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進入春秋戰國時代 (江素惠)

  台灣立法院泛藍陣營發動罷免總統案,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的創舉。由於憲法規定的高門檻,罷免案需有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員同意才能過關,是以最後以失敗告終。然罷免案讓台灣百姓知曉民主機制的運作,讓全民上了一節憲政課。當然,由於對憲法制訂下的政策缺失仍然有無力感,為了追求權責相符,台灣人民開始要求總統要對全民負責,受全民監督,不至於縱容權限無限大的總統操弄權術,貪污腐敗。所以,今後對總統權限的制衡,在修憲上也成了不可避免的議題。台灣也在這民主機制的淬煉下,逐漸邁向民主的康莊大道。泛藍泛綠內部起變化  罷免案未能過關後,藍綠陣營內都起了極大的變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力倡罷免案不過關立即推動倒閣,且不排除再走上街頭,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聽取黨內高層之探討及俯視民意後,認為大家都期待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不想陷入動盪,因之走回中道、溫和、理性的路線。泛藍內部路線的不同,讓馬宋分道揚鑣,國民黨要走自己的路,不願像罷免案般被親民黨拖著走,結果讓宋楚瑜獲得政治舞台,馬英九卻賠上了清譽,民調也跌至歷史的新低點——五成左右。一場擾攘的罷免案沒有拉下陳水扁,卻讓國民黨元氣大傷。  在綠營這邊,也讓李登輝與陳水扁分道揚鑣,李登輝自稱為「台灣之父」,對他培養的「台灣之子」陳水扁的貪腐弊案大為不滿,也希望阿扁「知所進退」,並想扶持呂秀蓮接班,並由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重組內閣。在立法院罷免案投票之日,李登輝的台聯與民進黨步伐不同﹕台聯進場投下了棄權票,乃明示有別於民進黨,不與民進黨同進退,不願為民進黨背書,並提出「清廉、本土執政」的口號。李登輝棄扁取馬﹖  李登輝此舉乃是擔心明年的立委選舉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台聯將面臨泡沫化。為了搶深綠精神領袖之領導地位,成為深綠共主,李登輝不惜與陳水扁交惡。他摘掉「台灣之子」的帽子,將扁逐出本土政權之宗廟之後,李登輝就可獲得廟主之地位,並搶奪泛綠的政治板塊。他對陳水扁的貪腐表示不屑,強調本土政權不等於貪腐,又將本土政權與陳水扁區隔。  李登輝在談到貪腐與清廉之區別時,特別稱讚馬英九之清廉,並與馬英九身邊重臣見面,此番互動引起了宋楚瑜之不悅,警告李馬兩人別私下搞「曖昧」。政治就是迴盪在無情有情之間,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共同的利益。二○○○年政黨輪替時,馬英九規勸李登輝退下黨主席之職,李登輝恨之入骨,現為了拉下陳水扁,李又向馬招手,希望李馬同盟,可見台灣的政壇頗有肥皂劇之效應。新潮流系的威脅  最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內部的變化。自弊案以來,民進黨內打擊陳水扁最有力的就是新潮流系,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台獨理論派大師」之稱的立法委員林濁水。林濁水除要求陳水扁「知所進退」外,還點名要國安會秘書長,陳水扁的親信邱義仁下台,邱義仁乃新潮流系的創系大老,林濁水大義滅親,也表示了新潮流系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擇善固執。現新潮流系與民進黨中央的路線有所分歧,民進黨內發起了清除派系的呼聲。尤其是陳水扁嫡系正義連線的成員紛紛高分貝的出來指責,一時之間,民進黨內上演擁扁倒扁的劇情,整個黨呈現分崩離析之勢。  其實民進黨早於創黨前就派系林立,今日新潮流系與中央理念不合、步伐不一致其來有自。陳水扁每在有政治危機出現時就向深綠靠攏,令政策更加保守。他堅持兩岸政策應「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然偏重於「管理」,不是「開放」,令台灣經濟有進一步邊緣化的危機。而新潮流系主張兩岸的直航三通,加之其勢力的崛起威脅其他派系,兩岸政策的差異造成了黨內的矛盾。陳水扁為和緩黨內鬥爭,已向新潮流招手,企圖與新潮流檯面上的行政院長蘇貞昌綑綁為命運共同體,也起了初步效果。  陳水扁已失去執政正當性的效應,他的民調支持率不到三成,黨內鬩牆之戰成為後扁時代不可避免的現象﹗綠營接手倒扁  其實罷免案沒有過關,許多人都認為陳水扁已經除去了所有威脅,又可生龍活虎般展現活力。因此,有說法認為,罷免案提出表決時,就是陳水扁的過關日,其實事非如此。罷免案後,第一家庭仍然弊案纏身,過去和民進黨一起打拼的親綠學者及社運人士也連署出來指責陳水扁失去誠信道德,民進黨背離理想,呼籲扁自行下台,引起社會廣泛迴響,比藍軍的殺傷力大上許多倍,帶動綠營內部要求清理門戶的聲浪,使得戀棧權位的陳水扁又一次面臨政治危機。  罷免案後的民調顯示,不論南北,民進黨候選人都落後於國民黨,且差距甚大。民進黨在弊案連連下要扳回一城是不可能之任務,敗選後的反彈必反射到陳水扁身上,屆時陳水扁將面臨執政危機。  