐在車上的人的嘴邊的,尤其是當車子遇到壞路或陡坡的時候。這時,坐車者就以鼓勵的言詞向拖車的人們喊話,要他們忍耐,要他們抱著在來世有好命的希望,也有人自動為那些跛子和受傷的人買藥膏。」  小說有一段文字是很有反諷意義的,表面似乎合理的現象,其實是說明工業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的不通人性的缺點。魏司特表示,大抵車上的乘客一致認為「他們和捆著繩子的兄弟姊妹們是不同的,他們的素質較佳,屬於較高一等的人種,有權期望別人為他們忙。這一種錯覺的影響顯然使對於人類受苦的感覺變成一種遙遠的哲學理論的同情心。」魏司特下了這麼一個諷刺的結論。  上世紀的有識之士,對工業社會的冷酷無情和帶來社會分化、不平等、貧富懸殊的現象很不滿,包括魏司特之輩,都冀望能改變這一不合理現象。相反地,李地博士向魏司特展示人類未來的烏托邦社會光明的前景,即進入二○○○年的人類社會﹕「最後,在世界歷史很遲的時候,大家看透了一件事實,就是說,沒有任何事業比有關民生問題的工業和商業更是基本上的公共事業﹔把基本上最是公共事業的工商業付託給私人去辦,去為這些私人謀利,真是荒唐,其荒唐的性質就像(雖然荒唐的程度遠大於)把政府的功能交給帝王和諸侯而只以這些人的個人光榮為目的去施政。」  最匪夷所思的是這麼重大的一項社會改革和變動,居然在沒有造成太多流血、沒有激烈手段的騷動下發生的,這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識﹕資本集中是歷史進化朝向公正的工業系統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時期,獨佔事業時代將結束,從而形成大眾掌握的國家信託機構。李地博士說﹕「這就是說,結果美國的人民開始掌管他們自己的工商業,正像一百年前他們開始掌管自己的政府一樣﹔現在為了工業的目的組織起來,其根據和以前為了政治的目的組織起來完全相同。」  貝勒梅宣揚的其實是國家主義。這本小說曾一紙風行,因為那個年代的人都在嚮往二○○○年人類社會的到來。這本小說給那個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一個夢想,而且是甜蜜的夢。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把身處的社會與貝勒梅的小說作一比較,相信心情與魏司特一樣,同樣是沉重和不平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人也懷著一個烏托邦社會的夢──社會主義燦爛的明天,結果招來一場大劫難。中國老百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後,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卻發現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先進的,甚至要求像西方工業社會起步時一樣,要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優先坐上馬車,這才是國民唯一的出路。這是貝勒梅小說《回顧》誕生迄今一百多年後、中國人「烏托邦夢」破滅後的又一次反省,經過實踐證明,唯其如此,中國才能崛起。這與貝勒梅小說的結局大異其趣,如果貝勒梅地下有知,相信準會啼笑皆非。我想,如果有人從文學角度去抒寫此一現象,肯定會成為一部巨著。  注﹕引文參看柯恩(Hennig Cohen)編,朱立民等譯﹕《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台灣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一年。

更多

「典型」VS「音容」

  閱讀四月號,《明月》四十之慶,真是盛況。刊慶特輯之外,尚多佳作,《明月》清輝永照四海也。惟頁一三一《余光中VS杜正勝》短文有瑕疵。去年杜正勝之文言文教學政策引起反彈在先,今年初短文所說的杜之輓聯出錯在後。非如短文所說之先後次序。此外,杜致送沈謙教授之輓聯上書「典型苑在」,而非「音容苑在」。  台灣 梁田  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編按﹕感謝梁田先生指疵)

更多

人生小語 (陳永華) 

  都市人生活忙碌,爭分奪秒,只問:「如何可以做到?」從不問:「因何要做?驀然回首,有否浪費光陰?」竹林七賢之一阮籍《詠懷詩》的第十五首說:「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崗,萬代共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淡薄名利的人看了之後或可歸隱田園以觀潮退日落,積極的人則不妨以有限的生命,盡量發揮光熱,去照亮他人,也算不枉此生。獨善其身雖然無可厚非,然而兼善天下,造益人群而不計名利,又有何不可?

更多

優良管治勝過宏偉政府總部 (梁家傑)