七月份的黨代表大會上撻伐聲不斷,九月份民進黨的二十周年黨慶紀念,民進黨內必有許多檢討之聲,最後必將最大責任落在陳水扁身上,民進黨內中青代的政黨認同度低,不排除他們的出走,會動搖民進黨執政的正當性。同時陳水扁的心腹大患呂秀蓮在罷免案提出時,也表示弊案應交代清楚,並問到三個月後如果弊案交代不清是否她也應一起下台。屆時呂秀蓮若以副總統之尊,主動下台,或有所動作,陳水扁能無動於衷嗎﹖陳水扁對呂秀蓮的挑戰實是情何以堪,但呂秀蓮的逼宮他不能無以應對。政黨的互鬥與內鬥正精彩地上演,台灣進入了春秋戰國之局,政壇動盪,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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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共和國新解」 (潘耀明)

  香港七十年代的政論家徐東濱,曾當過《明報》主筆。他早年以王延芝的筆名,在《星島日報》寫「灌茶家言」專欄,以汪肆的文筆評議時局、月旦政壇人物,謔而不虐,蔚成一家之言。  香港六七十年代,寫政論而卓然成家的,首推《明報》的查良鏞、《晶報》的陳霞子,爾後,應是徐東濱了。香港中國筆會為徐東濱出版了兩部厚甸甸的《東濱文集》,早年承他老人家惠贈,一直放在案頭,偶然翻閱,仍然津津可誦。其中有一篇《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解》的文章,今天讀來,仍然很有現實意義。佳文共賞,茲摘錄如下﹕  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詞可以分為三段﹕「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代表我們的國家、民族、歷史、文化、領土、主權﹔其中包括了我們先人的血汗和智慧,也包括了我們今後無數代中國人的利益。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我的了解之中,「中華」相當於他所說的「社稷」。  「人民」,在我的了解之中,指現存的所有廣義的「中國人」。有些人為了特殊原因而在法理上放棄中國國籍,但在心理上仍自認為中國人,那麼也應該包括在內﹔另有些人被中共當作專政對象,不承認其為「人民」,這些受迫害者自然也應包括在內。這都是孟子所謂「民」。  「共」和「國」,是多年來在中國領土上統治人民的兩個執政黨﹔他們都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不過事實上在過去二十五年和今後若干年,他們是隔峽分治的「二君」。  在我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個排列次序是很合理的﹔換言之,「社稷為貴,民次之,君為輕」﹔或者說,統治者的利益不如被統治人民利益重要,而現存這一代人民的利益又不如整個國家民族古往今來的全體利益重要。  徐東濱已到天堂與毛澤東論戰了,他寫這篇文章時,台灣仍是國民黨執政,兩岸形成國共對壘的局面。徐東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和國」演繹為在「中華人民」新涵義的共識下,承認兩岸分治的現實,在這個基礎上,再以兩岸人民利益為重,國家的統一才有實現的機會。  海峽兩岸過去鬥爭幾十年,源於當權者都把「社稷」看得比人民重。徐東濱進一步引申道﹕  在理論上,「社稷重於人民」應該是不錯的﹔但是在實踐上這卻很容易出毛病。社稷,或者說國家民族,往往是很抽象的意義﹔而人民則往往被要求為它作出很具體的犧牲。犧牲的付出是否真正換得了社稷利益的保障,往往大有問題……作為統治者的「君」,很可能「挾社稷以令人民」,表面上要人民為社稷利益而犧牲,骨子裏卻是強迫他們為統治者服務。那麼,要怎樣才可以避免這種弊端呢﹖孟子未必不能體會到「社稷」之重於「民」,而他卻主度「民為貴,社稷次之」﹔是不是他針對前述的弊端,故意強調現存這一代人民的重要性,以防為君者「挾社稷以令人民」呢﹖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精神,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海峽兩岸的當政者,如果捐棄政見和成見,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則民心所向,「共和國」的統一局面是可以預期的。  眼下兩岸當官的大都貪污腐化,損民肥己,民心背向。台灣陳水扁的家人貪污枉法,民怨沸騰,陳水扁在巨大輿論壓力下,仍戀棧總統職位﹔大陸的貪官污吏多如牛毛,大可動搖統治根基,當權者雖三令五申肅貪,收效甚微,關鍵未能從上而下,揪出大老虎,杜清貪污後台,所謂「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尚書.泰誓下》),加上缺乏人民的監督,政治不清明,貪污腐化頑症難以痊癒。正如陳方安生指出﹕「在一個日益物質化注重地位及渴求金錢的社會中,領袖的重要工作是展示廉正、信念及堅強的性格。」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除了腹大能容、泱泱氣度之外,兼具清廉、信念及堅強的性格,和一心為人民利益服務,才會為人民所擁護,從而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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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 (周肇平)

  在香港,推動文化事業,猶如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Sisyphis)被諸神懲罰,把巨石推上山巔,立刻滾了下來,重複再推,永無了期。不過,正如一位作者指出﹕薛西弗斯所推動的,是宇宙的巨輪,以致諸神震驚。香港有心人所執着的文化事業,恰巧彰顯了社會的文明,是濁世中的一股清泉,物質社會的一盞精神明燈。其實,「天行健」原就是生命的秘密,宇宙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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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龍太郎的雙重政治人格 (邱震海)

  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於今年七月一日在東京病逝,這消息不但令人感到愕然,也讓人對以橋本龍太郎為首的日本「知華派」是否後繼有人感到擔憂。  橋本晚年致力改善中日關係,尤其是在今年三月底率領七個日中友好團體的領導人訪華並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給處於嚴重冰凍期的中日關係吹來一絲暖風,可說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為中日關係做出的最後貢獻。  橋本雖為日本「知華派」代表人物之一,但其身上卻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雙重政治人格﹔與此同時,這種雙重政治人格卻不影響他積極拓展和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  橋本龍太郎出生於一個日本官僚家庭,其父親橋本龍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在右翼首相岸信介的內閣中擔任文部大臣與厚生大臣。因此,橋本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一個右翼政治家的家庭中度過的。與此同時,他酷愛並精通劍術,在日本政界有「劍客政治家」之稱。眾所周知,劍術對於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及今天大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因此,橋本龍太郎早年政治傾向保守,從他長期擔任戰爭遺屬協會會長及後來擔任首相期間執意以官式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可見。橋本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執着,某種程度上並不亞於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即使在卸任首相後,橋本也先後多次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最後一次是在去年八月十四日。  但橋本對參拜靖國神社的熱衷,與他對中日關係的重視,是其政治性格和策略取向上的兩個看似矛盾的側面。在某程度上,橋本的政治策略取向蓋過了其政治性格,由此使他成為日本「知華派」的代表人物。這一點與小泉既參拜靖國神社,又嚴重忽視中日關係形成反差。但不管如何,橋本龍太郎政治人格的雙重性及其根源和走向,值得關心未來中日關係的人好好研究。  當然,橋本龍太郎晚年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比較嚴格地區分官式和私人身份,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與七名日本前首相共同表態,反對小泉純一郎在任期間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方面反映了橋本的個性,另一方面則折射了日本社會近年的某種思潮——對小泉執意衝撞亞洲關係,繼而對日本國家利益造成損害表示擔憂和不滿。  從這個角度看,橋本龍太郎今年三月底率團訪問中國,提出「中日以和為貴」的思想,是其在政治生涯中留下的一份「思想遺產」。這份「思想遺產」未來能否在日本社會發揚光大固然有待觀察,這一思潮的產生,則可被視作一種比較健康的社會土壤的存在。  橋本雖然思想右傾,但卻與中國領導人有着私人友誼。而這「私人友誼」往往成為其在可能損害中日關係的右翼道路上的緩衝。  事實上,從小泉純一郎開始,日本政壇新一代領導人的性格和行為邏輯都有別於老一輩的日本政治人物。研究橋本龍太郎政治人格的雙重性及其演變,以及老一輩日本政治人物的行為方式,無論對解讀今天日本社會還是對中日未來的互動,都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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