  政府要恢復展開添馬艦新政府總部的工程,對於民間和立法會議員的種種質疑和憂慮卻不作合理的回應。曾蔭權去年十月發表《施政報告》,提出恢復展開擱置多年的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工程(下稱工程),並為此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開設一個專責統籌及推展工程的政務官職位。儘管特首屢次力陳工程事在必行,更要求反對工程者不要再作「過態」的批評,但政府硬推工程的言行,仍然掩蓋不了大量尚待解釋的疑團。  政府的一個既可疑又言過其實的說法,是指工程早在三年前已得到立法會贊成通過,議員們不應又反過來阻礙工程。事實上,議員們先後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工程建議,但只有在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後,工程才可以被視為得到立法會的通過。政府正是在工程提交財務委員會前,在二○○三年自行撤回了建議。按照憲制秩序,立法會從未批准過工程。  政府交給立法會以求支持申請開設新職位的文件,清楚說明司其職者要處理包括為工程進行招標的工作。邏輯上,政府必須先說服立法會支持工程,然後才尋求撥款開設新職位。不過,當議員欲取得有關數據和資料作為論斷是否支持工程的基礎時,政府的反應卻十分消極,稱開設新職位後議員自會得到答案。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不少專業和民間團體也十分關注工程對中環一帶空氣素質、交通流量、城市規劃,海傍的通道與位於下亞厘畢道的現政府總部及花園道的美利大廈一帶(下稱政府山)的環境保育所產生的潛在威脅,並於出席立法會的聽證會上表達了憂慮。  在現時滿布摩天高樓的中區至金鐘海傍,添馬艦的空地就是讓清新空氣進出的僅餘缺口。有專家稱,若在這位置再增建數幢百多米高的建築,就會堵死缺口,加上區內其他商業樓宇,就形同兩座大山一般,甚至會造成「峽谷效應」,使大廈間的馬路廢氣難以飄走,加劇區內的空氣污染。面對這樣的質疑,政府未拿出研究數據作具體回應,一副數夠了票別人拿它沒法子的模樣。  政府力言現時位於政府山的建築物已經不敷應用,因此急需新總部,卻連預計有多少單位、多少員工會遷入新總部,至今也不能清楚交代。一旦政府總部搬遷,位於下亞厘畢道及花園道的現有政府辦公大樓用地無論作何用途,均可能進一步影響整個中區甚至灣仔一帶的景觀、交通及環境素質,政府竟然認為現時處理兩塊土地的規劃問題,是「言之尚早」。  也許香港的確需要一座新政府總部。如果政府願意交出具體的數據資料,理順各方疑慮,肯定有助於消除公眾及議員們的擔憂,並可能凝聚社會一致支持工程的共識。  可惜,政府偏偏不講道理,不交具體數據分析,不回應公眾有板有眼的質疑,不展開立足於理據、科學和客觀的討論﹔只與親政府政黨作不公開的交易以求票數支持,這種態度絕不符合今時今日市民對於優良管治的要求。把這個重要的工程弄錯了,對香港的影響更是深遠。倘若政府不能改變作風,即使坐擁宏偉的總部,也無助於確立長久的管治威信。

更多

從武漢櫻花到東京靖國神社 (羅孚)

  三四年前,總算得償宿願,到日本去賞了一次櫻花,看到了如海如雪的一年好景,儘管在回憶中印象已經模糊,總算領略到了那種花如海、人如潮的太平景象。「櫻花如海玉淵潭」,四月初的報上出現了這樣的新聞標題,頓然使我記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時我還在北京,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白石橋路附近的雙榆樹,春天來臨的櫻花時節,曾特意去玉淵潭賞了一次櫻花。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早年讀蘇曼殊的詩,對櫻花有了印象,卻一直沒有見過櫻花,現在機會來了,聽說在北京玉淵潭也有櫻花開放,就免不了要去欣賞了。  玉淵潭的櫻花有好幾十株,種在潭邊的一隅,不算盛開,沒有盛況,但總是慰情,聊勝於無,見識過櫻花了。現在看報思花,對這繁植如海的花光禁不住十分神往。  三四年前,總算得償宿願,到日本去賞了一次櫻花,看到了如海如雪的一年好景,儘管在回憶中印象已經模糊,總算領略到了那種花如海、人如潮的太平景象。  但據說,在中華大地上,卻有一處櫻花勝景引起爭論,說那令人想起戰爭,想起國恥,那就是武漢東湖的櫻花。那些櫻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從日本移植過去,以慰侵華日軍的鄉思的。一九三九年初移植時不過幾十株,現在已經繁植成一千多株的盛況了。櫻花移植的當年,這些花木意味着被外人佔領,不免有國恥的味道,但經過日軍的戰敗投降,那已經成為我們戰勝的象徵,是我們的戰利品,有勝利的光彩了。  據說,在賞花時節,有些年輕人在散發「勿忘國恥」的傳單。  勿忘,這是必要的。  我們卻從另外的事情上,看到了日本有些人有意地遺忘,那是東京的靖國神社。那裏供奉着日本許多戰死者的靈位,其中包括了二次大戰中十幾名甲級戰犯。二次大戰是日本在國際間的犯罪行為,不但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是犯罪行為,對太平洋各國包括對美國珍珠港的侵犯襲擊,都是不容否認的犯罪行為。把戰爭罪犯當為神祇去崇拜,也就是對這場戰爭的肯定,也就是對有關各國奮起反對這些罪行的否定,該否定的不否定,不該否定的卻被否定了,豈有此理﹖豈能容忍﹗  日本官方有人把來自國外的反對聲音說成是干涉內政,豈有此理﹗你發動侵略別人的戰爭,這是你的什麼內政﹖你犯人就可以,人家指出這是不能容忍的罪行就不行,實在是豈有此理之上更加的豈有此理了。  日本結束這場侵略戰爭才不過六十年,向美國無條件投降才不過半個世紀多一點,就想用這樣參拜靖國神社的辦法來參拜戰犯,偷天換日,改寫歷史,賴掉血債。  櫻花是美麗的,日本的風光是動人的,但日本有些人卻實在是醜惡﹗惡言惡語,惡形惡狀,卻反過來說人家無禮。  不過,他們還不能無理而無禮到公然否定對戰爭罪犯的判決,不能把那些犯了侵略罪行的甲級戰犯說成是衛國英雄,堅持對他們一定要頂禮膜拜。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